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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纪彬的先秦推类思想研究
   

    赵纪彬(1905-1982),河南内黄人,中国近现代著名思想史家、哲学史家、逻辑史家。生前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平原师范学院院长等职。赵纪彬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突出成就,表现在20世纪40年代对先秦推类思想的研究中。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通过将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与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的比较,发现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逻辑思想。但是,由于对二者的理解和掌握均有欠缺,致使这四十年的研究也出现了偏差,这就是比较研究中的牵强比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西方逻辑和因明条文肢解有着丰富和完整思想内容的中国古代文献;以西方逻辑和因明曲解中国古代的逻辑理论。20世纪40年代,人们深刻反思了20世纪初的这种研究模式,暂时地撇开基于西方逻辑理论和因明而形成的逻辑观念,试图从当时特有的历史条件和学术背景出发,探索中国古代固有的逻辑思想。[1]赵纪彬对先秦推类思想的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这样的方法进行的。由于转换了研究视角,赵纪彬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一、赵纪彬的先秦推类思想研究

在赵纪彬看来,先秦推类思想与先秦名辩思潮的发生和发展相始终。先秦名辩思潮分为萌芽期、泛滥期和结实期三个阶段,先秦推类思想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2]P10-11泛滥期,在199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纪彬文集》中,被写为“汛滥期”。但据作者原稿,应为“汎滥期”(参见赵纪彬《中国古代逻辑史论稿》,李希凡1948年录制,第13页),”通“泛”。

    在先秦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推理——推类。这种推理类似西方逻辑中讲的类比推理,但又有所不同,它根据两个对象为一类,由其中的一个具有某种属性,推出另一个也具有该种属性。根据推类理论,认定两个对象为一类,是进行推理的基础,所以,“类”概念是先秦逻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赵纪彬研究了推类思想在先秦的产生和发展。

    (一)先秦推类思想萌芽期

在赵纪彬看来,是论辩的兴盛导致了先秦推类思想的萌芽。论辩的兴盛基于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参与论辩的双方各自有其不同的政治主张,在孔子一派就是“必也正名”,在墨子一派就是“取实予名”;第二,就是他们的政治主张,只代表他们个人,要想让别人(包括统治者在内)接受其主张,那就必须“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地进行论述,而不能如同官府诰命那样,强制别人接受并执行。 [2]P11以上两个基本条件都必须基于相同的事实,即当时的社会有言论自由,并且需要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张供人们选择。这就把先秦推类思想的萌芽与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大变革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了。导致先秦推类思想产生的直接诱因是,在“证成己说,摧毁论敌”的论辩实践中,推类的广泛应用。赵纪彬对先秦推类思想的研究就从孔、墨各自的推类实践和他们对推类的研究说起。

1、孔子的推类思想

孔子有两个著名的命题,其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其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孔子的这两个命题已具备了推类的特征:以人和己为同类,从己之所欲推人之所欲;从己之所不欲推人之所不欲。

通过对孔子的这两个命题当然也有其他思想材料的分析,赵纪彬认为孔子所运用的推类(用赵纪彬的话讲,是“类比推理”或“类推”;这种特殊的类比推理应是本文所讲的推类,以下同——笔者注)主要是以人和人的伦理关系为对象的,总体上仍具有“经验论”的倾向。[2]P37但赵纪彬认为,在孔子的“经验论”推类中包含了主观决定客观的“观念论”倾向,有了主观推类的萌芽。如上述孔子的两个命题,“便是以自己主观的心理意识为出发点而决定自己的行动规律,而不是以客观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基础,来规定人和自己的共同的伦理原理。” [2]P39这种萌芽发展出了中期儒家子思和孟子的主观推类逻辑。

2墨子的推类思想

赵纪彬认为,孔子所代表的前期儒家虽然运用推类,但他们总体上是排斥论辩的;而前期墨家却充满着辩诘的精神,因而他们对推类运用得更为普遍。《墨子》书中各篇,“不但举例繁复,依类相连,互为论比;而文字转侧之处,多用‘是犹’、‘譬之’等词,亦成为文法上一大特征。” [2]P59  墨子依据“类”为辩论的工具,他的主要思想几乎都要通过推类的方法表现出来。赵纪彬认为,在先秦逻辑史上,是墨子发现了具有逻辑意义的“类”概念,他甚至认为,墨子已经对“类”概念作了初步研究,因为墨子发现了作为形成“类”概念基础的“故”的概念。在墨子那里,“唯‘明其故’始能‘察其类’”。[2]P67在前期墨家的二十九篇文献中,“出现了‘故’字三百四十个,就其基本性质来看,亦大体形成了逻辑的概念。” [2]P64

  (二)先秦推类思想的泛滥期

    赵纪彬认为,“泛滥”一词的更本质的涵义是指,本时期各家的名辩纷纷陷于“观念游戏”和“近于纯粹的诡辩”等偏向,大有将萌芽时期的成就重新搅乱之势。[2]P11从赵纪彬的研究来看,之所以对先秦名辩思潮发展的这一时期加以“泛滥”一词,主要是因为本时期有对推类的滥用和“类”概念的混乱,也即,先秦推类思想发展到这里经历了一个曲折时期。

    1、《庄子》和《老子》作者的思想

    赵纪彬认为,《老子》中陈述了这样的思想:“道”为万物之主,万物在生于“道”而复归于“道”的生灭循环过程中,表现为不断流动转化的差别相对性。而《庄子·齐物论》则进一步发展为相对主义的诡辩论: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赵纪彬认为,《庄子》和《老子》作者的这种做法,“抹杀了‘质’的存在,搅乱了‘类’、‘故’两概念”。[2]P12

2、子思和孟子的思想

    赵纪彬认为,墨子对“类”概念的重视对后来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墨子之后的孟子就非常重视推类的运用。“孟子虽极言辟杨墨,但却也袭用了墨子学派所发现的类概念,以为比附的依据。” [2]P146但是战国中期的儒家却发展出了一种主观推类逻辑,以子思和孟子为代表。

    首先,子思的思想。赵纪彬认为,《中庸》一书反映了子思的思想。[3]P378《中庸》第二十二章说: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第二十五章又说: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故君子诚之为贵。

赵纪彬指出,在这里,自己、他人、事物、宇宙,这些本来不属于一类的,都可以比附推论。内心的经验已经不只是推己及人的根据,不只是伦理上的行动准则,而已经更进了一步,是形成客观事物乃至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法则或原理。像这样,以自己的内心为中心而视宇宙事物一如吾心,就是人本说的比附逻辑的本质。[2]P138

    其次,孟子的思想。赵纪彬认为,子思的思想为孟子所继承、所发扬,所以在《孟子》中也充满着比附的逻辑方法。[2]P140《孟子·公孙丑上》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这里将人的所谓“四端”与人的所谓“四体”相比附,将“四端”的扩充与火的燃烧和泉水的疏通相比附。

但儒家推类中的主观性倾向到了孟子又有了新的发展。《孟子·告子上》说: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这是将“仁”与“诚”等诸伦理观念先解释成先验的范畴,然后再以此为据,而从事于比附的推理。赵纪彬认为,在伦理学上及认识论上首先肯定了先验观念的存在,并以之与比附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这就是孟子逻辑思想的特点。[2]P150例如《孟子·告子上》中有孟子与告子的这样一段对话: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在这里,孟子把人性之“善”与水之“就下”这样两种不伦不类的事物视为“同类”,当是他肯定先验的伦理与认识观念的结果。[2]P151

    赵纪彬对子思和孟子的这种主观推类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在这种主观为本的比附方法里,虽然貌似‘类比’(尤其孟子特别显著),而实则全然为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荀子说思孟的思想为‘僻违而无类’、此‘无类’二字,确足以概括思孟学派逻辑思想的特征。” [2]P137-138

    3、惠施和公孙龙的思想

    赵纪彬认为,惠施和公孙龙的思想也是先秦推类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惠施与公孙龙的学说是互为两端的。惠施的学说特征是“合同异”。所谓“合”的观点,即见共相而不见个体,将事物的差别性完全抹煞,夸大其否定要素,而不知事物的质本有其相对安定性”,遂陷于相对主义的诡辩论。公孙龙的学说特征是“离坚白”。所谓“离”的观点,即以共相可离个体而独有,先个体而存在,将质的“安定性”绝对化,见差别而不见统一,知静止而不知运动,遂陷于绝对主义的诡辩论。[2]P159依据“合同异”的观点,惠施的每一个论题都包含着这样一个判断形式:个别即是普遍。惠施这种片面性的分析方法,使之在点与面之间,不见大小而只见形体;在白狗与黑狗之间,不见白黑只见颜色;在犬与羊之间,不见种别而只见动物;在男与女之间,不见性别而只见人类。[2]P179依据公孙龙“离坚白”的观点,种类可以离开个体而自存。如此,无论是惠施还是公孙龙,他们的学说显然都妨碍了科学的“类”概念的形成。

    (三)先秦推类思想的结实期

    赵纪彬所谓的“结实期”,其实也就是总结期。赵纪彬认为,到了战国末叶,后期墨家和荀子从不同角度对先秦推类思想进行了总结和系统研究,从而使得“类”概念和与“类”概念有关的“故”的概念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后期墨家的思想

赵纪彬认为,前期墨家的“故”到了后期墨家那里又有了发展。在《墨经》里,不但言“故”,并且将“故”分为“大故”和“小故”。所谓“小故”,即仅有一部分而无决定性作用的“故”;所谓“大故”,是在诸“故”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故”。[2]P260-261

在同异和类方面,后期墨家继承了墨子的传统,得出了“归纳法中之思维方法同异论”。这个方法论的优点,即否定先天的类别,而以客观对象的类别分析事物,这是墨子理论的发展。赵纪彬认为,后期墨家的“类”概念中也浸透了墨家的政治伦理观点,只不过这种政治伦理观点较为客观罢了。在后期墨家看来,不管是王公大人还是农夫,或是农妇,“固以其力”者为一类,反之为另一类。[2]P283-284

赵纪彬认为后期墨家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墨子关于“类”、“故”的理论。《大取》有“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的论述,此即通常所谓的“三物”说。赵纪彬在其《中国哲学思想》中对“三物”说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说逻辑的判断,从事物的内部原因里面,有了根据;依据这种原因的客观规律而成长,并且以事物的类别为范围而进行推理。” [4]P92-93显然,赵纪彬认为,后期墨家把对“故”、“理”的认识当作了把握事物“类”的手段,在后期墨家那里,“故”、“理”基本上是自悟阶段的范畴,“类”则兼有“自悟”和“悟他”两种性质。

2、荀子的思想

赵纪彬认为,荀子的推类思想是荀子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综合发展的结果。

但是,赵纪彬认为,荀子思想中的“类”、“故”与墨家有所不同。荀子的“类”、“故”两概念虽是承籍于墨家,却亦是经过了儒家的修正,染上了儒家的色彩,变成了儒家思想有机的一环,被荀子用“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的方法,转化成批判墨家的武器。荀子思想中的“类”是与“礼”、“法”相结合的,或者说荀子常用“礼”、“法”的标准判断对象是否为一类。荀子也主张辩论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荀子是“以辩止辩”,即以儒家的理论作为依据来反对别家,所以荀子的“故”不可避免地要染上儒学的色彩。荀子所说的辩,说到最后,是归结于“隆礼”。[2]P311-312指出“故”、“类”,尤其是“类”在儒家那里有特殊的含义,这实际上是在探讨儒家特殊的推类理论。

二、关于赵纪彬的研究

(一)赵纪彬研究的贡献

    第一,通过研究先秦“类”概念的发展演变,准确地构画出了先秦逻辑的发展轮廓。

第二,对先秦逻辑的一些特色理论作了准确说明,如对“故”与“类”关系的说明,对《墨经》“三物”说的说明。

第三,研究了“类”、“故”与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的联系,在中国古代逻辑与中国古代哲学、政治等学说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即,不同的哲学、政治等观点可能导致产生不同的关于“类”、“故”的观念,从而可能产生不同的逻辑理论。这为从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出发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提供了方便,必将对中国逻辑史的进一步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第四,赵纪彬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分析理性是如何逐步消失的:所要论证的思想观点浸染了作为论证工具的“类”概念,从而导致论题和论证工具的融合。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哲学观点的因素,也有封建专制逐步加强的因素。这非常具体地说明了,为什么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上,随着儒家思想逐渐占据正统地位,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也趋于衰落。这一点不论是对于我们今天的逻辑研究,还是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赵纪彬研究的不足

    赵纪彬虽然着力研究了先秦推类思想,并以之对先秦逻辑的发生、发展进行了分期,但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推类是先秦逻辑的主要推理思想,并将这一点贯穿在自己的先秦逻辑史研究中。表现在,赵纪彬对《小取》论辩方法的阐发只是因袭了20世纪最初四十年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观点,包括比较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例如,赵纪彬认为,在《小取》篇中,以类取、以类予之归纳法,谓之“推”。[2]P282这里赵纪彬没有意识到“以类取、以类予”是《小取》阐述的后期墨家基于推类的论辩原则;他将其解释为归纳法,并把它与《小取》论述的一种具体论辩方法“推”混为一谈。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赵纪彬亲属李希凡、赵明因二位先生的帮助,谨表谢意!)

【注释】

[1] 张 晴.郭沫若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贡献[J].广西大学学报,2005,(6.

[2] 赵纪彬.赵纪彬文集(3[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3] 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 赵纪彬.中国哲学思想[M].北京:中国书局,1948.

(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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