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都是西方20世纪历史发展中的独特现象。以卢卡奇为标志，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诞生于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至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以生态运动的出现为标志，西方新社会运动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也已经走过近40年的历程。新马克思主义之“新”，是指它是一种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左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另类诠释；新社会运动之“新”，则是指它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运动全然不同的、形式别样的社会运动。正是由于这两种“新”现象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特殊关联，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二者之间也存在着难解难分的复杂关系。它们相互作用，彼此纠结，互为因果，对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西方政治发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对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特点进行分析和解说。

所谓新社会运动，主要包括西方70年代以后发生的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选择医疗、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时代运动（New Age）、生态运动，等等。[1]一般说来，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反经济帝国主义的斗争、反种族主义运动，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五种最基本的运动形态。其中，又以生态运动和女性运动为最成熟、最主要的两大运动形态。[2]就其性质而言，新社会运动是当代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体现。美国学者杰弗里·伊萨克认为，新社会运动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战后政治的相对稳定中出现的对抗（不满的渲泄）和挑战。[3]英国学者劳伦斯·威尔德（Lawrence Wilde）则称它“既是由经济和政治合理化引起的新抱怨，也是富裕社会正在上升的期望和正在变化的价值选择。”[4]简言之，新社会运动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所进行的新的抗议和斗争，是异质于以往传统的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的、集体和个人的新的社会组织行动。新社会运动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运动格局。历经20世纪后30年的发展，新社会运动已成为工业化后的西方各国最主要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冲突形式。

新社会运动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表明，它与新马克思主义血脉相连。新社会运动具有两个最突出的特征：一是告别工人阶级政治，二是意识形态的多元性。这两大实践特征恰恰暗合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也走了一条在政治上与工人阶级政治日益拉开距离、在思想上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的总体路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多元意识形态的一个标本，被西方学者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马赛克”。[5]从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看，它经历了从50年代西方社会的反文化运动和“1968年革命”的萌发期，到70年代之后生态运动等大规模新型抗议的崛起期和90年代反全球化运动的后续期的长程演进。尽管新社会运动在这一长期发展中掺杂了多种类型的政治思想因素，但是它始终无法脱离新马克思主义的主控和渗透。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形成、大规模崛起和后续发展都施加了强烈的影响。反之，新社会运动也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新社会运动的实践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从新社会运动的源头追溯，其早期雏型――新左派运动是战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产物。

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和“1968年革命”是新社会运动的预演。50年代末，在战后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足中长大的美国青年首先形成了一种“亚文化”，并产生了反叛西方主流文化的“嬉皮士”运动。他们以各种越轨行为对抗传统主流价值观，宣泄对西方现实社会的不满，摇滚乐和吸大麻则成为他们反对主流社会的代际特征。反文化运动在西方青年中迅速流行，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与以往经济上被压迫阶级要求以激进方式改造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传统社会主义左派政治运动不同，反文化运动是西方中产阶级子女的文化造反和抗议运动。反文化人士及其反叛运动在西方的大量涌现，构成了新左派思潮蔓延的社会基础。

新左派从出现伊始，在思想上就处在战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统摄之下。在美国，战后一代反文化人士及后来的新左派人士从50年代始受到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雷斯曼（David Riesman）、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感染。米尔斯是“新左派”一词的发明者，其代表作是《白领》（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和《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米尔斯批判精英利用大众传媒操纵社会资源，攫取政治权力，破坏民主运作的精髓。他把历史的推动力量寄托于青年知识分子，最早对新中间阶级进行了分析。他建议重新评估美国工人阶级的作用，认为工会的官僚已被资本家收编，并提出，历史证据与马克思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是历史动力的观点相反，“这样一种劳动形而上学是已经过时的维多利亚式的马克思主义的遗物”。[6]这一时期，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的人性异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传人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均成为新左派诞生的理论催化剂。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长期与工人运动的主流相脱节，美国新左派受米尔斯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要大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欧，新左派主要产生于1956年苏联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后。苏军侵略匈牙利和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两大事件，使西欧一批社会主义者转向寻求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空间，变身为新左派。这一批从传统左派中分化出来的新左派知识分子主动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拉开距离，发展出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英国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法国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在西方新左派中影响最大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

60年代是西方的社会危机推动新左派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也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欣欣向荣的年代。60年代早期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新女性运动等使美国陷入连年不息的社会动荡，培育了新左派运动全面崛起的土壤。新左派思潮强烈地吸引了西方青年大学生。1968年，新左派运动通过法国“五月风暴”走向巅峰，导致了一场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大规模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1968年革命”从大学辐射到整个社会，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新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成为“1968年革命”的思想孵化器。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1968年革命”的主要理论推力。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五月风暴”最直接的思想线索之一。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进行学术文化批判，包括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异化制度、异化人性、异化文明、异化的日常生活结构，等等，在大学和研究所中风靡一时。在1968年运动中，巴黎的青年学生把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奉为精神领袖，马尔库塞本人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积极地支持了西方学生的激进造反行动。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1968年运动之前已经影响了一代法国青年。阿尔都塞用精心构造的“结构”首先颠覆了所谓“生产力论”和“经济主义”。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主体说和历史目的论逻辑，认为多元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化为物质和阶级结构，并以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最严重的错误是把意识形态视为异化/错误意识，并强调意识形态是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一方面，阿尔都塞的“再生产”理论把资本主义当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再生产的结构总体，没有自我毁灭趋势，并由此得出“革命无望”的结论。另一方面，阿尔都塞推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相对自主性”，因此他主张用列宁的先锋党的权威意识进行革命，并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褒扬有加，认为这场“革命”表现出要与苏联的僵化官僚制度彻底决裂，并用巴黎公社式的革命意识改造社会，实现民主的共产主义的理想。由于阿尔都塞的理论具有两面性，汤普森把阿尔都塞视为僵化的斯大林主义者，然而正是阿尔都塞重视意识形态和政治革命的反斯大林主义姿态，使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左派和青年中和巨大的感召力。另一位法国左派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更是当时造反的巴黎青年的时尚。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指斥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他们把“人的存在”当作出发点，强调“个人选择”和“人的自由”的合理性，以“人学辩证法”取代客观辩证法，因而得到造反学生的热烈拥戴。萨特的 “存在先于本质”，“他人是地狱”，“人的自由选择即人的本质”等名言，成为运动中青年学生的标语和流行语。萨特支持学生运动的激进政治立场使他在青年学生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从反文化运动、新左派运动到1968年运动，在西方孕育了一种非传统的新型文化抗议形式，为新社会运动准备了基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则为新运动提供了理念，成为西方新左派的理论代言人，并由此走向了自己的鼎盛时代。新左派所倡导的新马克思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西方的一种复兴。

从新社会运动的典型形态分析，它深受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理论转折的影响。

1968年运动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70年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新社会运动的预演。70、80年代，以欧洲大规模的反核运动、保护环境的绿色和平运动和女权运动为发端，新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各种主题的抗议运动形式迭出。千千万万的欧美民众走上街头，示威浪潮席卷西方社会。参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人包括绿党、和平主义者、性别主义者、同性恋者、青年、学生或专业人员，等等。他们一般是围绕种族、移民、民权、性别、环境等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形成政治认同，组成各种社会运动和团体，表达诸多的不满和抗争。伊萨克指出：尽管这些新社会运动在历史上并不都是全新的，有些形式如妇女运动、和平运动等早已有之，但是它们所表达的特定不满和独特的组织形式，明显带有战后政治发展的新特点。[7]这些运动所表达的对抗主要不是阶级对抗，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结构的广泛的文化挑战。新社会运动在70年代现身西方政治舞台，是当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此后的30多年间，新社会运动以参与民主形式质疑并批判以代议制民主为主要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逐步蚕食传统左翼运动的阵地，对传统的工人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冲击。

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大规模崛起，是战后西方深刻的社会变迁的客观反映，也是70年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转向的直接后果。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福柯、拉康、德里达等都出自结构主义的理论阵营，福柯本人是阿尔都塞的学生。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由于忽视人的历史主体作用而在法国思想界淡出，福柯等人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转化而来的后现代主义在70年代迅速走向前台。以福柯为代表的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重点攻击现代性的理论基础――理性主义，在哲学上以彻底的相对主义摧毁理性主义一元论，在文化上以多元话语质疑现代性的合法性，在政治上否定一切资本主义的制度规制和权力结构。福柯以后，不仅西方现代性被全面解构，被其视为建立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也遭遇全面质疑。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发展出一套文化多元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和社会多元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新社会运动是在后现代主义文化气氛的熏陶下产生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深刻浸淫于当代新社会运动中。比如：生态运动攻击现代化的生态破坏后果，反对启蒙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权力暴政，主张以差异性、分散性对抗理性一元论、中心性，强调文化多样性和思想多元性；当代女性主义运动、少数族裔反种族歧视运动、原教旨主义宗教民族主义运动等，均突出性别、种族、宗教、民族的区分，倡导非阶级化的新的抗议主题，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主张以社会多元文化抗争取代和抵消阶级斗争，张扬政治宽容性和政治中性化。由于后现代主义的所有理论都可以在新社会运动中找到实践注脚，因此，新社会运动是典型的具有后现代取向的社会运动。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完成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折。它接过福柯的哲学命题，改造了葛兰西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发展了社会多元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辛迪斯（Barry Hindess）与赫斯特(Paul Hirst)从法国后现代主义的话语分析出发，“解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科学范畴，把阶级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斥为“保守的阶级简化论和本质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70年代中期以后的西方社会，当代“每一种新社会运动都标志着一种自主性的话语（女性主义、种族授权、生态）”。这样，他们通过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的自主性”，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权力意志”的产物，反对把政治和意识形态还原为阶级利益，反对革命的阶级政治，要求走向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8]拉克劳和墨菲在80年代正式放弃了新葛兰西主义的（工人）阶级霸权论，转而主张一种在话语中不断地建构与解构的、没有固定本质的社会认同（identities）。他们质疑阶级本质主义，认为当代新社会运动已经使社会主义概念陷入危机，“当代斗争的多元的、林林总总的多样性终于瓦解了那种政治想象的最后基础”[9]。他们的观点十分明确，即“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带来民主，革命的主体不再是工人阶级，而是新社会运动的广泛民主力量。他们认为，新社会运动意味着所有固定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因此它不是工人阶级的替代物，而是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他们强调非阶级关系和斗争的不可化约的意义，要求马克思主义左派彻底扬弃特殊的政治主体，放弃阶级政治，并以“链接”不同的民主政治为首要目标。为了兼顾各种新社会运动的自主性，他们将政治认同简化为社会认同，以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的“认同政治”取代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后马克思主义以解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倡导社会多元主义的方式，为当时大规模崛起的新社会运动做背书。

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只是70年代末“欧洲共产主义”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陷入危机的一个缩影。欧洲共产主义在70年代中期强调“中间阶级”已经形成，因此不能简化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不是排它的工人阶级政治，应当与多元的社会政治力量相结合。欧洲共产主义理论家、前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基于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将工人阶级理论化为一个相对少数，进而肯定阶级多元和阶级联合的政治重要性。他后期提出的“多元阶级论”（multi-classism）,仍然坚持用更复杂的阶级结构解释西方社会的政治社会多元化现象。以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和普兰查斯为代表，7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都建立在社会学的“阶级结构”概念之上，提出了各种“阶级化约论”或“阶级本质论”。他们抛弃历史目的论和必然性，但是承认阶级的普遍有效性，以激进的多元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欧洲共产主义失败后，英国后马克思主义已将这种阶级理论看作是“保守的”观念。在整个80年代，传统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在新社会运动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社会政治多元主义。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战后宣布“告别工人阶级”，在80年代后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转而向生态运动、女性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去寻求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力。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主将哈贝马斯从早期关于工人阶级已融合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转向提倡交往领域和生活世界的文化革命，强调公共领域应提供多元话语，进行权力抗争。

从总体上看，从福柯发动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革命以后，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70年代末以后的十年间陆续放弃和远离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不同程度地倒向社会多元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而为新社会运动及其所代表的多元文化抗议寻求并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新社会运动当代发展状况考量，它体现为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对90年代后期反全球化运动的激进冲击。

90 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欧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是新社会运动在当代的最新发展。青年、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反“托宾税”等纷纭多样的新社会运动组织在巴黎、米兰、纽约、里约等世界各大城市多次发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主题的跨国大型群众抗议集会。反全球化运动表现了9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两个新特点，一是非政府（或准政府）组织的介入，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受全球化冲击的、遭受“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的大量加盟。边缘阶层包括失业后备军和无业人士、持股人和食利者、“在家办公”的自雇者，还有流浪者、同性恋者、“光头党”等另类人士。这些边缘阶层在90年代新产业革命之后的扩张，被看作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变动中仅次于基本阶级的变化和新中间阶级产生的又一重大变化。形形色色的边缘阶层与新中间阶级一起，构成了9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力量。当前新社会运动的形式更为多样，涉及的社会阶层更为多元，社会成分更为复杂，抗议主题也更为分散。反全球化运动往往是由分散的个人或组织通过网络发出呼吁，进行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动员和整合。90年代的新运动充分彰显了后现代政治的多元性特点。

由于1989年苏东剧变的影响，西方传统的左翼运动受到重创，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入历史性的低潮。欧洲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在重新寻求自己在当代西方政治现实中的定位。经历了后现代转折的新马克思主义主流由于强调社会多元主义，在当代西方新一代不关心阶级政治的青年中拥有广泛的影响，从而在反全球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动员力和影响力。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最为激讲、最有号召力的是意大利著名哲学教授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他的学生、现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哈特（Michael Hardt）的“帝国”理论。他们在其代表作《帝国》和《大众》中指出，“帝国”概念是对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新的全球秩序的假定的表述。“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新的主权(sovereignty)形式，一种去中心化、网络型的主权正在出现，我们称之为帝国(Empire)。”[10]他们所谓的“帝国”，是一个在全球化中涌现出的全新的全球秩序、逻辑结构和政治主体。他们认为，帝国与帝国主义不同，它是没有建立权力的领土中心，也不依赖于固定的边界或者屏障。这样，他们就设计了一个去中心的（decentered）和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zing)的全球乌托邦，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新的政治实体。这个帝国据称包括美国这一“君临天下式的君主”和世界上其他的“贵族式力量”，如美国之外的其他强势国家，大公司、联合国等非国家性力量，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之类的超国家经济组织。他们认为，帝国将是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结构的恰当的政治形式。[11]在此基础上，奈格里和哈特进一步将“大众”定位为反抗帝国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论证逻辑是，当代“非物质性劳动”已经取代失去了霸权地位的工业劳动，它生产信息交流、社会关系和协作。这种新的霸权形式可称为“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非物质性生产劳动意味着劳动的更大社会化。共同基础的不断建立和不同生产方式的趋同，弱化了劳动者阶级区分的基础，从而为他们称之为“大众”（multitude）的劳动者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方案创建了基础。他们指出，在全球经济变化的条件下，照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战略已不再有效。一切国家控制的集中化和权威化机制的基础均已经拆毁。社会主义传统中仍然活着的因素中只剩下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因此，在他们制定的以“大众”为主体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中，世界各地大量反对帝国的资本主义全球秩序的斗争运动都是可供利用的资源。这种争取民主和平等的斗争将触及全球权力结构，触及整个帝国的本质。[12]奈格里和哈特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显然是80年代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多元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战略的翻版，即主张以各种形式的新社会运动的多元文化抗争彻底取代传统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完全替代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理想目标。不同之处仅在于，这一新提出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附加了“全球民主”的大字眼，把社会多元主义的抗争扩大到全球范围，从社会多元主义政治全面走向无政府主义政治。“帝国”理论的出现一石激浪，在反全球化的各类人士中受到热捧，俨然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反全球化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恰恰是意大利式的极左激进思潮的当代版注释。

温和的、更具建设性的新马克思主义主流人物哈贝马斯在90年代发展了多元文化主义观点，强调差异认同和族群认同，从社会参与的观点来解释权力的平等，进而提出了他的协商理论。他提出了真理共识论，认为真理立足于主体间性，只能通过对话或协商才能得到。他以商谈伦理学强调人与人平等协商的道德根据，为其后的协商政治奠定了基础。哈贝马斯的协商理论试图重新解释民主的意义，为西方在多元文化冲突背景下重构民主自由秩序提供了建设性的观点，也为新社会运动的多元文化抗争及其政治资源的整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哈氏的观点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从批判到建构的全面转向。

90年代最为活跃的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苏东剧变后多次举办国际论坛，讨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并组织了四届国际马克思大会。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左翼论坛已经成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充分展示理论观点的舞台。这些激进的理论观点成为1998年后崛起的欧美反全球化运动的发酵剂和动员令。其中，尤其是后现代取向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主义等在90年代的发展，对于抗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西方青年和非主流阶层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在思想上动员整合了西方各国各个阶层的反全球化抗议力量。这样，继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之后，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蓬勃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中，又一次展示了它对新社会运动抗议力量的意识形态诱惑力。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在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后30年以来的结合，创造了一种“新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的政治生态和政治景观，重塑了西方的政治格局。新社会运动目前已发展为西方社会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已经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运动形式。新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运动的成长发展和未来走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功不可没。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在新世纪仍将是当代西方抗衡全球化中的新自由主义霸权，发展西方参与制民主，反抗资本压迫的积极力量，是西方左翼中最有上升空间的政治势力。同时，其无政府主义走向也为其未来发展添加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研究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和政治定位，正确处理与新马克思主义和新社会运动左翼的关系，将有助于世界社会主义左翼整合各种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资源，在充分反思的基础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社会主义政治战略。

【注释】

[1] 参见Hank Johnston, Albert Melucci: New Social Movemen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

[2] 参见Lawrence Wilde: Modern European Socialism,Dartmouth,1994,p.4。

[3] 杰弗里·伊萨克：《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参见周凡译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6期，第65页。

[4] 参见Lawrence Wilde: Modern European Socialism,Dartmouth,1994,p.4。

[5] 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导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V页。

[6] 参见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

[7] 杰弗里·伊萨克：《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参见周凡译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6期，第65页。

[8]  参见P. Q. Hirst, Economic Classes and Politics, in A·Hunt.(ed.), 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7；On Law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1979；B.Hindess, Politics and Class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1987。

[9] 拉克劳、莫菲：《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1985，第2页。

[10] 参见哈特和奈格里2004年5月在清华的演讲：Empire and Post-Socialist Politics（《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转引自www.cc.org.cn（《世纪中国》网站），2005-07-29。可对照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 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 同上。

[12] 同上。

(原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