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1]是20世纪出现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为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各种性质的另类诠释，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纷呈，形式繁多。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2] “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道路。尽管“新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其他意识形态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但是，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已经构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道奇特的理论景观。

一部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在其百年中纷纭多样的发展中凸现出一个贯穿始终的、共同的世纪性主题，即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和对西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从总体上看，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欧洲革命前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初创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新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战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兴盛时期；70年代后“新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发展时期。如果说，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初创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反思的一代，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象征，就是告别无产阶级革命的悲观的一代；而二战后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和平时期的战争反思和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相联系，与多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潮相结合，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反叛的一代；70年代后以后现代主义为方法论主流的“新马克思主义”，则是“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彻底走向多元化的异端的一代。除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道路的反思者与探索者而外，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告别了无产阶级革命，二战后的两代人更是以追寻非无产阶级的西方革命的动力为主要目标。

具体而言，“新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思想先驱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一战和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的相继失败进行了总结和思考，他们的理论是革命失败的直接产物。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失败在西方各国的共产党人中引起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西方是否应当坚持十月起义的暴力革命道路？西方各国共产党的主流派仍然服从第三国际的统一认识，坚持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卢卡奇等人则深入反思革命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在比俄国客观条件更成熟的欧洲，革命反而导致失败？暴力革命道路是否唯一适合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新马克思主义”反思的一代在革命失败的教训中提出了他们关于西方革命道路和战略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其中心是质疑暴力革命道路，强调西方革命的民主特点。卢卡奇在支持苏联十月革命的同时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类型学，匈牙利革命需要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葛兰西持与卢卡奇相同的立场，强调在法西斯统治下民主诉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推翻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他反对将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道路教条化。他基于对西欧资产阶级统治的特点及其复杂性的分析，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地区不会重演十月革命。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强调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与资产阶级军事暴力政权的区别，主张走符合西方发展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不同意单一的暴力革命模式。他们的政治思考衔接着卢森堡等人的线索，高度认同卢森堡的人民民主理念，主张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具体实践相结合，对在民主化高度发展的西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了不同的认识。20世纪的实践证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先驱对西欧革命失败经验的总结和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特点的认识，是具有历史价值的。

法兰克福学派是在卢卡奇等第一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客观上被迫淡出西方革命实践之后才开始活跃起来的新一代左翼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是学院派专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他们刻意表现其激进思想的纯学术性，有意识地与大众、与革命拉开距离。同作为革命失败的理论产物，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完全不同于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思索。他们在革命失败后告别革命，远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反对阶级斗争，主张走一条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学术批判道路。法兰克福学派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与它原有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及其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互不相干、彼此分离的局面，此时的“新马克思主义”已经与革命政党、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没有任何组织上、思想上的关联。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拒绝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和推翻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阶级斗争战略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在理论上远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主题。他们以哲学文化批判为主题，注重从个人自由层面思考资本主义理性文明和现代性的弊端，致力于探索两次大战产生的根源，反思20世纪人类的生存困境，揭露工具理性与极权制度的必然联系，反对资本主义及一切工业文明的理性统治，期待解除资本主义造成的人性扭曲和个性压抑的激进的文化革命。因此，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悲观的一代，他们不关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认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已经改良主义化，不再是当代的主要革命动力，而将反对资本主义的目标锁定于小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激烈的文化否定，追寻一种非无产阶级革命的另类的西方解放事业。

二战后衍生出的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思潮，承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线索，以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流，它们主要从事对人的生存方式异化的批判。除了对两次大战进行哲学反思的需要外，冷战引发的核战争威胁、尤其是1956年非斯大林化运动后西方民众对苏式社会主义的失望，使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盛行一时，并成为西方左翼挑战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主要思潮。同时，历经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至 1968年新左派学生造反运动之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已整整50年没有发生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的历史性失败强化了这一时期“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实践的疏离。因此，战后“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均质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指斥历史唯物主义是“经济决定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主体说及其历史目的论逻辑，认为多元的意识形态不能简化为物质和阶级结构，并以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怀疑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他们一般都是以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和战后西方阶级结构的演变，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阶级极化论”的破产，强调西方社会的阶级斗争不能简化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要求以代表新中间阶级的激进政治取代社会主义排它的（工人）阶级政治。在西方1968年运动中，“新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反叛的一代以非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激进革命动力论为这一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成为“新左派”的理论代言人。此后，7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以极左的狂热强调革命危机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他们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所谓历史目的论，但不放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普遍有效性，用新中间阶级、新工人阶级取代马克思的所谓同质化的革命工人阶级，提出了各种脱离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两大阶级对立结构的、反结构性的阶级斗争理论，其中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理论。随着1968年运动在70年代中期的落潮和欧洲共产主义在70年代末的历史性失败，西欧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多元化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此后，西方的社会主义和激进左翼政治不再强调自身的“阶级政治”性质，无产阶级革命不再进入这一时期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视野。

在世纪末30年西方社会的剧烈变动和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以“后现代主义”为取向的文化革命和理论颠覆，多元化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了70年代以后崛起的“新社会运动”的多元理论基础。福柯以后，不仅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被全面解构，被视为基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也遭遇全面质疑。这一时期多元化的异端的“新马克思主义”认同政治多元主义的普适性，全面转向社会政治多元化理论。前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战后宣布“告别工人阶级”之后，在1968年运动后又放弃了对青年知识分子成为革命动力的期望，在80年代后成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转而向生态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去寻求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动力。前结构主义者普兰查斯接受了后现代方法论和多元民主理念，在经济上从关注资本积累转向阶级行动的斗争策略分析；在政治上从结构决定论转向阶级能力及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在意识形态研究上也从结构分析转向后现代的文本研究。哈贝马斯则是“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转型的典型代表。他从早期关于工人阶级已融合于资本主义、提倡交往领域和生活世界的文化革命的观点，发展到90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观点，强调公共领域应提供多元话语，进行权力抗争，强调差异认同和族群认同。这标志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不再停留在对新中间阶级的一般议论上，而是重点寻找并论证各种新的激进的革命动力和途径。这一时期的“新马克思主义”从非政治的社会多元主义出发，解构了所有左派霸权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并以某种“认同政治”取而代之。在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摄下，“新马克思主义”主流甚至认为工人阶级政治已成为一种政治保守主义甚至特殊主义，阶级政治已完全不适用于西方代议民主制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社会主义话语已经不再有团结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效能。这意味着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翼主流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而以结合多元的社会政治力量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作为取代工人阶级政治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替代方案。

纵观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可以清晰地展现出其世纪主题形成的宏观历史背景。一方面，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西方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一个百年中与西方工人阶级渐行渐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的胜利似乎遥遥无期；另一方面，还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东方实践的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在二战后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由于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运动向西方的推进在整个20世纪遭遇挫折，也由于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在20世纪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种种失误，特别是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途和命运悲观失望，在总体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

在对“新马克思主义”世纪主题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总体背景进行上述历史梳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从哲学、经济和政治等不同侧面入手，进一步分析“新马克思主义”世纪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及其理论实质。

在哲学上，“新马克思主义”质疑20世纪革命主体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致力于从主观方面“发展”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卢卡奇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在总结十月革命后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不成熟，并转而诉诸以意识形态革命为中心的总体革命。法兰克福学派对德国工人阶级卷入纳粹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狂潮，没能遏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深怀反感，由此怀疑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革命主体说，不再对无产阶级革命抱有期望，转而诉诸激进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人文批判。战后以存在主义为主流的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对两次流血大战的思考中，在对非斯大林化运动中揭露的苏联大清洗的震惊中，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使马克思主义从科学重返哲学人本学，因而坚持从主体方面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意义，强调个人尊严、主观选择和主体革命的意义。此后，结构主义虽然有意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客观本质，但是，其无主体的结构不能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并最终由于其分散性、多元性成为通往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中间环节。结构主义的无主体论也最终导致了对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的取消。20世纪后期以后现代为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则将意识形态批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上升和泛化为对整个现存制度的文化批判。然而这一哲学文化批判以后现代主义哲学彻底相对化的差异认同为主旨，以多元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不仅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甚至认为新社会运动也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替代物，认为这些运动本身说明了所有固定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后现代的“新马克思主义”主张彻底的多元主义，并基于此发展各种不同的民主抗争。

一般地说，“新马克思主义”突出哲学主体性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其早期形态对主体性的重视曾经有利于清除第二国际在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所主张的消极决定论和宿命论的不良影响，有利于提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新马克思主义”由于重视哲学主体性而开创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线索，客观上引发了20世纪西方的文化批判大潮。对这一新向度的文化批判的意义目前尚难以作出准确估量，但是它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有价值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至少是为20世纪的资本主义批判开辟了新的领域和空间，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对主观因素的过分夸大已远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立足于社会经济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去甚远。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处于受剥削地位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现存社会，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无产阶级是与现代大生产相联系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阶级，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此肩负着消灭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质疑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历史使命，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哲学逻辑的根本颠覆。事实上，“新马克思主义”从早期强调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特点，注重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展到后期完全放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任何可能性，推重工人阶级之外的另类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动力，以新中间阶级等多元主体取代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动力和历史主体地位，以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革命取代了以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宗旨的无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末，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已经在“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完全消逝，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已经淡出“新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是绝大多数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共同特点。

在经济上，“新马克思主义”主要质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崩溃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必然性理论以及基于此的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这是“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否定在经济理论中所必然导致的逻辑结论。“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学说的肤浅理解，认为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将迅速自行瓦解的“崩溃论”是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否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这一过程的积极参与。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则怀疑苏联模式所代表的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经济过渡，全盘否定东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危机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尤其是战后西方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苏，使“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质疑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理论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在20世纪的后30年，“新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新技术革命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剩余价值论已经失灵。他们不仅批评列宁以来的东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也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本身。“新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论证资本主义容纳新技术革命和新生产力的制度弹性，另一方面以此论证传统的工人阶级在客观上已失去革命主体的地位，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法承担其历史使命。他们认为，现代工人阶级的意识已远离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代表知识生产力的新中间阶级及其新左派运动才是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生革命力量。因此，“新马克思主义”转向生态、性别等向度的后现代性质的批判运动，并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外部寻求第三世界的革命动力，诉诸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等的资本主义批判。这样，“新马克思主义”就以后现代的文化批判取代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

“新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批判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加深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弹性、调整能力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马克思的经济预言的确过于乐观。资本主义利润平均化所导致的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阶级分化的极端两极化，以及因此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总崩溃和总危机在20世纪并没有出现。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进行了重大调整，采取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并在战后得到了新的发展。信息产业革命的发生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的新演变，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这一状况使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这一原理的同时，也充分领会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另一种表述，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3]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不等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永恒性；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相对弱化不等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冲突的消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延缓不等于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克服，更不等于取消了资本主义走向崩溃和灭亡的历史必然趋势。“新马克思主义”以新技术革命条件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方式的变化为由，无视资本积累所固有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根本逻辑，否认这一逻辑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从而从根本上否定资本主义总危机、总崩溃的可能性，这完全是错误的。“新马克思主义”贬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客观经济分析，抛弃剩余价值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倒退，也不符合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根本逻辑没有改变，西方雇佣劳动者的队伍仍在扩大，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加速对不发达地区的剥夺的背景下，“新马克思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经济分析，否定剩余价值剥削，不可能真正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夸大历史进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忽视经济动因的决定作用，以文化批判取代客观经济分析的必要性；它夸大资本积累形式的变化，忽略资本积累固有的、不变的剥削逻辑，并由此从资本主义相对平稳的和平发展特定阶段的表象中，推导出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已经全面过时的悲观结论。“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根据，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

在政治领域，“新马克思主义”重点质疑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路线图，以民主诉求为中心探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和工人阶级革命觉悟的发展问题。“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政治上支持十月革命和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但由此在理论上怀疑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后从西方向东方发展、共同爆发革命的世界革命路线图，以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的东方胜利的事实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效性。在西方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新马克思主义”一般都强调西方的民主特点，反对西方无产阶级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卢卡奇等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最早依据欧洲革命失败的教训，思考西方走不同于俄国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可能性。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失去信心，对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破坏民主与法制的现象，使战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破灭，他们转而追求一种自命为是高于资产阶级民主、同时也高于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理想和革命道路。法兰克福学派和战后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都重点抨击反民主的极权主义。既批判资本主义，也批判社会主义，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的共同特征。自70年代末欧洲共产主义迅速衰落并导致西方发生“马克思主义危机”之后，民主成为西方左翼的普遍共识。“新马克思主义”强调大众民主和所谓“左派个人主义”，试图从“新社会运动”中汲取在西方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资源和政治动力。9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附议自由主义的多元民主和认同政治，以多元主义的民主抗争作为斗争目标。在20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社会运动崛起、参与制民主迅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新马克思主义”要求动员非工人阶级的激进民主的革命力量，发动一场非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激进革命，对资本主义进行民主方式的文化否定和革命改造。也是从70年代末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开始批评列宁主义及苏联的“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理论对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路线图的修改。怀疑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指责东方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开始成为一种时尚。这一批评在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新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反思中达到顶点。

“新马克思主义”强调西方革命区别于东方革命，突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特点，这一探索本身并无不妥。从现实发展看，由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没有在西方社会本身导致更明显的两极分化，也由于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在20世纪扩展到更多的社会阶层，导致西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长期处于改良主义的影响之下，日益远离马克思主义。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改变，特别是消费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工人大众的影响和腐蚀，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认同。此外，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参与制民主的迅速发展及其广泛的动员性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分化了传统工人运动的力量。因此，在缺乏主客观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在西方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难以取得无产阶级和西方大众的支持。探索在西方民主条件下符合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政策，用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和动员西方工人阶级，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但是，“新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探讨显然存在严重缺陷，没有拿出正确的解决方案。第一，“新马克思主义”把强调西方的民主特点与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对立起来。在这一点上，除了“新马克思主义”第一代创始人仍在思考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民主路径之外，其他流派和形态均以民主拒绝革命。应当看到，20世纪民主的发展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没有西方工人阶级长期的反抗和斗争，没有冷战中强大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西方民主不会自行发展到当代的水平。英国著名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经特别指出：强大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于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舍此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所谓政治上的“第三空间”的存在和发展。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后，一向对东方社会主义制度持批判态度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在西方右翼的新自由主义狂潮下同样受到严重打压，承受空前压力，这一事实反证了霍氏的观点。因此，将民主与无产阶级革命截然对立，至少是反历史的。标榜民主，告别革命，或者只要求体制内的激进的文化革命，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致命伤。第二，“新马克思主义”以多元的参与制民主为诉求的纯文化批判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唯一选择。尽管世纪末的“新马克思主义”表面上显得十分激进，但是其文化批判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所能容纳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则不仅要求文化身份的平等和差异认同，更根本的是要求经济上政治上的实质性平等，要求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彻底铲除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平等。因此，以民主为最终诉求的“新马克思主义”及其非政治非经济的批判路径显然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在实践中的力度和影响有限，它既不可能形成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威胁，也不可能为反资本主义的西方革命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至今无法企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高度和理论深度。从当代现实看，西方新自由主义右翼在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利用劳动危机和信息革命中产业工人阶级的不利地位，在提高效率和经济竞争力的要求下推行一种更野蛮的资本主义，试图全面剥夺20世纪无产阶级民主在西方取得的斗争成果。在资本对劳动的新一轮进攻面前，仅仅强调民主化的文化批判根本无法捍卫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第三，“新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崇拜使之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革命路线图。早期“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尽管对东方革命的发生修改了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路线图心存疑虑，但是卢卡奇等人在基本认可十月革命道路的基础上思考西方革命的民主特点，尚没有导致资产阶级民主崇拜症。但是，此后数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均把民主、尤其是当代参与制民主奉为至高目标，并以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不符合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图为名，从怀疑十月革命，批判斯大林模式，直至70年代末以后否定列宁主义，80年代以来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全面抹煞了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成就，全盘否定东方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深陷于民主崇拜症，彻底放弃无产阶级革命，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理论无力形成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威慑的重要原因，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新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的世界革命路线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的根本宗旨和目标。

对“新马克思主义”世纪主题的破解表明，“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与马克思主义越走越远，已经成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意识形态。“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派的政治光谱上，是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线索，也有别于伯恩施坦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又一种左翼政治意识形态，被视为当代西方第三大左翼。就其总体性质而言，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独立意识形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或极左翼理论，也是反制度的左翼派别。“新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激进的民主改造力量，它所从事的激进文化批判充其量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异端挑战，它在客观上不构成、在主观上也不谋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怀疑和对西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没有为在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高度发展的20世纪的西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符合当代实践要求的答案。“新马克思主义”世纪主题探索中的悲剧在于：它在理论上仍想求助于马克思，寻求回归西方革命的道路，在实践中却与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实践格格不入，完全脱离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实。同时，它对西方革命新动力和新道路的解说，已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与马克思主义的宗旨相去甚远，在理论实质和政治追求上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

诚然，“新马克思主义”世纪主题的探索中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因而具有重要意义。“新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思考不是孤立的理论命题，它反映了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和各阶段的特点，折射了20世纪西方社会主义发展的状况，实际上涉及并提出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没有碰到的大量新问题。比如，资产阶级民主在20世纪的发展问题；基本矛盾成熟的资本主义没有发生总危机和东方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以及这一事实所引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效性问题；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间阶级发展、两极化阶级结构出现复杂化趋势的问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长期处于社会民主主义影响之下，不能与马克思主义有效结合的问题，等等。尤其是葛兰西早在20、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出现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为当代左翼开列了一整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主题索引，对上述许多问题作出了有前瞻性的提问和解说。“新马克思主义”在其世纪主题的探索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对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发生了长期的影响。

我们还要看到，“新马克思主义”世纪主题的探索推进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开辟并释放了20世纪西方左翼政治的新空间。作为当代西方激进的批判思潮，“新马克思主义”从未放弃过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对资本主义持比社会民主主义更不妥协的批判态度。“新马克思主义”已经构成当代西方左翼政治中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现实，它所倡导的文化批判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批判不是一般地揭露资本主义的客观异化本质和提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途径和主体问题，而是从文明发展的高度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并且与后现代的反抗力量――以新中间阶级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相结合，试图创造一种适应西方参与制民主特点的新的反资本主义社会力量。因此，当代“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为西方左翼政治提供了以往没有的新的活动空间和斗争阵地。日常生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消费文化批判、性别歧视批判、现代性批判，等等，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下半叶被左翼政治作为主要的资本主义批判主题和斗争场所，并倾力演绎成浩大的文化批判运动。同时，“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了战后西方至少两代人，孕育和孵化了当代西方的第三左翼――新社会运动。“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新一代不关心阶级政治的青年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尤其在当代西方蓬勃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新马克思主义”继20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之后，又一次唱了主角。当前激烈批判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西方年轻一代深受后现代无政府主义的浸染，极易聚集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旗下。“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一支抗衡当代全球化中新自由主义霸权的一统天下，发展西方参与制民主，反抗资本压迫的进步力量。当代马克思主义左派不应拒绝这一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思想政治势力。

无疑，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偏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轨道，试图走非无产阶级革命的反资本主义道路的努力，没能切中当代资本主义的要害。世纪之交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的退潮已经表明，离开产业无产阶级这一传统社会基础向新中间阶级倾斜，连改良主义政治都难以为继。在西方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仅仅靠动员新中间阶级，仅仅依赖于意识形态革命，担负不起对抗资本主义强大结构的任务。只有动员资本的全部对立面，动员包括新社会阶层在内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整个现代雇佣劳动者阶级，才有可能在西方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启发了西方的共产主义者，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在当代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条件下的西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战略问题，譬如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新社会运动建立反资本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问题。因此，在争取人类21世纪的社会主义前途的进步事业中，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审慎地对待“新马克思主义”左派，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与之建立反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使之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盟军。

 “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于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受挫的历史实践中，它从一个角度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和借鉴，它的重要贡献还在于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如能接过“新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回应实践的挑战，成功地破解20世纪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世纪难题，就有可能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重塑理论基础，再造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辉煌。

【注释】

[1] 我在本文中使用的“新马克思主义”概念，特指与19世纪经典马克思主义、20世纪制度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主流状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另类”马克思主义，包括卢卡奇以来西方出现的一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另类解释的思潮和学派。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0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原载《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