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创刊于1960年、40年来一直引领欧美左派政治批评和理论批判的方向的《新左派评论》杂志出版了自己在新千纪的第一期刊物。在从主编岗位上退下来18年后，佩里·安德森、《新左派评论》杂志的灵魂重新出任主编，并为杂志创作了新的宣言，即这一期的第一篇文章“更新”。在这里，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自己所面临的制度威胁，成为当前最为强大的经济力量，经济结构的这种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杂志原先赖以面对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左派必须理性地承认这一历史性的失败，杂志也必须因此放弃自欺，现实主义地面对现实，改变自己的风格和编辑理念，同时保持自己的激进立场。[1]从已经出版的杂志来看，“更新”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中断杂志的连续期号，将1960-1999年的238期杂志称为系列1，从2000年开始则另设立系列2，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期杂志就是系列2总第1期；二是改变杂志的装帧风格，使之看上去更具时代感；三是向网络屈服，建立网站、出版期刊的网络版；第四就是改变编辑理念。2000年前，《新左派评论》的编辑方针总共调整了10次，但不论是1966-1968年对五月风暴的分析讨论、1971-1975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推介，还是1980-1984年对裁军与和平运动问题的倡导，杂志总是会根据现实的全球政治和左派政治的发展确定一个明确的阶段主题。这一次，杂志彻底放弃了这一理念，给予经济研究、政治评论、哲学批判和文化批评以同等程度的关注，仿佛变成了一本常规的综合性杂志，而文化批评专栏的长期开辟更是表明安德森已经回到的他自己曾经激烈抨击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主义立场上。就像安德森所说的那样，一个政治杂志为了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转换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风格，但《新左派评论》的此次更新却引来了已经萎缩的欧美左派阵营的激烈批评。《每月评论》和《国际社会主义杂志》这两家左派杂志迅速做出反应，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到该退却的时候，[2]安德森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的泥潭，[3]《新左派评论》死了。[4]还有左派学者在网上发表文章，指责安德森倒向了布莱尔“新工党”的新自由主义。
在资本全球化无可质疑地获得了空前成功的今天，我们简单地依据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来批评安德森的退却与悲观主义，显然是不足取的；仅仅根据安德森的现实主义姿态就猜测他已经倒向了新自由主义，更是有失公允。现在真正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安德森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退却，要知道，40年来，他一直在坚持一种乐观主义的激进政治立场。10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和10年来资本全球化的节节胜利，无疑是促使他进行转变的客观的经济政治因素，但它们决不是唯一的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众所周知，他的老师和同志霍布斯鲍姆就依旧坚持着自己的乐观主义。在我们看来，作为当前欧美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安德森的政治退却实际上是他根据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理解，对左派政治发展进行长期严肃和认真的反思，做出的艰难而痛苦的理论选择。
一、 安德森哲学理念的三种重要构成
与同时代其他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比如说杰姆逊）不同，安德森始终刻意避免暴露在公众视线中，因此，虽然《新左派评论》的发行量高达4万份并始终引导着欧美左派理论政治斗争的方向，但学术界对他的了解却相当有限。人们普遍感觉他的思想不属于任何国家传统，而是各种西欧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个漂浮着的躯体。[5]不过，他的哲学观念中有三点却是非常明显的，这就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认识、托洛斯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为了澄清因为“更新”的发表而带来的一系列误解，安德森于2001年4月破天荒地接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国际研究所的一次全面访谈。由此我们也就知道，这位英国远东殖民地海关官员的儿子于1938年碰巧生于伦敦，因为他母亲是在中国上海孕育他的，他在上海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婴儿期直至1941年日本人进占租界。在美国加州和英格兰完成了大学前教育后，他于风雨飘摇的1956年（英法联军攻占苏伊士运河、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进入牛津大学，在克里斯托弗·希尔、罗德尼·希尔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爱德华·汤普森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影响下研究历史。我们知道，尽管马克思的思想是在英国走向成熟的，但19世纪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却一直非常薄弱，这一点最终因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形成而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得到了彻底改观。
上述英国学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在二战前就开始或即将开始自己的专业历史研究，正是二战使本原就思想激进的他们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在1945-46年间成立了一个“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同关注的历史问题。20、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未刊手稿的大量面世，使得这批学者能够更加真切理解马克思，因此，在接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命题的时候，他们就拒绝像第二国际理论家那样，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机械的还原论命题，并以此去直接地匡算历史现实。他们所继承的英国史学的经验论传统让他们非常清醒地看到：历史发展固然受到生产力发展的阶段限制，但却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必然性和发展趋势，因为历史总是由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活动来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它决不能作为面对历史的抽象教条和出发点，而只应当在实证的历史研究中加以验证。17世纪以来的英国经济史、特别是工人运动史是他们在40-60年代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正是在英国这个历史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力量要比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应阶级和政党都要弱小，而按照第二国际的理论逻辑，英国早就该进入社会主义了！汤普森1963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集中表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阶级问题的基本看法：一旦人们进入某种生产关系，就必然具有了特定的阶级经历，但只有当人们以文化的方式处理自己的阶级经历，从而获得明确的阶级觉悟、阶级意识的时候，自为的阶级才真正形成了。[6]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在中国学界还是在国际学界，都有人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是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偏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命题。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早在1958年，与这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具有共同的理论倾向的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在其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就已经非常清楚地指出：文化原先是指心灵状态或习惯，或者是指知识与道德活动的群体，但在现时代，它指的是整个生活方式，它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即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7]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由生产方式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的社会生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文化则是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一切观念形态（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乃至法律、制度）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实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因此，人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用经验检验理论、用历史去重建理论，而不是相反。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安德森的思想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在他早期关于西欧前资本主义历史研究的二本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中有着非常明确的体现。首先，他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和具体的经验研究之间的相互分离，“试图探究两者之间的一个中介基础”，[8]其结果就是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相一致的总体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其次，他拒绝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剥离开来，因为他认识到，“以前其他所有的剥削方式都是通过超经济制裁——亲缘、习俗、宗教、法律或政治——来运作的。因此在原则上始终不可能脱离这种经济关系来辨识它们。亲缘关系、宗教、法律或国家等‘上层建筑’必然会参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的要素结构。”[9]最后，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样，他对阶级和阶级意识问题给予了充分关注，尽管在这两本书所着重探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它们还没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在另一方面，安德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分歧又是相当明显的：他关注的是“自上而下的历史”，而后者的着眼点则是“自下而上的人民历史”；他坚决反对后者对英国工人阶级的乐观预言，认为英国工人运动在宪章运动之后就熄灭了，反对一国革命论，倡导国际主义。[10]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在思想逐步形成的50、60年代还受到了托洛斯基主义和葛兰西学说的重要影响。
不管我们现在怎样评价托洛斯基的历史功过，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他的不断革命论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的国际主义立场，而他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强调，则为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长期处于低潮这一现实提供了比斯大林主义的解释更具说服力的一种说明。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是因为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工人运动日趋缓和，另一方面是因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以及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粗暴干涉，内部分裂不断的第四国际终于在1956年后迎来了一次比较大的发展，托洛斯基主义也因此赢得了大量与苏联决裂的青年左派知识分子的青睐。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正在进行的英国工人运动研究，托洛斯基似乎已经过时的论述立即为青年安德森提供了一种极具杀伤力的批判武器。那时候，尽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因苏联入侵匈牙利而退出了英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划清了政治界限，但他们却依旧像后者那样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论”，从而在英国的工人运动显然不可能出现新的高潮的情况下，坚持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将能够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以合法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赢得革命的胜利。安德森严厉批评了自己老师们的这种乐观情绪。他认为英国工人运动目前的危机其实由来已久，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英国工人阶级始终没有形成坚强的阶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把希望仅仅寄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自发觉醒上显然是行不通的。[11]在他看来，之所以汤普森等人会产生这样的幻想，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一国’胜利的理论在苏联的实现，继之以共产国际的不断官僚化，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最终采取了民族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的主要结构就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这种探讨不仅越来越远离政治斗争，而且也越来越不具有国际性。”[12]只有当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重新获得自己的国际性，方能发挥其全部威力。[13]
我们以为，在安德森的国际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所谓民族主义的对立之后，其实隐藏着的是他们对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形势的不同判断。从青年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事实上基于自己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得出了工人阶级能够依赖自己的力量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结论。安德森则不然。出于对克罗齐美学的痴迷，牛津大学另一个激进左派学生汤姆·奈仁（Tom Nairn）在50年代末期的时候去了一趟意大利，从那里带回来了当时还不为意大利以外的激进左派所了解的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通过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密利本德的介绍，奈仁结识了安德森和后来《新左派评论》的另外一个核心人物、80年代以后接替安德森长期出任杂志主编的布莱克伯恩（Robin Blackburn）。他们一起参与了《大学生》（Universities）、《左派评论》（Left Review）和《新思想者》（New Reasoner）三个左派杂志编辑部的合并，以及《新左派评论》杂志在此基础上的创立。在此过程中，精通包括意大利语在内的9种语言的安德森和自己的伙伴们一起深入学习和探讨了葛兰西的学说，其成果就是形成了所谓的奈仁/安德森提纲（Nairn/Anderson theses）。这个提纲的核心观念是：“在西方，资本通过这种多层的默契结构对劳工所施加的灵活而强有力的领导权，代表了一种比社会主义运动在俄国所遭遇到的远远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对这种政治秩序作斗争，必须作长期、艰苦的‘阵地战’。”[14]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获得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革命随之才能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通过研究葛兰西，安德森充分意识到了国家机器在现阶段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史学方法的基础上，采取了一种与自己的老师们截然不同的历史视角，以“国家”为中心，自上而下地审视历史，希望能够以此对“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形成有力的补充。[15]对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杂志而言，葛兰西因素的引入意味着两个重大结果：一是就英国的民族文化实际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与汤普森发生了激烈争论，最后，汤普森退出编辑部，安德森于1962年出任杂志主编；二是《新左派评论》开始在安德森的领导下自觉地担负起了意识形态阵地战的前哨的职能，努力介入实际的政治斗争，从而成为新左派的理论风向标。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的贫困”与国际主义的乌托邦
在国内学者眼中，安德森似乎就是一个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因为他的两本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踪迹》（中译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1983年）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了。然而，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错觉。安德森首先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40年来，他始终致力于西欧前资本主义历史以及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并且成果斐然、影响巨大。其次，他始终关注着现实政治斗争的发展走向，以杂志为阵地，坚持政治的理论介入，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左派政治评论家之一。只是因为现实的政治运动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思潮成为当时左派政治斗争的焦点问题，《新左派评论》才在1966-1975年间着重译介、评论这一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原本是安德森为从杂志已发表论文中编选出来的一本论文集准备的一个导言，尽管它具有高度的学理性，但在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篇政治批判，在这里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安德森要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缺乏切实可行的革命战略，是一条失败的逻辑，真实的革命潜能蕴藏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等具有国际主义基础的新社会运动中。在历史发展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安德森的预言都落空的今天，我们反观安德森对前者的论述和批判，其重点显然也就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为什么这么说了。
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生活远远隔离，而且理论从经济学、政治学退回来而投进哲学。……在不同的国家中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越来越缺乏国际知识，或者他们本身之间的交流日益减少。……这种做法有三重结果。首先，认识论的著作占显著优势，基本集中在方法问题上。其次，美学成了将方法实际加以运用的实质性领域——或者更广义地说，成了文化领域的上层建筑。最后，该领域以外理论上主要的离经叛道，提出了古典马克思主义所没有的新主题——大多数是以一种探索的方式——并流露出一种一贯的悲观主义。”[16]安德森得出这些结论的现实政治基础是1968年学生运动后西方世界沉寂已久的革命热情的空前高涨。对于安德森而言，这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与此相反，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似乎对此视而不见，而且表示出了深刻的怀疑和无尽的悲观。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安德森是有充分理由得出这种乐观结论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经济迅速恢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陷于低潮。与此同时，处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受到垄断资本主义剥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却因为前者的剥削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爆发国内革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许多国家原本具有反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社会主义因此历史地在第三世界获得巨大成功。这种成功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情绪的酝酿和高涨。（从60年代切·格瓦拉和所谓“毛主义”在欧美的流行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按照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这种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革命高潮将加速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最终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内的胜利。40年代以后，巴兰、斯威齐、曼德尔、布雷弗曼、阿格里塔等托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深入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危机问题，预言资本主义将在1975年迎来自己新的危机。受到1968年学生运动冲击的资本主义体系原本就已危机四伏，随后的能源危机更是使之遭受重创，最终在1975年前后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
在安德森看来，作为一战后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迫脱离实践，远离现实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转向美学和文化批判，以期保存革命的希望，原本无可厚非。历史地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努力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最终成为60年代青年运动的“圣经”。但是，在革命高潮重新来临、理论与实践能够重新一致的情况下，再停留在美学和文化批判中，就不再具有革命性了。“我以为在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群众实践之间另辟蹊径，会重新创造列宁和卢森堡那一代人曾一度形成的古典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某些条件。我想，这种理论和实践的重新统一将会有两种结果：它必然把整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世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社会阶级的群集、民族的意义和作用所提出的基本问题的解决上来——所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多年来从整体上被忽视了。”[17]也就是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革命战略，但西方马克思主义最贫乏的却正是革命战略“即不能阐明超越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可行的前景”。[1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走向终结。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将走向具体的经济、政治研究，走向国际主义的革命实践，这是安德森曾对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做的两项乐观预言。他的前一个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现了，因为1970年代确实涌现出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论著。但另一方面，他的后一个预言则毫无疑问地落空了，因为至1980年代早期，预期中的革命实践不仅没有到来，而且不少原先鼓吹革命的理论家都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政治冷淡主义重又盛行起来。面对已经出现的困境，安德森依旧保持着自己的乐观态度，在他看来，尽管理论再一次与实践相脱离了，但只要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结构”、“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自由意志论的平等’的社会文化模式”和“不平衡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实际的研究”，[19]历史唯物主义就能够重新与实践相统一，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美新左派当时的一般立场。但历史的发展最终摧毁了他的乐观主义所赖以立足的基础：左派在1980年前后所遭遇的政治失败决不是暂时的，随着撒切尔和里根政权的先后上台，右派卷土重来，欧美左派政府要么下野、要么向右转；1968年的革命传统迅即消耗殆尽，新社会运动很快就暴露了自己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拉美革命偃旗息鼓，“毛主义”的中国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全面崩溃！革命的动力没有了，革命的国际大环境也没有了。国际主义被证明也是一个乌托邦。
1990年，也就是苏东巨变的前一年，与安德森在政治立场上高度一致、在理论上相互影响的杰姆逊出版了一部引发激烈争论的专著：《晚期马克思主义，阿多诺或辩证法的坚持》。在这里，他不无悲观地说，“在已经过去但依旧属于我们的这个世代中，阿多诺对‘总体体系’的预见，最终不折不扣地以出人意料的形式变成了现实。……阿多诺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以往的岁月中无甚裨益，却可能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20]这是杰姆逊对自己70年代反对阿多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乐观主义立场的彻底颠覆。支撑杰姆逊进行这样严厉的自我批判的是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新认识。——新左派要么直接地要么以托洛斯基主义为中介回到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看法，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是腐朽的和垂死的。正是因此，他们都把1968年学生运动看作是资本主义的“终结的开端”。而历史发展已经证明，那一时期只是资本主义进行新的结构转型的时期，随后它则进入了自己新的更加稳定和具有活力的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资产阶级学者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的地方，杰姆逊则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尽管杰姆逊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主要是在文化领域中提出来的，但它却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了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当安德森看到杰姆逊1984年那篇著名文章“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时，一定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自己1968年学生运动在判断本质上是错误的，这不是资本主义崩溃的标志，而是资本主义进行新的结构转型的象征，因此，我们迎来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而是晚期资本主义更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却茫然无知，试图拿过去的理论与变化了的实践相统一，这自然是缘木求鱼！国际主义自然也是一个乌托邦！当安德森真实面对世界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的时候，他不得不放弃幻想，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
三、被迫的退却
我们注意到，大约从1984年开始，《新左派评论》就陆续刊载了一些讨论西欧国家二战后左派政党的历史发展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在方法论上都具有明显的安德森式的实证历史研究的风格：在生产方式的结构变迁中发掘阶级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的深层原因，并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情境中对政党、政局的现状、未来进行微观分析。很清楚，就在安德森依旧公开坚持自己的乐观主义立场的同时，他已经开始了悄悄的反思。1994年，在差不多所有西欧主要国家的左派政党的发展史都得到了一次系统完整的清理后，安德森从中选择出了8篇具有地域代表性的研究，编辑出版了题为《西方左派图绘》的论文集。在专为论文集创作的长篇导论中，安德森事实上依据上述经验研究所提供的实证资料，对自己过去的乐观主义和国际主义乌托邦开始进行彻底的反思。
安德森的反思首先是从对自己的历史观的批判开始的。在1998年给杰姆逊的《文化转向》所写的前言中，安德森说：“詹姆逊论后现代的著作总是与伴随并形成它的经济上的变革密切相通的”。[21]这当然是一种赞扬，但首先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一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历史研究中，安德森以其娴熟的实证史学研究确证了经济基础对社会总体生活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的决定作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由于学术传统、理论构成、政治激情等等的影响，就像杰姆逊等新左派一样，他对经济学也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面对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所进行的各种深入的批判研究，他并没有能够就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这一最根本的问题形成属于自己的科学认识，而只是从中找寻到或引申出了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结论。——与此相反，受到他严厉批评的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却有着悠久而深刻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他们对革命前景的悲观主义展望恰恰是以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直接体认和深入的理论分析为基础的。[22]——所以，在1960-70年代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展望中，他实际上更多地是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出发的，其结果就是他不能正确认识当时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抗议风潮，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在经济过程之外想象出了一种革命高潮的降临，他的“自上而下”史学观念也就因此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立场和他自己的初衷。杰姆逊的觉醒则使他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性，开始正视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处境。借助于各个国家的左派学者的实证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我们也就和安德森一起看到：随着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1968年学生运动也就是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的一次总爆发；虽然学生运动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力图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但由于认识的分歧和利益的分化，他们最终没能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走到一起，形成一股合力，促使社会发展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而是在相互斗争中走向分裂乃至决裂，最终涣散为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同时，传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也由于不能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从而坐失良机，在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妥协中丧失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一旦资本主义结构转型基本实现，它就迅速吸收矛盾，将社会更全面、更严密地组织起来，在这个被管理的世界中，革命和革命意识最终都不再可能。[23]
因此，仅仅根据“两个必然”的科学理论就立场坚定地宣称资本主义正在走向死亡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正处于一种令人困窘的十字路口。“宏观经济管理、社会集团、选举公正、公众和睦、文化现代性，这些就是社会主义的希望在西欧左派的议程中已经被删除的时代西欧左派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在它们背后现实发生的是西欧左派战略处境的双重改变。”[24]安德森在这里所说的双重改变指的是左派政党的选民集团的碎片化和左派政党的前进方向的丧失。在他看来，这种改变的根本就在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转换。从福特制（垄断资本主义）到弹性生产（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的“结构转换”：一是在总量增加的同时，制造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的比重则持续上升；二是市场的国际化。经济总量的增加意味着雇佣劳动数量的增加、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但工作性质、收入、安全感、年龄、性别、种族起源等等因素却彻底打破了无产阶级主要由男性制造业工人构成的单一性，造成了无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多元化和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多样化，统一的左派选民阵营就此破碎。[25]伴随着左派选民阵营的碎片化发生的是单一左派政党结构的瓦解，多个左派政党在一国范围内的相互竞争宣布了过去阶级政治的终结和政党政治时代的来临。另一方面，市场的国际化堵塞了左派政党在一国范围内推行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改良的渠道，纯粹的一国战略已经消失，欧洲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国内政治的主导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西欧左派才能摆脱迷茫，重新找到自己的前进方向。[26]
我们注意到，就在编辑出版《西欧左派图绘》的1994年，安德森其实还是心存希望的。这种希望或残存的乐观主义信念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因为挑战同时也是机遇，谁能断定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道德遗产的左派不会复兴呢？二是他相信德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比美国式的道路更优越。更重要的是，西欧左派似乎已经开始复兴了！——1990年代初，西欧左派政党纷纷开始理论更新和领导层的更新，这一点在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的布莱尔新工党那里尤其明显。1997年，布莱尔领导工党以较大优势击败保守党，在度过了三十多年的在野时光后重掌政权。对于此时的新工党，安德森应当说是寄予希望的，这一点在他1998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达：他基本赞同吉登斯的看法，认为在右派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世界中，左派如果要复兴，就必须超越左与右这种似乎凝固不变的对立。[27]但“第三条道路”的最终发展结果彻底破灭了安德森残存的希望：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势不可挡，所谓“第三条道路”最终不过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左实右的翻版！
在《新左派评论》改版之前，有两件事是值得一提的：一是安德森受杰姆逊的《文化转向》的激励，对后现代性的起源进行了一次历史社会学的考察，其核心是文化与资本的关系；[28]二是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斯大学社会学系做学术报告，对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和教训进行了历史社会学的反思。[29]只是在问题的双方面都进行了深思熟虑的考察之后，他才发表“更新”一文，宣布左派必须承认自己所遭受的历史性失败！在他看来，五个领域的剧烈变动完全改变了40年后的世界图景：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的再次胜利；西欧社会民主党政权对前者或明或暗的模仿；亚洲国家对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的屈从或接近；自由市场经济在俄国灾难性的巩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性胜利。[30]面对根本变化了的世界，左派有两种自发性的反应。一种是“迁就调整型”，即放弃“两个必然”的信念，认为资本主义是“必需的、平衡的、有益的社会秩序”，从而像鼓吹“第三条道路”的人那样或明或暗地倒向资本主义。另一种是“自我安慰型”，即不做无原则的调整，面对变化了的世界而坚定地重申以往的信念。但它们都不是《新左派评论》所应当采取的立场。“在这种新形势下，《新左派评论》应当采取何种姿态呢？我相信，它的一般立场应当是一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这种不妥协有两层意思：拒绝与统治体系做任何迁就调整，同时拒绝任何可能低估它的力量的虔诚和委婉语。”[31]——安德森所说的“虔诚”显然指的是那些不顾社会的根本变化、一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不能现实地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左派。“委婉语”则是他的自我批评。因为他接下来就重新评价了他过去所钟情的各种新社会运动（学生运动、生态运动、妇女运动、和平运动），认为它们虽不能征服资本主义，却它们的历史功绩却证明资本主义是“可以溶解”即不是不可战胜的。[32]而在1970-80年代，他曾坚信它们就是革命成功的道路。——面对资本主义当前的胜利，左派必须理性地承认自己的失败，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教诲中去，在展开革命行动之前，首先全面观察和认识资本主义这个处于不断运动之中的“复杂生产和利润相联合的机制”。虽然我们目前看不到能够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力量，但“科学的进步即生产力的发展”终将能够打破资本主义的均衡，“如果人类改变这个体系的力量被重新释放出来了，它将就是资本本身的新陈代谢。对此我们不能扭头不顾。因为另一种秩序形成的秘密只能存在于就秩序的发展之中。”[33]
安德森的“更新”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同意欧美一些左派对他的攻击。从以往激进乐观主义的实践立场转向现在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立场，这固然的一种退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退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后果、一种被迫的选择、一种与时俱进的负责任的左派立场。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并没有像吉登斯等人那样投向资本主义的怀抱，他们依旧坚持批判资本主义，坚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在生产力的自我发展过程中取得最终的胜利。《新左派评论》常设四个专栏是说明他们将科学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放到了首要的地位，这使我们想到了马克思和阿多诺正向反对、然而又相互补充的两个命题：“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4]“理论的缺乏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35]很清楚，在这个革命乃至革命意识都不再具有现实性的时代里，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并没有忘却发动群众、用理论武装群众这个历史使命。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实践吗？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的确是退却了，但他们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的底线。这是我们在评价和批判这批欧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时必须承认的一点。
【注释】
[1]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Jan-Feb 2000.
[2] Review of the Month, Socialism: A Time to Retreat?, Monthly Review, Sep 2000.
[3] Gilbert Achcar, The ‘historical pessimism’ of Perry Anders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Autumn 2000.
[4] Boris Kagarlitsky, The suicide of New Left Review,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Autumn 2000.
[5] Edward Skidelsky, Perry Anderson, New Statesman, March 19, 1999, p.18.
[6]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7]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74页。
[8]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9]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第433页。
[10] Perry Anderson, 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 New Left books, 1980.
[11] Perry Anderson, 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 New Left Review, Jan-Feb 1964.
[12]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13]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20页。
[14]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02页。
[15]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第5页。
[16]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117-118页。
[17]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18]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第30页。
[19]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第140-141页。
[20] Fredric Jameson, Late Marxism: Adorno, o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dialectic, Verso, 1990, p.5.
[21] 安德森：“前言”，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2]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我的导师张一兵教授在其新著《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的引言部分所做的详细评论。
[23] 参见Perry Anderson and Patrick Camiller, 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 Verso, 1994, 特别是德国、英国、法国章节中的相关评论。
[24] Perry Anderson and Patrick Camiller, Mapping The West European Left, p.11.
[25] Ibid. , p.14.
[26] Ibid. , p.22.
[27] Perry Anderson, A Sense of the Left, New Left Review, Sept-Oct 1998.
[28] Perry Anderson,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ty, Verso, 1998.
[29] 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思想》1999年总第320期。
[30]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Jan-Feb 2000, pp.10-12.
[31] Ibid. , p.14.
[32] Ibid. , p.16.
[33] Ibid. , p.17.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0页。
[35] Adorno, Theodor W., ie. ,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trans. ,Glyn Adey and David Frisby, Her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80.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录入编辑：徐小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