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卡尔·马克思传》的作者麦克莱伦所说，“许多论述马克思的著作都受到各种政治斧钺的削磨。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更别说是对马克思的生平了”。[2]显然，这一评论针对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各种马克思传，也涵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所出版的各种马克思传。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曾出版了不少马克思传，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滕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1921年）、波斯特戈特的《卡尔·马克思》（1933年）、卡尔的《卡尔·马克思：狂热研究》（1934年）、斯普瑞格的《卡尔·马克思》（1938年）、伯林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环境》（1939年）以及史华慈查尔德的《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1948年）。正是通过这些传记作品，一般西方读者形成了对马克思的基本认识。那么，这些并不掌握第一手的马克思传记文献的西方学者是如何进行传记创作的呢？总的说来，他们在传记资料方面完全依赖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马克思传，但是，他们会基于各自不同的政治倾向和学术取向对传记资料进行取舍和再诠释，从而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传记模式。
一、二战前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马克思传及其“缺陷”
1910年，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巴哥在纽约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事业》一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本比较详尽的马克思传（全书总计359页）。梅林曾批评该书“是一个道地的拼拼凑凑的作品”。[3]但公允地讲，这一评论非常不恰当。斯巴哥是一位从英国移民到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的研究并成果斐然。他很早就产生了为马克思做传的念头，并为此进行了长达13年的准备。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出版的各种著作，他还充分参考了李卜克内西等与马克思恩格斯有直接交往的人的回忆录，以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著作（其中就包括梅林的有关著作）。就资料的丰富性和权威性、传记描述的准确性而言，该书自然无法与梅林的《马克思传》相提并论。不过，就斯巴哥当时所具有的创作条件而言，该书已经充分达到了他自己制定的创作目的：“对一个人——既是深刻伟大的思想家，也是让人备感亲切有趣的普通人——的一生，给与一种同情的阐释性介绍”。[4]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在梅林的《马克思传》问世以后，人们也经常征引该书。更值得尊敬的是，作为一名非德裔的马克思传记作者，斯巴哥对自己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当时就期待：“终有一天，像梅林和伯恩斯坦这种理论条件更优越的德国作者，将撰写出人们期盼已久的全面深入的马克思传。”[5]8年后，他的这一愿望由梅林实现了。
在同时代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梅林应当说是撰写马克思传的最佳人选：首先，他长期从事德国工人运动史研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这一经典著作中，曾在19世纪德国历史和工人运动史的宏大背景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与发展进行了出色的阐发；其次，受恩格斯的嘱托，他曾主持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编辑出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着非常深刻全面的理解；再次，受马克思女儿劳拉·拉法格的委托，他参与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编辑出版工作，从而使他对马克思的传记认识变得更加生动鲜明；最后，他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还是一位文笔优美生动的文学史家和新闻工作者。就像我们现在都知道的那样，1918年《马克思传》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从而成为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传的标准版本。不仅如此，它还确立了两条被后来的马克思传记创作普遍接受的基本原则：一是把马克思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发展进程的内在互动中理解、诠释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二是依据书信等传记文献建构、重现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及与同时代人（特别是同时代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关系和人际关系。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支持下，苏联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收集整理、著作的编辑出版和传记思想的研究工作。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该院在文献收集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发现了一批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并不了解的新文献；同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1）的编辑过程中，他们也对马克思恩格斯许多著作的创作过程和思想史地位形成了更加科学的认识。这些工作从两个方面映衬出了梅林《马克思传》的历史局限性：一是它在文献方面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二是尽管它对马克思个人生活揭示得比较充分，但对马克思的思想过程和政治活动的发掘尚存在很大的缺憾。作为对这些历史局限性的克服与解决，20年代后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学者们用英文在西方出版了3部重要的传记性文献：一是梁赞诺夫主编的《卡尔·马克思、个人、思想家与革命家：论文集》（1927年），其中收录了苏联学者依据新文献所撰写的10余篇传记论文；[6]二是梁赞诺夫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导论》（1927年），在这本只有200余页的小书中，梁赞诺夫以通俗简练的语言，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的全新认识；[7]三是尼古拉耶夫斯基和曼岑-赫尔芬合著的《卡尔·马克思：人与斗士》（1936年），该书依据大量新文献对马克思一生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评价。[8]与苏联东欧学者后来出版的那些马克思传不同，上述传记文献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和经常性征引。
除了上述传记作品外，比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1919年）[9]和儒勒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1929年）[10]这两部普及型的马克思传在当时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流传也比较广泛。前者在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梅林的《马克思传》，而后者则比较充分地吸收了上述苏联学者的传记研究成果。
只要浏览一下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其中的传记部分的资料来源几乎全部来自于上述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马克思传。——唯一的例外是，《卡尔·马克思：狂热研究》的作者卡尔利用自己曾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的便利，查阅到了1850年普鲁士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驱逐马克思的有关文件，从而据此撰写了相关内容，[11]并将这些资料的复制件寄送给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使尼古拉耶夫斯基和曼岑-赫尔芬在《卡尔·马克思：人与斗士》中也利用了这些文件。[12]——但是，这些西方学者并没有因此认同马克思主义者的传记创作模式。相反，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创作模式体现了一些他们根本不能认同的致命“缺陷”。“缺陷”一是“圣徒化”，即把马克思塑造成了一个完美无暇、始终正确的革命圣人。“缺陷”二是“教义化”，即把马克思的学说视为绝对正确的、无须推理证明的信仰对象。他们的目的则是要还原一个他们认为“真实的”马克思。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学者的指责并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在上述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马克思传中，确实存在以下三种倾向：第一，用比较浓烈、集中的笔墨记述和刻画了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的马克思，而对作为普通人的马克思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事件着墨甚少；第二，习惯于单方面地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来记述、评论马克思与同时代人（主要是青年黑格尔派和拉萨尔、巴枯宁等社会主义者）的各种关系及相互冲突；第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来阐发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没有或很少涉及同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客观地讲，在撰写伟大思想家的传记时，上述倾向是无法避免的。只要它们没有导致传记描述的失实，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西方学者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当然不是。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在于马克思是一个什么的人，而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换言之，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作为主流的资产阶级学者，他们的回答自然是否定的。他们的传记写作模式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从滕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看“生平-学说”模式
所谓“生平-学说”模式指的是那种将传记描述和思想评价分列开来撰写的传记创作形式。这是传记创作中最普通也是最流行的一种模式。它的最大优点是适合没有专业背景的普通读者迅速形成对传主的一般性认识。因此，几乎所有的百科全书和传记辞典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恩格斯生前公开发表的两种马克思传记文献，即1878年的《卡尔·马克思》[13]和1892年《马克思，亨利希·卡尔》[14]，以及前述比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撰写的短篇普及型马克思传基本上都属于“生平-学说”模式，如滕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和波斯特戈特的《卡尔·马克思》。那么，采用这种模式的西方学者是如何建构他们所理解的“真实的”马克思传记形象的呢？接下来，我们以滕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为中心进行分析。
滕尼斯是德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他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曾受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的影响，并借助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形成了其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的基本思想。因此，在该书的第1、2版序言中，他曾充满激情地强调了马克思对他的影响。[15]不过，他只是借助马克思的个别观点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类历史的进化论式的理解，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结论即两个必然学说，他则是坚决反对的。因此，当自认为是马克思学生的滕尼斯以“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方式“努力去理解马克思”达32年之后，失望地发现，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已经放弃了的青年时代的幻想，而是其终生不渝的政治追求，更重要的是，它还已经作为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在青年一代中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我没有预料到马克思的思想会让青年人不成熟的心智那么躁动不安和混乱不堪……我也没有预料到马克思的思想中会保留那么多青年时代的激情与混乱”。[16]为了能够帮助青年一代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蛊惑、正确把握马克思，已经退休的滕尼斯毅然决定撰写《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
就像绝大多数“生平-学说”模式的一样，《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的篇幅也相当小，正文加附录不到170页。滕尼斯用了正文一半的篇幅简要叙述了马克思的生平，其重点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从行文中可以看出，他比较忠实地转述了梅林的《马克思传》和斯巴哥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事业》中的有关传记描述，对马克思其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合作和终生友谊都表现出了充分的尊重。
如果说滕尼斯在传记部分比较谦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帮助的话，那么，在该书的学说述评部分，他则根本没有考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大量解释和说明，纯粹是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阐发”和“批判”。作为形式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滕尼斯的哲学立场是实证主义的，经济学立场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因此，虽然他以《资本论》为中心来阐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但他注定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这从他最后的结论章中得到了清楚地体现。在他看来，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两块基石，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是只具有“观念真理性”的“抽象”，[17]它们并不能够实际运用于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与分析。而当马克思这么做了之后，就导致一个严重错误：“虽然马克思要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定义为一种历史现象，并渴望将它的发展描述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但是，他的基本概念既不能为这种历史观也不能为这种历史观由以提出的辩证方法提供证据。”[18]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自己曾受益良多的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学说从根本上讲是错误的，因为不是生产决定流通（贸易），而是流通（贸易）决定生产。[19]至于历史唯物主义，除了批评马克思“蔑视道德的力量，或者道德意志”外，[20]他主要依据个别经验事实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历史作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等进行了“批判”。[21]最终，在宣布马克思的学说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药膏”之后，他做出了一个让人不解的预言：“在未来的若干世纪里，马克思将继续跻身划时代的伟人和思想家之列”。[22]——难道马克思将凭借发明了一剂“意识形态药膏”而保有这种崇高地位！？
波斯特戈特的《卡尔·马克思》是英国一家出版社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而推出的一种篇幅更小的马克思传。[23]虽然它的传记资料来源与滕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学说》有所不同，即除了斯巴哥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事业》和比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外，还吸收了梁赞诺夫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导论》中的一些新资料，不过，它和后者一样体现了“生平-学说”模式的基本创作手法：在生平部分保持一定客观性的同时，基于资本主义是某种自然的永恒存在这种根本立场，打着去“教义化”的幌子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有明显倾向的阐释，以期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学说的科学性，从而把马克思贬斥为一位乌托邦主义者，尽管是一位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
三、“批判重建”模式：从卡尔到史华慈查尔德
除了采用“生平-学说”模式的普及型马克思传，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还出版了一些主要面向知识分子读者的学术型马克思传。由于不以知识普及为目的且没有硬性的篇幅限制，所以，这类马克思传作者的创作自由度要大得多。他们往往会选择一种自认为合适的创作模式。当时，有比较多的作者选择了“批判重建”模式。选择这种模式的作者通常都把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马克思传作为批判的对象，不仅要对马克思的学说去“教义化”，而且还要对马克思的传记形象去“圣徒化”，以期重建出他们心目中“真实的”马克思。这种模式发端于卡尔的《卡尔·马克思：狂热研究》，中经斯普瑞格的《卡尔·马克思》，在史华慈查尔德的《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那里达到了臭名昭著的顶峰。
卡尔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和苏俄历史学家。20年代中后期，他曾作为外交官派驻里加。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对以巴枯宁为代表的俄国流亡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传》（1931年）和《浪漫的流亡者》（1933年）这两部颇受好评的传记作品后，他开始准备撰写自己筹划已久的《巴枯宁传》。但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巴枯宁传》，反倒有一个出版商建议他写一本马克思传以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最后，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次年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狂热研究》一书。
尽管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不过，卡尔在历史观上和历史唯物主义存在某些契合点。更重要的是，经历了大萧条的他当时正处于亲苏联的蜜月期。所以，他当时自称是一个比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好的马克思主义者”。[24]然而，他终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衰落的分析相比”，他感兴趣的不过是“作为揭示思想和行动的隐蔽源泉、揭穿它们周围的逻辑和道德假面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25]也因为如此，他对既有马克思传都不屑一顾，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狂热，假马克思主义的笨拙不堪，反马克思主义的则完全是执迷不悟”，所以，他要写一本全新的马克思传，以“展现马克思主义如何成其所是的”。[26]那么，在卡尔看来，马克思主义究竟是如何成其所是的呢？他的回答分两个层面：一方面，他吸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扎根时代土壤，吸收同时代德国、法过、英国思想资源所形成的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理论；另一方面，他引入精神分析，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理论动力是阶级仇恨，而这种阶级仇恨则应当到马克思早期人格发展中去找寻。为此，在传记创作中，他特别看重马克思和其他人的书信、其他人之间谈论马克思的书信和相关回忆录，并从中解读出了一个不同于梅林《马克思传》的、不讲亲情和友情、喜欢斗争的马克思。就卡尔的本义而言，引入精神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马克思的去“圣徒化”，以重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普通人马克思；但是，他这么做的结果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从而使反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一个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妖魔化”的方便法门。事实上，他很快就意识到：“它（指写《卡尔·马克思：狂热研究》——引者诸）是一个愚蠢的举动，产出了一本愚蠢的书。因此，我后来拒绝了所有出版该书平装版的提议。”[27]
“潘多拉的魔盒”既然打开了，就再也合不上了。因此，在卡尔之后，运用精神分析对马克思进行“妖魔化”这种做法就逐渐泛滥开来。如果说它在斯普瑞格的《卡尔·马克思》（该书曾多次重印，某种意义上成了《卡尔·马克思：狂热研究》的删节平装版）中表现得还比较节制的话，[28]那么，它在史华慈查尔德的《红色普鲁士人：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传奇》中则达到了肆无忌惮、其心可诛的程度。
史华慈查尔德是一个从事新闻出版和社会学研究的德国学者。纳粹上台后，他先后流亡法国和美国。与适当运用精神分析的卡尔不同，精神分析是史华慈查尔德最主要的创作手法，而其主要目的也仅仅在于通过对马克思以书信为主体的传记资料进行精神分析，以揭示、刻画马克思的人格特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仇视现实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眼中，苏联社会主义是与法西斯主义一样邪恶的政治制度。虽然从20年代起，西方学者中就出现了根据苏联的实践来反观、评论、批判马克思的相关学说的倾向，但是，没有人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直接的递推关系。而史华慈查尔德则公开提出，马克思和苏联社会主义是果树和果实的关系：“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列宁，而没有列宁就没有苏维埃俄国”；反过来，“尝果识树”，通过苏联社会主义这种“成熟的”、“可见的形式”，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29]也就是说，他先行根据苏联社会主义而推定马克思是一个恶魔，然后则通过传记来解释、证明马克思确实是一个撒旦。为了达到“妖魔化”马克思的目的，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对马克思的人格和性格进行恶意的歪曲、肆无忌惮的攻击。例如，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的初期生活开支比较大，曾写信向父亲要钱。因为不知道具体情况，怀疑他有不恰当的开支，所以，他父亲在第一封信中流露出了强烈的不满，表示“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但在知道具体情况后，他父亲又写信告诉他“随信给你寄去一百塔勒，你如需要，还可再寄”。[30]史华慈查尔德在这两封信上大做文章，把马克思描述成了一个让父母伤心的浪荡子，并暗示他父亲的因病去世多少有马克思的这种败家行径有关。[31]再如，经过艰难严肃的理论跋涉，马克思在1843年转向了哲学共产主义，而史华慈查尔德看来，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生活、事业发展不顺利所导致的。[32]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该书集“妖魔化”马克思之大成，后来敌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的马克思的绝大部分“劣迹”都源于该书。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史华慈查尔德对自己的“妖魔化”成果非常有信心，他甚至鼓励读者去检查他征引的文献，看看他有没有弄虚作假。[3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引证的全部文献和传记资料来源都出自马克思主义者所编辑出版的权威文献，特别是梁赞诺夫主持编辑出版的MEGA1。——MEGA1居然能够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传记创作提供弹药，这恐怕是那些崇拜历史考订版、以为有了历史考订版就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实现对马克思的科学研究的国内学者所不会想到的。
四、伯林与“思想史还原”模式的形成
1933年，还有一位英国学者接受了撰写一本马克思传的出版邀请，他就是当时年仅24岁的伯林。与次年就交稿出版的卡尔不同，伯林用了6年时间才完成《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环境》一书的写作。该书最初的反响并不是特别热烈，不过，它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伯林生前曾修订再版过6、7次，从而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传中唯一一部至今仍然被人广泛阅读、征引的著作。也正是在该书中，后来西方学者撰写马克思传时所普遍采用的“思想史还原”模式得以确定。
伯林是一位俄国移民。由于十月革命没有给他们的家庭带来直接的伤害，所以，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记忆和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虽然大学期间他基本确立了包容并蓄的自由主义立场，不过，就像同时代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一样，大萧条使对苏联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某种憧憬和期待。所以，尽管他当时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谈不上有专门研究，可他还是爽快地接受了出版邀请。与20世纪上半叶撰写马克思传的其他西方学者不同，伯林是一位专业的思想史学者，研究兴趣广泛涉及俄国、法国、英国的近现代思想史。这种学科背景决定了他更关注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而不是作为“圣徒”、“恶魔”或普通人的马克思。换言之，他关注的主要是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至于马克思的生平，则是从属的、次要的。根据伯林晚年的谈话录，我们知道，马克思传的撰写实际上是他思想史研究生涯的真正起点，因此他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除了马克思的著作，他还阅读了大量与马克思有关的思想家的著作，同时参考了同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撰写的各种传记和评论著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上，他受到了普列汉诺夫有关著作的深刻影响。[34]这导致他在不少重大思想史问题上的认识与马克思主义者相当接近，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基本认识都源于列宁的科学指示，而作为普列汉诺夫曾经的学生，列宁的认识实际上是对普列汉诺夫相关论述的继承和超越。
所谓见微知著。从伯林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环境》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思想史还原”模式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以思想发展为主、生平事迹为辅建构马克思的传记形象。在伯林看来，马克思既不是有着非凡事功或神秘魅力的政治领袖，也不是有什么传奇人生的公众人物，而是一位以“书桌和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为舞台的思想家。[35]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传记应当以他的思想世界、思想发展为中心。至于生平事迹，则应当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面对既有传记所提供的大量生平事迹，伯林表现出了高度的选择性，只采纳、记述那些他认为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有关或者能够说明某种思想现象、思想问题的生平事迹。这一点在他对马克思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要言不烦的描述中得到了体现。[36]
第二，通过重建马克思的思想共同体、区分比较马克思与相关人物的思想异同，刻画、呈现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和思想发展。过去的马克思传作基本上都缺乏明确的思想共同体观念，即只看到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及其发展，而忽视了马克思与同一思想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关系，因此，习惯于就马克思论马克思。伯林则不同。他特别注重发现、重建马克思的思想共同体，通过区分比较马克思与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异同，以“烘云托月”的手法将马克思的思想呈现出来，从而使读者能够形成一种更具历史感和确定性的理解。就此而言，第6章和第9章是《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环境》中最出色、也最能体现伯林思想史功力的两个部分。在前一章中，伯林通过解读马克思对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而在后一章中，他则通过对马克思与巴枯宁、魏特林和拉萨尔的人际纷争进行思想分析，勾勒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37]
第三，通过历史的肯定实现对马克思的历史的否定。伯林对马克思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环境》正文的第一句是：“19世纪思想家中没有谁像卡尔·马克思这样，如此直接、如此深思熟虑、如此强有力地影响了人类社会”，最后一句话则称赞马克思“永久地改变了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38]但是，没有谁会通过读他的马克思传，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魅力，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伯林牢固地把马克思束缚、限制在了19世纪，即他通过肯定马克思比尼采、叔本华等19世纪思想家在某些方面要更进一步，而在事实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相关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
【注释】
[1] 本文创作于作者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系担任高级访问研究员期间。除了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丰富的馆藏外，在文献收集方面，作者还得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孟振华博士（时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短期任教）、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蒋天婵小姐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2] 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 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59-660页。
[4] Johan Spargo, 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s, new a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2, p. 13.
[5] Johan Spargo, 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s, p. 13.
[6] David Ryazanov, ed. , Karl Marx: Man, Thinker, & Revolutionist, A Symposium, London: Martin Lawrence, 1927.
[7] David Ryazanov,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Lives and Work,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8] Boris Nicolaievsky and Otto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6.
[9] M. Beer, 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Karl Marx, London: G. C. L. C Publishing Society, 1934.
[10] Otto Rühle, 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29.
[11] See Edward Hallett Carr, Karl Marx: A Study of Fanaticism,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4, pp. 105-107.
[12] Boris Nicolaievsky and Otto Maenchen-Helfen, Karl Marx: Man and Fighter, p. vii.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8-338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92-404页。
[15]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16、25-26页。
[16] Ferdinand Tönnis,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eachings, East Lansing: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xiv-xv, xv-xvi.
[17] Ferdinand Tönnis,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eachings, p. 144.
[18] Ferdinand Tönnis,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eachings, p. 145.
[19] Ferdinand Tönnis,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eachings, pp. 151-154.
[20] Ferdinand Tönnis,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eachings, p. 156.
[21] Ferdinand Tönnis,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eachings, pp. 157-160.
[22] Ferdinand Tönnis,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eachings, p. 162.
[23] Raymond Postgate, Karl Marx,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33.
[24] Edward Hallett Carr, Karl Marx: A Study of Fanaticism,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1934, p. vii.
[25] E. H. Carr, “An Autography”, in Michael Cox, ed. ,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New York: Palgrave, p. xviii.
[26] Edward Hallett Carr, Karl Marx: A Study of Fanaticism, pp. vi-vii.
[27] E. H. Carr, “An Autography”, in Michael Cox, ed. , E. H. Carr: A Critical Appraisal, p. xviii.
[28] C. J. S. Sprigge, Karl Marx, London: Duckworth, 1949.
[29] Leopold Schwarzschild,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 London: Hamish Hamilton, p. 7.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40页。
[31] Leopold Schwarzschild,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 pp. 38-40.
[32] Leopold Schwarzschild,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 p. 87.
[33] Leopold Schwarzschild, The Red Prussian: The Life and Legend of Karl Marx, p. 8.
[34] 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12页。
[35]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2.
[36]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pp. 23-34.
[37]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pp. 121-144, 206-221.
[38]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pp. 1, 267.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