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门刚到“而立之年”的年轻学科。不过，从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90年代的困境到进入21世纪后的再兴，它却拥有比其他“同龄”学科丰富得多的曲折经历与学科感悟。这使得它已经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虽然这种学术的“历史”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史和人类史”，甚至也不同于思想的“历史”，但它同样是包含未来的过去。通过对它的反思、讯问与建构，我们将可以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深化发展厘定走向未来的方向。

一、曲折的诞生之路[1]

众所周知，独立的、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我国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2]不过，就像夏日的鸣蝉一样，它有一个相当漫长的、不为一般人所熟知的孕育期。要想真正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就必须一直追溯到50年代早期苏联专家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去。

50年代早期，苏联开始陆续派遣专家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机构任教，帮助我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在这些专家中，哲学工作者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我国当时对哲学战线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重视，紧密相联。正是在这些专家的指导下，以苏联当时的学科建制为蓝本，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得以基本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苏联哲学界一直把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来对待，并因此忽视乃至压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研究。结果，在30年代初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苏联长期停滞不前，直到50年代初期以后才开始缓慢复苏，并在50年代中后期，在来自西方的理论竞争的强大压力下，开始加速发展，到60年代初期基本成型，最终在70年代达到成熟。[3]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华的苏联专家都不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4]那么，自然地，我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不具有这种学科观念。不过，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亲密、互动迅速，所以，苏联以及民主德国理论界当时正在进行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创建尝试也在我国发出了微弱但却明确的回响：当时我国翻译出版了少量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性质的苏东出版物，[5]这些著作的原出版时间一般只比中文版早1、2年，比较鲜活地体现了当时苏东理论界的最新学术理念和发展动态，有力地开阔了我国青年学者的学术视野；1956年，应中方师生的要求，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苏联专家萨坡什尼可夫依照苏联当时正在编撰、出版的多卷本《哲学史》讲授了世界哲学史，其中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这在我国当属首次。回顾这段历史，必须看到，尽管当时的苏联专家并没有直接帮助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但他们却为该学科在我国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们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文本、对苏联的理论动向比较了解和敏感的青年哲学工作者，而后来正是从这批青年哲学工作者中涌现出了我国第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专家。

50年代末以后，中苏政治关系逐渐交恶、最终分裂。在相互指责对方是修正主义并展开长时间的理论论战过程中，我党和我国理论界深切感受到了正本清源、独立自主地搞清楚马列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就此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从1962年开始，我国各大学的哲学系陆续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其命意就是要通过对经典原著的历史解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真实精神，破除苏联教条主义解释的思想垄断，反击苏联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攻击。为了配合这门课程的教学需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资料室以黄楠森为首的一批因在50年代末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对待、失去了讲课资格的教师，开始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哲学著作进行注释，并形成了一些成果，其中对列宁《哲学笔记》的注释材料当时曾油印供内部交流过，[6]有关马克思的注释材料则因为涉及到人道主义这个敏感话题而最终胎死腹中，未能发挥应有的影响。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名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了！1964年，为了“反资防修”，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在中国人民大学批准成立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在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这一年因此可以被确定为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形成起点。不过，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初步形成，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并没有真正开始：在文革之前，我国学者撰写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性质的论文极为稀少，而专著则完全是零。未来将对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第一推动的那批学者们当时都在干什么呢？读原著！他们怀着一种献身精神一遍又一遍地精读经典作家当时已经出版的各种中文著作，为未来的研究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所以，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都有着极为精深的原著功夫，这是后来者所无法比拟也难以超越的。除了读原著，他们还在密切关注国外理论界的最近学术进展：为了“反资防修”，我国当时加强了对国外（特别是苏联东欧）学术信息的收集和编译工作，这为我国学者了解国外学术进展和理论动态提供了迅速便捷的条件。从50年代末到文革前，我国翻译出版了一批苏东理论界有关马克思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论著，[7]它们充分体现了苏东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最高水平，对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的学科观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的直接来源。作为这种继承关系的一个佐证，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都旗帜鲜明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基本观点，而事实上直到80年代以后，他们才开始直接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对此的合理解释是，他们的上述立场来自60年代苏联东欧相关译著译文中的批判性介绍。按照60年代中期的发展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原本可以很快正式形成。但不幸的是，文革爆发了。一切学术研究都陷入停滞。

1972年，在停止6年之后，我国大学恢复招生。各大学哲学系陆续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原本就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观念重新被提出，并得到广大任课教师的认同。1972年10月，北京大学朱德生、黄楠森等人编写油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虽然该书的篇幅不大，覆盖的历史发展阶段尚不完全（只论述了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形成和发展），观点也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但却意义重大。因为它实际上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十年辛勤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它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我国已经开始从一种观念向一门学科发展了。197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工农兵学员对这部教材进行了重新编写。1975年，它转入因中国人民大学被撤消而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前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学者手中，成为后来我国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重要来源之一。必须指出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们当时并不是在孤军奋战，类似的工作其他一些高校的学者们也在做，这其中尤其需要指出的就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学者们。1973年，中山大学哲学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著选读课程的基础上开始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以专题史的形式，分“唯物史观发展史”、“唯物辩证法发展史”等专题进行讲授，并积累了比较详细的教案。文革结束后，高齐云、叶汝贤、何梓焜等任课教师决定编写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并在1978年初拿出了一个详细提纲。6、7月间，叶汝贤等学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刘嵘教授的支持下，带着这份提纲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征求意见。就在这个时候，教育部在武汉召开的统编教材工作会议做出决定，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1978年5月刚刚恢复建制）副主编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12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的庄福龄、马绍孟到广州，与高齐云、叶汝贤等研究了编写工作计划，同时研究修改了中山大学提供的教材大纲，并决定于1979年1月5日在广西桂林围绕教材编写召开一次全国性研讨会。次年1月5日至16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讨会在桂林如期召开，全国各有关单位代表约80人出席会议。会议不仅就教材编写进行了广泛讨论，还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的倡议书”。同年10月下旬，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在厦门大学宣告成立。而在此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7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1978年）等高校、党校、科研院所也陆续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研究机构。1981年10月，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哲学系所贡献的两种底稿为基础、广泛集中了全国几十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们的集体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公开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就这样，在经过近20年的酝酿和等待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终于问世了。

作为一个群策群力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集中体现了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当时对本学科的基本定位、基本观点体系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基本特点，[8]^[3](pp.1-13)因而具有一种弥足珍贵的学术史价值。历史地看，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三种群体性特征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自觉的现实关怀。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和学习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起来，因此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关注那些能够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问题联系起来的哲学史问题，并形成研究的热点或争论的焦点。这一点在80年代表现得极为突出。其次是对苏联研究模式的不自觉继承。他们实际上是作为苏联研究模式在中国的实践者走上现代学术史的，但由于受中苏两党两国长期对峙这一政治局势的抑制，他们往往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因而在充分吸收了苏联研究模式的长处的同时，对后者实际存在的问题与局限缺乏必要的反思与批判，从而很难最终超越后者的历史命运。最后是坚定而敏感的理论党性。他们在长期的“反资防修”斗争形成了坚定而敏感的理论党性，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非社会主义阵营的理论观点往往具有高度的警惕性，特别容易发觉隐藏在学术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但由于他们与后者缺乏交流，也使得他们容易形成理论上的过激反应或误判。

 

二、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

 

80年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大发展、大丰收的一个黄金时代。我们可以从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和学科影响三个方面来描述这个黄金时代。

按照现在的学科建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而在80年代，它实际上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起，都是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所以，从70年代末期开始，许多大学、党校、科研院所都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研室或研究室，这就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员保障。而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与不断发展，从80年代初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充实到教学研究队伍中来，这就使得80年代本学科的研究队伍处于一种不断壮大的态势之中。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本科学还涌现出了一些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和研究团队。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黄楠森教授在80年代历史地肩负起了领导、推动本学科发展的重任，并获得巨大成功。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本学科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涌现出了施德福、宋一秀、赵常林、许全兴、余其铨、张翼星等有影响的学者。作为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在80年代获得了很大发展，并和该校哲学系的一些学者一起，把该校建成本学科最重要的研究中心之一，除了陈先达、庄福龄、靳辉明这三位对本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外，该校还出现了马绍孟、徐琳、冯景源、金羽等知名学者。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林利、马泽民、徐崇温、易克信、吴仕康、南京大学的孙伯鍨、中山大学的刘嵘、高齐云、叶汝贤、复旦大学的余源培、金顺尧、黑龙江大学的张奎良、安徽大学的金德隆、任吉悌、武汉大学的王荫庭、徐瑞康、雍涛、厦门大学的商英伟、吉林大学的张念丰、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等，都曾在80年代为本学科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对于本学科在80年代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用“极为丰硕”来形容：论文数以千计，各种类型的著作（通史、断代史、专题研究、人物研究等）超过100本，另有其他出版物（译著、译文集、论文集、资料汇编、原著注释与解读、教材等）几百本。这些研究成果基本覆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理论侧面，同时呈现出了一种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发展、《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晚年思想、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领域成果富集的同时，其他领域的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还有些领域的研究如第二国际思想家研究则更是少有人问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体水平还比较一般，以今天的眼光看，甚至相当粗糙。这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不过，必须看到的是，经过20、30年的积累与沉淀，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大多在这一时期进入自己的学术盛年，并留下了自己的代表性成果，有一些经时间检验已经成为本学科的学术经典，其中著名的有黄楠森的《〈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孙伯鍨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陈先达与靳辉明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徐琳的《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出版社1985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以及叶汝贤的《唯物史观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5年）、冯景源的《马克思异化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等。80年代中后期，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方向的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也开始成长起来，并创作出了若干有分量的专著，如鲁夫等的《社会·群体·个性——恩格斯早期思想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孙承叔、王东的《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想》（学林出版社1988年）、张战生等的《唯物史观基本范畴史纲》（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东的《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等。

虽然是一个新兴学科，但本学科在80年代却是一门有着重要的跨学科的学术影响和一定的社会影响的“显学”。本学科的学术影响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说明。首先，本学科有力地影响了同时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的相关学术争论，成为推动后者不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80年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科空前活跃，也因此产生了很多学术争论。在争论中，学者们都试图回到经典作家那里寻找解决争论的方法和思路，本学科由此被历史地推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前台。从80年代初期的异化与人道主义问题、80年代中期的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到80年代后期的社会发展理论与东方道路问题、生产力标准问题，在多次具有重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的起源、深入与终结中，我们总是能够看到本学科的身影。在此过程中，本学科通常起着激励新问题的产生、推动争论的深化、并随着自身研究的深入而终结讨论这种一样引领者的角色。其次，本学科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学、自然辩证法、西方哲学等其他哲学学科的发展。在这个方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的学科辐射作用表现得最为突出。最后，本学科在特定条件下也曾对历史学、文艺学、政治学等学科发挥过某种推动作用。这个方面的例子有社会形态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史学理论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现实主义争论对文艺学的影响、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学说对政治学的影响等。除了重要的跨学科的学术影响，80年代，本学科还超越学术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惟其如此，是因为80年代党的重大路线方针的制定往往都以对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的诠释与发展为基础的，这样就使得本学科的某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普通党员干部乃至群众所了解。

那么，为什么本学科会在80年代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了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这为学科的繁荣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基础。第二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文献大量出版，极大地丰富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事实上，70年代末期以后，在重要的经典文献，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45、46卷出版之后，本学科研究都会顺势而上形成热潮。第三点是持续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不断碰撞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解的理论底线，从而为本学科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现实推动力。80年代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最为艰难的破冰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惯性的影响，改革的每一次深化都会受到人们的追问与质疑，并倾向于把它们上升到是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原则高度。在这种意识形态环境下，不同的政治见解通常都会转化为对经典作家具体论断的理论争论，本学科研究因此历史地承担起了为改革事业正名与呐喊的政治使命（例如，80年代末期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就直接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衔接的），从而获得了巨大的研究动力和引人注目的理论舞台。第四点是随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者们日益重视本学科研究的基础意义。本学科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以前不受重视、发展艰难，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我们习惯根据政治领袖的个人言论而不是理论本身来判断理论、裁决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研究当然就显得可有可无了。文革之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断摆脱个人崇拜的影响，回归自己的本来位置，研究者的专业水准不断提高，日益自觉地要求在澄清哲学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解决相互间的理论争论。本学科研究的基础意义由此得以凸显。第五点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领域的异端观点不断挑战我国学界的正统认识，迫使人们进行回应。虽然我国学界在文革之前就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存在，但因为当时是透过苏东理论界的批判性介绍这个棱镜间接认识的，所以直接的理论交锋并不存在。而在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开始大规模进入我国。它们与苏东理论界截然不同的异端观点极大地挑战了我国学界的正统认识和接受底线，迫使人们进行回应。这种理论交锋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本学科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并使本学科研究日益具有世界性眼光和开放性。

就像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那样，事物中总是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本学科在80年代迎来的黄金时代同样如此。首先是学科存在的根基问题。改革开放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不过，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发展更使我国的社会发展状态出现了全面而深刻的改变，从而逐渐侵蚀了本学科据以形成的现实根基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本学科的震荡与转型由此变得不可避免。这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80年代末期，本学科自发出现了要求改革的呼声。[9]其次是研究队伍的问题。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都是历经多次磨难而不失其志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还具有坚定的理论信念和坚实的理论功底，因此能够面对各种复杂的理论挑战而坚守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理论立场。而80年代加入到本学科研究队伍中来的许多研究者则不管是在理想信念上、理论立场上还是学术功底上都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容易因为外界环境的变换动摇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容易被新奇的学术观点俘获而放弃自己的立场。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遭遇大的社会转折，他们就会成为逃兵甚至是敌人。再次是研究视野的问题。从50、60年代开始，本学科就存在一个研究视野相对封闭、开放性与包容性不足的问题，即我们总是在学习、追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成果，而与西方学界缺乏真实有效的互动与交流，结果导致本学科在面对西方学界的不同观点时，往往处置失当：苏东解体之前，我们会非批判地援引前者的立场观点对西方学界的不同观点进行激烈的批判；而在苏东解体之后，面对西方学界的话语优势，我们则表现得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往往丧失正确的立场。最后是研究范式的问题。作为80年代本学科研究范式的直接来源，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基础是同一性思维，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联姻过程中，它内在地生成了目的论预设、线性进化论和政治领袖中心论三种方法论弊端，这使得它在很多情况下都与哲学史的真实逻辑保持了巨大间隙。[10]当我们封闭于其中的时候，自然无法发现这些弊端。可一旦我们借助西方学界这面镜子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它的本来面目的时候，这些弊端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容忍了。

 

三、20世纪90年代的困境与超越后的再兴

 

正如绝大多数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所焦虑地感受到的那样，90年代以后，本学科发展始终“处于困境”之中。[11]这种困境具体表现为本学科研究的活跃性与学术影响力明显下降，研究队伍严重萎缩，研究方式也日见陈旧僵化。导致出现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苏东剧变。苏东剧变是一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包括本学科在内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学科来说，这意味着自身合法性基础的崩溃。在苏东剧变之前，我们可以因为社会主义的现实存在及其伟大成就而信心十足地引证苏联学者的观点批判西方学者的“谬论”，而剧变之后，连本学科存在自身都变得可疑了，遑论与西方学界竞争呢？其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速建构。苏东剧变之后，我党开始反思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一个战略决策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构，并且不再进行理论争论。这一方面彻底颠覆了本学科以往赖以存在的现实根基，另一方面使得本学科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联系日益松弛，学科地位和吸引力随之急剧下降。再次是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在90年代以前，我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相当有限，并且西方思潮和学术潮流都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消毒”之后才被准许进入的。90年代以后，一方面是中西方学术交流在空前深入发展，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下降，结果，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原本处于被批判地位的当代西方思潮和学术潮流迅速崛起并和主流化，极大地挤压了本学科的生存空间。最后在是上述三点的共同作用下，本学科研究范式内在弊端的集中爆发与呈现。结果，本学科的学科地位、学术信誉受到空前挑战，研究队伍迅速流失、萎缩，成果数量与质量都呈现显著下滑态势。

本学科在9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毫无疑问是十分巨大的。但我们也不必把那个时代看作是一片漆黑的。事实上，大浪淘沙，还是有人坚守在本学科研究这个阵地上。在此，我们必须向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们致敬，因为即便是在如此巨大的困境中，他们还在为了理想与信念而战斗，并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成果。作为一个跨世代的工程，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最终在1996年出齐。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篇幅最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史，也是作为一个集体，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所树立的学术丰碑。此外，陈先达等的《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孙伯鍨等的《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余其铨的《恩格斯哲学思想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翼星的《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重庆出版社1992年）、张奎良的《马克思的哲学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泽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徐琳等的《恩格斯与现时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赵仲英的《马克思早期思想探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徐亦让的《人道主义到唯物史观——马克思世界观的飞跃》（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高齐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生形态探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等，也都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在90年留下的力作。更为可喜的是，一批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也已经坚定地成长起来了，他们用自己的成果为90年代的困境添上了些许令人倍感欣慰的亮色。这些青年学者的论著主要有瞿铁鹏的《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谢霖的《东方社会之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江丹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北京出版社1992年）、吴晓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侯才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一种历史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韩庆祥的《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杨耕的《“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丰子义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叶险明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徐俊忠的《道德理解的解构与重建——自由、人权与价值观念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等。另外，青年学者段忠桥于1995年在英国出版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一书的英文版，随后以系列中文论文的形式将发表了该书的核心思想。

90年代的困境不仅不是漆黑一片的，而且还孕育出了新的希望和转机。首先，本学科的学术生态得到了优化。强烈的政治使命感是本学科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一种传统，这在使本学科研究获得明确的现实感及研究推动力的同时，也使得本学科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过于紧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政治与学术的边界，从而影响到了自身的学术定位及其学术生态。90年代的困境有效澄清了本学科与现实政治的相互关系，使之回归学术研究，极大地优化了本学科的学术生态。在此之后，研究者们更多地是基于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作家的思想的这种理论需求，而非为现实政治政策寻找哲学史根据进行研究了。其次，苏联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弊病得到充分反思，人们开始寻求解决之道。苏东剧变在颠覆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之余，也打破了它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识形态禁锢。人们开始自由地反思它的问题，并符合时代发展和思想发展需求的新的研究范式。再次，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本学科的学术视野日益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使得本学科研究获得了新的推动力。最后，一批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理论功底扎实、学术视野开阔、具有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在困境成长起来并日益成熟，他们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极强的学术开拓能力和学术号召力。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年轻一代的学者，本学科方才出现了走出困境、再创辉煌的转机。

1999年，本学科遭遇的困境开始让很多人都感到了深深的忧虑。此时，年青学者张一兵出版了他的新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张一兵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中的一员，80年代后期、90年代早期，他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为学界所了解。但在90年代初以后，也就是本学科已经进入困境之后，他却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先于1995年出版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再于4年后推出了《回到马克思》一书。该书在方法论上极为自觉。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范式进行了初步的方法论批判后，它提出要运用新的理论资源，塑造新的研究方法，在新的研究视域中重新审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本质。该书出版之后，即因为它的方法论特色而被有的学者评论为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最重要的论著之一，[12]并开始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它的方法论特色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它尖锐的措辞和个性化的表述风格反倒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强烈不满。于是，在世纪之交，围绕它，本学科出现了久违的热烈争论，并借此走出了困境。《回到马克思》也因此成为本学科走出困境、走向再兴的一个历史性的标志物。

本学科在进入新世纪的再兴是一个可以充分感受到的事实。首先，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发起创立“马克思哲学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7届，规模与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本学科乃至整个哲学界的一次年度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发起的“青年哲学论坛”成功举办系列学术活动几十次，为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崭露头角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平台。其次，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已经顺利地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手中接过本学科的旗帜，肩负起了领导本学科发展不断的历史使命。他们新世纪以来出版的一些力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著作主要有丰子义等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人民出版社2002年）、魏小萍的《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人民出版社2005年）、杨耕的《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俞吾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基础与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晓明、王德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存在论新境遇的开启》（人民出版社2005年）、吴晓明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6年）、陈学明的《永远的马克思》（人民出版社2006年）、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俞吾金的《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年）、梁树发的《社会与社会建设》（人民出版社2007年）、张一兵主编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人民出版社2008年）。最后，令人欣喜的是，更加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者也已经成长起来了，这为本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发展提供了保障。这些更年轻的学者近期的优秀论著主要有张云飞的《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唐正东的《斯密到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刘森林的《马克思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人民出版社2003年）、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吴家华的《理解恩格斯——恩格斯晚年历史观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孙荣的《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仰海峰的《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其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

    审视上述成果，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本学科的再兴的真实发生，还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同样真实的变化，即本学科研究范式出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分化。这种多元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条件研究者的主体地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期待、以及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的多样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它的出现既是必然的，也是进步的，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能会始终存在。不过，对此我们也必须保持必要的警惕。因为在一些个性化的研究范式中，我们已经察觉到了一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纠正，本学科的此次再兴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继续，将会成为一个问题。

    第一，应当警惕苏联研究模式惟我独尊的非学术取向的死灰复燃。借助政治权力垄断学术话语权、排斥异己，是苏联研究模式被世界学界广为诟病的一种非学术取向。这种取向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也曾在一定程度上长期存在过，但经过90年代的困境之后，它应当说已经基本销声匿迹了。可是，在本学科近期的学术争论中，我们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个别学者以维护史实的客观唯一性为旗帜，极力把自己的研究树立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这隐隐然已经是苏联研究模式惟我独尊的非学术取向的死灰复燃了！史实存在当然是客观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就是接近、把握这种客观唯一性。但本学科迄今为止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掌握绝对的客观性只能是一种绝对的神话。我们总是基于自身的实践及其历史条件，主体性地建构我们的哲学史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研究者的地位都是平等。我们只有在平等和宽容的学术交流中，才能真实地推进本学科的发展。寻求学术霸权或搞真理垄断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应当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等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西方“斯大林学”、西方“毛泽东学”等都是在冷战时期的西方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它们标榜自己的非意识形态性，但实际上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冷战意识形态的特征，其核心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当代性。[13]过去，我们非批判地跟随苏东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等进行了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攻击与批判。90年代以来，随着交流的深入，我们对西方“马克思学”等采取了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对其中的合理观点进行了大量吸收。可近来，在个别年轻学者那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即认为冷战已经终结，西方“马克思学”等已经与前苏东理论界合流，因此可以无保留、不设防地效仿前者了。效仿西方“马克思学”并不特别，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我们成为“马克思学”家后，我们还能坚守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吗？

    第三，应当正确对待MEGA的文献学研究。自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出版之后，国内学界逐渐开始重视MEGA的文献学研究。这当然是一种重要的进步。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发现，在国内个别年轻学者那里，MEGA的文献学研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迷信”：如果人们不进行文献学研究，就不能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得不到哲学史真理！这些年轻学者显然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MEGA的文献学研究，进而赋予后者以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MEGA的文献学研究就像公安局里的技术侦察部门，它的使命就是为刑事侦察部门推理、断案（哲学史研究）分析事实、检验事实，而本身并不直接承担推理、断案（哲学史研究）的使命，可现在，它却被要求直接提供哲学史真理，这很有一点让法医取代刑警的意思。可如果刑警（哲学史研究）真的被取代了，结果会怎样呢？恐怕我们只有守着一堆鸡毛（文献学研究结果）发愣了。想来这并非这些年轻学者的本意。

 

【参考文献】

[1] 本文第一部分的写作在史实方面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叶汝贤教授的指教，在此特致谢忱！

[2] 黄楠森.导言.黄楠森、庄福龄、林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96,p.1.

[3] 叶夫格拉弗夫.苏联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pp.431~442.

[4] 为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当时不少在华苏联哲学专家都做了纪念报告，目前还比较容易找到的相关文献有柯洛尼茨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苏联四十年”（《哲学研究》1957年第6期）和莫洛佐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四十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在这两篇充分体现了当时苏联哲学界的正统认识的文献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念都没有明确出现。

[5] 这些译著中代表性的有苏联学者弗罗洛夫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哲学中的革命》（时代出版社1954年）、民主德国学者门德的《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三联书店1958年）、苏联学者巴库拉杰的《论马克思哲学观点的形成问题》(科学出版社1958年)、苏联学者卢森贝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三联书店1958年）等。

[6] 即后来黄楠森主编的《〈哲学笔记〉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7] 这些著作包括敦尼克等主编的《哲学史》第3卷（三联书店1963年）、《国际研究》杂志1960年的“论青年马克思”专刊《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三联书店1963年）、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和第2卷（三联书店1965年）、弗兰尼茨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史》（三联书店1964年）、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三联书店1964年）等。

[8] 张亮.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J].学术月刊,2005(12),pp.1~13

[9] 张战生、江丹林.关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J].天津师大学报,1988(3).王荫庭.“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改革的若干问题[J].学术界,1989(1).张翼星.应当克服直线性和单线性的模式——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刍议[J].哲学动态,1989(6).

[10] 张一兵.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J].学术月刊,2005(10).张亮.传统马克思哲学研究模式的历史形成：一种知识社会学审理[J].学术月刊,2005(12).

[11] 徐俊忠等.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研究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纪要[J].现代哲学,2002(1).

[12] 方觉浅.也许，举起一面旗帜并不重要——读《哲学通论》、《哲学研究方法论》和《回到马克思》所想到的[J].哲学研究,2000(2).

[13] 胡大平.穿越西方“马克思学”神话，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处[J].福建论坛,2006(4).张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模式？——兼析作为“模式”的西方“马克思学”[J].浙江学刊,2006(6).

 

  

（原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录入编辑：罗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