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黑格尔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作用于此过程的呢？传统解读模式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改造的前提下，实际认为黑格尔哲学是以一个整体的形式作用于此过程的。然而，当我们历史主义地分析黑格尔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还真实面目于以往曾相互遮蔽着的两类文本时，不仅发现黑格尔青年时代和成熟时期文本间客观存在的异质性，而且发现：在思想史的内在逻辑进程中，主要是黑格尔哲学文本群中一个文本即《精神现象学》(以下简称《现象学》)贯穿于历史唯物主义本意的形成过程始终；就《现象学》的原初语境而言，马克思这一时期对它所展开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批判基本是不适宜的；就是在这种误解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学解剖，马克思才剥离并升华了青年黑格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话语的本真特质。

一、

关于论说主题，前苏东曾流行一种很能提示原有提问方式特征的观点，即认为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是唯物史观形成的前提。[1]这种提问方式首先假定《现象学》和《哲学全书》体系是同一等值的，然后又假定黑格尔哲学是以一个完整体系形态作用于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历史主义发生学读解的逐日延展，这种提问方式越来越呈现出自身的非历史性。

根据对《现象学》的使命与体系的历史主义文本分析，[2]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作为“科学体系的第一部”，《现象学》虽然直接指向相当于后来的《哲学全书》的“科学体系的第二部”，但它更多地反映的是黑格尔青年时代的所思所想，它以解决时代的文化危机、恢复人的本质生活的完整性为己任。对于《现象学》来说，在《哲学全书》的导言中再一次提出的哲学认识论主题仅仅是最初步的，它只是为黑格尔表述自己对人类历史及其命运的“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的展开提供了一个楔子。《现象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与《哲学全书》的关于存在的“科学”存在根本差别：作为黑格尔为“苦恼意识”，即面对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绝对自由的恐怖而陷入了一种欲进不能、欲罢不休的苦恼状态之中的、作为解决文化危机的现实主体的德国资产阶级，提供的一门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现象学》是意识发展史和意识形态学的组合，它从头到尾都是在意识这个主观性领域展开的，而未曾达及过《哲学全书》的那种精神的客观性；如果我们承认《现象学》是一部完整自洽的著作，那么，我们就只能够在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这个确定的情境中，来理解《现象学》里存在着的大量和《哲学全书》中相同或相似的论述，否则，我们就只能够同意海谋对《现象学》的批评，把它视为一部被历史混淆和搅乱了的心理学和被心理学搅乱了的历史。因此，卢卡奇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3]作为《现象学》的中心哲学概念，外化、异化决不是指某种客观性实体的建立，而只能是指意识对象在主体的意识活动中的自我建立，这是意识的客观性而非实在的客观性。换言之，异化、外化在《现象学》中尚未具有或者说不能具《哲学全书》中的那种客体化、客观化的本体论意义，此时它主要是指作为人的前一阶段的认知结果的此一阶段的认知对象，它原本是人的意识的自我建构的产物，但却成为人的进一步认知所必须扬弃的障碍，在《现象学》语境中，对象化就是异化。

对于青年黑格尔而言，《现象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将延伸到苦恼意识的从认识论到历史观和世界观的每一个思想层面，使“虚妄的东西也不再是作为虚妄的东西而成为真理的一个环节”。[4]可随着《哲学全书》体系的确立和广泛传播，这种重要性越来越不显明了：既然真理都已经存在了，还需要再谈论虚妄吗?所以，成热时期的黑格尔不仅没有再讲解过《现象学》，也没有再版过它。因此，在不可能看到黑格尔早期著作手稿、洞悉其思想发展原初意图的情况下，无论是关注《现象学》的青年黑格尔派，还是不关注《现象学》的老年黑格尔派，都倾向于从《哲学全书》的本体论视向来诠释《现象学》。这样，《现象学》的原初文本语境就消失了。误解由此发端。不过，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来说，《现象学》和《哲学全书》体系之间的本质差别还是非常“明显”和重要，因为《现象学》中不仅蕴涵着可以重新解读黑格尔的哲学和宗教的纷争的潘多拉魔盒，而且包含着可以使黑格尔哲学政治化、革命化的自我意识学说和否定的辩证法。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个成员，马克思在1837年间就曾“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此时他研读最深的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柏林后期马克思还曾认真研究过《逻辑学》，尤其是其中的本质论。当马克思走出校园以《莱茵报》编辑的身份投入德意志实际的政治生活之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长时期(184l-1843年)地占据了他理论思考的中心，——起先还是针砭时弊的依据，后来则成了克罗茨纳赫时期批判的对象。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约于1843年秋自主地实现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5]这样他就和自己原先的“老师”和朋友鲍威尔越离越远了。1844年6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最终导致马克思和鲍威尔的分道扬镳，此后，马克思就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基础上开始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批判的对象首先是的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然后就是“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的费尔巴哈人本学。经常被忽视的是，虽然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批判涉及到了黑格尔的全部主要著作，但他的批判不仅是从《现象学》开始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对《现象学》的批判来带动的。——如果我们同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法哲学批判》)标志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义的历史”的开始，[6]并且，历史唯物主义总体上是在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黑格尔哲学的变种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那么通过揭白我们就会看到，虽然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黑格尔哲学体系，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而言，并不存在一个完整的黑格尔哲学文本群，伴随着它的形成的主要是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文本即《现象学》。

 

二、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接近最后的地方，马克思写下了现在被命名为[对黑格尔的辩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著名片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新版(MEGA2)的研究成果，如今我们知道，这个片段实际是马克思分两次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1页“黑格尔有双重错误”是第二次的开始)：虽然这段批判具有相对独立的性质，但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内容上它部是不彻底的；并且，42卷这种过于体系化的命名实际上掩盖了马克思当时的真实批判语境。

马克思为什么要在此时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及其整个哲学呢？这首先是与反击鲍威尔及其同伙对费尔巴哈及马克思的攻击、维护费尔巴哈在辩证法领域里的“真正的发现”相联系的。其次，它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直接相关：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运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需要理论论证了市民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必然性，可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马克思却发现，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卑污的私人利益的附属物，这是促使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转向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在《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只是感觉到了黑格尔的政治保守主义，如今，当他相当深入地研读了国民经济学之后，终于发现，这种保守实际上是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相一致的。对黑格尔的批判由此得以延续和深化。那么，批判为什么不是对原先《法哲学批判》思路的继续，而要以对《现象学》的评论开始呢?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研究了国民经济学。作为1844年上半年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劳动异化理论不仅使马克思极为惊人地读出了《现象学》中被遮蔽着的经济学内涵，而且也使之发现：《现象学》中关于劳动的否定辩证法正是《法哲学原理》中保守的国家理论得以确立的真实基础，也就是“批判形式”所由此掩盖的“非批判的运动”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现象学》的秘密就是鲍威尔的秘密。[7]正因为如此，“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马克思希望能够结合“最近的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对《现象学》和《逻辑学》中的辩证法进行阐述。[8]

揭露《现象学》在批判的形式下所隐藏着的非批判的运动，是《44年手稿》对黑格尔哲学两次批判的共同主题。不过两次批判的进入方式和理论深度是大不相同的。第一次，为了驳斥鲍威尔、证明费尔巴哈同时也就是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理论意向的正确性，马克思延续《法哲学批判》时期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批判，批评《现象学》不是从实体即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出发，而是从实体的异化即无限的、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在否定之否定中把人的现实的历史抽象化为了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发生的历史，从而把现实的发展和斗争转变为了观念的发展和斗争，为《哲学全书》的观念的外化提供了前提；费尔巴哈的功绩就在于颠倒了这种颠倒，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非精神关系变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从而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9]如前所述，《现象学》所讨论的内容都是在观念领域进行的，它的目的在于指明，一切关于真理的解答都只有在绝对知识及其展开中才能得到最终解决，从而把苦恼意识引向《逻辑学》这个上帝之城，虽然在绝对知识这个《现象学》的终点、《逻辑学》的起点上，世俗之路和上帝之城连接到了一起，并且世俗之路本身是非常神秘的，但《现象学》只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它讨论的就是意识这种无限的东西，而非实体这种有限的东西。因此，《44年手稿》对《现象学》的这种本体论批判基本上是错误的。同时，我们要指明的是，这种对《现象学》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批判同样存在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10]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唯物主义批判(包括对《现象学》的本体论误解以及批判)是从费尔巴哈那里继承过来的，但由于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从来都是和费尔巴哈存在差异的，[11]所以，他的批判和费尔巴哈的批判开头就不一致，结果更是迥异。——费尔巴哈总是在一般唯物主义水平上批判黑格尔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种实体化唯物主义批判虽然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它不可能把握黑格尔哲学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马克思并不反对、甚至称赞费尔巴哈和英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一般唯物主义观念，[12]可他自己更多地是在社会经济关系层面上来理解这个“物”的；他从没有象费尔巴哈那样执着地批判黑格尔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更多地是批判黑格尔把现实的社会关系抽象为了人的思想关系。从这种本体论视向出发，当然也能够揭露《现象学》何以变得保守的秘密，可如此一来，批判并没能吸收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超出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基础，向前迈出可以迈出的一步，因此，马克思很快就终止了第一次批判，再一次转向对需要的经济学研究。

马克思此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需要理论的人本主义批判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因为它直接导致对《现象学》的第二次批判：黑格尔在需要理论基础上论证了国家的必然性，而马克思则在劳动异化的基础上，看到了工人的贫困，这势必指引马克思在经济学的基础去批判《现象学》中作为需要理论基础的劳动理论。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二次批判中，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因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3]所谓人的自我产生是一个过程，无论是对《44年手稿》还是对《现象学》而言，都意味着主体在(物质的或精神的)劳动交往中历史地建立、改变与对象和其他主体的诸多关系，而主体也就在这些关系及其变迁之中被历史地规定；主体不是一个先验的设定，而是一个历史的、具体的、暂时的被呈现物。就此而言，否定的辩证法不仅是批判的，而且是革命的。但《现象学》还只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被神秘化的批判，因为“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自身异化的本质”。[14]这样，已经被判定是虚假的东西虽然在哲学上被扬弃了，可在现实中它们依然存在、依旧是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如果我们暂时搁置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哲学立场上的对立，那么，这里的批判就可以转化为如下问题：当存在被认识到是虚假的、荒谬的时候，它是否就应当且能够被消灭。人本主义者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回答，他因此指责《现象学》的保守。

《现象学》为什么会对此作出否定的回答？这种否定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希望在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中去真实地理解这一点。在一定意义上，《现象学》是黑格尔早期对“实证性”问题研究的一个积极成果。这种实证性不仅是指基督教的实证性，同时还必然关联地指向封建专制政治的实证性。基督教、封建专制这些外在的、偶然的东西为什么会取代希腊自然宗教和城邦政制而成为人类完整人格发展的桎梏？当黑格尔还是一个康德主义者的时候，他接受了法国启蒙主义者尤其是卢梭的解释，在人类异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审视这种应有和实有的对立，并以一种鲜明的主观价值论立场去看待对立的双方，认为对立的消除就是应有对实有的彻底消灭，从而体现出了一种形而上学性。不过，就在黑格尔激烈批判基督教的时候，他还对基督教在晚期罗马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出色的历史分析。伯尔尼时期的黑格尔非常可贵地注意到，基督教社团的数量扩张和它内部社会经济差别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进而他又杰出地认识到，基督教是罗马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体现，无论是它的产生、兴起还是变质，都是罗马世界的状况所造成的。在法兰克福，黑格尔继续这种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研究，通过对英国经济学家斯图亚特《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的解读，他逐步趋向于到近代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去考察适应于近代世界的那些新的整体性和共同体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使黑格尔更真实地接近社会生活本身，认识到一种社会形式并不因为它被意识到是不合理的而能被某种它之外的社会形式所取代；用恢复类似希腊民众宗教的办法来拯救近代社会是荒谬的，相反，近代资产阶级社会结构自身就含有补救自己的因素。所以对《现象学》来说，不论是基督教、人类已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制度，还是人们的认识形式、认识阶段以及一切观念形态，都是“实证的”，它们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一定的社会状况(认识状况)的产物，无论它们是多么的非人性、不合理(错误、荒谬)，都应当在客观的社会历史进程(认识进程)中去扬弃它们。很明显，历史或意识史的发展在《现象学》中具有异化史观的纯粹形态，但对于黑格尔而言，否定之否定不仅仅意味原始完整性的形式恢复，更重要的是恢复本身是一系列社会形态(认识形态)更替、新的社会(认识)内容的充实的结果，这种更替和充实是对现有的一种发展、现有自身的发展。

对于《现象学》而言，现象诚然是颠倒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假象，但它并不因为是颠倒的而应该且能够被杨弃。因为现象在本质上是由特定劳作方式所规定的意识主体及其通过这种特定劳作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对象构成的总体，它是意识主体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意识主体只有在通过自己新的劳作方式扬弃了原有的存在形式之后，现象才成其为假象。在自我活动的形式中界定自我，把自我的产生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在历史过程自身寻找历史问题的解决途径，我们以为，这就是《现象学》中否定的劳动辩证法最深刻的内涵，它可以被称之为历史话语。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提出的“定在中的自由”思想是相当接近这种历史话语的实质的。但由于马克思此时的理解完全是学理式的，缺乏实际的生活基础，因此，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他就很轻易地在反对黑格尔保守主义过程中，将它抛弃掉了。《44年手稿》通过经济学研究而抓住了《现象学》的精髓即否定的劳动辩证法，但它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德意志狭隘的历史现状，关注更多的是劳动的异化而不是劳动的对象化，在意识到人在其现实性上是由自己历史性的劳动方式所决定的前提下，未能把握住劳动形式自身的更替(对象化劳动的发展)对人及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片面强调了劳动的社会存在形式的更替(异化劳动及劳动异化的扬弃)的批判价值，强加一个外在的人的尺度给历史，阉割了历史自身的具体性，从而把它抽象化为了一个简单的异化模型。

 

三、

 

关于《现象学》的历史话语，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它的德国渊源，即赫尔德的历史主义。但和赫尔德及同时代的思想家的历史主义相比，《现象学》的历史话语最杰出、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在劳动方式中来界定历史的，因此，历史就不仅仅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由人的活动方式的更替所带动的有机发展过程。这一思想是大大超出德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能够达及的理论高程的。历史的看，黑格尔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是因为他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工业用咒符招引出来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不断冲破人们原先通过某种自然物，如“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建立起来的自然关系，代之以人与人之间因劳动产品而建立起来的物质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15]历史因此而摆脱了精神的纠缠，获得自身本来的面目。能够真实面对历史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不仅是经验论唯物主义的，而且还是社会唯物主义的，因此，它不仅在经济学理论中客观地确立了在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自觉不自觉地以社会物质生产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力图把握社会经济现象之上的社会关系和运动规律，而且已经显现出一种有限的、具体的历史话语或方法论。[16]在创作《现象学》以前，黑格尔还不可能接触到代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高成就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但他已经仔细地研读过斯密、尤其是斯图亚特的著作。斯图亚特是“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17]直到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他都“还是最有威望的经济学家”。[18]在《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这一曾使黑格尔受益良多的著作中，斯图亚特认为历史是一个自身发展的过程，它有三个阶段：游牧经济、农业经济、近代的交换经济，从游牧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确立，这是一个合理的自我进化的发展过程。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思想对青年黑格尔的强有力影响。虽然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还不足以使黑格尔获得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看法，但它已经使之暂时地超出德意志的狭隘生产力水平，具体地、历史地，虽然是唯心主义地去界定人的存在、理解历史本身了。之所以黑格尔颠倒地把人理解为精神劳动的产物，在意识形式的更替中去界定人，完全“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19]

我们知道，《哲学全书》体系的总体结构就是一个大的正反合圆圈，其中又包含了许多较小的、更小的圆圈，正是在这种看似复杂多余的螺旋式发展中，《现象学》中的历史话语  的具体性才得以思辨的保存。黑格尔之后，德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并且他的后继者中又没有人真实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以超拔自己，因此，他的具体的唯心主义历史话语的本质就失落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不仅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而且，真正历史性的东西即物质生产没有得到哪怕是唯心主义的承认，而被当作非历史的东西抛弃了，历史失去了现实的丰富性，在思辨的天空中重新抽象化为某种外在尺度(自我意识、类、劳动、唯一者)的异化过程。在青年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德国的“历史”同样没有真正展开，所以，他只有象黑格尔一样通过生活之外的途径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使自己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超拔出来。

前面的讨论已经说明，作为1844年上半年经济学研究的最终成果，《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在抓住否定的辩证法的同时，确证了的只是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劳动异化史观，这本质上还是非历史的。但正如孙伯鍨先生所揭示的那样，由于受到隐匿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逻辑的深层影响，《44年手稿》中还存在一个反对异化逻辑的、建立在对象化劳动基础之上的科学逻辑。主要是在第二笔记本中，在对对象化劳动即工业的考察中，马克思不仅肯定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而且也认识到了经济学理论在工业发展进程中的演化。[20]决非巧合的是，《现象学》的历史话语正是建立在对象化劳动概念基础上的，其中的“我们”只是借助对象化劳动概念方才使得日常意识在意识的“经验”中被历史地显现。历史地看，这种理论思考的同源性正是马克思能够把握并超越《现象学》历史话语的根苗。在手稿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这种立足于客观工业现实的历史意识不断增强，在《评李斯特手稿》中，他最终亚意识地颠覆了异化逻辑，意识到只有“在当前工业从事活动的、工业作为工业所处的环境”中才能够历史地认识工业自身和人自身。[21]这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科学的历史意识的确立。

把科学的历史意识提升为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历史话语，这是马克思在《形态》及以后才实现的理论创造。对《形态》之《费尔巴哈》章的杰出文本分析已经证明，[16-第二章第二节]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正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是该章的主要目的。在充分尊重这种文本分析的前提下，我们想做的只是对作为批判与正面阐述之基础的物质生产概念进行一种文本学的非连续性考察，以求证它和《现象学》的隐性关联。——我们发现，随着马克思的理论视向从《44 年手稿》中的对象化劳动概念出发，经过《评李斯特手稿》中的生产力范畴、《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实践范畴，最终定格在《形态》中的物质生产概念，依据其最新的经济学成果来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称《现象学》是“黑格尔的圣经”，[22]并且判定德意志意识形态“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时候，[23]他自觉不自觉地是在延续《44年手稿》对《现象学》的批判、把《现象学》中的劳动概念作为对话的主要对象！

众所周知，在《费尔巴哈》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在物质生产概念的基础上，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彼此是完全脱离的。”[24]然后，马克思又把这种评价扩展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他成员的批判上，批评他们“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25]随后，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第一次正面阐述，指出应当首先确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26]然后马克思在此加了一个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个边注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边注是马克思在写作第四、第五手稿之前留下的，因为在第四、第五手稿后半部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次正面阐述中，他把这一边注的内容贯彻进去了，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所以，不能深入也不需要深入研究人的生理特征，及他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包括“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以及其他条件”。[27]不难发现，在这个特定的断裂处，物质生产概念显现了它之于黑格尔最为显著地在《现象学》中所提出的精神性劳动概念的针对性，马克思想要说明的是：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生产的物质条件”，[28]而不是他们思想的条件。这首先应当被理解为是对《现象学》历史话语的肯定，然后才应当被理解为是《44年手稿》中对《现象学》的劳动概念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深化和继续，或者说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颠倒．

也只有在这种颠倒的基础上，唯心主义的历史话语才可能中经科学的历史意识而被提升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话语。因此，在《费尔巴哈》第三手稿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马克思实际是在自己原先反对的《现象学》水平上来评价一种被认识到是不合理的社会存在了：“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29]在1846年12月致安年柯夫的信中，马克思则已经基实现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话浯的系统化，不仅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30]而且看到，“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31]即改变他们自身的作为人的规定性。这样，马克思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现象学》历史话语的吸纳和超越就基本实现了。——不过，马克思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包含历史话语于其中的现象学方法如何才能运用于“历史”即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这就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思考并实现的事了。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把“精神现象学”提升和改造为了历史现象学。[32]

在讨论结束的时候，我们愿意这样来表明我们的立场，即：对《现象学》的批判不是马克思以前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的简单继续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的附属物，而是在整个创立过程中都起作用的东西，在特定意义上，这种创立过程就是一场同《现象学》的争论。

 

【参考文献】

[1] 弗尔斯特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哲学译丛》1985年第1期。

[2] 张亮：“《精神现象学》的使命和体系：一个再考察”，《理论探讨》，1999年第3期。

[3]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中文选译本)，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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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亮：“走向‘历史的’唯物主义：马克思1843年间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6] 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p.15.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10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15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p.156~15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p.163.

[11] 张亮：“是物质实体，还是社会经济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pp.158~170.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163.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172.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81.

[16] 张一兵：“被遮蔽的线索：早期政治经济学中的隐性哲学构架”，《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4、6期。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p.47.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p.120.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72.

[20] 张亮：“对象化‘反对’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隐性矛盾悖结”，《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257.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p.163.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64.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78.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78.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79.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67.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68.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出版社1995年版,p.123.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477.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pp.478~479.

[32]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9章。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