宋代的河洛之学大体有两说：一为陈抟、刘牧等人的“河九洛十说”，此即以四十五数图为河图，以五十五数天地生成之数图为洛书。这一派的主张为北宋信奉图书学的诸儒所恪守。其二则为朱熹、蔡元定的“河十洛九说”，此说将陈抟、刘牧的河图、洛书两易其名，将其所谓的河图名之为洛书，洛书则称之为河图。此说自朱、蔡提出之后，入元、明、清，为后世的大多数易学家所接受，几成为河洛学之定说。然而，到了元代，道教易学家雷思齐却不墨守成说，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河洛学说。此说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两点：一为河图四十实数之说。二为洛书不得为图之说。雷氏并依据其河洛新说，对河图数理做了深入的探索，对陈抟、刘牧，朱熹、蔡元定的河洛主张提出批评，从而为河洛之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雷思齐，字齐贤，江西临川人。宋元之交著名的易学家。宋亡之后，脱儒服，称黄冠师，独居空山之中，学者称为空山先生，与当时名儒吴澄、袁桷、曾子良等均相友善。著有《易图通变》、《易筮通变》、《老子本义》、《庄子旨义》等书，对易老之学均有独特的研究。

一、宋代的河洛九、十之争

易学发展至宋代，盛行一种新的解易倾向，即以图象的形式来阐述《周易》所蕴含的各种理则，这就是宋代的图书之学。图书之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图象结合数的变化来对易理作各种发挥。其中包括阐述八卦、六十四卦方位的各种排列，及天地之数、大衍之数、河洛之数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在这其中河图、洛书是宋代解易运用较多的两种基本图式。

（一）河洛渊源

河图、洛书的思想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代，河图、洛书通常是作为天人感通的吉祥象征而出现的。有关河图、洛书的记载在我国古典文献中并不少见。就儒家十三经而言，《尚书·顾命》有云：“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论语·子罕》载有孔子：“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的感叹。《周易·系辞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礼记·礼运》亦云：“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实，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在先秦文献中，除儒家经典有此类记载外，在其它学派的文献中也有一些记载，如《管子·小匡》、《墨子·非攻下》等篇均有论述。

综合上述的各种载述，我们可以对河图有一个大致的理解：所谓的河图乃是一种图式，这种图式或是附载于他物之上（如马图、龟图），或是一种单纯的器物。这种东西在古人眼中是祥瑞的象征。至于洛书虽与河图并提，但其形象却显得很模糊。

汉人对图、书有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刘安、扬雄、刘歆、班固、郑玄都分别对河图、洛书有所言说。《淮南子·俶真训》云：“洛出丹书，河出绿图。”扬雄《核灵赋》云：“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出龟书。”《汉书·五行志》收刘歆之语亦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成列，九畴由叙。”郑玄《周易注》引《春秋纬》亦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龟成洛书；《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

以上各家中刘歆、班固均以为河图乃八卦的原型，洛书则为《尚书·洪范》，具体来说即《洪范》中的九畴。此即《洪范》中的：“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一段文字。《伪孔传》亦赞同此说，其云：“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之所以次叙。”（孔安国《尚书传》）汉人对河图、洛书的这种看法，被后人继承下来了，如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即以河图为伏羲画卦之所本，洛书则是九畴所出之源。其云：“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神明，《易》象惟先，庖犠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河图孚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左思《魏都赋》亦有：“河洛开奥，符命用出；翩翩黄鸟，衔书来讯。人谋所尊，鬼谋所秩。”至唐代，孔颖达也认为河图为八卦之所本。他在为《尚书》所作的疏中认为：“河图、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当孔之时，必有书为此说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书之，八卦是也。刘歆亦如孔说，是必有书明矣！”其论洛书亦赞成孔安国、刘歆的说法，以为洛书即九畴。但对于到底是九畴的全部，还是一部分，则犹豫不定：“初一以下至六极，传言此禹所第序，不知洛书本有几字？《五行志》悉载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计天言简要，必无次第之数，故孔以第是禹之所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农事等二十八字，大刘及顾氏以为龟背先有，总三十八字。小刘以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龟文惟有二十字。并无明据，未知孰是？故两存焉。”此文中提及的顾氏即顾彪，大刘即刘焯，小刘即刘炫，均为隋代易学家。由此可见，隋时易学家亦承汉说，将《洛书》与九畴联在一起。

从以上我们综列的自汉至唐诸家对河图、洛书的论述来看，诸家均认为河图与八卦，洛书与九畴之间存在着本源与衍生的关系。然而对如何从河图中推演出八卦，洛书中推演出九畴则未加说明。也就是说，诸家均未说清楚河图、洛书与八卦、九畴的内在关联。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开启了后世对《易》图书之学的长达近九百年的诘难与怀疑。此种诘难由北宋欧阳修道发其端，延及南宋、元、明、清，每代均有传人。

（二）．陈抟、刘牧的“河九洛十说”

那么河图、洛书与八卦、九畴在学理上究竟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抑或是像有些易学家所认为的仅仅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是一种徒具文的空洞形式。对于这一问题，宋代兴起的图书之学做了专门的探讨。宋代的图书之学虽然远有端绪，但是详细地探讨河图、洛书与《易经》八卦及《洪范》九畴的学理渊源，则不能不说是宋人的创造。

宋代著名道教易学家陈传首次将河图、洛书的具体图式图画出来，并冠之以河图、洛书之名称。这就是以四十五数图（亦称九宫图）为河图，由于此图乃由一至九数组成，因此又称为九数图即图九。另外，陈传又将天地生成之数图即五十五数图名之为洛书，又称十数图或图十。陈传的这一思想后为北宋知名易学家刘牧所接受，于是图九洛十说在北宋便成为一种流行的见解。

陈抟、刘牧的河图、洛书数目排列图式与前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继承关系。我们先来讨论陈抟、刘牧河图图式的思想渊源。

首先河图与《礼记》中的《月令》、《明堂》等篇所阐述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礼记·月令》云：“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郑注：太寝东堂北偏也。）仲春，居青阳太庙（东堂当太室。）季春，居青阳右个。（东堂南偏。）孟夏，居明堂左个。（太寝南堂东偏。）仲夏，居明堂太室，（南堂当太室。）季夏，居明堂右个。（南堂西边。）中央土，居太庙太室。（中央之室也。……）孟秋，居总章左个。（太寝西堂南偏。）仲秋，居总章太庙。（西堂当太室。）季秋，居总章右个。（西堂北偏。）孟冬，居玄堂左个。（太寝北堂西偏。）仲冬，居玄堂太庙。（北堂当太室。）季冬，居玄堂右个。（北堂东偏。）”此即将明堂如井田之形式划分为九室，按东、南、西、北、中分排，东南西北四方三分，中央不分。东面的中央为青阳太庙，东面的南方为青阳右个，东面的北方为青阳左个。南面的中央则是明堂太庙，南面的东方即东面的南方，为明堂左个，南面的西方亦即西面的南方，为明堂右个。西面的中央为总章太庙，西面的北方即南面的西方，为总章左个，西面的北方即北面的西方，为总章右个。北面的中央为玄堂太庙，北面的东方即东面的北方，为玄堂右个，北面的中央为玄堂太庙，北面的东方即东面的北方，为玄堂右个，北面的西方即西面的北方，为玄堂左个。四方的中央则为太庙太室。

此明堂九室之制自孟春的青阳左个至季冬的玄堂右个，虽有十三号，实际上不过是九室，其中青阳左个也就是玄堂右个，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但它们的开门方位则完全不同。这种排列的格局与陈抟的河图可以沟通。但《月令》没有指明九室的数字分配，而《大戴礼记·明堂》篇则将这一点也挑明了。其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这种对各室的数字分布与陈抟的河图数字布局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清代的许多学者都指出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如清代学者胡渭在《易图明辨》卷二中即明言：“陈抟之河图造端于《礼记》的《明堂》、《月令》。”

其次《黄帝内经·灵枢》的《九宫八风》篇所述太一自冬至之日起轮流位居九宫的格局亦与河图图式不谋而合。其文云：“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仓门四十六日，明日居阴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宫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仓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复居叶蛰之宫，曰冬至矣。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蛰之宫，数所在日，从一处至九日，复返于一。常如是无已，终而复始。”隋代的杨上善根据此太一下居九宫的思想绘制了一幅九宫八风图，此图与陈抟河图的数字方位排列完全相同。

再次，《易纬·乾凿度》及子华子所述的阴阳变合的数字格局也与河图可以互证。《易·乾凿度》曰：“阳起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阳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五音六律七变，始由此作焉。”这段文字中论述的阳进阴退，阳数变七之九，阴数变八之六，九宫之数，四正四维相加，均合于十五的数字布局，与河图数的安置是相同的。至于《子华子》一书所说的：“二与四，抱九而上跻也；六与八，蹈一而下沉也。戴九履一，据三而持七，五居中宫，数之所由生。一从一横，数之所由成。胃之实也，神气之守也，故曰天地之数，莫中于五，莫过于五。”一至九数的排布，简直就可以看成河图的蓝本。

从上述举证的三点来看，陈抟河图思想的渊源是极为久远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出来，那就是上述诸家，无论是《月令》、《明堂》，还是《黄帝内经》、《易·乾凿度》、《子华子》等书，均没有暗示其所载述的数字格局与河图有何种关联。正是因为这点，许多易学家都认为将九宫图数确认为河图，乃是陈抟的独创。[1]其实以九宫数为河图的看法至少在东汉就流行起来了。《后汉书·刘瑜传》载其在桓帝延熹八年的上书，即有云：“河图授嗣，正在九房。”所谓九房即胡渭的看法，即是九室、九宫。可见在当时即已流传九宫为河图的看法。至于将九宫数合配八卦，更是在各种术数中屡见不鲜。如《唐会要》武宗会昌二年正月，左仆射王起等奏言，即称：“按《黄帝九宫经》及萧吉《五行大羲》，一宫，其神太一，星天蓬，卦坎，行水方白；二宫，其神摄提，星天内，卦坤，行土方黑；三宫，其神轩辕，星天冲，卦震，行木方碧；四宫，其神招摇，星天辅，卦巽，行木方绿；五宫，其神天符，星天禽，卦坤，行土方黄；六宫，其神青龙，星天心，卦乾，行金方白；七宫，其神咸池，星天柱，卦兑，行金方赤；八宫，其神太阴，星天任，卦艮，行土方白；九宫，其神太一，星天英，卦离，行火方紫。统八卦，运五行，土飞于中，数转于极。”此即以太一九宫的一宫，合配坎卦，五行为水，五色为白；二宫配坤卦，为土，色黑；三宫配震卦，为木，色碧；四宫配巽卦，为木，色绿；五宫配坤卦，为土，色黄；六宫配乾卦，为金，色白；七宫配兑卦，为金，色红；八宫配艮卦，为土，色白；九宫配离卦，为火，色紫。其九宫与八卦的合配，正是四正卦一宫为坎，九宫为离，三宫为震，七宫为兑。四维卦，坤居二宫，巽居四宫，乾居六宫，艮居八宫。此正河图配后天八卦之图式。九宫数与八卦合配的思想在术数中于隋唐之前就很盛行，因为太乙九宫之类的经典起源甚早。《后汉书·张衡传》引其上疏，即两次提及九宫占术，认为：“圣人明审律历，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且律历、卦候、九宫、风角，数有征效，世莫肯学。”又《隋书·经籍志》亦列有《黄帝九宫经》一卷，《九宫行棋经》三卷，《九宫八卦式图》一卷。另外，近年的考古发掘也证明，早在西汉初年太乙九宫占术即已合配八卦和五行进行占验。如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掘西汉文帝年间的汝阴侯墓时，出土了一个太乙九宫占盘，就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证据：“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水火木金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的时刻则与河图洛书完全符合。”[2]

以上事实皆说明陈抟、刘牧的河图与古人的思想尤其是汉代术数家的思想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其所谓的河图实即术数家的九宫图，其河图九数与八卦方位的配置亦与九宫占术的合配完全一致。可见陈抟的河图思想是在继承太乙九宫占术的基础创造出来的。

接着我们再来讨论陈抟、刘牧的洛书与前人思想的渊源关系。

与河图一样，陈抟的洛书同样也可以在先秦尤其是汉代文献中发现其原型。清代著名经学家毛奇龄在其所著《河洛原舛编》中曾指出，陈抟的洛书图与郑玄的《周易》大衍注有关。郑玄此注云：“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东；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阳无耦，阴无妃，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与天一并；（一、六在北。）天七成火于南，与地二并；（二、七在南。）地八成木于东，与天三并；（三、八在东。）天九成金于西，与地四并；（四、九在西。）地十成土于中，与天五并；（五、十在中。）而大行之数成焉！”郑玄在此将天地之数一至十，分成生数与成数。从一至五为生数，自六至十为成数。生数与成数相配，即能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然后再将生成之数、五行配以东、西、南、北、中五方位，此即该注对大衍之数的阐发。郑玄的这一注文，实际上已经完全可以绘制成图式，但依据现存的资料来看，郑玄并无图式传世。倘若我们依此注制成一图式，那就完全与陈抟的洛书图式吻合。关于这点，毛氏已经指明，其云：“则此为注，非即传之所以图乎？康成但有注而无图，而抟窃之以为河图。（按：实际应为洛书）其根其柢，其曲其底，可谓极快。”毛氏在此认为陈抟的河图（应为洛书）乃窃取康成之注的思想制作而成，这一说法并不能使人信服。因为早在郑玄之前，扬雄就已构设了所谓的玄图。其所著《太玄》一书专有《玄图篇》。虽然今天我们在《太玄》中已找不到玄图，但既称之为图，有图是必定无疑的。扬雄在书中述其玄图的格式为：“三八为木，为东方；四九为金，为西方；二七为火，为南方；一六为水，为北方。”“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成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相守。”（《太玄·玄图》）图示如下页：扬雄在此以一六合水，配北方，二七合火，配南方；三八合木，配东方；四九合金，配西方。剩下五与十，则安置在中位，些东南西北中五方位之数加在一起，正好五十五数，与陈抟洛书总数及配置格局是相同的。可见早在西汉，五十五数的配置格式就已固定，并且还有图式出现。但对此图式，汉人并没有称为洛书或者河图。

清代学者胡渭又进一步追索五十五数图的产生根源，发现在《礼记·月令》中就已有此图的模型。《礼记·月令》云：“孟春之月，其日甲乙，其数八；立春，盛德在木，迎春于东郊。孟夏之月，其日丙西，其数七；立夏，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季夏之月，中央土，其日戊已，其数五。孟秋之月，其日庚辛，其数九；立秋，盛德在金，迎秋于西郊。孟冬之月，其日壬癸，其数六；立冬，盛德在水，迎冬于北郊。”《礼记》此段以六七八九四数分配水火木金及北南东西四方，以五配土行，配中央，其合配格式中未见一二三四之数。此种现象据胡谓的解释是：此段以六七八九配水火木金乃是举成数而言，而以五配木，则是独举生数。为什么土行独举生数呢？据说目的在于通过举五为例，来显示六七八九之数尚有一二三四之生数。再者六七八九四数之中实际上已蕴藏着一二三四：“且一乘五即为六，二乘五即为七，三乘五即为八，四乘五即为九。五者，六七八九之所由成也。六除五即为一，七除五即为二，八除五即为三，九除五即为四。六七八九者，又一二三四之所藏也。五乘五即为十，十除五即为五，其数互相备，虽不言十，而十在其中矣！”[3]依胡渭的这一分析，在《礼记·月令》这一段中就已经包含着五十五数图的合配格局，只不过没有现成的图式罢了。

其实关于五行与五数合配的思想，在我国古代起源很早。在《尚书·洪范》篇中论及九畴时，其第一畴即是五行。其文曰：“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里的五行与五生数的合配，与前述《礼记·月令》、扬雄、郑玄等的思想都是一致的。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陈抟的洛书图同样也是远有端绪，源还流长。陈抟的所谓创造不过是将此五十五数图（扬雄名之为玄图）定名为洛书。至于在陈抟之前是否有人这样称呼过，限于材料，目前尚无法断定。

（三）．朱熹、蔡元定的“图十洛九说”

陈抟、刘牧以九宫图为河图，以五十五数图为洛书的观点在北宋是很流行的。就现存资料来看，北宋及两宋之际的易学家如李觏、张行成、朱震、王湜等都执守此说。然而，到了南宋时期，朱熹、蔡元定却独张异说，提出以五十五数图为河图，以九宫图为洛书的新见解，此即所谓的“图十洛九说”。由此便开启了图书学派内部的河洛九、十之争。由于程朱理学在元、明、清的显赫地位，入明之后，学者们便普启蒙尊奉朱熹的河洛新说，而陈抟、刘牧的图书之学除在道教学者中还仍有人信守外，儒家学者都早已将其遗忘了。

那么朱熹、蔡元定依据什么理由开立新说呢？据黄宗羲总结，朱、蔡的理由有三条：其一是以邵雍主此说。《易学启蒙》曾引邵雍之语来证明其河洛新说：“邵子曰：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井地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其实这条理由并不充足，对此魏鹤山、刘静修皆已指出。刘氏曰：“邵子但言方圆之象，不指九、十之数。若以象观之，则九又圆于十矣。且其所谓方圆，而前后乎此者，不过指阴阳、刚柔、奇偶而已。在此则星少阳，而土少柔。其偶者固当为方而为阴，奇者固宜为圆而为阳矣！”[4]此是说邵雍只是以方圆象来区分河图与洛书，以圆形的为星，为河图，以方形为地，为洛书，并没有指明十数为河图，九数为洛书。其实从二图的形象来分析，九数为奇，为阳为圆；十数为偶，为阴为方。依此推论，邵雍此说反而有助于陈抟、刘牧。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邵子之学也是源于陈抟，不应在河洛之说上有异见。

其二援引关朗易说为据。关朗，字子明，为北魏著名易学家。其《易传》云：“河图之广，七前六后，八左九右，圣人观之以画卦。……洛书之文，九前一后，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后左，六后右。”此是明显以十数为河图，以九数为洛书，似乎此可以为据。蔡元定即云：“关子明、邵康节皆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5]然而，关朗的这一《易传》乃是北宋人阮逸所撰的伪书，讬名于关朗。关于这点，《后山丛谈》有载，其云：“世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传》、《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逸以草示苏明允，而子瞻言之。”其实对此朱熹自己也是清清楚楚的。《朱子语类·六十七》说得分明：“浩问：李寿翁最好《麻衣易》，与关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两书皆是伪书。关子明易是阮逸作，《陈无己集》中说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

不仅如此，据胡渭考证，阮逸以七前六后，八左九右之数为河图，实际是因袭了刘牧之师范谔昌《大易源流》的有关思想。胡氏辨之曰：“范谔昌《大易源流》，言龙马负图出河，羲皇穷天人之际，重定五行生成之数，地上八卦之体。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东，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中，寄于末，乃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矣。雷氏云：正今图所传有四方而无四维者也。关子明之河图，实本诸此。”[6]胡渭认为阮逸依据范谔昌《大易源流》的数目布局，以七前六后，八左九右之数为河图，从而将河图、洛书两易其名，目的在于排斥刘牧的河洛之学，而朱、蔡不察，反而执此大张新说。

其三以《大戴礼记》郑玄注为据，作为创立新说的理由。朱熹说：“读《大戴礼书》又得一证，甚明。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语，郑注谓法龟也。然则汉人固以九为洛书矣！”[7]关于这点黄宗羲也作了反驳，认为郑玄并未注《大戴礼记》，现今所传郑注《大戴礼》实为后人所伪讬。何况郑玄以河图为九篇，洛书为六篇，其心目中的河图、洛书并不是数字图式，而是真正的图书。

以上三说为朱、蔡的主要理由，另外蔡元定为主“图十洛九说”，还有一种理由，这就是认为九数图排列的形状似龟背之形，故以此为龟所负之洛书。蔡元定云：“而九宫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龟背之象也。”[8]其实这一条也是想当然的牵合，并无可靠的根据。汉人即用九数图为明堂之制，汉代的太乙九宫占盘亦将九数图排成圆形。可见九数图的形状并无一定的格式，不可做想当然的比附。

综上所述，可知朱熹、蔡元定两易河洛图式，创立新说，并无充足的依据，然其影响却极其广泛，其直接的影响便是使得在北宋风行一时的刘牧学派的易学主张隐而不显。刘牧学派的著述像范谔昌的《大易源流》、《易证坠简》、《易源流图》，刘牧的《周易新解》、吴秘的《通神》、黄黎献的《略例隐诀》、徐庸的《易因》等一批珍贵的周易文献，今天都没有传下来，都与朱、蔡的这一无据新论有很大关系。其实到底“图九洛十”还是“图十洛九”实际上只不过是朝三暮四而已，因为河图、洛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清楚。但是这两种图式所蕴含的内在理数及其与《易》的关系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由此而言朱、蔡的“河十洛九”新说不过是“床上架床，屋上叠屋”，实在是多此一举。

二、 雷思齐的河洛新说

宋代的图书之学，自朱熹、蔡元定提出“图十洛九”新说之后，遂歧而为二。自宋以降，学者或宗陈、刘之说，或奉朱、蔡之论。大抵北宋及两宋之际的学者，均执守“图九洛十”说，如儒家学派的张行成、朱震，道教一支的郝太古等人即是。而自元之后，尤其是到明、清，儒家学者大多以朱、蔡之说为正统，而将陈、刘之说全然遗忘。这不能不说是道统论传布的结果。然而就是在这种学术北背景之下，仍有一人不囿于两派的纷争，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河洛学说，这就是元初的道教易学家雷思齐。

（一）．论洛书不得有图

雷思齐的河洛思想最有创造性的一点就是独守河图说，而认为洛书即是《洪范》的九畴。河图为伏羲画卦之所本，有图有数，而洛书虽为禹之所叙，然而实难显之于图象。

自汉及唐，学者在论及河图、洛书时，均认为河图为八卦所本，洛书则为《洪范》九畴所本。汉儒孔安国在为《尚书》作传时，于“河图东序”一句之下，注云：“伏羲王天下，龙马负图出河，遂则其文，谓之河图。”于“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一句之下，则注云：“天锡禹洛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从一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类。”郑玄亦以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然而自北宋之初，陈抟首创龙图离合变通之图二十余幅。这其中便包括河图图式与洛书图式。“及终其书，再出两图，其一形九宫者，元无改异，标为河图。其一不过尽置《大传》五十有五之数于四方及中，而自标异，谓为洛书。并无传例言说，特移二七于南，四九于西。莫可知其何所祖法而作，而标以此名。”[9]其实陈抟的洛书图如我们前文所述，并不是其独创，扬雄的玄图、《礼记·月令》，郑玄的大衍之注都是其图式的蓝本。可见，洛书图式的思想根源是颇为古远的。但雷思齐经过对洛书图式反覆考究，发现此图的结构有着内在的不协调性。

首先洛书图共计五十五数，其数的排列是一二三四四位生数居于四方之内，六七八九四位成数居于四方之外，十与五则居于中央。雷思齐认为此种排列阵式从其内外结构分析，固然有生成配合之妙，但却难以循序环、流转不穷。其云：“今五十五之数之图，以一二三四置于四方之内，而以六七八九随置其外者，按其方而数之则可也，不知将何以循序迴环，以运行之乎？况不知五与十者，特有数寄于四方之位，而虚用之也。”[10]此种数的排列，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巧夺天工，实际上乃是一僵死的蠢物，实在是外工而内拙。

其次洛书图式将五与十列居于四方之中，也不符合五行家、医家有关土行分王于四季的成说。五行家、医家皆将土分为辰土、戌土、丑土、未土，将此四土配以四季。土数总为七十二日，分为四份，每份十八日，附于四季之末。可见土数不应有固定的方位。今洛书图式以五、十列居于中央，乃是不合土数虚用之例。雷氏云：“且五与十虽谓土数，五行家于土必以分王于四方，辰戌丑未之位。医家谓土为脾，以五气之运，每运七十二日，总三百六十，为期之例。特以土之七十二日，四分之各十八日，于四时之附未，谓为脾之主事。医于人至为切己，以土之日四分，而试之以为常验，亦岂专以土之五总之而特设五于四方之外，与四方分位，而别立之五以为中土哉！”[11]土居于中，盖在其虚中以为作用，今洛书乃以十、五之数实于中央，实难见其虚用之妙。雷思齐又以筮法为例，进一步论证中位不可充实。其云：“况筮法四管而成易，以十有八变而成卦，每变四管，总卦之成，凡七十有二管，亦与易说吻合。今图乃分五离立，而特设异五于中位，指以为中，则此为中者，又将孰适用乎！”[12]

以上两点是从洛书数理的角度否定其图式的合理性。不仅如此，雷氏还从洛书与九畴的关系中，反覆论述九畴之数与洛书之数存在着内在的不和谐性。最终得出九畴不可图之于形，因而作为九畴之表现形式的洛书图式，自然亦不能成立。

雷思齐首先分析了《洪范》九畴之数，按《洪范》九畴，依次为：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信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此九畴之中，可计以数的有第一畴五行，第二畴五事，第三畴八政，第四畴五纪，第六畴三德，第九畴则有两数，一为五福，二为六极。至于其它各畴，均无数可计。总计九畴所载之数，共为三十七，若再加上皇极，亦不过为三十八。此与洛书之书，渺不相干。据此，雷思齐认为：“畴自一至九，界界然各存本有之数，不知何自而可以合于五十有五之数？强其合者，盖其人之妄也。”[13]顺便说一句，此九畴之数也与河图四十五数不合。（倒是将九畴之序数一至九累加，总数恰为四十五。此即以1+2+3+4+5+6+7+8+9，其和为四十五。但这样势必将九畴空洞化为一至九数的外壳，而与九畴的内容全不相干。）如若像有的学者那样，强以九畴之数比附洛书五十五数（或者河图四十五数），那就只能发生计数的混乱。因为这样做势必要在九畴三十八数之外，再增加数目。于是有的学者便将九畴之序数也计算在内，再做各种附会牵强的解释。这样明显产生前后的不一致，对此，雷思齐亦指明：“《书》之九畴，各畴自有成数。如一五行，二五事，犹或得以五行五用之数，从而强推引之。至于五皇极，则已不可指实之为何物何事，而甚则九五福而附以六极，则将计九乎？计五福而兼计六极乎？皇极谓大中，而六极者，其极又可谓中乎？皇极本非物事，故可指之为中，今徒实以五点，而五点者，乃遂得为中乎？”[14]此是说九畴之数，只有五行、五事、五纪之类的五数可以勉强牵附，其余各畴则很难合理计数。至于以皇极为大中，以解释洛书中位之五点，更是毫无道理，因为如将皇极之极训为中，那么六极之极，也应为中。可见《洪范》九畴之数与洛书图式之数根本没有什么关系。陈抟、刘牧的洛书图是经不起推敲的。

针对朱熹、蔡元定以陈抟的河图为洛书，进而以此合配九畴的做法，雷思齐也做了深入的考辨。认为此种做法，同样不能显示出九畴内在的有序性，尤其是打乱了九畴的次序，使其陷入杂乱无章的境地：“又云洛书之九畴本河图自然之数，虚皇极于中，而以八畴分布四正四维。五行置于坎一，五事置于坤二，五纪置于巽四，五福置于离九。一以九畴之次序，陈列于河图之卦次。夫九畴谓禹次第之者，直自初一次二次三四而以次用之也，今随河图十五纵横而置之。则成乱次矣！未暇一一辨诘，且以初一之五行言之，既谓五行，自当分配五方，何得以五者限萃一方，不以推行，恶得谓五行哉！”[15]此是指朱熹、蔡元定以九畴合配陈搏四十五数之河图，其将第五畴之皇极置于中央，将第九畴的五福置于离南之位，将第一畴五行安于次北之位，五事五纪则依次为坤二（西南）、巽四（东南），第六畴、第七畴则为震三（东）、兑七（西），第六、第八两畴则为乾六（西北）、艮八（东北）。此种配合表面上看起来与后天八卦方位一致，再者九畴与九宫同为一至九数，似乎可以相通。实际上这只是形式上的会通，因为九畴是有严格的次序的，自一畴至九畴，存在着先后的次序，如果配以河图九位，其次序就完全打乱了。更何况此种做法势必将一畴附设于一卦，若如此，则五行势必局拘于一方。这样显然窒碍不能，杂乱无序。依据上述理由，雷思齐认为《洪范》九畴与河图、洛书图式均难以协调。九畴不能图之于形，只能依次而序。因此在雷思齐看来，陈抟、刘牧的洛书图式，朱熹、蔡元定的河图图式均没有存在的合理性，《洪范》九是不可图之于形的。雷思齐的这一结论，真可谓石破天惊，为古代易学图书之学的一大创造。

居于上述对图、书之学的研究，雷思齐既批评了陈抟、刘牧、李觏等人的图书学观点，又对朱熹、蔡元定的河洛新说及依据此说对陈、刘之说的指斥做了分辩。

雷氏对陈抟、刘牧河洛学说的批评，主要不是针对其所主张的“河九洛十”说，而是不同意他们将洛书图之于形，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洛书图式，实际上河图、洛书可以统于一图，此即雷思齐四十数新河图。关于这点，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论述。雷思齐的四十数新河图与陈搏、刘牧的四十五数河图的基本格局是近似的，而与朱、蔡以五十五数为河图的看法完全不同。因此，在雷思齐看来，陈、刘一派与朱、蔡一派的河洛学说虽然都有纰漏，但其程度却有轻重的不同。对于这点，我们必须分辨清楚。

首先雷思齐批评了陈搏独创新说，将五十五数图标为洛书，并与河图图式并列的举动。认为陈抟这一举动是“不得于羲、文之心”，开启了后世的图、书纷争。他说：“考图南之为龙图，虽自谓得于孔子三陈九卦之旨而作，然其序曰：龙图者，天散而示之，羲合而用之，孔默而形之。且明称始图之未合，惟五十五数。则是谓《大传》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合而言之。不知何以于是末，改标之以为洛书，殆其始误也。”[16] “又云：“然寔有不得于羲、文之心者，于本图之外，就以五十有五之数，别出一图，自标之以为形洛书者，已是其初之失也。”[17]此两条皆是对陈抟将五十五数图独立出来，标为洛书的举动有所微词。依雷思齐之意，羲、文本之以画卦立易者，实在只有河图而已。河图之数虽然只有四十实数，但加上其虚用无位之十五，亦能与五十五数相合，实在不必再将五十五数独立出来，标为洛书。因为洛书与易渺不相涉，乃是大禹叙畴之所本，与河图实在是两种物事。

自陈抟将五十五数图独标为洛书之后，北宋易学家刘牧、李觏等人均继承了这一思想。刘牧又对陈抟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以为洛书并非出于大禹之时，乃是与河图一道并出于羲皇之代，同为羲皇画卦之所本。这一见解又打破了洛书为九畴所本的古说，对洛书的时代及意义均作了扩充。“及长民辈始破洛书古说，谓非只是《洪范》，必别有书出于羲之上世，羲乃得而并则之，以作易也。”[18]刘牧在《易数钩隐图》卷下中对此亦有论述。其云：“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卦含万象，非圣人不能明之。以此而观，则洛出书，非出大禹之时也。”又云：“则知河图、洛书出于犠皇之世矣！”雷思齐认为刘牧这一创见，实在是背离了陈抟创立洛书图式的本意，有违师传。因为陈抟所谓洛书仍是指《洪范》，其之所以立洛书，乃是藉洛书之用十，以助河图万物之生成，其中并无否定洛书为《洪范》的意思。雷氏云：“且不惟汉儒引《洪范》以为洛书，虽图南之初，谓形洛书者，亦不过谓十为用十为成形。故《洪范》陈五形之用也者，是明指洛书为《洪范》矣！不知长民辈不本其初，故倍其师传，而谓洛书非出于禹之时，益使后之人迷乱而失其据依。”[19]刘牧的这一创见，并没有张扬师说，而是扩大了陈抟洛书说的谬误。此后的易学家如李觏等人虽然批评了刘牧《易数钩隐图》泛出五十五图的繁琐，但仍然接受了其中三幅骨干图式。此即河图、洛书及八卦方位图。这样就形成了北宋时期流行的河图、洛书并列的基本格局。同时在其中也蕴藏着后世河图、洛书纷争的隐患。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理清河图、洛书、八卦、九畴之间的关系；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河图与八卦，洛书与九畴乃是两支完全相异的文化系统，是不能互相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陈抟又是居于何种考虑而将洛书与河图并列起来，并将其纳入八卦系统的呢？对此雷思齐亦做了深刻的剖析。按照雷思齐的解释，陈抟之所以将洛书图纳入解易系统，乃是因看到了《洪范》、《太玄》所述的五行方位与数的配置和河图的五行方位及数的配置存在着不相容性。如我们前文叙述的，《洪范》九畴的第一畴为五行，其五行的排列次序是一为水，二为火，三为木，四为金，五为土。而扬雄的《太玄》又进一步将五行、五数（包括生数与成数）与五方做了配置（当然其中思想并非扬雄首创）。如此便可分成一六、水、北一组，二七、火、南一组，三八、木、东一组，四九、金、西一组，五十、土、中一组，共为五组。此五组排列起来，便是陈抟的洛书图。此图式的五行方位与河图（九宫图）相比较，很不相同，其中两处出入较大。这就是洛书图式中，二为火为南，四为金为西，而河图二位于西南，四位于东南。河图的南位为九为离卦，西位为金配兑卦。雷思齐以为陈抟看到了这两大系统的这种矛盾，但又不敢轻易篡改河图，因而就创立洛书五十五数图式，以解释《洪范》五行的数位配置。雷氏云：“原其初意，盖由汉儒袭传《洪范》初一之五行，其二曰火，四曰金。《太玄》准易，实本之，亦以二为火，为南；四为金为西。今河图乃置二于西南，置四于东南，是火金改次矣。既不敢遂改河图，乃别以其五十五数析为洛书，而以《洪范》二火次于南，四金次于西。且以七随二，九随四，而易置其南西焉。”[20]雷思齐认为陈抟这种弥合的举动是不明智的。其理由有二：一是打乱了《洪范》本身的次序。因为《洪范》五行只有一二三四五五位数，并没有六七八九十之数。另外如果一定要将二七、四九合配，那么《洪范》的七稽疑就应合配二五事，九五福则应合配四五纪。这样《洪范》九畴的内在结构就完全被破坏了。其二是有违天地自然参伍以变的数理系统。雷氏论之云：“夫离之数九，居正南为火，兑之数七，居正西为金，乃天地自然参五以变之数，断断无以易之。岂容以汉儒任意比校《洪范》火金之二四得而改易之乎！”[21]又云：“二七、四九，徒论其数，无形象无方位可定，指空移易之则可。离兑之有方所，火金之有体用，岂天地造化，亦遂肯依附人之作为，亦为之变易乎！”[22]雷氏的这一见解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尚书·洪范》的五行之数与河图九宫之数本是隶属于两种不同的术数系统，二者具有内在的不相容性。陈抟依据《易传》“河出图、洛出书”一句之语，将这两种不同的术数体系，二者具有内在的不相容性。陈抟依据《易传》“河出图、洛出书”一句之语，将这两种不同的术数体系牵扯在一起，引入解易系统，的确难以调适妥贴。但以洛书图式为陈抟个人的创造则未免过于自信，由中也可以看出雷氏对陈抟河洛之学的学理根源缺乏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此外，雷思齐对朱熹、蔡元定的河洛新说也做了批评。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雷氏对朱、蔡的批评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既然不赞成将洛书图之于形，与河图并列，而独守河图为羲皇画卦之本，那么朱、蔡以洛书为河图的学说，与陈抟、刘牧的河洛学相比，更是妄中之妄，距离真理又更远了。因此，雷思齐对朱、蔡的批评，口气更为严厉。其在《易图通变》卷五云：“其易置图书，并无明验，其朱、蔡之指斥又如此。而直以图南始标误之洛书为河图，而以其初正指河图反以为洛书。则朱、蔡实自误而反罪长民之先误，专其自是，张其辨说，不克自反，一至于此。”其同书卷之四亦云：“至其甚者，以五十五数之图，反妄谓之河图，而以图南所传之河图，反谓之洛书，颠倒迷缪，靡所底止。”

（二）四十数之河图及其数理

雷思齐在河洛学说中的创见首先表现在区分河图与洛书，认为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系统。河图为八卦解易系统，而洛书则属于《洪范》九畴系统；河图有图有数，洛书则难以图之于形。那么雷思齐对河图（即陈抟、刘牧四十五数图）又是如何看待的呢？同样他对河图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河图新说，这就是他的四十实数圆形河图。

在《易图通变》卷首，雷思齐便列出了他主张的河图：此图大略与四十五数图相近，然亦有不同之处。其不同处有二：其一从图的外形上看，陈抟、刘牧的河图为方形，而雷思齐此图作圆形。其二此图四正四维相加之数为四十，与四十五数图相比，无中五之数。不过该图在配卦方面则与四十五数图相同，均以坎离震兑居四正位，以坤巽乾艮居四维之位。其八卦的配数亦与四十五数图相同，即坎一、离九、震三、兑七、坤二、巽四、乾六、艮八。雷思齐论其图曰：“河图本数兼四方四维，共四十，圆布为体，以天五、地十虚用，以行其四十，故合天地之数五十有五。”[23]

据雷思齐介绍，其河图四十实数可以区分为四组十数。此即坎一离九之十，坤二艮八之十，震三兑七之十，巽四乾六之十。他又将此四组之十分为阴十与阳十，这就是东西、南北四正方的奇数合成之十，为阳十，四维之耦数合成之十为阴十。雷思齐又认为此四十实数之河图实可以天地五十五数相合，因为在此四十数之中其实就蕴含着五十五之数。四十实数是体，而体中蕴藏着用，其用之数即十即五。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河图四十数便包具了五十五数。其云：“坎一巽四而五，故乾六离九而十五也，合之而二十；坤二震三而五，故兑七艮八而十五，合之亦二十。是一二三四成六七八九之三十，故河图之数止于四十，而虚用天五与地十，而为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也。”[24]此是以坎巽坤震四卦之自一至四的十数加上乾离兑艮自六至九的三十数，总为四十数，雷氏以为此即河图之实数，其中五与十之所以不在实数之列，是因为实数依赖虚数才能发挥变化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雷氏赞同五十五数河图说，针对各种在四十实数之外增设余数的做法，雷氏提出了批评：“图之数以八卦成列，相荡相错，参天两地，参伍以变，皆自然而然。后世不本其数实惟四十，而以其十五会通于中，乃妄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以意增制于四十之外，以求其合幸于中。故愈说愈迷，纷纷讫今。”[25]此是不同意以五十五之数为河图，乃是针对朱、蔡而言的。同样雷氏也批评了陈搏、刘牧将五虚点置于河图之中位，以四十五数为河图的观点。其云：“至河图之有天五，乃兼地十以为十五，其五乃四分于成数之内，而合于十。岂尝有五虚点而实置于图之中位哉！”[26]此是以五数已四分于六七八九四之数之内，因为生数一二三四各自加五，则为六七八九四成数，可见五数已四散入六七八九之中，不应再置于中位。

推究雷氏四十河图之格局，我们可以发现，其最显著的创发在于其虚十数与五数。其十数与五数在图式中虽有作用，但却没有固定的方位。雷氏的这一主张，有何依据呢？他认为理由有两点：其一是从八卦的数理体系来看，四象无五数，八卦无十数：“四方者，各以其阳奇居于正；四维者，各以其阴耦附于偏。然天数之有五，地数之有十，均合于阴阳之奇耦而同谓之生成，乃独无所见了于四方之位，何也？四象无五，八卦无十故也。然《易》之所以范围不过，曲成不遗者，正由假此天五、地十之虚数以行其实用于四象八卦而成河图者。”[27]此是说在《周易》八卦产生过程中，从太极至阴阳，再至四象、八卦，其中四象中没有五数，八卦中亦无十数。然而十与五虽无其位，却有其用。《易》之妙用，皆赖此十、五之虚数以成其用。其次他又从一至十数的结构来分析，认为自一至十，有三个数是关键之数，此即一、五、十。凡数均始于一，中于五，终于十。而一又因其为一切数之始基，其全体乃呈现一种既无余又无不足的圆满状态，因此一数难以致用。这样十数中的用数便只有五与十，这也是五、十用无位的原因：“数始于十而中于五，而终于十。中于五者，分其四之偏，终于十者，合其八之正。盖一之始，其全体无余不足，不可得而用，而独得于中。既以其一寄生于五，遂以其一寄成于十以终之。故四象有五，八卦有十，皆有数而无所定其位。以五生其偏，以十成其正，而所谓一者，遂莫知所寻，独见于五，见于十之为中者，以止齐焉耳。故河图之十五，大衍之五十，皆虚有其十与五之数以为之用，而实无其位之体也。”[28]

雷思齐五、十两数有用无位的思想，并不是他的首创。两宋之交的易学家朱震即已对此有所论述。朱震在讨论大衍之数五十而策数只六七八九时，便认为五、十之数均为中数，中数居中，主乎变化，然而自身却需退藏于密。其云：“大衍之数五十而策数六七八九，何也？曰：六者一五也，七者二五也，八者三五也，九者四五也。举六七八九则一二三四五具，所谓五与十者，未始离也。五与十，中也，中不可离也。考之于历，四时迭王，而土王四季，凡七十有五日，与金木水火等。此河图十五隐于一九、三七、二四、六八之意。刘牧曰天五居中，主乎变化，三才既备，退藏于密是也。”[29]朱震在此以河图数理结构四正四维相加均合于十五，从而得出十五隐于该结构之中。然而朱震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完全的阐发，观其执守四十五数之图，仍以五居中位，则其五数之隐，并未失位。

金代的道教易学家郝太古在论述河图之数四十五时，认为五数列于龟背，象征五行，十数列于腹，没有显露，因此河图之数应为四十五。此虽守四十五数为河图之说，但亦认为四十五数与五十五数相通。其十数因列于龙腹，因而不显。此亦为十数伏藏之一说。[30]

雷思齐认为其四十数之河图，并不是一幅徒具形式的空洞图式，在其中实蕴藏着无穷变化的妙用。此图之中，各数的排列布局，从其横斜旁正视之，均包含着相生相成，进退赢缩之化机。从其奇耦分合观之，则又有阖辟穷通，虚实相成的妙用。总之，此图有着造化神明莫穷之蕴，真乃天机之自然，非人力所可布排。

详而述之，雷氏以为此图式中，一三七九四位奇数虽有生数、成数的区分，然而皆居于四正之位，奇数之阳。相应地，二四六八四位的耦数虽亦有生数、成数的区分，然亦皆分居于四维之偏位，耦数为阴。从正与偏的角度来看，存在着正生偏，偏成正的妙合。此即：“一与三为奇，为阳之生数，而必待于六与八之阴数以为成；二与四为耦，为阴之生数，亦必赖于七与九之阳数以为成也。”[31]再看，从其方位来看，此图亦蕴含着阴阳生成进退之玄机。我们自北向东观之，其阳数自一变为三，此即阳生之进数，而在其中实际上又蕴藏着逆行之阴数，这就是自东而北，阴数由八变为六。如此阴阳之数交互配合，逆顺相成，显发无穷之化机。再由西至南观之，其二、四阴生之进数，与自南至西九、七阳成之退数，亦有类似的配合关系。《易图通变》卷一论之：“自北而东，一而三，乃阳生之进数，而其自八而六，束而北，阴成之退数者，固已寓乎其中；自西而南，二而四，乃阴生之进数，而其自九而七，南而西，阳成之退数者，亦兼具乎其中矣！”

再从四十圆图之圆周来分析，其数的分布同样也体现了阴阳奇耦相互配合之巧妙。合观其圆周，内中包含着四组阴阳配合关系。此即第一组的天一与地六之合，亦即坎与乾合，此为先阳后阴。第二组地二与天七之合，亦即坤与兑合，此为先阴后阳。第三组地四与天九之合，即巽与离合，亦为先阴后阳。第四组为天三与地八合，亦即震与艮合，亦为先阳后阴。四组之数均显现为阴阳奇耦的相互配合关系。其中两组为先阴后阳，两组为先阳后阴。合其四组之数，则组成河图四十之圆形。

最后雷思齐分析了虚用之中五之数，认为中数五虽无固定的方位，然而实际上起着轴心的作用。四十数正是因为有五数，才能运转起来，由死数化为活数。这是因为阳数得五，可以变为阴数，阴数得五，亦可以变为阳数，奇数加五为耦数，耦数加五为奇数，河图数的变化，均依赖五而成。其云：“坎以一始于正北，而一五为乾六于西北；坤以二分于西南，而二五为兑七于西；震以三出于东，而三五为艮八于东北；巽以四附于东南，而四五为离九于正南。故阳得五而阴，耦得五而奇，阴得五而阳，奇得五而耦。是生数之所以成，成数之所以生者也。”[32]至于十数，雷思齐认为它的作用只是配合五数完成参伍之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五为立中之体而生，十为成中之用而成。”

雷思齐还以为其河图四十之数亦可以通之于易之大衍之数。其《易图通变》卷一云：“一且九，二且八，三且七，四且六之各十，与本数虚用之十，以之伍其什，什其五，斯则大衍之数五十矣！而其兆始于一，寄中于五，藏其用于无形之天，则又出乎五十、十五之外，大衍所不得而用也。”此即是说，河图四正四维之数共为四十，加其虚用之本数十则为五十，合于大衍五十之数。而其五因其在十之内，故不得再计。另外一数亦因其寄中退藏，故不为大衍所用。因此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只为四十九。

总之，雷思齐认为其河图四十之数错综交合，均有玄理藏之于中，实乃天创其成，非人智所能穷尽！

于对河图与《周易》的关系，雷思齐也做了较深的探索。他通过对《易传》的详细研究，认为《易》中存有河图模式，因此河图确实是伏羲画卦之所本。对于此点的论证，他不仅从《易·系辞传》“河出图、洛出书”一句找根据，而且还通过对《说卦》“帝出乎震”一章的仔细分析，认为此章八卦的排列次序即与河图的八卦循环布排若合符契，因此此章实为河图之大讲明：“且帝出乎震一章，尤河图之大讲明也。特截自震起于春中，环周而迄于艮，寓夏正之岁更尔！故曰：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曰：艮，东北之卦，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意盖谓又始于震者也。”[33]按《说卦》“帝出乎震”章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其自震至坎之排列，循环一周，即与河图八卦排列次序相一致。雷思齐认为《说卦》这一段若以一年一日的作用言之，实际上体现了一年一日的自然循环周期。其一年的自然循环周期，乃是以震为春，为循环之始，以艮为冬，为循环的终点。自震至艮，体现了大自然一年循环的大周期。再以一日的作用而言，此排列亦体现一日之消息感通：“请以日用常行变而通之，则出乎震者，人之始作于旦也，古谓震旦，所以验也。齐乎巽者，动而相与之交也。相见乎离，则交际之极也。致役乎坤，则初极徐静也。说言乎兑，休且入也。自震至兑，此昼之体用，人所同见。至于战乎乾，卒取终参之制，其数之九则存兑余之三，向晦入息于乾六以终也。阴阳相薄，闭塞不用之时也。然终则有始，至于劳乎坎，则夜分之气复动，准于七日之复则同也。成言乎艮，则还接兑余之三，说言乎兑，山泽通气，感而相与，虽止于其所，而时行则行，斯人事之又兴始者也。”[34]此即以自震至兑为昼之体用，为循环运行的前段，以乾至艮为循环的后段。前后相继，无有终止。由此可见，河图的八卦排列亦与天道、人事有着内在的通合关系。

总之，雷思齐的河洛之学提出了一系列的创见，这些见解极大地丰丰富了图书学的内容，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1]参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卷一及雷思齐《易图通变》。

[2]《文物》1978年第8期。

[3]《易图明辨》卷二。

[4]《河图洛书辨》。

[5]《易学启蒙》。

[6]《易图明辨》卷二。

[7]转引自《天源发微》。

[8]《易学启蒙》。

[9]《易图通变》卷四。

[10]《易图通变》卷四。

[11]《易图通变》卷四。

[12]《易图通变》卷四。

[13]《易图通变》卷四。

[14]《易图通变》卷四。

[15]《易图通变》卷五。

[16]《易图通变》卷五。

[17]《易图通变》卷五。

[18]《易图通变》卷五。

[19]《易图通变》卷五。

[20]《易图通变》卷四。

[21]《易图通变》卷四。

[22]《易图通变》卷四。

[23]《易图通变》卷首。

[24]《易图通变》卷一。

[25]《易图通变》卷五。

[26]《易图通变》卷五。

[27]《易图通变》卷一。

[28]《易图通变》卷三。

[29]《汉上易传》卷七。

[30] 参《太古集》卷二。

[31]《易图通变》卷一。

[32]《易图通变》卷一。

[33]《易图通变》卷五。

[34]《易图通变》卷五。

（原载《》XX年第XX期。录入编辑：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