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马克思理解史上，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ie/ Marxology）是一道独特的学术景观：它既没有外在的体制建构，也缺乏共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仅仅凭借对马克思的思想与概念进行超越政治的重新研究这一口号式的学术主张，就赢得了分布广泛、人数众多的支持者，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社会的马克思观的主要提供者，并在事实上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构成直接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学界即开始译介、引入西方“马克思学”。不过，在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我国学界一开始就对西方“马克思学”持一种高度警惕、严厉批判的对立立场，仿佛这批学院化的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的目的就是为了颠覆现实社会主义似的。20多年后的今天，我注意到，学界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格局：一些学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些基本结论进行了不公开的全盘接受，甚至做了更大胆的发挥；与此同时，相当多数的学者却依旧承袭过去意识形态化的立场与观点，仅凭“有罪推定”就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成果下达了死刑判决，其中充斥着相当数量的事实性错误。这种状况表明，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学”这一不能回避的学术潮流进行一次实事求是、正本清源式的学术清理。

自1959年法国学者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创造出“马克思学”这个术语之后，人们从来都没有对此形成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人们一般会在如下三种意义上来理解这个术语：“马克思学是对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的理论、概念、策略主张的系统研究（以便把它同对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区别开来）。由于是由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艺术家来完成的，不言而喻，它的研究水准是先进的。马克思学这个术语有时还具有其他两种含义：1、它涉及对马克思所理解和所要应用于实践的思想和概念进行重新研究（以区别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领导人对它的补充、修正和歪曲）。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它被悉尼·胡克（Sidney Hook）描述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临’；2、社会主义国家有时从贬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用以指称资本主义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专门用来歪曲和怀疑共产党政权所追循的政策和实践是不合理的、非实际的或者同马克思原来思想不一致的。”[1]总的说来，由吕贝尔所倡导的第二种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学”显然影响更大、接受程度更高一些。[2]我个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使用西方“马克思学”术语的。结合国际学界一些习惯性的用法，我觉得可以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外部特征做如下描述：1、它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与学说，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2、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获得客观的学理性认识，而不是为政党（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政策选择寻找理论依据，或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攻击提供理论炮弹；3、它的行为主体是学院化的学者，他们可能会是特定政党的党员，但不是党的领袖或官方理论家；4、研究者拥有自己个性化的理论取向，但不是同时代有重要影响的哲学流派或思潮的代表人物；5、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可以是一个学者的毕生志业，也可以是一个学者的阶段性选择。由是观之，一些曾被国内学者指认为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人，如像洛维特（Karl Löwith）、施密特（Alfred Schimidt）等享誉甚隆的当代哲学家，以及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霍夫曼（John Hoffman）等在特定政党内发挥重要理论作用的著名学者，一般应排除在西方“马克思学”之外；而一些在一般情况下会被认定为其他领域专家的学者，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古尔德纳（Alvin Gouldner）等人，他们在其学术道路的特定阶段完成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则应得到我们的承认和重视。

作为一股声势浩大的学术潮流，西方“马克思学”的发生、发展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内部四种主要思潮长期相互碰撞、斗争、对话、融合，而后在西方学院话语体系中与自由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混响的结果。对于西方“马克思学”与自由主义等西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问题，国内学界在以往的“批判”中多少曾有涉及，但对它与马克思主义内部四种思潮的关系问题，则几乎从未有人研究过。有鉴于此，我想做一点比较详细的说明。首先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我们一直把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作为反动的、没落的修正主义加以严厉批判，结果我们通常会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似乎第二国际的理论传统早已穷途末路、被人遗忘了。事实正相反，就像第二国际的政治传统构成欧美左派政治的主流一样，它的理论传统构成了欧美左派理论图景的主体。虽然在第二国际解体、第三国际兴起之后，这一理论传统再也没有涌现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但是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过程中，它却向大学的讲坛输送了大量教授学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库诺（Heinrich Cunow）、柯尔（G. D.H. Cole）、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迈耶尔（Gustav Mayer）等，正是这些人使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得到有效的继承与传播，从而对同时代以及以后几代学院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普遍具有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和现代民主政治诉求往往可以追溯到这一理论传统的影响。其次是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众所周知，这一理论传统实际上源于第二国际，它是普列汉诺夫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专制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在斯大林时代，它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功以及苏联在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发挥的伟大作用而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但尊重是一回事，承认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这一理论传统寻求（与其政治霸权地位一致的）理论霸权的过程中，它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其他理论传统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它极力捍卫自己的唯一合法性和正统性，蔑视、压制、歪曲其他理论传统，甚至否定其他理论传统的存在价值，从而将自己树立为其他理论传统的“人民公敌”。如果说西方“马克思学”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那里获得的是积极的资源的话，那么，它从第三国际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这里找到的则是一种消极的资源，即批判对象。再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第二国际解体过程中崛起的另外一个理论传统。正如人们所普遍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学院传统。由于缺乏政治基础，因此与上述两个理论传统相比，它在实践层面上几乎无所作为。但也因为如此，它才能够在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本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探索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途径这三大理论主题上获得重大进展，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并为自己赢得众多信徒。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事实上，从“两个马克思论”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西方“马克思学”关注过的研究课题大多可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端倪。我个人甚至认为，假如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启蒙，西方“马克思学”就不可能获得现在这么大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最后是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托洛茨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影响是一个被国内学界基本忽视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忽视是不正确的，因为托洛茨基主义尽管传播面比较狭窄、追随者也相当有限，但它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革命理论的阐发却相当系统和有特色，从而赢得了欧美（特别是美国、英国和比利时）左派理论界的尊重。在西方“马克思学”正式兴起之前，这一理论传统的影响比较隐晦，但在西方“马克思学”兴起之后，它的影响则越来越难以回避，因为西方“马克思学”阵营中欧美新左派的身影越来越多，而但凡欧美新左派，大多曾受到过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影响。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孕育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6年）。在这一阶段，上述四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已分别形成，逐步开始相互碰撞、斗争、对话、融合，并开始在学院中发出回响。也就是说，尽管此时西方“马克思学”概念并没有提出，但西方“马克思学”式的研究已经初见端倪了。美国学者胡克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没有西方“马克思学”名分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作为一个学院左派，胡克早年在思想上比较接近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但在欧洲访学期间（1928-1929年间），他受到卢卡奇、柯尔施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显著影响，并在后者的影响下完成了出版了两本影响相当大的马克思研究专著：《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1933）和《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发展》（1936）。差不多同一时期，胡克还和其他一些美国学者一起专门研究了苏联的现实和理论，从而开始自觉而强烈地反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并对当时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及其思想产生好感和部分认同，他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观也由此基本定型，进而在《理性、社会神话与民主》（1940）、《历史中的英雄》（1945）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含糊的遗产》（1955）三步曲中得到系统展现。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在孕育阶段，像胡克这样从事马克思研究并成果卓著的西方学者还不多见——早期伯林（Isaiah Berlin）就是其中之一，他1939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活与环境》一书相当经典，影响了好几代学院知识分子，即使今天仍然在不断重印。至于他后来成为当代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这些为数不多学者以其出色的工作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使对马克思的学术研究开始成果可能，并为这种新研究培育了接班人。

其次是兴起阶段（1956-1970年）。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抨击和批判。这和随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一起严重破坏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基础。这给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不同理论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只要能够证明马克思与苏联马克思主义是不一致的，那就可以轻易地证明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因而是必须被改变或被推翻的。正是在这种冷战格局下，人们突然发现了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价值及其政治潜能，于是，这种原本门前冷落的学术研究也就历史地暴露在政治聚光灯下，成为一门新兴的“显学”，而一批原本就默默致力于马克思研究的学者也随之成了受人关注的学术明星。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顺应时势创造出西方“马克思学”这个术语的吕贝尔外，联邦德国的费彻尔（Iring Fetscher）、英国的李希特海姆、美国的米尔斯、以色列的阿温纳里（Shlomo Avineri）是兴起阶段西方“马克思学”学者中比较重要的几位。通过分析上述学者在该阶段的研究工作，我发现：第一，针对用“原理”反注马克思的苏联式研究方法，西方“马克思学”在这一阶段基本上已经达成一种方法论趋同，即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运用历史解读法、文本解读法、具体语境比较分析法等去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而得出具体的而非普适的研究结论；第二，尽管这一阶段形成的成果数量并不算多，但出现了一批得到广泛认同和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代表性成果，这些成果基本上代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最高学术成就；第三，这一阶段研究涉及的主题非常宽广，基本上框定了未来研究的问题域；第四，青年马克思问题或者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本阶段研究中最令人注目的课题。

再次是深化阶段（1970-1991年）。为了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联邦德国的乌培尔城于1970年5月主办了一个小型国际研讨会，吕贝尔向会议提交了一篇只有几页纸的发言提纲，总结西方“马克思学”已有基本认识，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出乎吕贝尔本人甚至全部与会西方学者意料的是，这篇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新意的提纲遭到了苏联代表非常激烈的抵制，他们要求会议撤消这篇“反恩格斯提纲”，否则就集体退出会议。这个偶然事件一下子就改变了西方“马克思学”的命运，使之从深藏学院高墙内的学问变成了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对象，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它的传播与发展。从此之后，西方“马克思学”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学者加入到这股学术潮流中来，新研究、新成果层出不穷，以致使人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对于西方“马克思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我的基本评价是：虽然研究人数和成果数量出现了“大跃进”，但研究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并没有获得相应的实质性提升；相当数量的研究比较浮躁、肤浅，少数研究甚至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嫌疑。真正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点：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题”取代上一阶段的青年马克思问题成为本阶段讨论最多的主题；第二，研究中心开始从联邦德国和法国开始转向英国和美国。与德法相比，英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传统向来薄弱，但如今它们却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中心。1960年代后期，在吕贝尔和费彻尔等大陆学者的影响下，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英国发起“新马克思研究”（new Marx studies）运动，主张通过读原著，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开始历史性地接近马克思的思想。这种符合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研究运动得到了巴特莫尔（Tom Bottmore）和卡弗（Terrell Carver）等相当数量青年学者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通过有计划和持之以恒的著作编译与研究，集腋成裘，最终使英国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与英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美国之所以会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的又一个中心，是因为在68’革命结束之后，大批回归主流社会的美国新左派开始进行批判反思，这种反思既涉及他们自身，也涉及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也就由此在美国得以勃兴。读古尔德纳、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ger）、莱文（Norman Levine）等具有新左派背景的美国学者的西方“马克思学”著作，我最强烈的感受是：他们的研究充满了现实关切，这既是一种缺点，也是一种优点。

最后是消退或终结阶段（1991-至今）。西方“马克思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充分表明：虽然它并不是冷战的产物，但冷战毫无疑问为它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外部动力。因此，在1991年的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之后，西方“马克思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于经过前几个阶段的发展，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已经成功地进入西方各国的大学体制，所以在体制惯性的作用下，这一阶段研究者人数和研究成果数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与此同时，该研究的受关注程度却迅速下降，出现了被明显边缘化的趋势：冷战时，它拍的是口袋（马克思和恩格斯），人们看到或感觉到的却是它在打驴子（苏联），如今驴子已经没有了，那还有多少人会对拍口袋感兴趣呢？于是，相当数量的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开始转行（例如，费彻尔现在是德国著名政治哲学家，阿温纳里则成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理论史的专家），即使不转行，也都对其研究领域进行了重新布局（例如，作为MEGA编委会委员，卡弗虽然依旧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但也开始附带研究后现代政治理论和性别政治了）。尤为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学”开始和自己原先的对手、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发生自觉的接触、交流乃至融合了：1995年，正是在双方的协同合作下，几乎要夭折的MEGA计划得以重新启动，而该计划原本是由前苏联和民主德国政府联合出资实施，其目的之一就是要与西方“马克思学”进行学术竞争的！有鉴于此，我觉得现在似乎是给西方“马克思学”划一个句号的时候了：具有鲜明冷战意识形态烙痕的西方“马克思学”的终点，也就是超越意识形态纷争、真正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起点。

 

【注释】

[1] Jozef Wilczyski.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Marxism, Socialism and Communism [M]. London: Macmillan, 1981, p.344.

[2] 在目前西方学界，“马克思学”术语似乎已经沦为咬文嚼字的同义词，但吕贝尔意义上的“马克思学”研究却依旧得到人们的认可与坚持。参见张亮：“超越传统，探索解读马克思的新方法：特瑞尔·卡弗教授访谈录”，《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