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企业伦理建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见证着中国历史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企业伦理整体上呈进步态势,不仅企业伦理从政治伦理中分离出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相适应,而且企业伦理建设的方法和企业伦理模式都表现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企业伦理道德日益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可或缺的要素。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理性地考察和弘扬中国现时改革所“依赖”的历史伦理文化传统,对于企业改革和企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当代中国企业伦理演进的四个阶段
（一）企业伦理革命化(计划经济时代)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企业不是现代市场意义上的利益主体,只是社会工场的车间,或者说是行政单位的附属物。党和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已纳入政府活动和政权建设。企业的负责人,是官本位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企业内部组织构架也是类似政府的行政机构。革命化是衡量社会主义企业的标准,企业伦理也因此深深地打下了革命伦理的烙印。革命化的企业伦理,表现为:一是集体主义是企业伦理的核心原则。从主人翁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企业职工对企业的态度和贡献成为检验一个人对党和社会主义态度的试金石。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广大职工无私奉献,舍己为公。当企业集体、职工个人的利益与党、国家的整体利益出现不一致时,企业和个人要无条件地牺牲自身利益以服从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1](P134)从这一观念出发,计划经济时代,依靠集体主义精神和集体的力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的优势。二是爱国主义是企业行为的伦理准则。满足国家政治需要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企业实际工作和职工的行动中具体表现为胸怀全局、忘我劳动、为国分难、不计个人得失的无私奉献精神。“英勇劳动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在国家建设时期,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最主要就在于一切为了国家建设,把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服从国家的、长远的利益,献出自己的力量为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2](P451)三是企业管理伦理的初步探索,如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和实行责任制,探索以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三者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等,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四是社会主义商业“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3](P275)的伦理理念,坚持等价交换原则。中共中央在1961年6月19日颁发的《关于改进产业工作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商业道德规范:买卖公平、实事求是、便利群众、待人和气、勤俭节约、不开“后门”等。
为保证企业伦理的革命化,必须采取革命的建设手段。包括,一是加强对企业职工的革命道德教育。即不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职工的头脑,组织职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经常地、系统地对职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包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职工树立革命的作风,在企业中普遍学习推广大庆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精神等。二是加强对企业职工的精神激励。在战争年代,精神激励对取得革命胜利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也并不排斥和拒绝物质鼓励。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越来越钟情于精神激励,贬低物质鼓励。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只强调个人物质得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1](P134)。三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8年的“学天桥、赶天桥”活动, 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展的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劳动竞赛活动,以及“工业学大庆”等竞赛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企业间的互相学习和取长补短,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四是通过群众运动强化企业的革命性。如,建国初期在国营企业、公营工厂企业中进行了针对官僚资本统治时期各种不合理制度的企业民主革命; 1953~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都充分地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员工的积极参与,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企业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和企业的发展。
（二）企业伦理的探索与借鉴(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末)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四大以前,是党和国家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时期,企业伦理带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被推向市场和改革前沿的企业,在开放的背景下,一方面传承发扬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革命道德,同时,积极借鉴、吸收西方的企业伦理文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国有企业的质量意识、效益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意识等企伦理意识明显增强,企业伦理开始与政治伦理分离。一项关于我国国有企业行为目标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调查的210家企业中,选择利润增加作为第一目标的企业最多,占总数的45. 7%。如加上选择企业成长和提高市场份额作为第一目标的企业,企业数达到170家,占全部答卷企业的81%[4],可见,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力量放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中来”[5]。据日本早稻田大学一千石保教授在我国有关机构的帮助下,于1987年2月对我国5家规模较大的国营工商企业职工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中国的青年工人有70%的人都渴望竞争,而同一问题在日本青年工人中得到肯定回答的只有57%。[6]
二是一些优秀企业自觉地进行企业伦理建设的探索。如明确地提出了“团结、奋进、求实”等企业精神,并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并重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倡导企业职工加强文化知识学习,提高思想道德境界;广泛动员职工积极参与企业道德建设,提高职工自我道德管理的水平。如,早在1981年,许昌继电气公司就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并制订了《职工教育制度》、《职工全员培训与管理细则》等一系列制度。从1983年起,每年投资60多万元,有计划地进行高素质的人才培养:如开办电大,选派人员到高等院校学习,岗位练兵,在岗函授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提高了员工队伍的文化水平。实现了“一流的产品质量由一流的人来制造生产”的企业目标[7](P78-79)。
三是企业广告由告知型到情感型、道德型转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企业有意识地利用广播、报纸、电视等媒介的广告作为展示企业形象的一种重要载体。广告完成了由告知型到情感型、道德型的转变。如, 20世纪80年代初一句流行的广告词是“产品质量,实行三包”,但到80年代中后期,“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等情感、伦理型广告备受青睐,企业也因此获得了知名度和巨大效益。
四是对西方企业伦理文化的借鉴。通过导入CI(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战略而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是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企业伦理文化建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除了统一厂服、厂旗、唱厂歌、举行厂庆等易识别的活动外,一些企业开始用徽标等解释企业的理念。1988年,广东太阳神集团以“太阳与人之间爱的关系”为灵魂,用象征太阳的圆形和“APOLLO”首写字母“A”字的三角形变形组合,设定了“太阳神”的商标图案,用单纯的圆与三角形构成既对比又和谐的形态,来表达企业向上的意境,同时体现“以人为本”的企业经营理念。红、黑、白三种标准色,形成强烈反差,代表健康向上的商品功能、永不满足的企业目标、不断创新的精神。这个极富人文内涵和现代气息的形象一诞生,便在当时众多粗糙的国产品牌中脱颖而出。1988年太阳神销售额只有750万元,但到了1990年竟达到了2. 4亿元,市场份额最高时达63%。巨大的利润诱惑着无数的企业争相效仿。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大方正、郑州亚细亚商场等企业成为CI风暴的受益者。
（三）企业伦理的培育(邓小平南方谈话到20世纪90年代末)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企业激情燃烧的岁月。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对立的观念被彻底地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作为一种体制目标确立下来。全民经商办企业的热情被空前激发,各路诸侯大显神手,企业竞争进入了空前激烈的时代,也有力地促进着企业伦理的进步。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标签性企业伦理文化,企业伦理建设被视为企业竞争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是“内强素质,外塑形象”。一些优秀企业对企业形象有了新的认识,更注重内强素质尤其是伦理文化素质,他们视价值观为企业形象的灵魂,伦理观为企业形象的支柱,以人为本为企业形象的根基。如,天津华联商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主线,以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价值观,不断增强现代商业意识,把无情的市场竞争与有情的服务统一起来,使“企业在社会公众心目中树立起良好形象,获得了高信誉、高效益、高速度发展”。[8]同时,企业道德自律意识进一步加强,把道德指标纳入企业内部考核之中,自我加压、规范竞争。如荣事达集团率先推出了我国第一部企业竞争自律宣言———《荣事达企业竞争自律宣言》。其核心是提倡“和商”理念,即倡导相互遵循、平等竞争、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兴企等,并用这些自律准则调整企业对内对外关系。
二是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把儒商作为自己的道德理想和人格,声称追求“阳光下的利润”。他们不再把经商仅仅当作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毕生追求的事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儒家的文化精神尤其是儒家伦理价值观念和商业经营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义求利等。尤其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如海尔集团的张瑞敏、许继集团的王纪年等优秀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以搞好国有企业的坚定信念和敬业精神,努力探索公有资本人格化的机制,力保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企业面临困境尤其是同行大多企业步履艰难之时,傅万才却使吉林化纤成为市场中的“常青树”。企业连续13年保持高速度增长,产值增长18倍多,利税增长17倍多,仅1997年利税达1. 16亿元,居全国同行业之首。吉林化纤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个优秀带头人傅万才”。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所分析的,在他身上,有许多社会主义企业家的优秀品质,但在“当前最值得企业经营管理者学习的,是他身上体现出的共产党人的敬业奉献精神。”[9]
（四）企业伦理建设走向普遍化、个性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以德治国”作为我国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进一步扩大等对企业伦理的进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道德”(伦理)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价值更加凸显出来,“以德治企”成为优秀企业普遍遵奉的一种价值理念。企业道德的内涵被进一步扩展,以和谐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得到了企业普遍的认同。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从道德精神上的应对表现得更为清晰和自觉。中国企业伦理在借鉴与探索中完成了向创新的飞跃,企业伦理建设普遍化、个性化趋势明显:
一是企业家的道德素质不断提高。企业家的道德具有决定、导向、示范功能。一个企业的伦理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道德水准。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3年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地经营管理者价值观的比较研究显示,在三地经营管理者10个因素认同情况的统计分析表明,“道德”成为三地企业经营者公认的首要认同因素,认同程度为71%;其次,对“成就”、“生态伦理”、“守法经营”、“企业价值观的作用”、“法律”等五个因素也持比较认同的态度,其认同程度在58% ~63%之间;而对“违规经营”、“急功近利”、“金钱权力”、“付出与收获”四个因素则持不同程度的否定取向,其认同程度在-43%和-16%之间。[10]
二是企业道德建设方法系统化、科学化。首先,把道德融入企业共同愿景之中,使企业形成共同的信仰,“唤起人们的希望”,“改变成员与组织间的关系。它不再是‘他们的公司’,而是‘我们的公司’。”[11](P240)第二,营造浓厚的企业学习氛围,激发全体员工学习新知识,提高文化素质,形成发奋进取的精神状态。如,一些企业乐此不疲地通过为员工购买和推荐有关书籍,以传达企业的伦理文化理念。继《谁动了我的奶酪》以后,《把信送给加西亚》、《狼道》、《量力而行》、《没有任何借口》、《细节决定成败》、《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以人为本》、《从优秀到卓越》、《忠诚的价值》等被老板和员工奉为至宝。《经理人》杂志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同步实施的“2001年度职业经理人薪酬调查”显示,在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各种福利中,培训及进修最受欢迎,而外资企业尤其注重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激励员工,留住人才。“不管是在职训练,或是利用下班时间进修,都是我们在接受一项工作时不得不考虑到的训练机会。”[12]第三,通过丰富多彩的企业文化活动,增强企业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近年来,不少企业都把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活动的重要组织部分,甚至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第四,企业对员工的培训由制度、技能等培训转向有计划的道德培训。包括,一方面是政府有计划地组织。如深圳市劳动局专门成立了职业道德工作小组,负责引导和指导深圳企业的伦理道德培训。职业道德培训的广泛开展,不仅改善了行业作风,提高了职业道德,而且也加强了外来务工人员对深圳的归属感,激发了他们的创业热情和敬业精神;另一方面是企业组织的道德培训。一些企业家认为,道德培训是增强企业实力的重要途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员工不再像计划经济那样“从一而终”,一些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的“跳槽”成为企业的大忌,他们往往同时带走了核心技术和客户,因此,除了满足员工的物质需要外,更重要的是员工认同企业的价值观,使员工自身的价值得到提升;同时,近年来在全国大中城市迅速兴起的专门机构组织的培训。如一些培训公司举办的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讲座吸引了众多企业的积极参加。[13]
三是企业伦理模式由单一走向多样化。企业伦理模式是企业在长期经营实践中价值共识和文化积淀的产物,是企业伦理个性的表现结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政治化模式逐渐被多样化的模式所取代,如企业家权威模式、使命模式、制度伦理模式、血缘亲情模式、集体主义模式和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模式等[14]。企业伦理模式日益成为企业的差别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企业伦理演进的原因
（一）经济体制决定着企业伦理的认知方向
现代组织理论的研究表明,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组织,是在社会系统中与社会系统有着密切联系、受其制约、为其服务的开放子系统。其运行机制的形成与行为方式与其存在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制度密切相关。“如果人们选择了某种经济制度,对于如此制度下的经济道德也就相应有了基本规定性。”[15](P215)。一方面,政府制度的理念、奖励与惩罚政策等引导着企业的伦理选择。同时,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在对政府政策感知和理解的基础上进行企业各种决策的。正如美国著名企业伦理学家唐玛丽.德里斯科尔和霍夫曼在其新著《价值观驱动管理》中认为:“我们倡导建立制度,并不因为商人天生就比别人缺乏伦理道德,而是因为这些程序对逐步形成道德型企业文化,以使每个成员都能按道德规范行事,是迫切需要的。我们业已发现,不道德行为往往是由于体制的因素所致,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处于木桶中的烂苹果。在一个不道德的组织中,讲道德的人会受到影响,正像不诚实的人在有明晰价值观的组织中其行为也会提升一样,或者至少处于中性。为此,经理人员应该仔细审视其组织文化,看组织机构及其运作的过程在体制上是束缚还是激励了员工、是鼓励还是妨碍了他们的道德行为。如果没有这样做,就必须采取行为来改变或支持这么做。”[16](P1)
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从制度安排上规定了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其管理体制与治理结构均是政府官本位系统中的一个组织部分,这是企业伦理革命化形成的内在动因。如,大公无私与无私奉献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伦理是政府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进行的伦理导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企业政治生态极“左”化的结果使政治伦理泛化代替企业伦理,从较浅层面看,是依赖于意识形态强有力的约束,但实质上有赖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资源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中,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合法性的确立,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伦理道德作为一种软管理的价值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得到了企业界的共识。“我国企业道德活动,真正作为一项自觉的建设活动,主要是从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开始的。”[17]“以德治企”、外塑形象、内强素质、道德经营、将SA8000标准纳入企业决策参考等成为优秀企业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动力源。
同时,必须看到,巨大变化的制度和体制所提供的社会生态在促进道德进步的同时,也存着某种道德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索前进过程中所采取的诸如价格双轨制、政府行政事业部门的普遍创收制、一把手负责制、调动两个积极性制、客观上的效率至上评价体系及其事实上的一切向钱看价值指向,等等,虽然对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起到了某种暂时的效用,但对人们心灵冲击、精神崩塌之无形影响,却是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18](P272)因此,“在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中,寄希望于某些人的道德操守而不是制度体制本身,则是极不可靠的,具有极大的道德风险性。这种道德风险应当通过制度体制本身的建设而加以规避”。[18](P277)
（二）企业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企业都是“理性经济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实现利益最大化是其永恒不变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的质量意识、信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精神、品牌意识等道德精神与行为的不断进步无疑与企业自身利益的追求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这些狡猾的手腕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19](P272)恩格斯的分析非常精辟。应该说,市场上“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是与市场经济早期阶段相联系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大市场的出现,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很容易被识别。在大工业和大市场条件下,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注重自己的产品质量、道德形象和商业信誉。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过程中,的确有一些企业因缺斤短两、制假售假、欺诈等失德行为带来了短期高额收益,但实际上他们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终不得不付出更高昂的成本。吴晓波在《大败局》对国内十家著名企业败局的分析,得出了他们共同的三大失败基因,即,一是普遍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意识;二是普遍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三是普遍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这三大失败基因都与企业伦理因素有关。如企业界都熟悉的三株集团、秦池集团、南德集团等。据经济学家杨承训研究,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兴衰起伏,大致可分为五种类型:一是死胎型,即尚未投产就陷入破产,耗资巨大,多属于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二是短命型,其兴旺期仅3~5年,一时红火,昙花一现,以“人”字形的曲线突起猛落,造成惊人的浪费和严重社会后果;三是挣扎型,好似患了慢性病,虽维持局面,但形存瓤空,风雨飘摇;四是长盛型,经过十几年、几十年风风雨雨,长盛不衰,步步登高;五是起死回生型,虽经罹难,濒临破产,但经过动大手术,另辟蹊径,重新崛起。为什么企业在一个市场里生活却有不同的命运?杨承训从经济学的审视中,得出的规律性的结论之一是与企业伦理尤其是企业家的伦理素质有关[20]。因此,一些企业家就从自身利益的得失计算中,感觉到了道德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企业也认识到了道德的资本价值,以德治企被融入企业经营理念之中,且企业道德行为日益自觉化。如,上海电度表厂提出的“超越自我,永无止境”,把企业的发展壮大定位为自己不断战胜自己的过程,体现了共存、“双赢”的发展观。
（三）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消费的理性化对企业伦理的要求
计划经济时代是商品的短缺时代,卖方(企业)享有对商品的控制权,消费者几乎没有选择的自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力不断扩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品的丰富性得到了极大加强,中国逐渐由多年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消费者消费的选择空间扩大,对产品的品质、服务的质量、企业的信誉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我国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转变是企业道德变化的重要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是配给经济、短缺经济,“皇帝女儿不愁嫁”、“萝卜快了不洗泥”, 1988年的抢购风是人们购买产品时是不管商品质量的。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转换,“人们的要求及选择性大大增加,自然对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1]
与此同时,消费者在选择机会增加、选择范围扩大、选择品种增多的同时,消费越来越趋向理性化和个性化。面临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供应充足的市场,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不断理性化。“市场竞争是推动企业伦理进步的主要动力,市场竞争程度越高,企业伦理进步的程度就会越快。竞争不仅会使企业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而且会导致行业之间的提升。”[22](P199)
（四）加入世贸组织的推动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企业面对的市场、竞争对手、经济活动的规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从国内扩大到国际,竞争对手由民营企业跟国有企业竞争发展为国内企业之间竞争再到国际间强手林立的竞争,经济活动中的游戏规则也必须摒弃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人治和计划经济的痕迹,符合国际标准和国际惯例。如,在实践中需要架通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互联系的桥梁。因为,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属市场经济,二者必有某些共性。如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趋利原则、开放原则、法制原则等,这就要求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同国际接轨,不要背离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并且吸取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否则将在竞争中被市场淘汰出局。在贸易、投资、金融等各类国际交易中讲求信用,注重商业信誉,是国际商务惯例中的首要信条。对于尊重并信守信用规则的企业,它得到的是竞争力的提高,是交易成本的降低,是长远的巨大经济利益;而对于不遵守信用规则的企业,即使没有法律的惩罚,也要被市场的其他参与者所唾弃。如, SA8000标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道德责任认证体系,西方一些公司十分重视。2002年,香港报纸报道了深圳某玩具厂使用400名童工包装玩具的事件以后,美国客户就委托调查小组前往深圳调查,虽然没有发现童工情况,但发现该工厂确实存在加班加点严重、工资偏低的问题,而该厂在多次被检验的过程中却提供虚假的工时工资资料。为此,美国客户取消了该玩具厂及关联企业的供应商资格,其他客户也相继取消了定单。最后,这家有4间工厂、近8000名工人的公司被迫关闭。目前,我国出口到欧美国家的服装、玩具、鞋类、家具、运动器材及日用五金等产品,都受到SA8000标准的限制。美国、法国、意大利等传统中国轻工业产品进口的贸易组织正在讨论一项协议,要求中国所有纺织、成衣、玩具、鞋类等产品的企业必须事先经过SA8000标准的认证,否则就要联合抵制进口。
（五）社会对企业道德批判所形成的压力
从企业伦理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经济发展中,企业作为市场的核心,其伦理问题的大量出现,如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行贿、同行间的恶性竞争、企业内部的非人性管理等,促使了有良知的人们对进行企业道德的评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性也改变了公众对企业的衡量标尺及提高了公众对企业绩效的期望值。这是企业伦理进步的重要动因。正如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林恩·夏普·佩因所分析的:人们期望今天的领先企业不仅能够创造财富,生产和提供公有制的产品和服务,而且还要成为“道德角色”的表率———作为在道德框架下开展业务的深具责任心的代表。而“这种发展的证据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公司声望调查、最佳公司排名、员工承诺调查、世界范围内的全民投票、扩展的投资者关注焦点、每日新闻---所有这些都暗示员工、客户、公众甚至也包括一些投资者都正在使用伦理和经济两方面的标准来评价企业”。由此,她得出结论:“未来的绩效优异者是那些能够同时满足公众的社会期望和财务期望的公司。”[23]哈罗德·孔茨对西方企业伦理发展的分析也印证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你拿起一本20年前的管理教科书,几乎可以肯定,你不会发现有关社会责任和道德的内容。即使你在课文中看到了这一术语,叙述它们的文字也是不会超过一个段落。那么是什么引起了这一演进过程呢?“一种思考的线索是,近年来这些主题成为关注的焦点,是对企业接受它的社会责任的意愿和管理者道德标准滑坡现象的反应。例如,盖洛普(Galluppoll)民意测验表明, 65%的美国人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里,社会道德的总体水平下降了。而20世纪80年代末华尔街震惊公众的道德丑闻,更加强了人们的这种感觉。不过,研究企业社会作用的专家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今天的管理者比上一代的管理者更具有社会意识和道德。”“问题在于社会对企业的要求,以及对什么是'恰当行为'期望增长,要快于企业提高其道德标准的能力。”“企业的社会期望已经变化了。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的名言:‘公众该死’在19世纪90年代为许多公司所接受。但在20世纪90年代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在20世纪50年代,克利夫兰钢铁公司污染伊利湖尚可接受;但在今天却是不能容忍的。”[24](P11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众对企业道德的批判能力的不断提高,客观上对企业道德形成的压力成为企业伦理进步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上海产品被仿冒,就引起了许多消费者的关注。仅1985年一些上当受骗的群众给上海手表行业写信就达一千多封[25]。“3·15”中国消费者权益日的发展历程成为中国民众对企业道德批评的一个重要见证。1983年,我国第一个消费者保护组织在河北省新乐市(原新乐县)成立,此组织的发起者———河北省新乐市原工商局局长袁荣申这样解释成立首家消费者协会的原因:“集市贸易发达了,但许多问题也凸现出来了,比如买卖中的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现象很多,在市场里打架斗殴的也很多,老百姓对此意见很大。”[26]1986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正式成立。到1992年,全国已有2100多个县以上城市和上万个城区、乡镇都成立了消费者协会。同年,由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消费者报、中央电视台和中华工商时报联合在北京举办的首次“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上,在近两个小时的晚会过程中,共接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电话投诉300多个。2003年,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消费者协会的汇总统计,共计受理了消费者投诉近70万件,与2002年同期相比上升了0. 7%,解决了67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1. 6万元。消费者协会日益成为广大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专业机构,更为重要的是它促进了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这是社会对企业道德批判能力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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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4期。录入编辑：红珊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