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在英国走向成熟和丰富，进而走向世界，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物质力量，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里（1845-1920年），英国一直没有能够确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即便在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英共是一个在苏（俄）共和第三国际扶持下成立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政党，它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依附苏（俄）共，缺乏进行理论创新的需要、动力和能力。不过，在30年代中后期大批知识分子加入英共后，这种情况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这些知识分子党员一方面自觉地将苏联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将后者运用到各自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后者的不自觉突破，从而开启了一种良好的学风，形成了一批有创见的理论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左派知识分子沿着战前开辟的道路继续致力于英国本土问题的研究，逐步创造出了一种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英国新左派运动兴起。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深入反思、批判斯大林主义之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新左派思想家陆续出版了一批影响巨大的著作，后来闻名于世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就此正式呈现在世人面前。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与30年代英共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
1920年，在苏（俄）共和第三国际扶持下，英共成立。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与发展得到了一种体制保证。不过，由于英共的党员主体和党的领导都为产业工人，所以，英共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长期追随、依附苏（俄）共，这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自然地成为英共的指导思想。1933年以后，随着纳粹的兴起、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共产主义因为其日益彰现的政治吸引力和道德影响力而成为对自由资本主义现实不满的英国知识分子的替代选择。于是，大批英国知识分子陆续加入英共。[1]对于当时英共的知识分子党员而言，苏联马克思主义绝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教条，而是渴望学习、掌握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传统、思想传统等原因，30年代英共的知识分子党员绝大多数来自文学、自然科学、历史学和经济学这几个学科领域，没有专业哲学家。他们学习、掌握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指导各自领域的具体研究。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桎梏，形成一些有创新性的成果。
在1940年的“置身鱼腹”一文中，已经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拉开一定距离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不无微词地指出：1935年到1939年间，共产党对40岁以下的英国作家们产生了无法抗拒的吸引力。[2]这些青年作家基于自身的反法西斯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立场而转向共产主义，他们通常被称为“奥登一代”。[3]由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奥登一代”都是苏联的坚定支持者。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热烈响应共产国际关于文学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创作了一大批政治正确然而却没有太高的文学价值和影响力的作品。在文学批评方面，他们努力学习、应用斯大林主义所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分析他们所关注的英国文学问题，涌现出了阿力克·韦斯特（Alick West, 1895-1972）、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 1900-1937）、杰克·林赛（Jack Lindsay, 1900-1990）、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07-1937）等青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不过，就像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在《文学与社会》中所批评的那样，上述青年批评家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深刻影响，在理论上几乎是乏善可陈，唯一的例外是考德威尔的《幻象与现实》。[4]《幻象与现实》完成于1935年11月，但直到1937年2月12日考德威尔牺牲几个月后方才出版。很清楚，该书的基本理论框架直接来自苏联马克思主义，结构比较凌乱，原理运用比较生涩有时甚至相当机械，但是它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引下，对文学形式与社会经济过程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分析，并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自由”的幻象本质，同时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提出了人民的主体性思想。[5]考德威尔因此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6]那么，为什么考德威尔能够突破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桎梏，形成这些创见呢？在长篇评论文章“克里斯多弗·考德威尔 ”中，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提出了一种非常深刻的解释：考德威尔自觉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从而使后者中那些注重文化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反精英的人民立场、注重经验研究的历史观和文学史观等有益思想传统，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抵制或解构；他这么做的意义不仅在于使他本人因此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理论成果（尽管具有很大的含混性），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7]
除了考德威尔，30年代英共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党员也完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尽管它们的创新性不像《幻象与现实》那样引人注目。他们是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家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 1900-1976）、历史学家莫尔顿（Arthur Leslie Morton, 1903-1987）、物理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
多布1922年就加入英共，并很快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主要从事资本主义企业和苏联经济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他于30年代早期形成了一套与英共领导层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全盘接受而来的教条主义迥然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观，并在1932年题为《今日之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中进行了相对系统的阐发。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据此，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直觉”或“先验的逻辑”，强调必须通过研究历史经验形成历史认识。[8]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1937年，他出版《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与作用的基本理解。[9]虽然他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我们看到，基于对政治经济学说史以及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扎实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帝国主义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经济规律问题都提出了颇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观点。正因为如此，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里，该书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一直发挥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功能。
和多布一样，莫尔顿在大学时代就加入英共。1938年，他响应英共领导人发出的“向英国历史进军”的号召，出版《人民的英国史》一书。[10]从今天的角度看，该书无疑是通俗的、相当简单化的，不过，它却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这里，唯物史观不仅首次运用于对英国历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英国传统史学的、符合唯物史观基本精神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已经呼之欲出：正是在这里，在以往历史书中被忽略了的农民、工人等被压迫阶级首次成为英国历史的创造主体。
贝尔纳是英国现代著名物理学家，1923年就加入英共，但直到1931年才在苏联学者的影响下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研究科学史。1939年，他出版《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11]该书一经出版即得到广泛好评，被认为是科学学或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但长期以来，它的马克思主义之维基本上被忽视了。[12]事实上，就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 1917-）指出的那样，该书实际上是贝尔纳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姻的一个产物。[13]虽然这种联姻被证明是短命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对于该书的成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是不可抹杀的：正是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整体性和辩证发展观点，该书才能屏弃科学是一种纯粹的、超越世俗的东西的传统假象，将科学还原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而在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与科学的历史互动中，揭示出了科学发展的社会逻辑及其社会功能的历史变迁。
与同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发展相比，30年代英共知识分子党员的理论创新不管在程度上还是在数量上无疑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过，我们必须以一种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微不足道的创新：它们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英国没有原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局面，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形成开了一个好头；更重要的是，它们自觉延续英国实证的文化传统，共同开创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英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优良风气，从而使得后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成独具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进一步理论探索及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共的政治发展进入了一个高潮期，但与此同时，其内部却出现了显著的理论分裂。作为长期追随苏共的一个结果，40年代以后，英共内成长起了一批高度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官方理论家，他们亦步亦趋地仿效苏联理论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批判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和宗教意识形态。[14]虽然这些官方理论家占据了英共党内的主要理论阵地，不过其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因为就在他们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则是自觉延续那些30年代知识分子党员所开辟的道路，努力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南，研究、解决当代英国人所关注的具体的英国问题。在这个方面，英共党内以及亲英共的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的贡献最为重大。
我们知道，英国具有颇为悠久的社会主义史学传统，其发端可以追溯到左派自由主义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952-1883）。[15]受此影响，建党之初就有个别历史学家加入英共，30年代以后则有越来越的青年历史学家加入其中。1946年，以研讨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的修订问题为契机，这些历史学家成立了著名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1956年前的十年间，他们定期开展活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建构之路，[16]最终取代30年代党内红色科学家团体，成为当时英共内最活跃、影响也最大的理论组织。[17]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多布、莫尔顿、霍布斯鲍姆、汤普森外，“小组”中的青年成员还有希尔顿（Rodney Hilton）、希尔（Christopher Hill）、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基尔南（Victor Kiernan）、汤姆生（George Thomson）、哈里森（Royden Harrison）、萨缪尔（Rapheal Samuel）和鲁德（George Rudé）等人，其中，“小组”的精神导师是英共创党党员、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英文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934）和《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战争》（Marxism, Nationality and War, 1934）的编辑多尔（Dona Torr, 1883-1957），核心则是多布。由于年资这种客观原因，“小组”成员在“小组”实际开展活动的十年间公开出版的论著并不多，但这些论著都充分展现了一个根本特征：力图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研究、解决英国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早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问题，以确证、修正、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18]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该书贯彻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经济史的角度对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首次系统研究，[19]结果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一场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大讨论，“小组”也由此为人所知。另一个是希尔的《1640年英国革命》的1955年修订版。该书坚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17世纪英国革命，强调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尽管是一场失败了的民主革命。[20]尽管这一观点至今仍然不断被攻击，但却已经成为该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原“奥登一代”回归传统或主流的同时，年轻一代左派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成长起来了。和那些以“愤怒的青年”而闻名的左派文学家一样，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 1918-）、雷蒙·威廉斯以及斯图亚特·霍尔为（Stuart Hall, 1932-）代表的新一代左派文学理论家大多出生工人阶级家庭或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因此，虽然他们大多不是英共党员（威廉斯在参加二战前曾加入英共，但后来没有再登记），但当时都采取了亲英共的激进左派立场，并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过，作为战后在剑桥、牛津成长起来的文学理论家，他们在思想上首先受到的是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细察派”的深刻影响。就像威廉斯后来评论的那样，利维斯吸引他们的主要有三点：批判工业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立场，从文学走向文化的实用批评方法，对成人教育的极大重视。[21]然而，当他们在利维斯的影响下积极投身成人教育实践后，却深深地被无产阶级文化和新兴大众文化所感染，从而与利维斯的文化保守主义精英立场产生了尖锐对立，并自觉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任务：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以实现对利维斯所崇尚和接续的“文化与社会”传统的革命化恢复。那么，应当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利维斯主义呢？威廉斯等坚决反对像30年代的左派文学理论家那样教条主义地照搬照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并不存在一种可以直接适用的文化理论：“马克思本人曾想建构一种文化理论，但没有完全建成”，所以，应当做的就是按照马克思“已显示出其丰富性和重要性的构想”，建构可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文化理论，[22]进而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去改造利维斯主义。很清楚，和“小组”一样，霍加特、威廉斯等人力图解决的也是在英国的民族性语境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虽然在1956年之前他们并没有形成多少有影响的成果，不过，在这种暂时的平静下面，新的探索已经基本大功告成，只待破茧而出了。
随着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他们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差异、对立日益明显。决裂已不可避免。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及苏联入侵匈牙利事件使很多英共党员对长期追随苏共的英共彻底失望。于是近三分之一党员退党，其中包括除了霍布斯鲍姆外的全部“小组”成员。随后，前“小组”成员与包括前述左派文学理论家在内的其他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起，形成了声势颇为浩大的新左派运动，以体制外的方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3]为了更好地前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反思、批判、清算长期以来一直作为英共指导思想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在这个方面，汤普森和威廉斯着力最多，贡献也最大：在1957年夏季《新思想者》杂志的创刊号上，汤普森发表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全面阐发了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包括他对斯大林主义的系统评价；[24]威廉斯则在1958年《文化与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节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性理解。[25]对于斯大林主义，他们的总体看法大致如下。第一，斯大林主义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把它当作科学的革命的方法论，而是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体系，结果将历史唯物主义中许多具有真理性的历史的具体的科学原理扭曲为了绝对的成见。第二，斯大林主义由于未能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本质，没能发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始终是通过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进行互动的，结果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隐喻本质，始终以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方式来看待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从而把辩证的“决定”荒谬地诠释为了宿命论意义上的预先确定。第三，基于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的不正确理解，斯大林主义狭隘地把文化界定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没有看到文化实际上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由实践沟通到一起的一个综合体，它的一部分在社会意识之中，另一部分则经过实践延伸到社会存在之中，因此，文化决不是单纯被决定的，它同时也可以发挥客观的决定作用。
很显然，新左派思想家“破旧”是为了“立新”，而这个“新”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26]
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说到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术语“文化主义”。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道雷的考证，“文化主义”其实是霍尔等伯明翰学派年轻一代文化研究学者70年代末杜撰出来的一个术语，以形容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完成的那些著作，因为在他们看来，虽然这些著作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值得怀疑，但确实具有共同的理论特性。[27]就此而言，“文化主义”与文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所指，尽管前者具有一定的贬义。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9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史著作中，“文化主义”其实变成了一个中性术语，大致相当于英国文化研究的起源阶段这种意思，由此一来，霍尔以及伯明翰学派的其他早期成员都被纳入其中了。[28]虽然这种用法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在我们看来，它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无原则地混淆了霍尔与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的本质区别：尽管霍尔和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一样，也是新左派运动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29]不过，他后来的发展表明，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理论上，他都更接近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等3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第二代新左派，而出生于30年代之前的那些第一代新左派具有明显的距离。有鉴于此，我们希望重申霍尔透过文化主义这个术语从批评的角度表达过的那个观点：正是在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这三位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著作中，一种新的具有鲜明英国特色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了。
在新左派运动刚刚兴起的1957年，霍加特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专著《识字的用途：无产阶级生活面面观》。在这部具有部分传记色彩的著作中，霍加特一方面追记了自己童年曾经历过的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另一方面则对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受新兴大众文化侵蚀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抨击。[30]诚如文化研究学者经常提及的那样，该书具有相当多的缺陷：浪漫的怀乡病，对大众文化的敌意，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创造力估计不足，等等。不过，瑕不掩瑜，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该书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涌现的第一个积极成果。在我们看来，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而言，该书具有以下两点重要意义：第一，它自觉继承利维斯所崇尚的“文化与社会”传统，运用后者所提供的文学批评方法重建出了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从而驳斥了利维斯主义关于工人阶级没有自身文化的偏见，体现出了一种在实践中改造利维斯主义的努力；第二，它成功揭示了工人阶级公共文化的诸方面和工人阶级私人的日常生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打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狭隘理解，证明文化是在日常实践活动中逐渐建构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识字的用途》是文化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面向未来迈出的第一步，由于这一步迈得相对较小，以致如果我们不将它与威廉斯、汤普森后来的工作联系起来看，可能难以察觉它的存在及其首创意义。
继霍加特之后，威廉斯陆续出版了《文学与社会》（1958）、“文化是日常的” （1958）、[31]《漫长的革命》（1961）[32]等著作，汤普森则陆续发表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57）、 “漫长的革命”（1961年）、[33]《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34]等著作，以文化研究的实证形式，共同展现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风貌。以威廉斯、汤普森的上述著作为来源，我们可以对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如下理论刻画：[35]
第一，它反对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诠释与建构，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不是绝对真理的观点体系，而是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供可以包治百病的现成的药方，但以他们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我们可以找到具体地历史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未曾研究过、未曾遭遇过、甚至未曾想象过的各种新问题的科学途径。
第二，它坚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主张在人的实践过程中来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从而打破斯大林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思想桎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概念、结论、原理形成了全新的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它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决定关系，经济基础并非总是单方面、无条件地决定上层建筑，在特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同样能够发挥客观的决定作用；生产方式及其矛盾运动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产物，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相互斗争的结果；普通人民群众是真实的历史主体，他们通过阶级斗争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工人阶级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走向“自为的阶级”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以文化的方式实现了自我生成，并自主生产出了自己的阶级意识；等等。
第三，它坚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改造世界的立场，反对抽象的理论建构，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解决具体的英国问题，并在解决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坚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四，它认为当代英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工人阶级的文化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过程中，它形成了一套具有明确的自身限定性的文化研究范式；该范式具有三个支撑点，即“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人民历史”观念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议程，而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在于可以实现对真实的经验整体的倾听和再创造、对以往被忽略的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分析与评价。
第五，作为前述文化研究的结果，它坚信英国工人阶级具有革命传统，通过适当的引导（教育），它们能够重新焕发出来，从而推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英国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再发现与重申这种传统是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对于威廉斯、汤普森所提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它是威廉斯、汤普森等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60年代上半叶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反对斯大林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英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的思想结晶，是在特定理论语境中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成功的具体化、民族化尝试。很显然，它具有确定的适用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发生变化，它的真理性和合法性基础就会随之发生改变甚至动摇。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注释】
[1] Noreen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1941,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5, pp.210-213.
[2]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刘沁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92页。
[3] Samuel 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Viking Press, 1977.
[4] 雷蒙德·威廉斯：《文学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4-356页。
[5] 参见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陆建德等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6]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7] Edward Thompson, “Christopher Caudwell”, in Edward Thompson, Making History: Writings o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New Press, 1994.
[8] Harvey. J. Kaye, The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Polity Press, 1984, pp. 25-26.
[9] 参见道布（多布）：《政治经济学与资本主义》，松园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10] 参见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11] 参见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陈体芳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2] 这种被忽视的情况在科学社会学家们为纪念《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而创作的文集《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戈德史密斯、马凯主编，赵红州等译，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得到生动体现。
[13] Eric Hobsbawm, “Preface”, in Brenda Swann and Francis Aprahamian, ed. , J D Bernal: A Life in Science and Politics, Verso, 1999, pp. xvi-xix.
[14] 梅斯里夫钦科主编：《当代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央编译局研究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易克信、吴仕康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184页。
[15] 参见周樑楷：《史学思想与现代意识的辩证：近代英国左派史家的研究》，合志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16] See Bill Schwarz, “The ‘People’ in the history: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1946-1956”, in R. Johnson, etc , ed. , Making Histories: Studies in History Writing and Politics, Hutchin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1982.
[17] Edwin A Roberts, “From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o the Science of History: Scientists and Historians in the Shaping of British Marxist Theory”, Science & Society, 69: 4(2005)
[18]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 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44.
[19] See Maurice Dobb,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6.
[20] See 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5.
[21] Raymond Williams, Politics and Letters: Interviews with New Left Review, Verso, 1981, pp. 66-67.
[22] 雷蒙德·威廉斯：《文学与社会》，第338-340页。
[23] See Lin Chun, The British New Left,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3.
[24] E. P. Thompson, “Socialist Humanism: An Epistle to the Philistines ”, The New Reasoner, 1(Summer 1957).
[25] 雷蒙德·威廉斯：《文学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8-361页。
[26] 我们知道，在英语理论界，“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这个术语有两个来源、两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源自美国文化史学者德沃金1997年出版的《战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新左派与文化研究的起源》一书，专指由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思想家所创立、存在并流行于战后至70年代英国的那种非教条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 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 of Cultural Stud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第二种用法源于美国批判理论家凯尔纳21世纪初写作并在网络上得到广泛流传的一篇文献“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Cultural Marxism and Cultural Studies），泛指自卢卡奇、葛兰西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对文化问题有过专门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既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也是包括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凯尔纳：“文化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很清楚，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第一种狭义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27] 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28]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Routledge, 2003, pp. 33-62; 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100页。
[29] Michael Kenny, The First New Left: British Intellectuals after Stalin, Lawrence & Wishart, 1995, pp. 54-68.
[30]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Class Life, Chatto and Windus, 1957.
[31]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is Ordinary”, in John Higgins, ed. , Raymond Williams Reader,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1.
[32]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Harper Torchbooks, 1966.
[33] Edward Thompson,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Left Review, No. 9-10(1961).
[34]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5] Noreen Branson,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1927-1941, Lawrence and Wishart, 1985, pp.210-213.
（原载《人文杂志》(西安)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