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全球问题空前凸现的大背景下，生态运动正在成为本世纪末最具规模的社会运动。在形形色色的生态运动和“主义”中，生态社会主义独树一帜，试图以社会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生态危机，从而为克服人类生存危机寻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出路。生态社会主义是最具“红色”的“绿色”思想，研究它的发展现状，将有助于我们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走势，认识冷战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前景。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起源、代表人物和发展过程

生态社会主义７０年代产生于绿色运动的大本营──德国。８０年代以后，随着绿色生态运动的漫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在整个西欧迅速崛起。德国绿党公开打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旗号，澳大利亚共产党首先提出了“红绿联盟”的纲领。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也从最初对绿党的拒斥转向谋求与绿党结盟。８０年代以后，有更多原来的左派转入绿党阵营。“从红到绿”概括了欧洲相当一部分人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向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

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生态运动中的左派。一般说来，绿色生态运动在政治上标榜中立。在生态运动的“绿色”旗帜下聚集了各种政治倾向的党派和个人，有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性别主义者、环境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以及各类对当代资本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为了与一般的绿色运动和绿党相区别，生态社会主义称自己为“红色绿党”。一般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绿色”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者即“红色绿党”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在介入绿色运动的同时，对绿色运动和绿党持保留态度。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绿色生态运动一方面代表了西方国家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现状的不满和反抗，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破坏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其社会理想具有消极的、倒退的性质，主张回到原始状态，转向一种所谓“更朴素的生活”。绿色生态运动的主流在激进的社会批判之下掩盖着保守的实质。正如前德国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拉封丹指出的那样：以生态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具有根本上反制度的成分，是来自对抗性文化的抗议运动；但是，它同时又是一种消极的人道主义，属于“一个饱和社会中的典型现象”，具有“向后看”的浪漫主义特征。

生态社会主义流派大致经历了三代历史发展：

第一代是以７０年代的鲁道夫.巴罗、亚当.沙夫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作为最早介入绿党的共产党人，被看作是“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绿化”，其政治道路的典型特征是“从红到绿”。

鲁道夫.巴罗，原为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后因不同政见被驱逐到西德，在汉诺威大学任教授，不久成为西德著名社会活动家、绿党主要理论家，８０年代后成为生态运动和欧洲和平运动中欧洲左派的代表人物。巴罗在理论上主张生态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谋求“绿色”（生态运动）和“红色”（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力量的汇合。他有关生态问题的代表作是《从红到绿》。

亚当.沙夫，前波兰共产党意识形态负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波兰“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１９６８年被解职后任奥地利大学的客座教授、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１９７２年后成为“罗马俱乐部”最早的成员之一，１９８０年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是共产党人中第一批介入生态运动的人。

第二代是在８０年代发生较大影响的威廉.莱易斯、本.阿格尔和法国著名左翼学者安德列.高兹。他们三人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绿色思想的结合，其典型的政治理论特征是“红绿交融”。

威廉.莱易斯，加拿大左翼学者，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之一，著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莱易斯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出发，批判异化消费，提出建立“稳态经济”。

本.阿格尔，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其代表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其中专章论述“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他从考察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当代发展出发，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论。

安德列.高兹，１９２４年生于奥地利，１９４８年后移居法国，现为法国重要的左翼理论家。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和生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看法，主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左翼与“新社会运动”的主流──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

第三代是８０年代末以来的乔治.拉比卡、瑞尼尔.格仑德曼、大卫.佩珀等欧洲学者和左翼社会活动家。格仑德曼、佩珀等人理论的总体特征是使绿色运动“红化”（共产主义化）。

乔治.拉比卡，早年参加过法共，后为法国左翼运动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曾为法国社会科学中心主任，法国巴黎第十大学校长。８０年代末苏东事变以后，连续发表《生态学与阶级斗争》等论文，着力研究全球生态危机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标志着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工人运动的文化革命阶段”。

瑞尼尔.格仑德曼，德国左翼学者，哲学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解决全球生态危机问题。他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正名，捍卫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改造自然理论所代表的哲学理性传统。

大卫.佩珀，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地理系主讲教师，９０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佩珀的代表作有《现代环境主义的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等。佩珀自称为生态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他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勾勒了生态运动中“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轮廓，深化了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由“从红到绿”到“红绿交融”，再到“绿色红化”，生态社会主义从绿党主流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

生态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具有一些类别化的特征。在对生态危机的性质、根源、克服生态危机的手段、策略以及未来前景等问题上，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有许多大致相同的看法。

第一，关于生态危机的性质。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危机不是生态主义者所承认的一般环境危机，而是全球危机。

格仑德曼强调生态危机的广度和深度。他不同意把生态问题仅仅归结于资源耗竭和人口增长，认为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包括物种灭绝、污染等许多全球范围的问题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认为，我们面临着三种失衡：地球南北的失衡；穷人和富人的失衡；人与自然的失衡。这三种失衡反映了三重危机：社会与社会关系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人与其生存环境关系的危机。这三重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在于西方创造的“现代文明”。科学和市场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东西。二者在当代世界的发展导致了价值危机。精神和伦理的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道德沦丧，人欲横流，腐败成风。如果听任社会从属于科学和市场，“三重危机”将永远无法解决。人类将失去对自身的控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必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的恶化。

法国学者博德认为，近几十年来经济的迅猛增长破坏了生态系统，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把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扩大到全球，从而使生态危机演变成全球危机。

第二，关于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会主义不同意生态主义者把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以信息、网络、基因等高技术为代表的新生产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

莱易斯和阿格尔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莱易斯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动力是追逐利润，资本家之间为争夺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竞争必然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无政府状态必然造成生态危机。阿格尔指出，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已导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这延缓了经济危机但造成了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推行“生态殖民主义”，进行新的“生态犯罪”。

拉比卡指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和剥削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生态殖民主义者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惜破坏他国的生态环境。发达国家虽然也叫嚷克服生态危机，但是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们只能解决本国或局部地区的生态危机，而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不可能通过改良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合理性的社会，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模式是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不相容的。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的不断扩张，这将破坏生活的基本要素和生活质量。生态危机的原因内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之中。为满足这一逻辑，需要引导人的消费最大化，创造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

第三，关于解救全球生态危机的手段和方式。生态社会主义接过生态主义的口号，也打出了非暴力原则、基层民主的旗帜。

非暴力原则，亦称甘地主义，是美国社会盛行的一种政治价值观念。当代绿色生态运动的大多数成员包括生态社会主义者都信仰甘地主义。他们在群众性的反核和平运动中通过静坐示威等方式实践这一原则，拒绝采取任何非暴力手段反对资本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基层民主。它把攻击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官僚制度，也批评传统左翼运动的精英，认为这二者都强调集中制，没有彻底实行民主原则。只有通过实行分权、当地自治、分散化的经济等等，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自主，也才能铲除形成全球生态危机的经济政治根源。

生态社会主义与一般生态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在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基层民主”主张“草根民主”，强调工人阶级和最底层劳动人民（即所谓“草根阶级”）的利益，而不仅仅是生态主义所注重的中间阶级的利益。

第四，关于左派战胜全球生态危机应采取的策略。生态社会主义已从早期对绿党的总体拒斥，转向谋求与“绿色绿党”即生态主义者结盟。

高兹指出，社会主义起源于反叛资本主义的联盟。欧洲左派应当与“新社会运动”结盟，否则就不会有自己的未来。他认为，“新社会运动”不自觉地攻击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的统治，直接攻击统治阶级领导层的文化霸权，但是它们所攻击的只是统治关系的文化僭越和社会后果，而不攻击资本主义的经济──物质核心。只有当“新社会运动”不仅是与“现代工人”，而且是与无政治权利的、受压迫的、处境悲惨的无产阶级的当代同类，即与后工业社会的失业的无产阶级、偶尔被雇佣的、短期的和半月制工人联姻之时，“新社会运动”才会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承担者。

拉比卡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即“绿色”与“红色”的结合。从客观上说，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的矛头都指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衍生物：剥削、不平等和贫困。生态危机不可能通过改良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实现工人阶级同其他阶层的劳动者、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联合。

第五，关于摆脱全球生态危机的道路与未来前景。生态社会主义提出走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建立一个生态和谐、社会公正的未来社会。

高兹建设性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互相矛盾。为了解决二者的冲突，必须进行生态重建。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新制约改变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趋势，只是扩展经济合理性的范围，增加资本的价值。资本的技术机制剥削了劳动力，也剥夺了个人的生存关系及其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拯救生活的基本要素，改善生活质量，使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意味着范式的转换，使发展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是走向一个基于自我约束的、更节俭的、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唯一道路。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模式中，资本主义文明无情地走向灾难性的崩溃。

乔治.拉比卡指出，由于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趋势，当代生态运动也出现了普遍化、全球化、政治化的三大新特点。虽然生态运动矛头不是指向资本主义的，本身并无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是按照它的逻辑，必然有利于社会主义。生态运动打破了界限，使更多的人客观上集结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其发展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地球。

三、生态社会主义在９０年代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特征

进入９０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明确提出了“红色绿党”和“绿色绿党”的新概念，谋求在生态运动营垒内部重新划分红绿界限，把握生态社会主义与主流绿党的生态主义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区别与联系。所谓“红色绿党”，即生态运动中以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的派别，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谓“绿色绿党”，即生态运动中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主张生态（中心）主义的派别，包括生态基要主义者（即生态原教旨主义者、“深绿派”）、生态无政府主义者和主流绿党等。

在政治基础上，“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分歧是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分歧。

 “绿色绿党”即生态主义反对阶级分析，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取代阶级剥削的概念，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制止生态危机的主要社会力量是“新社会运动”和公社团体；反对生态危机的方式是改造个体的生活方式；否定一切形式的国家，认为未来社会的目标是多样化的发展模式，是“生态乌托邦”。

 “红色绿党”即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而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导致生态剥削和破坏；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是挽救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角；强调以集体政治行动的力量从整体上改造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否定资产阶级国家，主张在向公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国家，并由此建立一个绿色的、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根本对立，表现在如何看待社会不公、环境退化的根源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是破坏生态环境的根本原因。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从深生态学走向社会公正。社会公正必须成为一切红绿联盟的共同基础。

在哲学理论上，“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对立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

在９０年代以前，绿色运动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生态中心主义。绿党从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界的掠夺出发，走向彻底的反人类中心主义。“主流绿党”否定人类对自然界的任何支配和改造，以生态中心主义对抗人类中心主义。绿党极端派──“深绿派”否定一切技术，崇尚原始生活，否定任何形式的人类中心论，主张“生态原教旨主义”，或称“生态基要主义”。许多早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深受生态中心主义观点的浸染。

９０年代以后，生态社会主义重返人类中心主义。格仑德曼率先提出了重返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类改造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正确的。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只是由对待自然的资本主义方式所引起的。佩珀则指出，技术中心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抛弃技术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应当抛弃人类中心主义。只有人类中心主义能把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统一起来，确定人类对自然界改造的合理限度，提供估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点。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生态社会主义”从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主张生产的目的首先应当满足人的需要，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要求使劳动成为“人自身发展的手段”，拒绝把劳动仅仅作为生存手段。

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对立体现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

生态主义的理论是扎根于“后工业社会”的一种“绿色后现代主义”，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它批判启蒙理性，激烈地反对工业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主张反增长、反生产、反技术，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自然观。它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中，由服务性工业、而不是制造业的传统生产方式所支配的信息与知识的统治将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绿色后现代主义自称其使命是批判和否定文艺复兴，反对现代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批判作为左派任务基础的理性和进步，创造一种可替代的政治生态学。

生态社会主义坚持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价值取向和工业社会的发展观。它认为生产和工业在本质上不会被否定。资本主义最初发展了生产力，但是现在它阻碍了生产力的非异化的、理性的发展，因此必须被社会主义的发展所取代。生态社会主义拒绝生态中心主义对增长和人口过剩的简单化限制，认为生态运动集中攻击的弊端应当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度增长。

佩珀认为，所谓后现代主义政治学和深生态学等绿色道路的缺陷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绿色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生态乌托邦”，实质上是“绿色”消费主义和“绿色”资本主义。

在社会政治实践上，“红色绿党”与“绿色绿党”的差别表现为激进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差别。

主流绿党和绿色无政府主义是生态主义的典型代表，它们提倡生物伦理学、增长的根限和乌托邦主义，要求消灭工业社会，主张对社会进行激进的生态改造。但是，生态主义对资本主义采取改良主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触及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主张在制度内以自由市场、分散化的经济、基层民主来对资本主义进行局部改造和“修正”，认为资本主义有消化全球生态危机的能力。因此，它们在总体上不拒绝资本主义，只是热衷于资本主义的小型版本。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作为绿色生态运动中激进的一翼，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以某种方式迅速地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彻底否定资本主义拼命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固有逻辑。生态社会主义寻求马克思主义与左派意识形态的对话，试图通过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进步成分的结合，使绿色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并与无政府主义共同制订新的“红绿联盟”战略，把生态主义推进到生态社会主义。

诚然，生态社会主义内部也有改良派。以社会民主主义为基点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在生态观和社会政治观上都持改良主义的立场。它只是主张“严格控制”资本主义，而非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提倡体制内的环境保护主义。

总而言之，尽管生态社会主义比生态主义有更清晰的政治轮廓和特征，但是它仍然不能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从总体上说，生态社会主义试图以无政府主义的内容来改造科学社会主义，更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他们提不出可行的、有号召力的具体社会政策，缺乏社会理想和解决社会冲突的具体手段。因此，生态社会主义还不能说为解救全球生态危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参考书目】

[1] 大卫.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１９９３英文版；

[2] 瑞尼尔.格仑德曼：《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１９９１英文版；

[3]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１９９４英文版；

[4] 劳伦斯.威尔德：《现代欧洲社会主义》，１９９４英文版；

[5] 莱曼.托尔.萨金特《当代政治意识形态》，１９９０英文版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