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80年的风雨历程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体系，即中国革命道德。作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道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华民族振兴的精神脊梁，是塑造当代中国国民人格的基本伦理规范。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己显示出了巨大的支撑力量。

 革命道德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以马克斯主义的伦理思想为指导，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同时它又传承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道德体系。中国革命道德是马列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产物。它萌芽、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国主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艰苦奋斗、热爱劳动、实事求是、律己修身等为规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中国革命道德的理论指导

道德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祝的产物。“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

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结果。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马列主义的伦理思想为指导，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要求，对中国革命道德的精神实质、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等作了精辟的论述。诸如，关于无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道德的阶级性，关于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的革命功利主义，关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的集体主义原则，关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关于动机和效果统一论的道德评价标准，关于自重、自爱、自律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等，这些重要的伦理思想，既同以“大命论”为理论依据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相对立，又与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上的、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其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的资产阶级道德彻底划清了界限，从而扫除了笼罩在伦理道德领域里形形色色的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迷雾，使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和发展有了科学的基础。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在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2]

二、中国革命道德是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产生、发展和完善的

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所形成的道德规范体系。就笔者的看法，它萌芽于建党初期和国民革命时期，初步形成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得以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表明中国革命道德己发展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中国革命道德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建党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当时党在革命理论、路线、道路等问题上还没有全面的成熟的认识，还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党的革命影响并不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域内发挥主导社会道德的作用，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根据当时的革命实践提出了革命救国、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仰、为民众的解放而奋斗、革命牺牲精神等这些初步的共产主义道德内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一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导致的中华民族的灾难，使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一些共产党人就己明确认识到:中国的敌人不仅是“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和曹汝霖等这些卖国贼，而是整个“强盗世界”[3]。因此，“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也即是国民革命对象”，只有“打倒军阀，方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胜利”[4]。于是，他们首先把爱国与反帝反封建联系起来。这也就成为中国革命道德萌芽的重要标志。怀着强烈的爱国情感追求真理的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经过对各种救国主张的对比和选择以后，树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走上了革命道路。之后，不管风吹浪打、流血牺牲，他们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动摇。正如毛泽东在回忆早年的历史时所说的那样，大家在接触到共产主义的书籍和了解到俄国革命的历史后，迅速地建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且从此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5]；自从共产党宣布自己奋斗目标的那天起，就遭到了一切反动势力的嫉恨，革命就意味着流血和牺牲。然而，为了崇高的理想，共产党人在凶恶的敌人面前，无所畏惧;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在生死关头，大义凛然，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牺牲精神，是中国革命道德的又一崭新内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道德初步形成。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全国处于一片血雨腥风之中。在这种激烈的斗争环境中，除了坚持己形成的道德要求外，一些道德规范应运而生，并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它包括:严格的纪律是党在秘密状态下生存与工作的必要的基木条件。党的“八七会议”，特别强调“只有严厉地执行党的纪律才能挽救党的危机”。井冈山时期，为了使红军真正成为人民的军队，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毛泽东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根据斗争的需要，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并使之同革命的目标、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早在井冈山时期，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己经十分突出，长征途中，又进一步得到强化，使其成为体现中国革命道德的井冈山精神和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全体党员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这是革命胜利的“真止的铜墙铁壁”。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己基木明确，同时，作为一个革命的战斗集体，强调每一个共产党人都要反对个人主义，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和原则被明确地提出来，它表明中国革命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的成熟。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严酷的斗争形势对中国革命道德的规范起着促进作用的话，那么，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道德建设就带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以及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重要文件和政策、措施都对中国共产党人应遵守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作了详细和系统的说明。它包括: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明确能否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6]。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自觉地使自己的个人利益同党的利益完全一致，否则就要“毫不踌躇、毫不勉强地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7]。把革命的利益和党的利益作为处理一切个人问题的准则，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己把集体主义明确为革命道德的准则;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党长期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历史经验中，要求“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8]。在为延安中央党校题词时，毛泽东把“实事求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对共产党员、党的干部、一般干部的道德要求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革命道德的核心、原则的明确，其他革命道德规范的丰富，标志中国革命道德己经成为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要求的完整的道德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道德被不断完善、发展。革命道德履行的范围也由局部推向到全国，由党员、干部、人民军队扩展到全体人民中间。在大力倡导革命道德，使之精神更加发扬光大的同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战争年代的道德要求，它包括:全党务必履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明确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并树立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人格和党的干部的完美道德典型: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因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确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道德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结构的调整，利益关系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出现了多元化现象，如何继承和弘扬产生、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国革命道德，发挥其当代价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成为新形势下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恢复、继承革命道德的同时，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使革命道德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完善。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这一理论命题，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对道德体系进行表述的决议，对革命道德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作了系统的表述:“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是对革命道德的继承，也是对革命道德的最新发展，充分体现了群众性、先进性、民族性、实践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三、中国革命道德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扬弃和超越

 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超越。

 中国革命道德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之所以批判继承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是由道德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出发，主张对中国传统道德“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9]在这一科学态度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超越，逐步构建了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革命道德规范体系。

  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为人民服务就是在对传统道德的扬弃和超越中确立起来的。如何对待他人，对待人民，是人生的首要问题。对此，中国历代的思想家都十分关注。孔子主张“仁者爱人”[10]。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翟次之，君为轻”[11]，进而提出“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爱民之爱者，民亦爱其爱”[12]。这种“仁爱”、“与民同乐”的思想表现出的一种重视人的价值，爱护人、关怀人的人文精神，有合理的成分，在历史上也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历代统治者所谓的“仁政”，是出于其统治的需要。毛泽东曾经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为观念论的错误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得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中国共产党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将关心他人、“与民同乐”等传统道德观念，加以改造和创新，提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此，要求全体“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3]。这种崇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和革命群众所普遍认同，并被自觉履行，遂成为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贯穿于其他道德规范之中。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既继承发扬了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又克服和超越了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自觉地把热爱祖国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祖国的独立富强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远大理想和现实要求统一起来，使爱国主义成为最富有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

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还继承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等传统美德，并同革命现实任务统一起来，铸造出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等。

总之，中国革命道德形成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必然合乎逻辑地使之产生质的飞跃，向中国革命道德转化。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既是中国传统优秀道德的继承者，又是革命道德的创造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4][7]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李大钊文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9][10]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论语.颜渊[M].四书集注.湖南：岳麓书社，1985

[12]孟子.尽心下[M].四书集注.湖南：岳麓书社，1985

[13]孟子.梁惠王下[M].四书集注.湖南：岳麓书社，1985

（原载《河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