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传统研究范式的历史生成及其成就
在反思、批判、超越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探索本学科的创新发展之路，是本学科在上世纪90年代达成的一项共识。那么，传统范式究竟是什么呢？大多数学者对此其实并没有明确认识，但却习惯于把它作为一个抽象的、贬义的标签，任意贴到自己不喜欢的研究范式身上。这种做法不仅是不严肃、不负责任的，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真实地厘定传统范式的本质逻辑并给予现实的扬弃，那么，我们的“批判”就不可能是科学的，我们的“超越”也就不可能是真实的。
学界有观点认为传统范式就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这种意见不无道理，因为这两种范式确实具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不过，我们却不能因此将两者混为一谈：虽然传统范式受到过苏联范式的影响，但它并不是后者的简单移植、复制，而是我国学者在独特的中国语境中自主再创造的结晶。
首先，传统范式生成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过程中，体现了我国学者的实践关怀与理论自觉。传统范式的历史生成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那时候，中苏两党爆发了激烈论战。苏共不仅公开抨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修正主义的，而且还利用学术优势，建构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图景，影射攻击我党。这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深切感受到了挣脱苏联教条的束缚，正本清源、独立自主地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开始进军本学科，并形成了一种明确的理论自觉，即把通过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掌握研究当代社会实践（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问题、新情况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自身学术研究的现实归宿。
其次，传统范式所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广度上与深度上都是有限的。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在苏联的发展并不顺利：30年代初期以后长期停滞不前，直到50年代初才开始缓慢复苏，并在50年代中后期，在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的强大理论竞争压力下加速发展，到60年代初基本成型，最终在70年代达到成熟。[1]也就是说，在传统范式开始形成的时候，苏联范式本身也才形成不久，并且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等个别专题或断代史研究中，尚未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全程。因此，它对传统范式的影响虽然直接，但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相当有限。不仅如此，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很快就迫使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进行自力更生式的独立研究。
最后，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深受传统学术的熏陶，把一些优秀的传统治学方式融会到自己的研究活动中，使传统范式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征。在过度政治化倾向的影响下，苏联范式总是习惯于根据政治领袖的言论以及苏共不同时期的政治决议修订自己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更正自己的研究结论。作为接受过传统治学方式熏陶的一代学者，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辩证思维能力，坚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完整的思想语境中理解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与方法，并通过对经典哲学文本的深入诠释与解读，完整、准确地领会、掌握经典作家的理论命意与精神实质。因此，他们对苏联范式根据“原理”反注哲学史的教条主义做法具有一种内在的免疫力，不仅部分抵消了苏联范式的消极影响，而且还赋予形成中的传统范式以鲜明的中国特色。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山大学哲学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一书。这虽然是一部教材，但却凝结了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的集体智慧，集中展现了他们对本学科的基本认识、研究活动的基本风格特征以及基本的观点体系，[2]因而构成了我们认识、解析传统范式的一个适当样本。接下来，我们就据此书大致勾画传统范式的基本轮廓。
首先，传统范式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指导的。作为对苏联范式的一个自觉纠正，传统范式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反对任何形式的顶峰论，强调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不同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同样获得了发展。以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为指导，传统范式自觉确立了三个原则：要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观点结论；要具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形成、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特定阶段的发展形态；理论从实践中来，然后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服务于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些同样适用于今天的研究工作的科学原则。
其次，传统范式形成了一套具有内在张力的方法体系。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都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然后在苏联学术的直接影响下走向科学研究。因此，他们所创立的传统范式在方法上具有内在张力：一方面，苏联范式及其方法体系是他们自觉学习的对象；另一方面，我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在他们的研究实践中得到了不自觉的运用。结果，苏联范式的方法论缺陷在传统范式身上得到了清晰反映，同时，体现了我国传统学术研究精髓的语境还原与文本解读等新的方法也暗结珠胎于其中。这就为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突破苏联范式的藩篱，做出某些创造性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必须的方法支撑。
最后，传统范式依托苏联范式建构出了自己的分期体系和基本观点体系。总的看来，传统范式基本上继承了苏联范式的分期体系和基本观点体系，差别在于：第一，传统范式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阶段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阶段的历史分期，虽然实际的历史叙述只延伸到斯大林；第二，传统范式的基本观点体系还比较梗概，尚不如苏联范式那么精细；第三，传统范式自觉抵制苏联范式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认识往往比较客观。
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传统范式多有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传统范式过于关注现实，存在泛政治化倾向，学术性不强；二是传统范式因袭苏联范式，方法与基本学术观点具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我们应当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上述批评。
自觉而强烈的现实感和实践意识是传统范式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不仅不应当受到批评，反倒是我们应当加以维护与继承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改造世界的新哲学，它的形成、发展始终是在对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民族国家的现实进行认识、批判、改造的过程中实现的。脱离现实，我们既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更不谈不上对它的继承与发展。80年代，本学科发展之所以会进入一个黄金时代，关键就在于传统范式充分发挥了这一鲜明特色：它倾听时代的召唤，关注、研究并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存在重大争论的一些历史观问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断深入发展提供了思想解放前提；它以史为鉴，引导并正确解决了一些具有广泛政治影响的学术争论，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进步；它坚守在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努力回应现代西方思潮与学术潮流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不过，传统范式也由此暴露出容易混淆理论与现实的边界、迷失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与客观性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
教条主义确实是传统范式从苏联范式那里不自觉地继承而来的一个内在缺陷。不过，我们应当看到，传统范式中存在着一种内在对抗这种教条主义的方法力量，这使得它曾在某些研究领域突破教条主义的窠臼，完成了一些即使在国际学界内都可以拥有一席之地的学术经典。例如，黄楠森教授从60年代初期开始在苏联范式的直接指引下从事列宁《哲学笔记》的注释和解读工作，但他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不论在文本释读的准确性上，还是在思想史定位的客观性上，都超越同时代苏联学者，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孙伯鍨教授从60年代初期开始在没有受到外来学术影响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文本学方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文献，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中提出并初步论证了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两条逻辑，其工作达到同时期西方学者的先进水平。陈先达教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成功摆脱苏联范式的束缚，在真实完整的思想史语境中，对马克思历史观的逻辑演进及其理论本质进行了周密而充满说服力的研究，其结论即使在今天依旧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困境”与传统研究范式的解体及分化
许多学者都曾直接地或含蓄地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本学科从90年代初开始进入“困境”，[3]而“困境”的实质就在于传统范式日益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引领的时代潮流，不再能够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学术研究的需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研究者开始在对传统范式进行反思基础上对新的研究范式进行了试验性的建构尝试，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繁荣的同时，也为本学科在新世纪的再兴准备了条件。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传统范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对外，相对封闭，基本上没有国际学术交流；对内，铁板一块，缺乏学术对话与竞争；在研究中，因循守旧，贬抑研究者的批判思考；在评价上，崇尚权威，政治标准凌驾于学术标准。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桎梏。可对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们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偶然的桎梏”，而是与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自主活动的条件”。[4]本学科研究在80年代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传统范式与本学科研究主体及其研究活动逐渐产生矛盾：80年代末，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反思传统范式的内在弊病，发出要求改革的呼声，[5]但因为当时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让大多数人不再能忍受的地步，所以这种呼声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共鸣。
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者的主体状况及其外部研究条件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首先，研究者们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逐渐确立了自己个性化的主体立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生活的简单性与均一性，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研究者们因此由以往集体主体中无差别的成员，转变为具有不同自我意识的个人主体，并根据自己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不同地位而经验到了存在方式的独特性，进而形成了自己差异性的立场。其次，研究者们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学术资源，逐渐形成了个性化的学术风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打破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相对封闭性，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加开放、更具国际性。研究者们因此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地选择、获取自己所喜爱的学术资源，使研究日益个性化。再次，学术研究活动的日益国际化，打破了传统范式自然形成的垄断地位，造就了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同台竞技、相互竞争的新局面。最后，苏东剧变同样挑战了传统范式的合法性基础，加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断突破传统理论底线，最终使传统范式面临空前巨大的合法性危机。在上述内外条件的共同下，传统范式的内在弊端得到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的暴露，最终从“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自主活动的“桎梏”。在此背景下，本学科的学科地位、学术信誉受到空前挑战，研究队伍迅速流失、萎缩，成果数量与质量呈现显著下滑态势。“困境”由此生成。
不过，令人欣慰和感佩的是，在90年代的“困境”中，始终有一批学者在坚持本学科研究。他们大多意识到，“世界在变化，中国在前进。客观实践的发展变化，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6]因此，必须与时俱进，在反思批判传统范式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本学科研究的新范式。综观90年代，国内学界前后大约涌现出十余种新范式。大浪淘沙，凡是获得某种意义上成功的新范式都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特征。
首先，它们都明确而自觉地把某一时代课题作为自己理论思考与研究的出发点。在“困境”中坚持本学科研究的学者都是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本学科的学理研究，找到理解、进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是推动他们坚持本学科研究的内在动力。由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问题的感受与理解就出现了个体性差异，进而倾听到的时代精神、总结出来的时代课题也就有所不同。尽管这些时代课题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必须看到的是，它们都把握并体现出了当前时代精神的某一方面。这正是它们能够作为有影响的研究范式而存在于当前国内学界的根本原因所在。
其次，它们都具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宽容的学术心态。“困境”使坚持本学科研究的学者们充分意识到了改革传统范式的必要性，但一些产生了负面作用的改革尝试更让他们明确：只有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指导下，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因此，他们在反思批判传统范式的同时，最终都自觉继承了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精髓及其当代价值作为自己的研究目标。不过，在经历过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认同了德里达的告白，承认马克思的继承人可以是复数的，从而自觉扬弃了传统范式的独断立场，以一种宽容务实的态度去对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不同的研究范式。本学科的学术生态因此得到优化。
最后，它们都在包容并蓄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个性。90年代以后，在与西方学界的交流与碰撞过程中，坚持本学科研究的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存在不可回避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当代西方思潮与学术潮流并不都是洪水猛兽，其中也凝结着大量在批判的基础上完全可以为我所用的优秀成果。因此，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打破自身的封闭性，以开放自信的态度面对当代西方思潮以及学术潮流，根据自己的理论旨趣与学术取向选择性地丰富自身的学术资源，在使自己的研究范式具有了当代性的同时，有力地塑造出了自己的学术个性。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图绘
需要指出的是，在90年代遭遇“困境”的并非只有本学科。事实上，当时所有马克思主义学科都陷入了类似“困境”。只不过从目前来看，本学科是最早走出“困境”并获得新的长足发展的一个学科。惟其如此，是因为本学科即便在“困境”中也没有放弃信念与追求，始终坚持倾听时代精神的呼唤，努力探索自我改革、自我发展的现实道路。这种改革意识并不专属于青年学者，它在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身上同样得到了自觉体现。作为本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黄楠森教授基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审慎理解，最终改变过去对人学的批判立场，肯定应当把人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建立和建设，[7]并为此进行了大量探索，从而在事实上为以人学为旗帜的新范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高清海教授以充满激情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人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课题，[8]对本学科发展起到了一种再启蒙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深入人心的改革共识的推动下，本学科在新旧世纪之交就已经做好了走出“困境”的准备。新世纪初的一场多少具有偶然性的学术讨论，最终凝聚了本学科分散已久的注意力，使在“困境”中分别酝酿成熟并获得初步成功的各种新范式找到了一个可以展示自我的共同平台。就这样，在各种新范式的相互碰撞、相互对话中，本学科的学术活力不断增强，最终很快走出“困境”。
综观本学科当前的学术版图，各种新范式的多元并存格局已经基本形成。除了人学范式，还有以下一些范式占据了比较引人注目的位置，需要我们进行简单的图绘。
首先是“走出与重建”范式。这一范式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升华到本学科后的一个积极成果。该范式敏锐察觉到了世界历史的转折，把对时代精神的嬗变的高度重视，理论化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关注，进而把回应历史唯物主义再次面临的危机，走出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桎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设定为自己的时代课题。[9]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该范式分别在实践反思、哲学史反思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对话的基础上“重读马克思”，从而在一种更加宽广、完整的历史语境和思想语境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本质及其当代价值等形成了一系列有创见的观点。
其次是“实践诠释学”范式。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开启的世界历史转折，这一范式把寻找以“独立人格、自由、平等、民主和科学精神为特征的价值坐标”作为自己的使命，[10]进而将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重新诠释确立为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途径。差异分析法和理论重构法是该范式最具特色的两种研究方法，就其实质，它们是在知识考古学和诠释学等现代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反思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继承的产物。在具体的重新诠释过程中，该范式运用上述方法对马克思哲学的来源、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一些基本理论的实质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细密的研究，得出了一系列颠覆传统的新结论。尽管这些结论还有待辨析与复核，但它们确实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提供了新的视角、新的可能性。
再次是“逻辑分析”范式。这一范式是我国学者在海外留学期间所创构。面对冷战后的世界历史格局，该范式始终强调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严密的科学体系，而且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强大武器。基于这种坚定信念，该范式认为，从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桎梏中恢复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本来面目与精确内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完成的一项基础工作。为此，该范式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英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逻辑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法、语境分析法、逻辑排除法等），依据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社会形态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基本学说进行了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的分析，为提升本学科研究的精确性起到了积极作用。[11]
又次是“存在论”范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不断深入发展，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各种现代性病症在我国也逐步出现。这一范式据此认为人的存在及其发展在当代中国已经重新成为一个问题，并确信：马克思的学说对于我们自觉地抵御当代西方的现代性病症、运用历史批判的基本方法从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处开启中国先进发展之路具有关键的引领作用。[12]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该范式将自己的理论焦点始终聚集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这一核心主题上，通过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对话，首先扬弃了自己学术思想中的形而上学残余，进而通过对传统研究范式的理论态度、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路向以及意识的内在性等局限性的“批判的脱离”，使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及其当代价值得到澄明。
最后是“文本逻辑历史分析”范式。面对相同的现代性病症，这一范式认为：在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马克思，我们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因此，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够找到正确地理解我们的现实及其发展走向的科学方法。这实际上也就是该范式为自己确立的时代课题。为了解决这一时代课题，该范式在对现象学、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心理学等20世纪西方科学方法论进行批判借鉴的基础上，对由孙伯鍨教授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文本学解读方法进行创造性的继承，开辟了一个通常被称为“文本逻辑历史分析”的新范式。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该范式运用文本学方法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经典著作进行了系统解读，[13]其目的是想让本学科研究获得真正科学的基础，从而让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意蕴尤其是其中革命的科学的批判方法在当代语境中自己呈现出来，以服务于我们对身处其中的现时代的批判性认识。[14]
另外，近2、3年，还有学者提出了创建“中国马克思学”这一新主张，并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理论阐发。15]但由于他们的实体性研究尚未全面展开，所以，他们是否创立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尚有待继续观察。
第二，这种多元并存格局为各种新范式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学科空间。进入新世纪后的这些年是本学科历史上最开放也最和谐的时期。各种新范式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本学科进行了有深度的开掘与推进。尽管也曾出现过个别过激言论，但总说来各种范式都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以宽容甚至欣赏的态度对待其他范式的存在及其研究成果。这使得每一种范式的充分发展都成为可能。
第三，这种多元并存格局对本学科的继续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目前这种“和而不同”的多元并存格局实际上是本学科在过去一个阶段进行创新发展的积极成果。它既来之不易，更弥足珍惜。因为它的存在不仅有助于本学科保持必要的内在张力和思想活力，为学术创新提供持久动力；也有助于不同学术观点的对话与竞争，促进本学科在善意的学术讨论与学术争论中不断积累共识、深入发展。
第四，这种多元并存格局的存在仅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最终将被真正的历史科学所超越。目前这种格局实际上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下，对本学科研究新的科学范式进行艰难探索时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在这些范式的相互对话中，青年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坚定地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科学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倾听更加自觉、对时代课题的把握更加准确，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6]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范式将在对话中走向整合，进而走向真正的历史科学，在的基础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将坚如磐石地矗立起来。
【注释】
[1] 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贾泽林、刘仲亨、李昭时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431-442页。
[2] 中山大学哲学系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绪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3页。
[3] 2001年11月，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在广州召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的出席者多为我国最有影响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他们一致认为90年代以后本学科发展进入了一种“困境”。参见徐俊忠等：《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要》，《现代哲学》2002年第1期。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124页。
[5] 参见张战生、江丹林：《关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天津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王荫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改革的若干问题》，《学术界》1989年第1期；张翼星：《应当克服直线性和单线性的模式——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刍议》，《哲学动态》1989年第6期。
[6] 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8月15日。
[7] 黄楠森：《人学的足迹》，“前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8] 高清海：《人就是“人”》，“自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9] 杨耕：《“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10] 俞吾金：《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1] See Zhongqiao Duan, Marx’s Theory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Aldershot : Avubury, 1995.该书的核心章节后分别以论文的形式发表在一些国内期刊上，主要有段忠桥：《论经济基础的构成》，《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段忠桥：《对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概念的再考察》，《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3期，等。
[12] 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域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3] 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008年。
[14]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15] 参见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90页。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录入编辑：柯锦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