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始，聚集在反对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反全球化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西欧北美“新社会运动”再掀高潮。在西雅图、华盛顿、达沃斯、布拉格、魁北克、热亚那……，短短两年间，群众性的抗议活动风起云涌，新自由主义再次成为公众的批判目标和关注焦点，ＷＴＯ等国际组织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受到广泛的批评。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必须重视它的现实发展，我们应当对时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思潮在理论上给予重点关注。

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笔者曾对当前新自由主义20年霸权的历史后果以及自由主义的百年实践演进做过宏观的理论梳理。[1]但是，研究新自由主义，仅仅着眼于其实践转型，解析其公共政策层面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为了破译当代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基因，我们不仅要了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而且要研究它的政治哲学和思想实质；不仅要剖析经济自由主义，而且要深入分析政治自由主义；不仅要了解新自由主义的当代霸权和发展现状，而且有必要追根溯源，掌握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胳。

因此，本文拟全面分析自由主义的各种实践形态和理论概念，试图进一步说明：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公共政策，而且是一种政治哲学；当代所谓“经济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两种传统的当代体现；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自由主义主流的演绎、发展和延续。

一

勿庸置疑，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有各种形态，存在19世纪以前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以贝勒兰山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也称自由至上主义）、30年代罗斯福的“新自由主义”、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和70年代末以来以里根、撒切尔为代表的 “保守的新自由主义”等诸种表现形式。然而从总体上说，自由主义是统一的政治哲学，是资本主义主流的、基础性的意识形态。换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为自由主义，确实存在着自由主义一般，即构成自由主义实质的共性的东西。

这种自由主义共性，可以从自由主义的起源一直追溯至今。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指出的，所谓自由主义，是“最近四个世纪在欧洲和一些受欧洲文化影响的国家中多次激发起政治运动的方式。”[2]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踏着资本主义行进的节拍走上历史舞台的。从一般学理上说，自由主义是指一种维护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的自然状态高于国家权利的政治思想，其特点是对任意的政治干预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根据西方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自由主义有西方文明传统的根源，但本质上是近代启蒙运动的产物。自由主义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内在锋芒在300多年来一再得以显现。

自由主义一经出世就是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思想理念，它天生以代表“神权”、“王权”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对手。在自由主义降生的第一个百年中，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1776年美国革命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洛克、斯密、卢梭、康德、维科、杰斐逊、潘恩等一代具有启蒙气质的思想家、政治家大力弘扬个人自由的理念，提倡宗教宽容，捍卫思想自由，要求放松经济管制，建立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理性至上成为反封建专制暴政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利器。启蒙思想家由此奠定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特质。

在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百年中，19世纪成为自由放任主义全面胜利的年代，被称为自由主义的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挟工业革命之勇，并通过代议制度的普遍建立，使自由主义的原则充分普及，赢得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胜利。19世纪的自由主义洋溢着进步主义的革命精神，从一种散在的自由信念上升发展成为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这一提法正是在19世纪出现的。

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百年发展中，经历两度挫折，又两度崛起，渐成一种系统的、以反极权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20世纪是意识形态的世纪。自由主义遭遇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次重创，被打得满地找牙、奄奄一息。此后，自由主义先是在二次大战中与社会主义联手，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后又通过冷战，实现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同时，自由主义在20世纪通过自身的深刻反省，从左右两方面进行了两次在“新自由主义”名义下的自我调整，并在世纪末取得了霸权地位，主导了90年代的全球化。与以往两个世纪不同的是,它与之抗衡的对手发生了变化，即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转向反对极权主义。

自由主义的出身背景和文化基因决定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本质。数百年的历史表明：自由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一种主要的经济导向和政策实践，而且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它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共始终。自由主义的共同本质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成分，而个体本位也恰恰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构成了自由主义的首要关怀及其异质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征。

个人主义是“现代性”的核心。在现代历史上，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理性”的实质首先是人性，是人的灵性、活力和创造力。“理性”所倡导的另一方面即科学性和智性，说到底也是人的智慧和头脑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是相通的，统一的。合理的个人利益、个人成就、个人追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个人独立性、个人选择性、个人创造力、个人想像力、个人支配力、个人责任感、个人义务感、个人隐私权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个人自由、个人主义的内容，是启蒙理性赋予现代人类的一份宝贵馈赠。可以说，个人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中心。同时，个人主义是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生长的产物和前提，个人本位的确立是从事市场中正常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它使市场经济发展中产权关系逐步明晰，独立法人权利与义务得以逐步确认，社会法治化程度不断增强。由此，个人本位的市场理念、契约关系取代了传统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之间的理性关系代替了以往人与人之间的奴役关系，使人第一次成为有个人独立意志和情感、有个人承担义务和责任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个体。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建立现代理性社会关系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得以从封建社会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标志。

然而，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它本意是指一种个体本位的理念，在中文中并无相应的、准确的表述词。“个人主义”这一译法在文化意义上极易被中国人误读为“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即一种与东方主流意识――集体主义相悖的、带有道德贬斥意味的自我中心意识。在“individual”的理解上，显现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和沟通上的困难。其实，理解西方早期的个人主义理念有两个要点：其一，它是相对宗教群体主义而言的，不是反社会的，而是自由的、反专制的；二是它与理性主义观念相联系，不是非理性的、恣意妄为的，而是自律的、守法的、反蒙昧的。因此，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主要是指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个人本位的理念，而东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即利已主义，则更多地是指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即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消极的、破坏性的个人理念。尽管西方文化的发展在晚近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乃至于与社会产生激烈冲突的倾向，但是西方现代化传统中个人主义的本义和它在打破封建专制、破除宗教蒙昧、建立现代理性社会中所独具的积极历史作用和意义，是不应当被抹煞的。

从历史到当代，主张自由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不支持个人本位的理念。被公认为自由主义鼻祖的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洛克从基于自然法的“天赋人权”出发，强调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自由和思想自由，并基于个人的自由反对封建王权，建立了他的立宪自由主义。18世纪亚当·斯密是自由放任主义的创始人。他主张个人自由的最大化，相信市场机制，反对政府干预，认为自由市场中个人的自利比人为干预更能促进公共利益。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密尔则反思了法国大革命的负面经验，继承了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对大众化民主的价值持怀疑态度，认为“多数的暴政”有可能压制和威胁个人的自由。他捍卫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核心价值，将防范政府的专制深入到防范社会的暴政，发展了自由主义的观念。 20世纪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贝勒兰山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固然是个人本位理念的狂热拥戴者，哈耶克甚至认为，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害，都将是“通往奴役之路”；而主张“公平的正义”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也是个人本位的“道德个人主义者”，其正义原则的第一条即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平等权利，他们可以拥有与别人类似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自由。”同时，70年代末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无疑强烈地伸张经典的个人主义传统，而30年代罗斯福时代的左倾的“新自由主义”也从不声言放弃个人自由，认为其推行的“新政”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理想和真正改良和捍卫。

诚然，作为自由主义一般的个人主义，勿宁说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它并非意味着相信个人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它的规范意义在于：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选择、个人本位的理念是分析的中心和出发点；基于此能够建立对个人有益的、人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中心，各个流派、不同类别的自由主义在许多基本观点上存在共识。约翰·格雷将这一共识归纳为个人主义、平等主义、普遍主义、改良主义，在现实中则具体地落实到保障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代议制政府等。[3]可见，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传统价值，构成了资本主义最基础的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以个人自由为基点所建立的“自由主义一般”是自由主义的共性本质。过分强调自由主义内部派别之间的差别，仅仅突出自由主义的多样性和多元发展，容易忽略其共性本质，也同历史和现实不符。

二

作为具有共同政治哲学理念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由于地理环境、国别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也确实具有许多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各种流派和分支，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历史实践中，欧陆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于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美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同于欧洲现实中的自由主义， 哈耶克、弗里德曼和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不同于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凡此种种。由于自由主义的派别分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的意识形态裂变和政治走向，进行分析和梳理是必要的。

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派别实质上基本隶属于两大线索：一条可追溯到洛克、斯密传统的自由主义线索，另一条则是以卢梭为源头的自由主义的线索，一般人称这两大线索为“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属于前一线索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包括洛克、休谟、密尔等人；属于后一线索的代表人物则包括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及至20世纪，自由主义裂变为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二者争执的中心问题实质上仍然传承了两大基本线索：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诺奇克承续了洛克的自由至上主义，罗斯福、凯恩斯、罗尔斯等人则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卢梭式的法国启蒙理性传统的自由主义。

再向前追溯，两大线索的形成最早可归结到英国和法国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洛克代表了英国式自由主义，坚持英国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卢梭等人则代表了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坚持以法国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哈耶克曾对自由主义的英国传统和法国传统进行了严格划分，即“英国的”或进化论的自由主义，和“大陆的”或法国的建构论的自由主义。他认为英国式自由主义的哲学思路属于“进化的理性主义”，强调自发性秩序的形成和免于外在人为干预的自由，追求受法治保护的免受一切任意强制这一意义上的公民的个人自由；法国“建构的理性主义”则追寻理性目的和普遍人权，相信根据理性原则进行人为的理想规划，可以促使人人在共同体中实现自由。后者最好的表述就是斯宾诺莎的那句话：“所谓自由人，即只按照理性的指引而生活的人”。[4]此时自由主义两大线索的差异，是地域性的，更是属于文化传统、哲学理念的。哈耶克把这种哲学上的不同认识路径视为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的对决。他不是一般地放弃理性主义，而是认为引导我们行动的人类认识是有局限性的，理性本身并不可靠，没有谁能穷尽真理，必须放弃垄断的、排他性的认识方式，在竞争性的进化体制下推进认识的演进和发展。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把自由主义从价值论的单一角度扩展和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从人类知识的发展、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出发批评那种基于“知识的自命不凡”而忽略人类认识局限性的妄自尊大的理性设计。

两大线索发展到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的对立，关键还在于两种自由观的差异，即对自由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一致要求下，隐含着自由观的重大分歧。艾赛亚·柏林对两种“自由”进行了一个经典的界定，即所谓“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消极自由”的本意是不受他人强制和干预的个人自由，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免除限制”；而“积极自由”则是指“自由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前者追求的是“个体性”，后者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自主性”； 前者强调个人权利和绝对价值，后者重点追求政治平等；前者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后者是视自由与自治价值等同的自由主义。英美传统的“消极自由”有两个基本要点：其一，自由的个人不服从任意的强制；其二，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必然是一种法治的自由观。因为只有后一点，才能保障一切人享有同样的自由，自由只有在法治下才能存在。其基本理路是：个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应当不受强制；自由市场是个人自由之源，其自发力量能形成自然秩序，应由“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自然调节”；在遵从自然法则的契约社会中，法治是维护自动生成的自发秩序的基本条件，可以保证社会中利益冲突的个人相互协调，从而使所有人都有很好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对于“自然的”状态、秩序和手段的强调，尽显“消极自由”的“消极”本色。欧陆传统的“积极自由”的基本理路则是：自由是一种积极的、争取自主的能力，自由的个人是支配自我的个人；自由放任摧毁了个体的实质，民主国家才是支配个人也受个人支配的国家；个人自由有赖于个人对公共事务的付出，在民主国家中个人通过政治参与实现个人自由。一句话，民主国家保卫真正的个人自由。对于人类理性的人为力量的迷恋，体现了“积极自由”的“积极”性质。

自由观的不同决定了两种自由主义线索的不同社会性格，体现在对待个人与国家、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等价值关系的不同认识和判断上。在国家问题上，洛克传统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家对国家、对政府权力永远保持着充分的警觉，认为政府干预只会制约个人的自由。他们把自由看作是从国家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自由，而将国家确定为最小限度的国家。波普将这一信条极而言之，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5]在哈耶克看来，自由主义对待社会的态度就像园丁一样去努力培育出适合自然增长的情境。国家行为只能是有限的，仅限于实施公正的行为规则。政府通过立法建立秩序性规则，促使自发的竞争最大限度地有效。卢梭代表的欧陆传统则是国家本位的自由主义，认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关心公共自由的延伸，民主国家代表政治自由，是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国家权力越大，自由就越大。

在平等问题上，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指斥进步自由主义者对结果平等的追求，认为在公正、美德等名义下强调的收入平等、分配平等、社会平等，最终只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哈耶克认为，甚至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机会平等”，在一个自由社会里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需要对全体不同的个人的工作环境进行严密的操控，而这同个人能够利用自己的才智去创造这种环境的自由理想是格格不入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方法在取得物质平等上有着严格的局限性，它主要是为形式上的平等而斗争，也就是为反对一切建立在社会出身、种族、血缘和性别上的歧视而斗争。而消除社会歧视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普遍的教育制度，以此增强社会纵向的流动性。[6]自由至上主义的一个突出观念是强调结果不平等的积极效应，认为结果不平等的有益之处是可以激励企业家精神，并造就出有力量反抗国家强权侵害的、经济上强大的个人。主张“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市场制度不是万能的，不能片面强调消极的个人自由、以自由为名抹煞平等和公正的价值。人们不仅需要起点的机会平等，也需要终点的结果平等；不仅需要价值平等、观念平等，而且需要物质平等；不仅重视身份平等、政治平等，而且需要分配平等、收入平等和全面的社会平等。自由本身不能完全概括人类的所有价值。作为自由之源的市场制度本身对于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外部问题无能为力，只有中立的政府才能保证每个人的自由和真正的社会平等。

在民主问题上，在哈耶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看来，个人自由具有高于民主的终极价值。他认为，自由主义坚持平等对待一切人的法律，从而反对任何法律特权，因此它同民主运动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两种学说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自由主义关心的是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对其一切权力的限制，而民主关心的则是谁领导政府的问题。自由主义要求限制一切权力，包括多数人的权力。而民主则认为多数人的当下意见，是政府有无合法性的惟一标准。[7]也就是说，民主要解决的是多数还是少数统治的问题，它的对立面是权威主义政府、精英垄断政治；自由主义则要规定政府做什么的限度，它的对立面是一切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统治。因此，正如自由主义同其他任何不受限制的统治不相容一样，它同不受限制的民主也是不相容的。尽管贯彻自由主义原则可以导致民主，但是只有在多数受到法治约束的条件下，民主才能保留自由主义。无限民主将毁灭自由。当代“大众民主” 压缩了自由主义的政治想像空间，科层官僚制箝制了个人自由，缺乏人文精神。主张“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自由并非人类福祉的充分条件。除自由之外，正义、美德、平等、社会责任等价值也是人类福祉的重要保障。只有民主才能充分体现人类追求的全部价值理想，捍卫人们在社会中的权利，保障社会公正，造福于每一个人。

两种自由主义线索的重大差异，还集中表现在它们不同的公共政策导向上。以20世纪为例，坚持洛克传统的自由至上主义的里根和撒切尔改革，共同点是采取一“松”一“紧”的经济政策，即对个人和企业宽松，如放松金融、财政等方面的管制，撤销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私有化，减税等，为企业营造自由竞争的宽松环境；而对政府加紧限制，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减少社会福利和各项公共开支，等等，防止和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而凯恩斯主义所承续的另一种自由主义传统则主张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其基本的政策理路要求强调政府全面管理宏观经济，通过全面立法和有效干预，扩大政府预算，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生产发展，保证充分就业。二者对立的中心在于对待国家干预的态度上。前者突出自由市场为中心，后者强调福利国家为主旨；前者认为累进式税收是剥削，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后者认为税收是合理的社会再分配，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诸如此类。美国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提出了以减免税收、紧缩银根、放松管制为中心的一揽子政策举措，完全继承了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是自由主义传统线索的当代延续。

三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当代新自由主义？20世纪最后30 年，新自由主义开始建立意识形态的霸主地位。特别是最近10年，新自由主义携冷战胜利的余威，在全球到处传播自由市场理念，推行信息革命和金融自由化，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西方右翼理论家福山由此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即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西方著名的左翼理论家也不无痛心地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本世纪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8]新自由主义的这一胜利就自由主义本身而言，是两大历史线索中的自由至上主义在较量中渐占优势，取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

这里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70年代末以来由里根、撒切尔发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理论基础即以哈耶克为首的贝勒兰山学派的自由至上主义。应当看到，新自由主义这一次成功，是20世纪资本主义自身变革的产物，也即自由主义在百年中两轮“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后果。自由主义在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仍然延续了19世纪的线索，以自由放任主义为主导方针。两次大战期间，为了医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导致的两极分化和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罗斯福推行“新政”，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确立了美国政府干预社会生活的崭新理念，开创了福利国家的新功能，并基于此提出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案。“新政”大胆地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和福利的优长之处，并部分地将其纳入制度框架，由此实现了国家职能的一项重大改革。这是传统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所不可想像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罗斯福新政”这一改良了的资本主义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这一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阴影，挽救了困境中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当欧洲在社会主义强势压力下和自由主义造成的大萧条的极端痛苦中无可挽回地滑向法西斯专政之时，使美国成功地避免了极端主义的选择，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正是由于“新政”的成功，二战后几乎整个欧美世界都转向凯恩斯主义，导致西方世界持续25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并使“福利国家”政策在西方得以普及。在罗斯福式“新自由主义”的引领下，作为当时执政主流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公共政策上实行一整套福利自由主义的方案。这套方案在经济上仰仗凯恩斯主义，而在60、70年代开始名声大噪的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则被认为是对这一新自由主义实践在政治理论上的总结和提高。

继“新政”的第一轮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70年代末以来，“里根经济学”、“撒切尔革命”启动了新一轮的“新自由主义”改革。60 年代末到80年代初，西方经济陷入十年“滞胀”，国家调节市场的各项干预政策呈现出效率递减，凯恩斯主义失灵。特别是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之后，整个西方世界失去发展势头，通货膨胀加速，失业率上升，美元危机，布雷顿国际货币体系崩溃，经济发展一蹶不振，社会生活长期陷于停滞和困顿。英美撒切尔、里根政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上台之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从而引发西方世界20年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无疑，此“新自由主义”不同于彼“新自由主义”。 一般说来，他们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 是对“新政”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纠正：同是解救严重的经济危机，30年代“新政”的“新自由主义”运用国家干预的手段，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则释放自由市场的活力；同是改革自由主义，“新政”的“新自由主义”是“中间偏左”的调整，更注重公众的利益和改革社会分配方式，当代“新自由主义”则是“中间偏右”的调整，更注重企业的利益和改革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当代“新自由主义”更注重恢复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的市场和效率的线索，更尊崇本世纪哈耶克和贝勒兰山学派的传统自由主义理念。总体来看，从上半世纪到70年代以前，罗斯福、凯恩斯的“新自由主义”占据上风；世纪初一战前和20世纪后30 年，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凯歌行进。20世纪两大传统线索的自由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旗下各领风骚50年。就其各自的成果和贡献而言，以罗斯福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在两次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夹击中挽救了资本主义，并在50年代以后造就了西方的经济奇迹。以里根、撒切尔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则从滞胀和冷战中使资本主义走出泥淖，步入新一轮的现代化过程。在世纪末，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超越了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以保守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战胜了以进步主义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在世纪末恢复了活力和生机。当代新自由主义所秉承的自由至上主义，是更经典、更纯粹的自由主义，是在百年历程中自由主义向古典传统的复归。

里根和撒切尔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一般被定位为“保守的自由主义”。“保守的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有千丝万缕的牵连。在西方政治中，保守主义是具有历史传统的政治派别，一般是以要求恢复过去的、甚至是当前的理想状态，维护传统的价值为特征。但是，保守主义并无一成不变的维护对象。除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早期试图恢复封建王权的部分保守主义派别外，此后的保守主义多是对资本主义古典传统的维护，包括对自由主义的维护。以被视为第一个保守主义理论家的伯克为例，他由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成为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但其思想实质却摆脱不了自由主义的窠穴。他是英国辉格党人的代言人，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著名的改革家和宪政问题专家。他把国家的历史发展比喻为生物有机体所经历的成长过程，强调制度改革同文化传承的关联性。他认为法国革命是抽象理论引发的事件，破坏了文化的有机联系和传统的制度支柱，包括建立在惯性的社会生活礼仪、习俗和规则之上的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支持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甚至拥护当时作为“殖民地造反”的美国革命。由于伯克支持改良的革命、要求宪政法治的革命，他应当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里根、撒切尔在政治上都是保守主义者（从30年代“新政”以来，罗斯福“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对立面――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就成了“保守”的象征），但他们的基础理念和公共政策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他们一方面维护传统的宗教和家庭价值观，倾向于保守的社会观念；另一方面又削减福利，强调个人责任，实行激烈的经济改革。这些举措都是基于个人自由至上的自由主义传统信念。保守的政治外观并不能改变其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质。厘清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非西方国家的人士分清实践中欧洲与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差别。美国民主党是罗斯福的进步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在当代美国的政治生活中通常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正统的自由主义如里根主义反而是“保守主义”的。实质上，美国政治分野中的民主、共和两党分别是自由主义两大传统的传人。而美国民主党的欧洲伙伴、中左的社会民主党人向来以主流的自由主义政党为政治对手，英国撒切尔政府、德国的科尔政府、法国希拉克政府才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在欧洲的代理人。90年代英国工党布莱尔与美国民主党克林顿联手倡导当代“第三条道路”，恰恰体现了他们与罗斯福新自由主义传统的共同历史渊源。

英美右翼里根、撒切尔所尊崇的、以哈耶克、弗里德曼为导师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也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称谓并不表明当代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哲学，而只是由于它的倡导者哈耶克及其贝勒兰山学派的同门弟子都是经济学家，而他们的理论又主要是在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层面发挥作用。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关系，在当代主要是哈耶克学说和罗尔斯学说的关系。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和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当代影响最大的自由主义流派。在自由主义的古典形态中，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和经济主张是一致的，19世纪以前的自由主义在经济上力主尊重私有财产和市场的同时，在政治上要求保障民权、政教分离、立宪政府、分权制衡。但是，在20世纪，由于两次大战的经历，人们开始怀疑放任的自由市场是否侵害了人的自由，由此产生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强化了“积极自由”一派的政府干预主张，实践上集中体现为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福利国家政策。哈耶克一派重申自由市场是调节社会秩序根本机制，认为这种为了政治自由限制经济活动的等于采用社会主义原则，最终将损害个人自由。因此，重市场、重效率、重企业活力和个人责任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即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核心。而罗尔斯在70年代初提出的“政治自由主义”要求保障人的行动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自由，要对这种自由本身、而不是其价值进行平等分配，并强调自由永远不能成为增进物质财富的殉葬品。罗尔斯对基于平等的正义的强调，受到左翼自由派人士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追捧，在理论上是对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和欧洲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辩护。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由于其学术性，在西方思想激进的学术圈影响甚大，哈耶克的学术地位至今无法与罗尔斯比肩。但是，罗尔斯学说基本上不具备一套完整的现实政策，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近30年来显然远远不及哈耶克。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始终无法象经济自由主义那样占据当代西方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

当代新自由主义的走强不是偶然的，它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帮助发达国家重新走出困境的同时，促动西方进入了新一轮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目前势头未减，其实践和理论目前都保持着强劲的态势。尽管“新经济”目前遭遇挫折，但新生产力革命的准备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基本完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相当良好。然而，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一旦走过头，在治理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失效时过分夸大自由市场的作用，极易重蹈自由放任主义的老路。当代“新自由主义”20年的一统天下，在创造了“新经济”的同时也制造出新矛盾。飞速发展的经济会造成一系列社会政治效应，在来不及进行经济社会政治结构调整的情况下会导致出现国内动乱乃至全球紊乱。当代新自由主义面临新的挑战。

就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而言，众所周知，20世纪后30年经济自由主义即保守的自由主义复兴是从公共政策层面开始的；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则坚持另一种自由主义政策，以“社会公正”为其最后底线。但是近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后一种自由主义明显在向前一种自由主义靠拢，在理念上和政策上都有中性化或右倾化的倾向。这种形势也可以看作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向7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向。以往，保守的自由主义政策向大企业、大资本倾斜；左翼自由派的政策向劳动阶级、中产阶级下层和弱势群体倾斜。而目前在信息生产力的冲击下，二者为了在全球化中增强国家竞争力，共同将政策向作为经济增长点的跨国公司、金融资本倾斜，竞相取悦代表“新经济”的“新中间阶级”白领选民。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流导致财富过度集中，造成国内新的社会分化，在破坏传统中产阶级生存基础的同时，也使传统工人阶级边缘化。新自由主义如果过分狂妄，置“新政”改革以来的社会成果于不顾，轻率地破坏福利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就会形成国内经济上、政治上新的两极分化，从而破坏二次大战后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破坏社会的稳定结构与基础。近期西方发达国家爆发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浪潮，正是当前矛盾的突出表现。

就世界范围而言，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狂飚猛进，“新经济”繁花似锦的局面与20世纪初的情况惊人相似。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恰恰发生在汽车开进美国千家万户的消费主义年代。资本如果忘记了世纪初的教训，盲目崇尚自由市场的自发力量，利用信息手段在当代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中疯狂地追逐超额利润，那么，当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完全可能演变成一场新的全球性的野蛮竞争。亚洲金融危机已显露这一趋势的冰山一角。金融全球化造成了世界新的两极分化，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更趋贫困，使世界的滚滚财源加速聚集到发达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也正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浪潮汹涌、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加剧的重要根源之一。

在理论上，当代新自由主义学说还面临着当今各种意识形态的挑战。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质疑自由主义的理性基础，批判启蒙以来工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及其现代性逻辑，已经在西方世界内部取得了众多支持，为反全球化的无政府主义政治运动提供了精神动力，成为当代新社会运动的主流思潮，形成了对自由主义进行解构的理论力量和实践力量。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的传统宿敌，仍然坚持批判自由主义所遵从的自由市场利润最大化逻辑，反对资本对全球的剥削。民族主义在当今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也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思潮，在重构新的全球秩序的年代到处演变出一场场新的民族冲突、危机和行动。从20世纪的百年实践看，自由主义经历两次转型，在世纪末再造主流，使之得到了改革和发展。当代新自由主义面对新世纪的新问题，必须做出新的调整和改革。

我们也看到，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压力下逆风起飞。社会主义的改革、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社会主义新世纪发展新战略的制订，都与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社会主义不仅需要从自由主义的百年改革中汲取经验，在实践上学习市场经济的先进理念，而且需要思考如何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体现社会主义在价值理念上对于自由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全面战胜和超越新自由主义。

【注释】

[1] 参见周穗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自由主义的两次转型》一文，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3期。

[2]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第415页。

[3] 参见Gray, John 1986 Liberalism, 转引自江宜桦，2000，《自由主义哲学传统之回顾》，载《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三联书店。

[4] 参见哈耶克1973年为意大利新世纪百科全书所撰写的辞条：《自由主义》，转引自《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三联书店，第109页。

[5] 波普：《自由主义的原则》，转引自《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三联书店，第143页。

[6] 参见哈耶克1973年为意大利《新世纪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自由主义”，转引自《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三联书店，第132页。

[7] 同上，第133页。

[8] 安德森认为，从这场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第一次，西方思想界不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对立，即制度性对抗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作为一整套原则统治全球，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成功的意识形态。”（参见佩里·安德森为《新左派评论》2000年改版第一期所写的发刊词《重建》一文。）英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指出，哈耶克于1974年、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促使新自由主义风气在此后的流行。于是1974年后，自由市场一派人士开始转守为攻――不过直到80年代，他们的论调才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调。（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第612页。）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1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