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朱金瑞 林世选】新中国60年中国共产党人提升公民道德
   

公民道德素质作为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公民在调整自己与他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符合社会要求的、良好的品质和行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公民道德素质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指导,十分重视公民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共产党各代领导集体对公民道德素质培养的探索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在素质要求上,从强调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政治道德素质,到明确公民道德的核心、原则和规范;在公民道德素质提升的方法上,从注重榜样示范带动、大力发展力和加强教育,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领和制度保证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公民道德素质的理论日益成熟并不断完善。

一、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的初步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从此,中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转折时期。新的时代所赋予的新使命,必须有新的国民来承担。然而,对遗传了二千多年封建道德教化的血脉、又经历了一百年半殖民地时代屈辱的公民如何改造?如何培养具有共产主义道德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要求,从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红”是公民道德的最主要素质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也是每一个革命者,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19499月,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是“又红又专”,而最主要的是“红”。“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2]“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3],牢固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为人民服务的志向。在1964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备五个条件: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必须模范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因此,“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

()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道德楷模的示范带动作用

如何培养新公民的共产主义道德素质?通过政权的力量和制度设计把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无产阶级道德规范由局部推广到全国,由革命队伍扩展到全民之中,是一种必然。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革命道德成为公民的真诚追求,不仅各条战线上道德模范人物频出,而且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具有强大的示范带动作用。如,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爱厂如家的孟泰;沈阳第五机器厂以改进工具、创造记录的马恒昌及在全国倡导的马恒昌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活动;以科学细纱工作法、提高工作效率的国营青岛第六棉纺厂工人郝建秀;铁人王进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满腔热忱为顾客服务被誉为“一团火”精神的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宁愿一人脏、也要万户洁”的掏粪工人时传祥;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而英勇献身的向秀丽等等。在这些英雄模范人物身上体现出了共同的品格——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克勤克俭,向社会奉献财富,向祖国奉献忠诚。

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代新人的楷模。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在雷锋身上,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甘当革命的螺丝钉等高尚的道德精神。雷锋精神是公民道德的最高境界。在雷锋精神的影响下,王杰、欧阳海、玉蓉等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他们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貌是中国各阶层人民的道德旗帜,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和模仿。这种高尚的人格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奋发向上,无私奉献。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崇尚高尚、健康向上和充满活力,共产主义道德成为时代道德的最强音。

二、公民道德素质理论体系的形成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二十一世纪初,是党和国家发展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公民道德素质的现代化为基础。对此,邓小平、江泽民在毛泽东有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内涵、培育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探索。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公民道德理论体系的形成。

(一)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

1、公民道德素质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在精辟分析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公民道德素质思想,强调公民道德素质的高低,从长远看,“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4]因此,他特别强调,没有社会主义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施与发展,他把培育“四有”新人作为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6]在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培养中,“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7]

2、公民道德素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互促进。江泽民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突出强调国民素质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在著名的“七一”讲话中,他深刻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着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的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8]

(二)公民道德素质内容体系的完备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为基础,针对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的道德失范问题,20019月中共中央颁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纲要》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公民道德建设的文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公民道德建设探索成果,标志着公民道德理论体系的形成。它第一次提出了公民道德概念,明确公民道德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根据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这一概括,是对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提出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框架体系的继承和创新。尤其是公民道德建设方针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的概括,体现了传统道德与时代特征的相结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务实性和可操作性。

(三)公民道德素质提升必须多管齐下

1、道德素质必须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基础。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同样,现代化则为人的发展提供着日益完善的环境和条件。因此,要使“四有”成为社会主义公民素质的主体,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奠定公民人格现代化的必要基础。“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9]。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实质上就是从国民素质的提高,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讲的。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增强国家实力,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为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创造物质条件。“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10] “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可以搞上去。”[11]

2、教育是提高国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导致公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变化,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创新意识和法制观念等方面明显增强;另一方面,社会价值判断日益呈现多元化倾向。对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12]“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础。”[13]而“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4]。对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要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科技和教育事业发展;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弘扬主旋律;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突出宣传一批先进典型,普遍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必须“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15],着力加强国情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等。

3、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直接途径。精神文明是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从而使整个社会建立在一个安定、团结、和谐,有统一意志、有个人心情舒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基础之上。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6]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视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着力点、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法等进行了总体布署。

三、公民道德素质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与创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针对新世情、新国情,继承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民道德的思想,并对公民道德素质的价值、内涵、提升方法等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民道德素质的理论。

(一)公民道德素质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织部分

随着科学技术和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与国之间竞争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土地、人口、能源和技术等“硬实力”,同时也表现在文化、社会风尚和国民素质等“软实力”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把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紧密联系起来,把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织部分,强调“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7]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地位,进一步明确把“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确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二)公民道德素质内容的新拓展

在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公民道德素质的内涵在党的十六大以来有了新的拓展。一是明确公民道德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组成,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二是强调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中个体道德的价值。个体是道德关系的主体。任何一种社会道德只有转化为个体道德,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现实道德。在一定意义上,整个社会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和社会道德生活的活力,最终取决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自律程度和由此构成的整体综合效应。为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由三个领域拓展到四个领域。三是指出公民道德素质的重点是诚信意识。诚信作为道德规范,是扎根于人们内心的观念和意识,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一些市场主体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制假售假、坑蒙拐骗等失德、败德行为,不仅给国家、企业和人民群众利益造成重大损害,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为此,党的十七特别强调“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

(三)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公民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靠教育,也要靠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

1、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统领。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政党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公民判断是非曲直、确定价值取向、作出行为选择的准则。核心价值中所包括的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共识不仅是联系各种社会群体,使之超越具体利益关系、和谐相处的精神纽带,而且也是引领社会成员向着共同目标迈进的精神旗帜。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人价值观扭曲,是非标准模糊,善恶观念颠倒,美丑界限不清,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流行,这些问题的存在从根本上动摇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根基。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形成价值共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关键所在。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

2、用制度保证。对一个社会的运行来说,制度是最基本的规则。良好的制度规范会鼓励人们自觉地“抑恶从善”,而不健全的社会制度则为“从恶”提供方便,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行善”的愿望和动机。正如当代美国公共行政学者库柏所分析的,“公民的品德的总则是‘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广泛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品德不可能仅仅是一种道德境界的倡导,也不是对自我利益的简单超越和否定,而是一种在恰当的机制下达成的公共和个人的‘双 赢’。”[18]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社会为其所提供的社会结构方式,以及社会调控手段的内容和方式,这不仅需要有善的价值引导与精神塑造,更需要有合理的社会结构及其在整个社会、尤其是公共领域,建立公正有效的社会行为规范,在制度中体现道德的精神。党的十六大把“以德治国”正式确立为治国方略,道德建设由此被纳入国家治理的高度,从而为道德建设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19]

3、用终身学习奠定文明的基础。在知识经济和网络社会,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以核裂变的速度增长,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成为公民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良好的教养,没有牢固的知识,没有丰富的智力素养和各方面的智力兴趣,要把一个人提高到道德尊严感的高度时不可思议的。因此,党的十六大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目的就是要求国民把对学习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学习中发展自己。

4、以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党风是形象、是旗帜、是生命。党员干部的道德素质既是党风和执政水平的反映,也对广大公民道德具有导向、辅射和带动作用。不仅如此,党员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大多与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并在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中代行这一权力。如果党员干部“能够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履行岗位责任过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适时的和不公正的规定得到纠正。”[20]为此,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把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党的文化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其中常修为正之德居于“三常”之首,是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内容,是党性修养的基本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深入开展党风党纪教育,积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使领导干部模范遵守党纪国法,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新风正气,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21]

【注释】

关于国民素质的构成,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八种构成说、五种构成说等。但不管那种观点都包括道德素质(作者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0页。

[2][3][4]《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71489385页。

[5][7][9][10][11][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1906389379287页。

[6][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页。

[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89页。

[12]《邓小平论教育》(第三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13]《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1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15]中共中央宣传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2002年,第191页。

[17]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219

[18]转引自王云萍:《库柏对公民品德的研究及启示》,《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 。

[19]《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1011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

[20]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0页。

[2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53页。

(原载《中州学刊》2009年第6期。录入编辑:红珊瑚)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亿网中国设计制作 建议使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