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绿色思潮的渊起

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多年，人类大规模地干预地球自然生态的演进过程，引发和加剧了生态危机。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生，生产力的急剧发展和扩张对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更大的破坏，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自然生态后果。到60 年代末70年代初，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当代生态危机引起了我们这个星球上最有社会责任感的有识之士的重视。

第一位有识之士当属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1962年，卡逊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在这部著作中，她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通俗易懂地描述了技术革命带来的破坏，向人们感性地描述了一个没有蓝天丽日、鸟语花香的死寂的春天。她就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读了这本书，并倡议次年为联合国自然保护年。卡逊的这部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卡逊的书代表了人类绿色生态意识在20世纪的觉醒。然而在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卡逊启动了20世纪后半叶的人类绿色意识和绿色关怀，没有感觉一个新时代的悄然来临。

罗马俱乐部的诞生，则是人类生态意识从觉醒走向成熟的里程碑。罗马俱乐部1968年4月成立于意大利首都罗马，是一个国际性的、非政府性的、非意识形态的、结构松散的学术研究团体和社会团体。其创始人奥雷利奥.贝切伊早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二战前后就职于菲亚特汽车公司，二战中曾投身意大利反法西斯左翼运动。60年代末，贝切伊在其企业家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功成身退，把责任与目光集注于当代所面临的“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对全球生态危机作出激烈反应的社会团体，它首创对当代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的研究，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1972年，罗马俱乐部著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清醒地提出了“全球性问题”，即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在当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人们根本听不进这一关于“人类困境”的天才预言。

罗马俱乐部旨在认识和实践上改变人类对环境的态度和行动方向，它聚集了一批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未来学家，围绕罗马俱乐部的宗旨，提交了一系列专题报告，与各国政府首脑和高级政治家频繁会晤，举行各种国际会议，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罗马俱乐部的活动很快使生态意识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罗马俱乐部表达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对工业文明、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尽管罗马俱乐部早期的未来预测有悲观主义的倾向，但是罗马俱乐部在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激发当代人类对全球生态危机的社会责任感、敦促人类共同行动等方面，具有深远影响。同时，它还直接触发了西方世界70年代大规模的新社会运动──生态保护运动。

二、绿色思潮的运动实践

罗马俱乐部的危机呼吁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回应。震撼西方的“1968年革命”进一步为绿色生态运动推波助澜。70 年代以后，群众性的绿色生态保护运动在西方大规模展开，形形色色的生态公民组织不断涌现。正如汉克.约翰斯顿指出的，生态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型的社会运动。绿色运动一产生，很快发展为拥有最广大群众基础的民间运动。

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千百万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保护自然资源。1976年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1979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露事故、1984印度博帕尔化工厂毒气泄露事故、1986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等，这些悲剧性事件造成了严重恶果，引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

日益高涨的生态运动为民间生态组织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式各样的公民生态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应运而生。70年代以来，“未来绿色行动”、“环境保护绿色运动”、“保护环境绿色名单”、“地球之友”、“第三条道路”、“世界卫士”、“自然之友”、“黑森绿色名单”、“独立德国人行动委员会”、“德国市民生态组织联盟”等组织如雨后春笋，在西欧、北美、大洋洲纷纷涌现。就连日本列岛，1976年都有1000多个公民组织投入反污染运动。联邦德国1972年成立的“环境保护－全国自发组织联合会”拥有1000个自发组织、约30万成员，到1985年有150万以上的追随者。生态运动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流。与“新社会运动”的其他运动形式相比，生态运动是从形式到内容全新的运动，是历史上没有传统的新运动形态。

在80年代初欧洲大规模的反核和平运动中，绿色运动组织的成员积极投身其中。1983年，为反对美国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比利时、丹麦等十余个国家约400万人走上街头。科学家和媒体在愈演愈烈的生态运动中起了普及绿色思潮的作用，使生态问题从60、70年代鲜为人知发展为80年代后的热门话题。

民间绿色运动的发展很快在政界得到了回应，生态保护开始上升为政府行为，扩展为国际行动。在生态运动的推动下，各国政府直接介入环境管理。从70年代起纷纷成立环境管理机构。同时，在生态运动的压力下，国际社会也开始了紧急动员。联合国从1970年起，召开一系列会议，设立《人与生物圈计划》。，并将每年6月5日规定为“世界环境日”。 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到1992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年间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热点。这标志着人类已进入共同维护地球家园的全球时代。里约会议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找到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正确道路，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找出了有效解决全球问题的根源和责任，开辟了资金渠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三、绿色政治的发展

绿色生态运动的兴起导致了生态政治学和绿色政治的发展。首先是政党政治中绿党的出现。绿党现象最早出现在西欧、北美、大洋洲地区。在众多的公民生态组织中，“绿党”作为一种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吸引了朝野普遍的注意，改写了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格局。

新西兰的“价值党”是20世纪60年代末第一个诞生的绿党。它率先强调环境保护，强调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主张稳态经济、生态平衡、分散化的政府和男女平等，并自外于“左派”和“右派”。其1975年纲领《明天以后》被视作“绿色政治学”的第一个宣言。1973年，美国绿党在密执安州成立。1981年，西德绿党在法兰克福正式成立。至1983年，其注册党员已达25222，追随者逾200万，在1983年大选中成为第四大政治力量。1987年，西德绿党在十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已获8.3％的选票，在1995年大选中赫然成为第三大政治力量。80年代以后，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芬兰、希腊、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等相继建立了绿党。从1981年起，西欧绿党开始进入各国议会。1984年，绿党代表进入欧洲议会。1987年，国际绿党大会召开。在 90 年代中期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社会民主主义变革中，各国绿党纷纷参政，与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在冷战后的世界舞台上，绿党在解决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方面都发生着重大的作用，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各国绿党的纲领，绿党的主张可概括为：维护生态平衡；反对经济无限增长；主张社会正义；实行基层民主；强调非暴力原则；尊重妇女权利。绿党已成为群众性生态运动的政治代言人，成为20世纪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新社会运动”的当然组织者，在西方社会被定位为后现代的“新政治党”。

在绿色政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和深生态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三个流派。深生态学即深绿派，也称为生态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基要主义（原旨生态主义），是生态运动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各国绿党共同尊奉的基本理念。深绿派认为，生态学产生了一种生态伦理，它根本拒绝“权威主义的技术解决方案”，反对一切技术，反对一切人类中心主义。深生态学唯一强调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认为这是比人类价值“更深”的价值。深生态学在英、德等国颇有市场，主要代表人物有“地球第一！”组织的创建人戴维.福曼和英国绿色运动的最著名发言人约纳通.波里特等。生态女权主义也称绿色女权主义，是女权运动、绿色运动与和平运动的结合。生态女权主义与深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持相近的后现代立场，批判现代文明，主张自然崇拜。区别仅在于生态女权主义的崇拜对象是“女上帝”，批判的对象是环境问题的“男性的技术解决方案”。生态女权主义的影响主要是在欧洲各国的女权运动组织中。生态社会主义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法、德、英等西欧国家。在生态政治的诸派别中，生态社会主义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享有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绿色政治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泛化发展，具体表现为它对传统的政党政治的“绿化”。传统政党的政治思想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都或多或少地汲取了绿色生态主义的思想成分，将绿色思想纳入自身的政治主旨之中。各大政治意识形态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传统的保守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都接受主流绿党的激进生态观，而市场自由主义、福利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都主张改良主义的生态观。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根本态度不同，但是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绿党意识形态的影响。70年代以来西方的所谓中性化“新政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绿化政治。西方发达国家的总统选举纷纷打“绿色牌”，“绿色”在发达工业国家已经成为获取政治资本、赢得公众支持的重要筹码。各政党在大选中，无不“绿化”自身的纲领，以吸引和取悦中间阶级和青年选民。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泛绿化是90年代欧美政治“中性化” 的主要原因。

当前，绿色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当代西方民众反全球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绿色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无政府主义为政治底色的。无政府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消解和对公正和谐均衡发展的世界新秩序的美好期盼，恰恰是绿色理念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客观要求。绿党运动标榜政治中立性，但是它本质上是反制度主义的运动。因此，绿党反对官僚体制下资本的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构筑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目前，无政府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以绿党为主体的无政府主义者在西雅图、布拉格、达沃斯、尼斯、热亚那等世界各地发动反全球化的抗议运动，抨击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跨国公司大举扩大投资规模，成为反全球化运动的主体。这一运动还在发展中。

四、“红色绿党”:生态社会主义

生态社会主义是近30年来西方新崛起的社会思潮和运动，被西方一些左翼人士称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在当代绿色意识形态中的影响日益上升，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左翼理论家安德烈.高兹和英国的默里.布克金、瑞尼尔.格仑德曼、大卫.佩珀等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目前关注的焦点是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生态危机问题

生态社会主义者是“红色绿党”，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对绿色运动和绿党持保留态度，是绿色运动中的左派。在他们看来，绿色生态运动一方面代表了西方国家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对自然界的破坏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其社会理想具有消极的、倒退的性质，在激进的社会批判下掩盖着保守的实质。绿党的生态主义有根本上反制度的成分，同时又是一种消极的人道主义，具有“向后看”的浪漫主义特征。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近年来资本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使生态危机空前广泛和深刻，具有全球性质。资本主义生来具有追求效率最大化的本质，力图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从而实现资本积累。根据资本主义的逻辑，经济增长优先、市场和利润统治一切的原则不会改变。资本主义这一不可改变的“制度逻辑”加剧了对地球环境的破坏和掠夺。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对地球脆弱的物理和化学平衡的破坏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范围也由地方扩大到全球。从这个意义上，资本的全球化势必导致生态危机的全球化。

其一，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占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自然资源，享受和消耗了世界上大部分物质财富，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产生负有最大的责任；

其二，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工业国家推行生态殖民主义，把某些污染严重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其他国家。资本的全球化虽然没有使工业国家的环境更加恶劣，却使发展中国家承受了从“洋拉圾”到“污染工业”破坏环境的严重后果。

其三，资本全球化把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扩大到全球，把市场理念扩张到整个世界，从而使生态危机演变成全球性危机。在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工业国家在全世界宣传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进步主义发展观，推销现代化的“美国梦”。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下的某些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不得不人为地破坏环境。

因此，如果说以往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争取人类解放；那么今天社会主义的目标还必须包括消灭资本对自然的超级掠夺和对全球生态的根本破坏，在人和自然统一的全球生态系统被毁灭之前制止全球生态危机的发生。社会主义者必须解救全球自然生态才能解放全人类。否则，全球生态危机最终将导致地球和人类的共同毁灭，人类解放将沦为一句空话。生态社会主义者意识到全球生态运动的历史职责，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地球”。

90年代的生态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强调两点：

第一，揭露资本主义的“制度逻辑”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终极根源，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生态社会主义要求废除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贫困、社会不公和环境危机，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绿色的、社会公平的社会。

第二，反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反对资本对自然的超级掠夺，主张以人为中心的新价值观。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类在反对生态危机、重新检讨自身对自然界的态度的同时，不应放弃“人类尺度”。生产的目的首先应当满足社会需要，即“把人放在物之上”，而不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生态社会主义从人的合理需要和利益出发，不是一般地否定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即技术中心主义。

在行动上，生态社会主义力图建立防范全球生态危机的“世界政府”，试图建立保卫地球生态全球行动的绿色统一战线，动员发达国家和全世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保卫我们地球家园的斗争。生态社会主义在全球生态运动中强调集体政治行动的力量和从整体上改造社会，主张与“新社会运动”结盟，坚持工人阶级是社会变化的主角。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世界政府”，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

西方左翼学者建设性地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是互相矛盾的。为了解决二者的冲突，必须进行生态重建。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只能导致“绿色资本主义”、“绿色消费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则意味着范式的转换，它要求社会的发展从属于非定量的社会文化目标以及个人的自由发展。左派所设想的生态重建因此必然有其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即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才能提供既不是技术统治论的、也不是权威主义的解决方案。它是走向一个基于自我约束的、更节俭的、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模式的唯一道路。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试图表明，生态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是一个东西。在生态社会主义的模式中，资本主义文明无情地走向灾难性的崩溃。修正了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关键在于，给经济发展赋予社会的和生态的方向，在不破坏经济的独立自主及其发展能力的情况下形成和指引这种发展。

五、绿色思想的哲学基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早出现在绿色生态运动和绿色思想的研究中。1977年罗纳德.英格利哈特在他的《悄悄的革命──西方公众变化中的价值观和政治时尚》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后物质主义”概念和原则。他指出，由于新中间层扩大和高学历层增加等因素，70年代新一代选民中发生了“后物质主义”的深刻价值转折。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西欧国家70年代普遍兴起“新政治”。以绿党为代表的新政治党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深刻的基础，就在于其成员拥护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理念。

“后物质主义”是以“雅皮士”（ＹＵＰ，城市青年专业人员、公司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级”的价值选择和思想倾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强调“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公民自由”。其中，对“生活质量”以及与人的内在和外在的生活质量相关的生态环境的重视，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显著的特征。对“生活质量”的关注表达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绿色思想的渊源。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对70年代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文化上的深刻检讨和合理替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经济繁荣期。由于大学教育的普及和消费的发展这两大因素，西方传统的宗教价值观受到了持续的削弱和瓦解，物质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在50、60年代，人们追求物欲的满足和金钱，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一度成为社会的生活主流。物质富裕导致了丰饶中的纵欲无度，社会精神空前崩溃，人们在精神上走向腐败堕落。“性革命”、“摇滚乐”、“大麻烟”构成了青年一代的“亚文化”，极端的形式是爱滋病和毒品走私两大世界性公害。正是在对物质主义及其荼毒进行反省的基础上，人们转向新价值观。经历60年代的越南战争、学生造反运动，70年代的世界能源危机、反核运动等一系列事件，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意义，检讨自身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信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了社会高度分化和个体多元发展的情况下，新中间阶级反感公共领域对于个体行为的侵犯，也更重视生活的品质，包括外在生态环境和内在生活质量。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追求的“生活质量”的关注，表现了“新中间阶级”的文化自觉。取代对消费、金钱、人身安全等物质主义目标的单一追求，新一代人从关心经济和人身安全转向关心“生活质量”，从关心物质价值转向关心“后物质价值”。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也意味着人类进步与发展方式和观念本身的变革。90年代以来，许多思想家建议重新探讨衡量人类进步与发展的方式，认为工业文明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废弃物的大量排放已导致全球生态危机，标志着旧的工业生产方式走到了尽头。信息生产力为人类提供了走向更高级的生态化发展的重要技术前提，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技术解决方式。未来的新文明很可能是一种基于智力的生态文明。人类将告别工业文明的粗放发展方式，采取更合理、更和谐、也更符合生态文明的新发展方式。因此，当代人类正在修正自己以往基于力量与实力的物质主义发展观念，逐步放弃基于资源浪费和挥霍的物质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摆脱对单纯物质富裕、经济增长的迷恋，转而追求崭新的生活意义和发展目标。这可以视为基于新文化价值取向的新发展观的表征。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绿色思想的哲学文化基础。它促进了人类生态意识的增长，使人们优先重视全球环境保护。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折具有广泛的影响。它正在改变西方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也改变了人的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模式、人口出生率、工作模式、家庭关系，等等。在西方各国，后物质主义者的环境保护指数得分均高于物质主义者的得分。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比有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更关心环境保护。“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是当前西方生态环境保护运动和“绿色政治”得到日益广泛支持的重要精神资源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必定会对西方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

(原载《岭南学刊》，2002年第5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