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是我国企业体系初步形成和曲折发展时期。中国的企业还不是现代市场意义上的利益主体，只是社会工场的车间，或者说是行政单位的附属物。企业的负责人，是官本位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内部组织构架也是类似政府的行政机构。政治性、革命性是衡量社会主义企业的标准，企业伦理也因此深深地打下了政治伦理的烙印。革命性的企业伦理，既有政治伦理中的共产主义信念，集体主义原则，爱国主义的最高规范，又表现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厂如家，勤俭节约的主人翁精神等，表现了中国国有企业伦理的特色和社会主义特点。通过群众运动、政治挂帅等政治手段激发工人的工作热情和干劲，企业伦理建设方法也带有明显的革命痕迹。政治性的企业伦理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计划经济时代制度供给不足的缺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巨大的精神力量，也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伦理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一、政治性企业伦理模式的特征
计划经济时代，与企业作为政府构架的组织部分相适应，企业伦理服从于政治伦理，革命化是企业伦理最主要的特征。
(一)革命道德：企业伦理的核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革命道德②作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得到了全体人民的认可和制度的规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成为社会道德的主流和全体公民追求的道德理想。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组织团体，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把革命道德作为企业的伦理理念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选择。
1、集体主义。在计划经济时代，集体主义是企业伦理的核心原则。当企业集体、职工个人的利益与党、国家的整体利益出现不一致时，企业和个人要无条件地牺牲自身利益以服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③从这一观念出发，计划经济时代，依靠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的力量，充分地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的优势，在企业规模化、专业化经营等方面作了尝试和探索。如，为把基础较好的鞍山钢铁联合企业改扩建成我国规模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新生的共和国集中资金、技术、人员等多方面的优势给予支持，鞍钢计划投资26亿元，仅“一五”期间，就达15.45亿元，相当于同期钢铁工业总投资的40%[1]。在施工过程中，中央从全国47个城市70多个单位调集了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并得到了全国57个城市199个企业的支援。经过5年的建设，到1957年，鞍钢的生产能力大大增强，钢由70万吨上升为291万吨，钢材由49万吨上升为191万吨，品种迅速增加，“基本满足了当时的急需。”五年创造的利润和税收为同期国家对鞍钢投资的1.65倍，成为我国企业在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指导下，集中集体力量办企业的成功典范。
2、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也是建国后我国企业行为的伦理准则。包括：一是满足国家政治需要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计划性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必须遵循的第一个重要原则，企业“一切工作都是为全面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服务的；一切工作都是有计划进行的。”[2]因此，企业活动的主题必须根据各个阶段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要求进行安排。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完成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需要一方面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另一方面努力增产，降低成本，并加速资金周转，合理使用原材料，改进技术，提高设备利用率，尽可能地为国家增加财富，为此，全国企业开展了以创造新纪录为主题的生产竞赛。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全国人民关心的政治热点。生产竞赛发展为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生产竞赛运动。马恒昌生产小组仅1950年就改进了15件生产工具，创造了25件新记录；并向全国厂矿工人发起了号召和挑战，据统计，全国解放至1950年，有68.3万职工参加生产竞赛，1951年增长到238万人，1952年参加人数占职工总数的80%以上。[3]二是为国分难、不计得失的无私奉献精神。广大企业职工把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同祖国的命运、民族的振兴密切联系起来，把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爱戴化作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祖国的强大动力，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求实、创新、拼搏、奉献等革命精神。20世纪50、60年代，广大石油工人四海为家，以苦为乐，从荒原到戈壁，从松辽盆地到渤海地区，从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到“生命禁区”的藏北高原，都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足迹。特别是在石油大会战中，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以“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顽强意志和冲天干劲，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发建成了大庆油田。“铁人精神”是中国石油工人谱写的一曲无私奉献、顽强拼搏的壮歌，也是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精神的一种反映。正如吴玉章在对青年的寄语中所指出的，“英勇劳动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最主要就在于一切为了国家建设，把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服从国家的、长远的利益，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4]
3、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的商业道德觉悟。计划经济时期，商业企业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掌握着稀缺的商品资源和垄断性的价格资源。在物资供应短缺的背景下，不排除一些企业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走后门”等现象，但绝大多数企业能以服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为中心，坚持“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5]，表现了较高的社会主义道德觉悟。中共中央《关于改进产业工作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1961年6月19日颁发）中的买卖公平、实事求是、便利群众、待人和气、勤俭节约、不开“后门”等要求已内化为一些商业企业的道德意识。如，天桥百货商场在《天桥商场服务公约》中，详细地规定了售货员的服务行为规范和文明用语。如，当顾客走近柜台前时，营业员应当主动迎上去打招呼，对顾客态度要和蔼有礼貌，语气要亲切柔和等。1958年3月，商业部和中国商业工会全国委员会发出联合通知，号召全国商业战线要“学习天桥百货商场打破陈规的革命干劲”。由此，全国商业战线掀起了“学天桥、赶天桥”的浪潮。长春市百货公司第一商店向社会公布了四项自我约束，包括减少人员30%但不缩短营业时间，提高服务质量，杜绝少款现象，降低费用。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提出保证批发部有货，商店有卖，实行电话订货，大件商品送货上门等服务。北京瑞蚨祥绸布店按照“五好商店”（商品摆布好、商品质量好、服务态度好、联系群众好、改进供应便利群众好）的要求，开展了送货上门、量体售货、下厂量衣、订做服装等专门业务。
（二）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企业职工的道德规范
计划经济时期，企业职工“对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政治权利的价值评价和自我感受”，“更重要地还表现在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方面。”[6]他们以高度的主人翁意识来要求和规范自己的言行，爱厂如家、勤俭节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道德规范被企业职工所自觉践行。
1、爱厂如家、勤俭节约。“用穷办法办企业，还是用大少爷办法办企业？”[7]是企业职工主人翁态度的反映。穷办法办企业是像穷人过日子一样，不讲排场，精打细算，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对职工的道德要求。北京橡胶一厂曾发动广大职工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揭发厂里存在的浪费现象，如贵重仪器睡大觉，日光灯短命，管理员太官僚等，以此激励广大职工爱护公物。鞍山炼铁厂的工人孟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爱厂如家的精神被誉为“孟泰精神”。“孟泰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发展史上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的典型代表。１９５１年６月，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女工郝建秀，创造的科学细纱工作法，既提高了产品的产量、质量，又节省了原料，降低了成本，延长了机器寿命。为此，中国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在青岛成立了“郝建秀工作法研究会”，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测定和总结，并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2、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8]和道德规范，也是我国企业职工的道德追求。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大生产基础之上。列宁曾经指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惟一的基础只有一个，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9]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仍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正如毛泽东在1954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呢？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尤其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苏联向中国单方面“逼债”和撕毁一切经济建设技术合同、撤走援华专家和技术人员等困难，中国工人阶级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德境界，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统计表明，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帮助设计的“156项工程”中，我国承担了20%至30%的设计工作量，30%到56%的机器设备，100%的建筑安装工作量。[10]“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加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立足于自力更生，努力发掘、利用自己的一切潜力，不断增强自我发展的实力，不依赖、受制于人，是‘一五’计划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11]。
（三）革命化：企业伦理建设的方法
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企业伦理要求相一致，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伦理建设方法具体表现为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一系列革命化的方法。
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培育企业社会主义伦理的重要方法。在广大企业干部和职工群众中，蕴含着“冲天干劲，革命热情，极为可贵”[12]，只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保证他们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那么如何调动职工的生产热情呢？1960年2月《解放军报》在一篇社论中提出:“一不能靠强制,二不能靠物质刺激……更重要的,是靠突出政治,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来提高人们的无产阶级觉悟。” 强有力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方向和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正如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提出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为此，毛泽东号召广大经济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都要力争又红又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靠技术加政治。同时，强有力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协调经济关系、解决经济矛盾的重要武器。在社会主义时期，各种经济关系、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它们大多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既要靠用经济的和行政的方法进行合理调整，也离不开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如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先进典型——大庆油田认为，“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靠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这就是说，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主要依靠职工的阶级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生产力。”[13]
2、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和先进生产者劳动竞赛活动是激励广大工人建设热情和道德觉悟的有效手段。1958年的“学天桥、赶天桥”活动，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展的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劳动竞赛活动，以及“工业学大庆”等竞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间的互相学习，使企业间取长补短，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如，“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广大职工以劳动模范为榜样，创建技术革新小组，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比、学、赶、帮、超”的劳动生产热潮。王崇伦在鞍钢建设初期，争时间、抢速度，积极进行技术革新创造。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３年，他改进了８种工具，提高工效５至１０倍，发明创造的“万能工具胎”一年完成原来４年的工作量。他也因此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东北机器制造厂工人的尉凤英，爱岗敬业，刻苦钻研，从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９年完成技术革新１０７项，大幅度地提高了工作效率。１９６５年５月９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同志学习》的社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工人阶级的革命创造性。
3、“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1958年提出，经过总结、推广和提高，到1960年以后逐步系统化和制度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者的结合。“两参一改三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把政治和技术、生产和管理、领导和群众、政策和实行更好地结合起来的一种好形式，有利于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团结合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4、培育一支革命化的企业领导干部队伍。毛泽东曾经说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企业办得好不好，和企业领导作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4] “企业革命化，关键在于领导革命化。有了革命化的领导班子，才能有革命化的机关、革命化的队伍、革命化的企业。”[15]如何培育好企业的革命干部队伍？最根本的是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和用革命性的政治伦理规范企业领导干部的言行。如，大庆人对领导干部的“约法三章”，要求领导干部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永不特殊化，坚持参加体力劳动、永不做官老爷，坚持“三老”、“四严”④的作风，永不骄傲，永不说假话。“约法三章”是大庆精神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企业干部和职工伦理要求的集中体现。
二、政治性企业伦理模式的成因分析
现代组织理论的研究表明，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组织，是在社会系统中与社会系统有着密切联系、受其制约、为其服务的开放子系统。其运行机制的形成与行为方式与其存在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密切相关。“如果人们选择了某种经济制度，对于如此制度下的经济道德也就相应有了基本规定性。”[16]。一方面，政府对企业的制度规约决定着企业的伦理选择。同时，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法律确立和发自内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有力地影响着职工的伦理取向。
（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性企业伦理模式的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从制度安排上规定了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其管理体制与治理结构均是政府官本位系统中的一个组织部分，这是企业伦理政治化、革命化形成的内在动因。
1、加强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实现企业革命化。中国共产党强调，国营厂矿企业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其财产与生产产品为国家所有，亦即为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所有。因而，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十分必要。为此，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接收的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和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首先派自己的干部以厂长名义去接管旧的企业”，“不仅使旧企业的改造能够迅速推行，而且可以使我们的干部尽快地学得管理知识，掌握经济业务。”[17]另一方面，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具体表现为，“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突出政治，实现企业革命化”[18]。如，在国营企业中，建立了完善的共产党组织、行政组织、工会组织和青年组织。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党对企业管理的内部机构虽经历了四次变革，但总的趋势表现为：党对企业的领导不断加强。1953年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后的厂长负责制在执行过程中过分强调了厂长个人权威，从而使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和民主管理有所削弱。因此，从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开始在批判“一长制”是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否定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组织，是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在国营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负责制，这是我国企业管理的根本制度。”“国营工业企业中党的委员会，对企业行政管理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工会工作、共青团工作，以及企业中的生产的、政治的、文化的群众运动，实行全面的统一领导。企业内的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19]。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把党的领导和个人负责结合起来，对克服“一长制”的不足，弥补“大跃进”中无章可循、有章不循及原材料浪费等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不断升级和历次高潮迭起的政治运动，片面强调党要领导一切、统帅一切。因而，逐步形成了一切权力归党委的局面。
2、企业是政府的车间。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惟一的所有者，政府集所有权和经营经营权于一身，企业虽为一个单纯的生产单位，但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企业没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按照上级主客部门的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完全受国家控制，企业所有生产和经营活动，包括要素投入、产品生产和销售、人事调整和发展计划等生产经营行为，都是通过接受国家或上级主管部门所下达的各项计划指令来实现的。作为政府的一个车间，企业的首要职责和核心功能是为政府服务。正如朱德在1951年全国电信会议上所指出的，国营电信企业的建设，应该是，“一反映政权建设的需要，二反映经济建设的需要，三配合国防建设的需要，四反映国家教育的需要，五反映人民的一般需要”。[20]企业的任务“就是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计划，计划完成情况是衡量企业管理者工作实绩的主要尺度。”[21]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政治标准为尺度，贯彻政府的意志成为企业的主要目的。 1961年9月16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明确规定国营企业的责任和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必须实行“五保”⑤。由此，有学者把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定位为计划福利型企业，“其不计经济利益地执行国家交给的各种非盈利性的生产供销任务，同时也作为这种福利政策的收益者获得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这就更不能也不许有个体利益的存在和追求了。如此一来，我国计划福利型企业的伦理观念必然是重义非利性。”[22]
3、考核机制政治化。考核机制是对国家或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监督和评价，这是企业伦理形成的一个重要牵引。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企业实行行政性的计划管理，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创造利润？等等这些问题企业都没有自主权。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是好企业？这个标准当然是政府评价而非市场投票。
具体来说，政府对企业的考核主要依据：一是政治指标。如参加政治运动的积极性、是否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等等。二是上级下达的生产计划。能完成或者超额完成计划产值的就是好企业。三是有一个政治立场坚定的企业领导人。好的企业领导人标准是除了完成产值指标外，就是看他能否与工人一起从事艰苦的劳动，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四是级别行政化。根据企业隶属于不同级别的政府，企业也有行政级别。如国家直属企业是部级，省管企业就是厅级，县管企业享受科级待遇。与此相联系，不同级别的企业内部再按照行政级别确定下属部门及负责人的行政级别。这种企业评价机制，对企业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不仅企业没有自主意识和竞争、发展的动力，而且也使企业领导人迷失角色意识和基本职责，把自己等同于行政官员。由此决定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实际上是先进工作者，或者是优秀经营者。[23]
（二）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政治性企业伦理模式的内在动因
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使工人阶级彻底地摆脱了被奴役、受压迫的局面，翻身作了主人，并且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的法律保证，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对党所倡导的共产主义信仰坚信不移。
1、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早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建国初期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被剥削者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政治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1950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会管理企业》的社论，要求学会管理企业，把官僚资本企业改造成新民主主义企业，其第一步和首要的改革就是对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包括：废除压榨、侮辱工人的旧制度和肃清封建残余势力，如封建把头制度、搜身制等；消除职工内部的对立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建立健全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从组织制度上吸引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等。这些制度的实施，从根本上废除了原有压迫工人的制度，调整了管理者与工人的关系，“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的责任感，大大地提高了”[24]。广大工人群众一致的共识是：工人翻身做主全靠“共产党的奋斗，毛主席的领导”，不少工人以写信的方式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和对毛泽东的感谢，并庄严宣誓：“坚决拥护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在您的旗帜下，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而奋斗。” [25]
同时，作为法律规定上的国家和企业的主人，工人对共产主义道德的追求,基于对党的真诚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使他们走出了灾难深重的岁月。对党的衷心爱戴和信任,使广大工人对共产党的任何号召和政策都坚信不疑。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三反”运动、整党整风运动,广大党员干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因而, 翻了身的工人和从农民队伍投身到工人队伍的人民群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了生产中去，他们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2、职工与企业的终生劳动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是国家庞大行政体系中的一环，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实际是职工与国家的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对旧企业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对失业工人进行了救济和安置。1953年以后，为了保证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和大规模地经济建设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需要，国家劳动、人事部门通过组织手段和行政办法开始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进行统一调配，以后又逐步扩大到对管理人员、工人统一分配，形成了统招、统配的企业用工制度。企业职工由劳动部门实行统招和统配，人们到那个企业工作，具体做什么，在企业中的晋升与去留，都不是企业职工通过自己的才干和业绩可以决定的，一切都由国家政府和企业中的党组织决定，是国家统一分配和行政权利运行的结果。一个人一旦被分配到某个企业工作，他终身的命运都可能与这个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与之配套的是，从1956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职工统一的工资等级制度。工人不用担心失业，生老病死都由企业统揽。这种建立在职工最起码的生活得到保障基础上的职工与企业的终身劳动关系，解除了企业职工的后顾之忧，使职工对企业有一种如在大家庭中的安全感，这是工人主人翁精神的重要支撑。
【注释】
①当代中国企业伦理模式研究之四；2005年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企业伦理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编号：05BZX060）。
②革命道德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道德。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国主义、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为道德规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革命道德作为重要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见朱金瑞：《试论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特征》，《高校理论战线》1999年第6期。
③《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1959年12月——1960年2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 1999年人民出版社，第134页。
④“三老”指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强调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
⑤（1）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2）定人员和机构；（3）定主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工具的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4）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料；（5）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是指，（1）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2）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3）保证完成成本计划，并且力求降低成本；（4）保证完成上缴利润；（5）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参考文献】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4期。录入编辑：红珊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