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下半年，为了宣示新左派运动的团结一致，英国两份主要新左派刊物，即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萨维勒（John Saville,1916-）主编、体现前英共知识分子立场的《新思想者》（The New Reasoner），和霍尔（Stuart Hall, 1932-）等主编、体现当时在校激进大学生立场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决定合并重组为一个新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新左派评论》从1960年开始出版，由霍尔任主编直至1961年底。为了摆脱《新左派评论》面临的业务困境，1962年5月，杂志编委员会决定由更加年轻的第二代新左派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接管编辑工作。在安德森的领导下，《新左派评论》进行了一次残酷的现代化改造，其结果是：一年后，在《新左派评论》的业务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创刊元老们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光荣革命”的对象，于是他们退出编辑部。[1]这实际上是第二代新左派崛起后两代新左派正式分裂的一个标志。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间，我们看到，第二代新左派广泛吸收、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欧陆当代思想资源，逐渐偏离英国本土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立场，创立理论化程度更高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与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尖锐碰撞的过程中最终确立了自己的话语权。面对第二代新左派的猛烈批判，第一代新左派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在理论上进行了程度不等的自我澄清与自我更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个高度理论化的发展阶段就此热烈上演。
一、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的崛起及其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我们知道，英国新左派运动是一股由法国传入、以反对英国工党和英国共产党这两个主要左派政党为目标的思想潮流和政治潮流。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它的思想谱系相当驳杂，其主体是三种主要的左派思想：
1、建立在工人阶级文化和政治、以及其他19世纪本土激进传统基础之上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2、独立的社会主义，它源于牛津-剑桥知识中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与伦敦民粹主义抗议传统的融合；3、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受到经典国际主义与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励。[2]
具有第一种左派思想的基本上是像汤普森和威廉斯这样的前英共或亲英共的知识分子。以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 1924-1994）为代表的工党左派则坚持第二种左派思想。这两个集团的新左派思想家基本上都出生于30年代以前，虽然其中有些人（如密利本德）是欧陆移民，但他们却拥有类似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社会经验。所以，尽管他们的思想来源有所差异，但对很多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却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他们都基本认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和汤普森所高举的、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这批年龄相仿、思想相近的新左派思想家称为第一代英国新左派。
当时，和第一代新左派并肩战斗的还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高校的一批激进的左派研究生和本科生，除了霍尔和安德森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931-）、汤姆·奈恩（Tom Nairn, 1932-）等。尽管他们和第一代新左派战斗在一起，但实际上是与后者迥然有别的两代人。这些差别表现在思想上就是他们具有更加国际化的眼光和政治追求，渴望掌握理论化程度更高的马克思主义。就此而言，他们从一开始就对第一代新左派倡导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持有某种程度的怀疑和反对。也因为如此，早在1957-1958年间，双方就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出现了道德与革命争论。[3]当时，汤普森在1957年《新思想者》的创刊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斯大林主义进行评析，在肯定斯大林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一种方式前提下，批评它是一种有缺陷即具有“不道德性”的方式。[4]《新思想者》第二期刊发了两篇回应文章，其中一篇出自前英共党员哈里·汉森之手，认为汤普森的这种人道主义批判在道德上还不够有力，[5]而在另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文章忠，查尔斯·泰勒则实际认为汤普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相当肤浅，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本身都是需要再思考和批判的。[6]当时属于第一代新左派的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 1929-）随后分两期发表了很有力度的长文“来自道德荒野的笔记”，力图证明汤普森的人道主义批判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立场的，[7]但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对这种人道主义立场嗤之以鼻，认为它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民粹主义的和前社会主义的。[8]
思想路线的差异注定两代新左派迟早会发生分裂。不过，在新左派运动的第一阶段（1957-1962年），之所以双方没有分裂，除了第二代新左派当时羽翼未丰这个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双方都发现：1959年以后，工党内左派暂时占据了上风，因此，英国历史性地出现了通过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但是，1961年以后，工党右翼重新占据上风。[9]新左派的希望彻底破灭。第二代新左派决意进行独立探索，分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转向欧洲大陆，从那里寻找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寻找到新的未来，这是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当时非常强烈而自觉的愿望。所以，1962年5月走马上任之后，安德森立刻开始在《新左派评论》上译介莱茵（R. D. Laing）、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大陆思想家的著作与思想。在转向大陆的最初阶段，萨特的《共产党主义者与和平》、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和葛兰西的《狱中札记》对安德森等人的思想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10]其中葛兰西的影响尤为重要：在60年代初，《新左派评论》的同仁们“在葛兰西那里发现了两个适合英国国情的核心主题。他是第一个将自己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特征，追溯到将那种资本主义社会引导进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也是第一个承认需要为已经争取到普选权的西方工业化国家寻找特定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革命家。”[11] 借助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学说，安德森等人很快就对英国的民族性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纲领性认识，并通过安德森、奈恩的系列论文公诸于新左派。[12]现在人们所说的安德森-奈恩论题有四个要点：第一，17世纪英国革命不彻底，它只改变了英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没有改变它的上层建筑，结果依旧是土地贵族在统治英国；第二，因为17世纪革命不彻底，并且是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进行的，所以，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形成革命的意识形态；第三，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不成熟的工人运动，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既缺乏革命传统，又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第四，英国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已不在于英国工人阶级，甚至不在于英国自身了。毫无疑问，安德森-奈恩论题与文化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安德森-奈恩论题一经提出即在第二代新左派中产生热烈反响与共鸣，因为它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回答了后者十分关注的两个问题：英国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当前的危机？为什么英国是西方工业化国家中唯一一个贵族统治的国家？第一代新左派当然不能赞同安德森-奈恩论题。汤普森随即发表“英格兰的特性”一文，[13]以老师的口吻告诫第二代新左派：该论题在历史认识上是肤浅的，在理论上则是教条主义的。[14]从安德森1968年的“民族文化的构成”一文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根本没有接受汤普森的反批判，[15]不过，他们也由此认识到自己的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于是，从1966年到70年代初，《新左派评论》开始有计划地系统译介当代欧洲大陆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想家的著作，最后，安德森发明了一个新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指称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所开创、发展的“共同学术传统”。安德森这么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向第一代新左派证明自己的既有立场，即英国没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二是希望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鉴，找到建构英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道路和资源。[16]
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安德森等人最初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不过，在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分别于1969、1970年英译出版后，情况顿时为之一变：阿尔都塞以其结构主义的哲学取向、反人道主义的政治取向以及对马克思思想的激进解读，在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新左派争相模仿的马克思主义范本。[17]第二代新左派大多成了阿尔都塞不同程度上的追随者，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就在事实上成为他们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建构革命的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源。于是，从70年代初开始，第二代新左派经历了一次集体性的结构主义转型。
二、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意义深远：它不仅使第二代新左派获得了大量新的理论资源、理论化程度大幅提高；更重要的是，它使第二代左派实现了一次方法论创新，从而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开辟的学术疆域中，将第一代新左派所开创的各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扬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非理论化倾向，使已经积累的理论成果获得了一种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具备了世界性传播的现实性。
文化研究是第二代新左派在结构主义转型中取得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毋庸置疑，英国的文化研究传统是由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开辟的。不过，将文化研究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却是霍尔的功绩：“斯图亚特·霍尔这个名字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18]作为真正的文化研究之父，霍尔最初也是运用第一代新左派开创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或“文化主义”范式进行研究的，其以《通俗艺术》（1964年）为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成果充分体现了该范式的基本特征：在由“生活方式”所建构起来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文化-非文化统一体中，具体地、历史地研究各个文化要素。就像霍尔指出的那样，这种范式的最突出优点就是打破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文化与非文化之间的机械决定关系，恢复了文化的整体性。同时，该范式的不足也非常明显。除了缺乏适用的工具模型、难以习得外，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不解释“经验”、“文化”的由来，而直接确认它们是真实可信的。[19]对于这个问题，霍尔最初的定位是利维斯主义的残余影响。可当他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立刻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经验”、“文化”都是意识形态生产的结果，脱离意识形态，根本不可能确定它们的真实与虚假！这时候，同样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对立模式的结构主义就表现出了更为巨大的活力与优越性：它强调“决定性条件”，从而避免了“天真的人道主义；它强调理论实践的重要性，从而能够透过纷繁芜杂的复杂性把握到真实存在的关系和结构；它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从而完成了对“经验”、“文化”的去中心化。[20]这些优越性对霍尔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引力性，所以，60年代末以后，他广泛涉猎阿尔都塞、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自觉综合各种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最终在1973年创造出编码/解码理论，对电视话语现象进行了成功分析。[21]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有了这类可操作的分析技术，文化研究才在70年代获得了爆发性的发展，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22]
在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领域，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转型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知道，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是以第一代新左派中以汤普森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长期经营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领域。按照美国学者凯伊的总结，该学派做出了三点突出的集体贡献：“自下而上”的历史观，阶级决定理论，以古证今的历史政治学。[23]这三点在汤普森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中得到了最为典型的体现。作为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家，安德森一向尊重汤普森的杰出成就，但并不认同他的历史学观念和历史学方法，认为它们具有片面性，已经不再能够有效适用于当代变化了的历史形势。具体地说，较之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安德森认为现在更应当重视“自上向下看的历史”：
今天，当“自下向上看的历史”不仅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和非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共同的口号，而且对我们理解过去产生重大影响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因此，“自上向下看的历史”——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提，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24]
因此，安德森对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著作中广泛运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充满微词，认为它太注重主观因素，对客观因素关注比较少，且沉溺于历史细节，对历史的整体进程几乎未加关注。[25]在充分吸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后，我们看到，70年代初安德森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其特点是强调政治国家视角的优先性，[26]主张从普遍性出发看待特殊性，即从世界出发看待欧洲、从欧洲出发看待英国。[27]1974年，安德森接连出版了两部历史学著作《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前者通过辨析西欧历史发展的显著特征，解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什么会起源于西欧，后者则分析了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类型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高度评价这两部具有鲜明的结构主义特征的著作，认为它们将汤普森等人启动的历史社会学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8]类似的结构主义方法在其他第二代新左派历史学家那里也有不少成功运用。
文学理论领域中的结构主义转型是由伊格尔顿承担的。1976年，在威廉斯的指导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伊格尔顿出版了两部新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和《批评与意识形态》。在前一本书中，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概要性的梳理，[29]并在字里行间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范式的欣赏，认为这是一种既可以避免形式主义又可以避免庸俗社会学的比较理想的方法。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式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应当如何定位、评价他以前从威廉斯那里继承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范式呢？在《批评与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中，他对从马修·阿诺德到威廉斯的英国文化研究传统进行了系统回顾，基本判断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于威廉斯，他更是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后者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在认识论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方法论上是经验主义的，在美学理论上是有机主义的，在政治观念上是改良主义的，总之，威廉斯至多是一个左派利维斯主义者，而根本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者。[30]随后，他正面建构并验证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尤其是阿尔都塞、戈德曼、马舍雷等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他的重要影响。虽然伊格尔顿的这种举动颇类弑父，不过，必须肯定的是，正是经过他的努力，“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文学理论领域确立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除了上述领域，我们看到，在整个70年代，第二代新左派在各个领域中都忙于进行结构主义转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屏弃具有英国本土经验论色彩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走出英国，走向国际，成为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
在原则上，马克思主义渴望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同任何其他对现实的客观认识相比，并不更带有民族的或大陆的属性。……只有当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任何形式的地方狭隘性，它才能发挥起全部威力。这种威力尚有待历史唯物主义来加以恢复。[31]
对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战后发展而言，第二代新左派转向“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谓意义重大：首先，它改变文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无为作风，为英国知识界提供了具有更多文本依据、更加理论化、更加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力扭转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成见与偏见，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兴趣，明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其次，它超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范式，提供了一种更清晰、更具批判性、更容易学习与操作的结构主义范式，并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了颇为成功的运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最后，它打破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封闭性，自觉走国际化道路，提升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促进了它自身以及文化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际地区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承认，作为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和第二种发展形态，“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三、第一代新左派的反批判与自我更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快速崛起过程伴随着第二代新左派对第一代新左派及其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批判是以隐蔽的、甚至是有意忽视这种形式存在着的，不过，很清楚，第二代新左派当时在结构主义的方向上已经走得有些远，从而矫枉过正，表现出了一种试图全盘否定文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它的历史主义范式的虚无主义倾向。就像汤普森指出的那样，这种虚无主义倾向在比阿尔都塞还阿尔都塞的经济史家和社会学家赫斯特那里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达，[32]因为在赫斯特看来，“虽然历史专业具有经验主义的主张，但历史的现实对象对认识来说却是难以认识的”，所以，“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和一种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与历史学著作和历史学研究的联合中一无所获。历史学研究不管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毫无价值。”[33]换言之，赫斯特因为经验主义而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存在价值，而根据他的逻辑，注重经验研究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不管在科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应当是“都毫无价值”，从而应当取消的！面对第二代新左派的进攻，第一代新左派大多没有或者不准备给予反应，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理论兴趣和敏感性，要么觉得无所谓，要么觉得不可思议、一笑了之。真正认真对待这种进攻的主要是密利本德、威廉斯和汤普森。他们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与第二代新左派的论战，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1969年，密利本德出版了一本新书《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主要基于英国的现实，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分析，重申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工具的观点。[34]很快，阿尔都塞的学生普兰查斯就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资本主义国家问题”一文，重申两年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一文中已经表达过的基本立场，[35]对该书进行了评论，其基本观点是：密利本德不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一味援引事实，犯了“抽象的经验主义”错误，于是陷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不自觉。[36]密利本德随即发表“资本主义国家：答尼·普兰查斯”一文，初步回应普兰查斯的批评，认为后者用理论来压制、贬低经验研究，而其所使用的结构主义方法并不能辩证地认识国家和整个社会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37]在三年后的“普兰查斯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文中，密利本德更加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普兰查斯的反批判，强调脱离了经验研究的结构主义方法只能是抽象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用该方法获得对具体现实问题的政治分析；同时，他证明普兰查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些本文的解读是错误的，从而对当时已经流行起来的“问题式”阅读的真理性提出了质疑。[38]
虽然密利本德的反批判主要是围绕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具体问题展开的，不过，他却让其他第一代新左派看到了结构主义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并指出了进行反批判的基本方向。所以，我们看到，1978年，汤普森发表了著名的长篇论文“理论的贫困或太阳系仪的错误”，从密利本德打开的缺口出发，以极具论战性的文体，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局限进行了系统攻击。他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缺乏普遍的合法性，只适用于抽象的理论认识，而根本无法面对文化马克思主义所要着重关注的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性认识活动；第二，它将必要的经验对话与作为意识形态的经验主义混为一谈，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否定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然性；第三，它因为历史“事实”具有历史学家主体建构的性质而否定历史学研究能够把握历史真理，从而在客观上体现出了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倾向；第四，它或许能够适用于停滞的结构化存在，但却不能胜任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过程性问题。[39]基于上述认识，汤普森给“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一个极为严厉的死刑判决：“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集中挑战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他们不是改进而是取代了它。在意见交换过程中，他们给出了一种非历史的理论体系，而它一经检验就证明自己是一种唯心主义。”[40]应当看到，汤普森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批判包含很强烈的个人情绪色彩，不少言论、结论是明显偏激的。不过，同样必须看到的是，这种批评包含已经得到历史检验的正确性，[41]80年代后，霍尔、安德森、伊格尔顿等从70年代的立场后退，确实和汤普森的这一批判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
在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方法论反思的同时，汤普森还思考了一个重大问题：究竟应当如何对待民族理论传统和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坚决反对第二代新左派那种虚无主义地对待民族理论传统，盲目崇拜外来理论传统的做法，提出了三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第一，正确理解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把是否有利于民族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作为衡量、取舍外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标准；第二，历史主义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把是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传播与发展作为衡量、取舍传统激进思想的标准；第三，务实地对待理论建构，把是否有利于经验研究的开展作为衡量理论建构是否必须的标准。这些思想在《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的序言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
国际主义不应当始终匍匐在我们选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面前，或者始终在寻找模仿其话语模式的途径。……即便我能化腐朽为神奇，我也不相信，葛兰西是因为将他的思想建立在对意大利历史和文化进行拷问基础之上这个事实，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不仅应当去认真倾听国际话语，而且还应当用本土资源去丰富和发展它。……几十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接连不断的“危险时刻”之中，因此，我们的历史和过去的文化就把自身展现为一种对危险保持惊醒的、以寻找民主持久性的证据和文化力量与文化成长的源泉为目标的精神。文化遗传的某些部分的特征只能是“民族的”，它有自己独特的要求、适应性和语言特性，它们不仅构成了我们所思所感的一部分，而且构成了我们据以思和感的一部分。……如果未来将被创造出来，那么，它一定更多地是从这些传统中被创造出来的，而决不会是从某些理论家的脑子蹦出来的。[42]
如果说密利本德和汤普森是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主要致力发掘、批判“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与问题，那么，威廉斯则是以一种求同存异的心态，从第二代新左派的批判中既看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不足也体会到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可取之处，进而响应第二代新左派的主张，学习、研究然后吸收、借鉴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思想，[43]最终促成了自己的思想更新。从1977年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我们可以看出，威廉斯的自我更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成果，对自己50年代就阐释过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化阐发；第二，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理论；第三，努力实现与包括结构主义在内的各种“语言学转向”思潮的沟通与融合，提出“历史符号论”，并对自己早期的文化理论进行了延伸与重述。[44]
对于当时正踌躇满志的第二代新左派来说，威廉斯的自我调整无疑是一个意料中的胜利，不过，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汤普森会发动如此凌厉且充满杀伤力的进攻。于是，一时间，第二代新左派纷纷打破以往的沉默，发表措辞激烈的论文，对汤普森进行公开批判。这场大批判的顶点是安德森在1980年出版《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一书，主要围绕《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对汤普森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批判与分析。历史地看，这场大批判、大论战的意义就在于中断了第二代新左派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高歌猛进，被迫开始思考它存在的问题。就在这种连续性的暂时停滞中，80年代开始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特征的一个新时代，而英国马克思主义也结束了自己在两代新左派的相互争论中不断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一个全然未知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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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史哲》2010年第1期。录入编辑：全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