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今天依旧存在并正常运转、其现任所长霍耐特颇有影响且被不少学者称为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不过，80年代以来欧美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却让绝大多数研究者看清楚了两个事实：第一，在哈贝马斯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交往行动理论之后，经典意义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已经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而终结，批判理论也已经逐渐神圣化为思想史上的最近一个环节；第二，已经终结的批判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欧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也深刻影响了欧美当代理论的发展，各种当代思潮都以不同的方式从它那里继承了某种遗产。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得到了国际国内学界的普遍重视。30多年来，相关研究著作不断涌现，人们的研究兴趣至今没有出现耗竭的迹象。不过，面对批判理论这座巨大的纪念碑，人们最通常的反应就是由衷地赞叹它的伟大，而往往忘记追问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为什么能够成就这种伟大？对于正在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理论界而言，这个问题及其解答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将能从中找到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经验和道路。
一、
说到法兰克福学派，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往往是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名字，因为他们的思想璀璨而华丽，犹如夜空中的明星，一下就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不过，就像哈贝马斯所说，在30年代批判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最初阶段，法兰克福学派真正的主心骨其实是霍克海默。[1]如果我们把批判理论比做一座宫殿，那么，霍克海默就是它的设计师和施工负责人：虽然他直接完成的工作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出彩的，但是，整座宫殿的完成却有赖于他的规划和组织。也因为如此，他的作用和贡献反倒容易被人忽视与遗忘。历史地看，作为学派的掌门人，霍克海默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本质，主张哲学与社会科学联盟，从而为批判理论的建构，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一条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在1931年1月题为“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讲中，霍克海默对自己的这一纲领性思想进行了首次阐发。
霍克海默是接替刚刚去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格吕堡，出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的。作为继任者，他明确支持后者所确定的“所长独裁”领导原则，以及非教条的、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但是，他坚决反对后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后者秉承第二国际正统，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学者一样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2]基于这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格吕堡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中实际上无所作为，尽管他宣称自己在方法论上是忠于马克思主义的。[3]而就像卢卡奇已经批判过的那样，脱离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格吕堡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所热衷的这种所谓的不偏不倚的科学研究，只能通向机会主义。[4]所谓不破不立。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霍克海默非常清楚自己与格吕堡的原则差异，因此，他自觉地将批判、清算后者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作为自己就职演讲的主旨。不过，出于各种考虑，他并没有点名批评，而是将后者所认同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路线确立为自己的靶子。
在演讲的一开头，针对实证主义对社会哲学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合法性的质疑和否定，霍克海默旗帜鲜明地指出：“它的最终目的是对人类命运——不是作为个人而且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人类命运——的变迁进行哲学阐释。因此，它最为关切的那些只能在人的社会生活语境中得到理解的现象：国家，法律，经济，宗教，简言之，人类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5]换言之，如果脱离社会哲学的指导，人们就无法对人类命运获得正确的总体性认识。既然社会哲学如此重要，那么，它的现状如何呢？霍克海默给出了三点答复。第一，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社会哲学中达到顶峰，它的最大成就在于发现，只有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整体中，个人存在的意义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第二，尽管黑格尔唯心主义地认为只有在国家这个整体中个人才能获得他的自由意识，但是，他的这种总体性思想却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发现，而叔本华之后的德国哲学却放弃了对这种总体性思想的信仰，结果导致实证主义路线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行其道。第三，从新康德主义到现象学，20世纪以来的德国哲学主流自觉反对实证主义，结果却成为实证主义的辩证的对立面，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们只看到了个人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是在实证主义的前提基础上来反对实证主义。很清楚，霍克海默的上述观念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一脉相承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即可以从他的演讲中发掘出一个未经言明的基本结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黑格尔社会哲学的真正继承人，只有它才担负起社会哲学的历史使命。
霍克海默的观念与格吕堡的观念当然是正相反对的，因为在后者看来，作为社会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一种应当研究特定的社会交往形式的质料社会学”。对于这种第二国际的主流观点，霍克海默的看法是：“这种观点植根于一种不再站得住脚的哲学观念。即无论如何，人们肯定，可以在社会哲学和专门的社会学学科之间找到一条清晰的界限。而我坚信这种想法不可避免地包含太多的任意性。”[6]以卢卡奇与柯尔施的理论反思和理论实践为中介，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本质以及马克思由此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的正确理解，[7]霍克海默从两个方面对这种观念进行了批判：一方面，他强调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把握“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文化的意义、共同体发展的基础以及社会生活的总体结构”等根本性课题；另一方面，他也肯定，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脱离具体的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而必须在指导后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后者保持必要的开放性，接受后者的影响并进行必要的改变。由此，他提出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这个号召，并把它确立为研究所未来的任务：“当前的问题是把当代哲学问题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们因为这些哲学问题而集合为一个永远的合作团队，以共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在其他领域，类似工作只有在实验室中才能实现。简单地说，这一任务就是做那些真正的研究者迄今为止只是独立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最精确的科学方法基础上研究更宏大的哲学问题，并在开展这种坚实研究的过程中修订、升华这些问题，同时在不忽略更大语境的条件下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8]那么，这个哲学问题又是什么呢？对霍克海默而言，这自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或者换一种更学院化的表述方式来说，就是“社会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以及狭义的文化领域的变迁之间的联系”。[9]
众所周知，在霍克海默的“所长独裁”领导下，整个30、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充分实践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运用、吸收许多同时代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新理论对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的经验性研究，形成了一大批极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在许多研究者眼中，那时候的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视的似乎是精神分析、现代社会学等新兴学科，因为学派当时的成果极为鲜明地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而实际上，学派真正视为基础和根本的其实还是政治经济学，因为按照霍克海默的就职演讲，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特定国家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集团的经济角色、该集团成员的心理结构转型与作为一个整体而影响集团成果并由集团成员所创造的观念和体制之间的关联”。[10]政治经济学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的基础作用由此得到彰现。而在1937年“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跋中，霍克海默更是清楚地指出，所谓批判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11]
二、
不管是在国际学界还是在国内学界，迄今为止，有关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及其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当稀少。例如，在颇受推崇的剑桥哲学研究指南之《批判理论》中，只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波洛克30、4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及其与批判理论的关系，[12]而四卷本《批判理论》中，这个主题干脆被忽略了。[13]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于认识问题，即研究者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如果脱离格罗斯曼和波洛克这两位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经济学家的政治经济学论著，我们是不可能正确认识批判理论的形成及其理论转型的。
亨里克·格罗斯曼是一位波兰裔的共产党人和政治经济学家。[14]1925年，为了帮助他摆脱在波兰所受到日益严重的政治迫害，格吕堡邀请他加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为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他在思想上曾受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深刻影响，但如果认为他和格吕堡一样，属于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其思想具有“寂静主义意蕴”，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要批判的，[15]则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他的革命经历和卢卡奇非常类似，因此，他在20年代初期形成了一种与《历史与阶级意识》具有平行性的思想立场，[16]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当时力图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提供一种潜在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这一点在其1929年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得到充分体现。从表面上看，该书的主旨主要是证明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任何措施都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而其真正目的其实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一样在于无产阶级革命。在该书的序言部分，针对读者可能的误解，他专门强调指出：“我们无须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浪费多过笔墨，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广泛探讨政治革命的同时，确实对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有所忽视，因而未能恰当评价马克思的崩溃理论的真实内容。我的唯一目的就是来填补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这个空白。”[17]他在这里所说的“以往的马克思主义者”指的主要是列宁和卢卡奇。在他看来，前两者已经分别在政治和哲学层面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卓越的论证，而他自己的工作就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上对他们的工作进行补充。也就是说，他其实和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发扬自己的主体能动性，从各个方面积极地批判资本主义，才能使自己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中解放出来，利用崩溃趋势所提供的客观可能性，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使资本主义的崩溃变成一种现实。
我们知道，在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之前，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的理论传统，他们主要还是在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供的逻辑框架中进行思考。这也就意味着格罗斯曼的危机理论充当了同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事实也正是如此：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为他的危机理论提供了极为雄辩的基础，从而牢固确立了他作为社会研究所主要经济学家的地位。因此，在1932年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第一辑中，作为主编的霍克海默在显要位置上刊发了他的“马克思的价格转型理论与危机问题”。[18]在1935年的《社会研究杂志》第二辑上，霍克海默则以颇为赞赏的口气用编者按的形式推荐刊发了他的长文“机械哲学的社会基础与手工业制造”。[19]该文的基本逻辑框架与学术结论无疑与霍克海默等人同时期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研究是基本一致的。不过，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导地位很快就出现了改变。因为在1933年以后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了新的趋势，而他的危机理论并不能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法兰克福学派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提供者是弗雷德里希·波洛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波洛克并不怀疑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但他对当时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进入崩溃则深表怀疑。在1932年《社会研究杂志》第一期题为“资本主义的当前状况与计划经济新秩序的概览”一文中，他就认为，“大萧条”只是证明自由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自己的终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崩溃了，现状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它正期待着自己的计划经济，而在这种被管理的资本主义体制下，压迫将会更长久，繁荣将会更短暂但更旺盛，较之于“自由竞争”时代，危机也将更具毁灭性，但是其“自动的”毁灭却不再能够被预期了。虽然霍克海默等人当时并不认同他的这种悲观主义的看法，不过，现实的发展趋势很快就证明了这种看法的真理性，从而迫使学派改变自己的理论定位、重新发明理论：1937年“批判理论”概念的提出，“一方面，仅仅是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引进的一个新名字；另一方面，它是学派自己的理论定位的名字，它最终阐明了学派关于陈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真正目的的要求。”[20]
作为政治经济学家，波洛克30、40年代最主要的成就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研究。在1941年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制度吗？”演讲中，他针对关于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各种不同理解，阐明国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当代发展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国家资本主义。[21]而在同年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及其界限”一文中，他则详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22]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批判理论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因为正视在它的基础上，批判理论调整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方式，从而推动了批判理论的逻辑转型。所以，在体现这一时期批判理论基本立场的《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7年版的“导论”和1969年版的“说明”中两次都专门致谢的波洛克为他们的理论转型提供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具体地说，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依据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对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结构、文化形式、社会心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二，他揭示了工具理性和非工具理性在历史哲学层面上的本质区别，促进了霍克海默等人工具理性的批判；第三，他对有计划的资本主义的持久存在的悲观主义预言，极大地影响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第四，他对国家资本主义全面被管理的论述促进了阿多诺同一性观念的形成。
50年代以后，波洛克主要致力于自动化及其社会效应问题的研究。1956年，他出版了《自动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研究》一书，详细探讨了自动化的发展历程及其不同的经济社会后果，最终表明，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至它可以将全社会整合为一个整体，最终，从肉体到精神，个人都不再能够脱离社会的控制。[23]这实际上是从经济学上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可能性。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在回到德国之后会竭力隐藏批判理论的革命立场，以及为什么阿多诺最终会写出多少具有一些绝望气息的《否定的辩证法》来。
三、
就客观效应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发展所做贡献最大的一个理论团体。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批判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领域的新变化、新发展，创立批判理论，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获得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当代新形态。对于正在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理论界而言，该学派的理论实践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以此为鉴，我们能够发现四条对于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适性的经验。
首先，正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本质，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相比，之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能够在正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发展的同时，保持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们以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开创性工作为中介，重新恢复、把握到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本质。这使得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从而彻底克服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结论与变化了资本主义现实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
其次，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变化了的现实的分析研究，在发展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能否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卢卡奇和柯尔施对恩格斯的很多偏见和错误认识，不过，他们却真正领会了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指示精神，充分认识到：作为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在被运用到对现实的分析研究中才能焕发出自己的强大生命力，从而证明自身的真理性，任何以“以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都是背离其本性的。[24]就像我们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一样，我们只有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研究变化了的现实，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明白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
再次，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研究变化了的现实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学具有无可取代的基础性地位。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经济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25]这意味着，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楚现实在经济层面所发生的变化，才可能真正弄清楚现实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其他层面的变化。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原理，马克思在1850年以后主要致力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创作，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自觉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为自己批判理论的基础。就此而言，对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本，对现实的其他方式的研究则是末：本固才能末壮，根深才能叶茂。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已经充分表明，脱离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个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真实的，更不用说是影响深远的。
最后，要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虽然法兰克福学派自觉地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为自己批判理论的基础，但是，他们组织跨学科的集体攻关最多的还是诸如权威人格、纳粹的兴起及其本质等重大现实问题，而批判理论的理论声誉也更多地直接来源于这些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不在于认识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而“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会变成物质力量”。[26]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才能掌握群众、进而变成物质力量呢？最便宜的一条道路就是关注、研究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那些重大现实问题。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同样已经表明，理论如果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只可能自取其辱。
【注释】
[1] Jürgen Habermas, “Remark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orkheimer’s Work”, in Seyla Benhabib, Wolfgang Bonss, and John McCole, ed. , On Max Horkheimer : New Perspectives, The MIT Press, 1993, p. 49.
[2] 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3]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1-52页。
[5] Max Horkheim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the Tasks of a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n Max Horkhei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 The MIT Press, 1993, p. 1.
[6] Max Horkhei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 8.
[7] 参见张亮：“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开辟的道路”，《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8] Max Horkhei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p. 9-10.
[9] Max Horkhei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 11.
[10] Max Horkheimer, 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 12.
[11] 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0页。
[12] Moishe Poston, “Critique, State, and Economy”, in Fred Rush, ed. ,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3] David Rasmussen and James Swindai, ed. , Critical Theory Volume I-IV, Sage Publications, 2006.
[14] See Rick Kuhn, Henryk Grossmann and The Recovery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7.
[15]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第23-25页。
[16] Russell Jacoby, ‘The Political of the Crisis Theory: towards the Critique of Automatic Marxism II’, Telos 23 (Spring 1975).
[17] Henryk Grossmann,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Pluto, 1992, p. 33.
[18] Henryk Grossmann, ‘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dn das Krisen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 (1932).
[19] Henryk Grossmann, ‘Die gesell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mechanistischen Plilosophie und die Manufaktur’,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2 (1935).
[20] Helmut Dubiel, Theory and Political: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eory, The MIT Press, 1985 p.104.
[21] Friedrich Pollock, “Is National Socialism a New Order?”,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X, 3(1941).
[22] Friedrich Pollock, “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in Andrew Arato, ed. ,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Urizen Books, 1978.
[23] Friedrich Pollock, Automation: A Study of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Blackwell, 1957.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录入编辑：赵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