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安德鲁·杜伯森在2000年出版的《绿色政治思想》一书中，将生态主义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当代主要意识形态相提并论，认为它是在新千年值得重视的崭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作者对生态主义与上述意识形态进行比较，着重指出了它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点。其基本观点是: 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盗用生态思想为己用的企图是空想。正如这些意识形态彼此区别一样，生态主义也与它们各个不同, 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

一、自由主义与生态主义

杜伯森指出，由于自由主义世界观在学术和政治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优势地位，已经造成环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密切联系。90年代初，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注意到自由主义和激进生态学之间潜在的兼容性，但是总趋势是寻求其他政治传统作为可支撑一个生态上可持续的后自由主义社会的理想和原则。其后，海华德、伊克斯利、威森伯格、巴里和米勒等人论证自由主义和环境主题之间的兼容性，努力用自由主义的习语表述生态政治方案。

杜伯森认为，生态主义和自由主义缺乏兼容性。即使政治生态学真的“吸收”了自由主义，绿色政治理论也是一种独立存在的新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状态。在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有许多东西趋于激进生态学的反面。与个人主义、对私人获取财富的追求、有限的管理和市场自由相悖，激进生态学承诺解决作为集体利益的环境问题，干预和限制处理追求财富的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

　　自由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强调“限制”的生态主义主张，潜在地削减了某些被看作天经地义的自由。而自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自由主义者以极大的怀疑关注对自由的威胁。

自由主义者反对被告知去想什么和做什么。他们把个人偏好看作其利益的正确指南，总体上不承认由国家影响偏好的种种企图。自由主义者尤其反感说人们不知道什么是他们的最佳利益。自由主义认为，不注重个人利益同时也就否定了人民自主的基本方面。政治－生态观提出的问题则是，这种自主也许与生态目标不协调：自由的民主与指定人们的趣味和偏好的想法在总体上是不相容的。政治生态主义者正是寻求影响这些偏好，把各种限制加诸于自由之上，这就显现了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紧张状态。

在道德目标上，自由主义认为相冲突的利益概念与自由的行为是完全兼容的。政治生态主义者在看待我们与非人自然界的道德关系上的特点则是，他们所支持的法律和政策不是在伦理、美学和宗教理想中保持中立，而是表达人们对自然的恰当关系的道德概念。

在人与非人自然关系概念的范围内，“更绿色的自由主义”希望引进增长和资源极限的概念及可持续性概念，发展一种关于未来世代的世界类型的、我们与非人自然界关系的道德概念。但自由主义在环境可持续性上不可能接受“人”对自然界的适当关系的道德概念，这是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的最终分歧之所在。

兼容论求助于自由主义思想史，寻求自由主义和激进生态学的兼容性。他们鉴别了两种自由主义的遗产，认为洛克类型与现代生态方案是公开敌对的，密尔与边沁的思想则拥有支持现代生态方案的一些资源。当代政治生态学全面拒斥洛克的自然理念。“增长极限论”提出，自然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人类能够“战胜”自然规律的观念是狂妄自大的。经典自由主义强调理性，第二种自由主义强调感觉能力，生态中心主义则提出“自我再生产和自我更新的特点”。生态主义的方案超出了第二种自由主义，提供了自由主义历史遗产中所没有的、满足生态中心论的更充分证据。

其次，权利观念与自由主义密不可分。从环境的观点来说，第一，权利战略并未真正超越环境只是人类有权为自己利益所利用的资源的观点。第二，“增长极限论”表明，自然生态系统有限的承载能力无法支持增长中的人口的一切要求，因此不可能支持人们的一切权利。这一观点提出了限制人口增长的需要。这一政策本身具有明显的非自由主义含义。有人提出富裕是有效的避孕工具，妇女解放是减少生育率的关键。但是，“富裕”的解决方案与增长极限论相悖，也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同样，“解放”的解决方案来自女性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结论是：在处理超出基于人权的环境目标的问题上，自由主义本身缺乏智力资源。

具有绿色意义的另一自由权利讨论是在动物权利的文本中。对动物权利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认为，权利话语总会遭遇剥削的实践。改变人们对动物的不公正方式的关键，是要考虑人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立场。

权利以环境目标的名义进行配置的最终领域是“未来世代”，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可持续性密切相关。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储存原则”,即当前世代为何受嘱托为未来世代去储存。这一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至少看上去与环境目标一致，被认为是真正完整的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但是，环境可持续性理念限定要求我们具有“人”对自然的适当关系的道德概念，这正是自由主义避而远之的概念。

杜伯森认为，生态主义旨在将责任感的观念补充到权利的附加条件中去，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从“我们能够从这个世界获取什么”，转向“我们能够和必须为这个世界做什么”。无论动物或未来世代的人类有否权利，他们的特殊弱点对我们“要求”一种关心和关怀的负责态度。权利和责任通常被视作是相互的，生态主义对这一争论的贡献在于将权利和责任的联系区分开来，即认为人类对动物和未来人类有责任而无权利。

总之，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的紧张状态将始终存在。自由主义牢牢定位于鲜明地划分人与自然领域的思想和实践传统。我们必须超出个人主义，将生态主义的主张补充到人类和非人类自然界之间适当的道德关系的观点中去。

二、保守主义与生态主义

杜伯森认为，在现代政治思想的文本中，生态主义的新贡献之一是自然环境制约政治环境的理念。自由主义思想关注人类动物与大多数动物不同的自主思想和行动的能力，这一人类环境观主宰了当代政治学。政治生态主义者不完全拒绝这一观点，但是他们更注重自然现实。增长极限论的教训是，人类像其他任何动物一样，必须消费自然资源；如果资源是有限的，无限经济增长的人类方案就不能持续。生态主义由此悄然进入了比自由主义更靠近的保守主义的传统。

过去200年的知识史，是由进步主义思想家所铺演的，但是生态学不认同现代性的进步概念，不是基于循环增长和文明退化观，也不是基于非科学的哲学认识论，而是基于人对与自然和生物界关系的独特想像，即生态观。生态观受到基要保守主义思想的激励，它主张“应做什么”仰仗于“能做什么”。

政治生态学的指导思想是，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是指生态地位，而不是进化地位。其特点是讨论相对稳定性的“极限状态”，而进化论者的主题则是进步的“极限状态”。进步无止境的理念曾是社会政治理论中的主流思想。政治学中生态理念的复兴，继马尔萨斯之后再度质疑进步主义进化观。绿党经常置疑和批判关于人类理性能力和承诺进步与创新的启蒙理念。这些属于保守主义的概念。

约翰·格雷对僭用保守主义事业的政治生态学进行了持续的探索，他有时是撒切尔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支持者，现在是社会民主的保守主义的鼓吹者。格雷不认为绿党是激进抗议运动的后继者。他认为正相反，左派那里根本没有一个自然之家，对人类和生态共同环境完整性的关怀大多是与英国和欧洲类型的传统保守主义的观点相谐的，传统保守主义的许多中心概念与绿色关怀有本质的一致：关于活着的、死去的和尚未出生的世代之间签约的伯克式社会契约理念；对进步进行反讽的托利党人的怀疑论；对未经检验的新鲜事物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保守抵制；以及个体的兴旺发达唯有在共同生活形式的背景下才能发生的传统保守主义原则。

激进政治生态学和保守主义有强烈的一致迹像，但在许多方面这一关系极度紧张。比如，格雷的传统保守主义原则“个人的兴旺发达唯有在共同生活形式的背景中才能发生”，是一个与“绿色理论”共享的理念。但问题恰恰是“共同生活”是什么？格雷认为，“共同生活”要用历史和文化的术语来定义，通过传统进行表述。人是家族的和历史的物种，家庭作为共同实践的网络和所传承的传统，赋予人固定身份。杜伯森认为，一些绿党也为了文化意义保卫自然，但保守主义的保卫自然与政治生态主义的保卫自然存在差距。政治生态主义者认为，自然中的价值在自身之中，而如果这一价值源于历史，它就是可计算的自然历史，而不是有传统和文化形式的人类历史。这就是说，激进绿党所说的“共同生活”是一种跨越物种界限的本体论的和道德的生活。它可由每一世代通过基于物种内部责任的智力努力，以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类动物重要性的彻底的自然主义，不断创造出来。

这样，激进绿色的生态中心主义将自己从保守主义中剥离出来。政治生态主义者厌恶人类中心主义。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传统的保守主义与其他政治意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差无几，但保守主义者通常是依据浪漫主义，而不是依据激发了许多激进绿色思想的、对非人类的独立道德立场的正确评价，去保卫非人自然界。

质疑格雷的第二点是关于代际关系的观点。保守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它谈论活着的、死去的和未出生的世代之间的契约，而代际内部责任是政治生态议程的关键特色。“英国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对这一特色的表述是，避免共同财富的当代持有人和生活租贷人象完全的主人那样行事，对传自祖先、应归其子孙所有的东西漫不经心；当代人没有任意破坏社会整个原初结构，切断限定继承权和作践浪费遗产的权利。伯克最感兴趣的是过去世代。代际内部责任的绿色观点确信，我们的行动将影响未来的人度过他们人生的条件，这使我们产生出其他政治生态学不具备概念的责任。保守主义感兴趣的是过去的保存和维护；生态主义者感兴趣的是未来的保存和维护。这是保守主义和生态政治学之间的标志性的差异。

保守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第三个区别，源于有关人类本性和“不完美性”的联系的争论。保守主义的老生常谈是：人类本性中有不可救药的缺陷，而政治激情将反映这一缺陷。即：以完美社会为目标的政治工程会毁在人不可改变的缺陷的暗礁上。生态主义和保守主义表达政治激情限度的方式是：地球是有限的。任何物质增长，都不可能永久持续。限制增长就是限制利用地球资源的可能性，限制支付人口和耗费的地球投入的可能性。格雷以此证实保守主义和生态主义共同的反乌托邦意识。库马尔认为，乌托邦主义者和政治生态主义者之间的鸿沟不可弥合。乌托邦主义要求扩张性，而政治生态学的人类环境解释则否认其可能性。杜伯森则指出，关键区别在于人类环境的扩张性和人类本性的扩张性。政治生态主义者相信人类环境是固有的，人类本性则不是固有的。他们没有保守主义者和反乌托邦主义者共有的“人类本性悲观论”，也不相信“原罪”。他们拒绝自身利益是唯一可靠和可能的人类动机的信念。他们相信生产、消费和浪费存在固定的极限，持有在极限内什么是可能的乌托邦观念。激进绿党不同于保守主义，他们相信人类是可以转变的；人类如果愿意，就可以放弃那种主宰了现代思想的、贪得无厌的、工具式的、实用的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格雷认为，绿色保守主义是现代社会中许多古代悖理的一例，保守主义者不由自主地变得激进。当代实践受到种种技术创新的扭曲，其后果是人类的美好生活反而已经无足轻重。

在当代环境趋势中，保守主义与大多数趋势相对立，但是激进保守主义者至少在上述三方面超越保守主义和激进绿党议程之间的鸿沟，就环境关怀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

三、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

在社会主义和过去20年右派对它发动大量攻击的背景中，社会主义必要的根本原则已对它在政治光谱左翼的霸权形成了挑战。社会主义左派对环境运动的早期反应是敌对的，常常把注意力放在环境运动的中间阶级本质上，说明环境运动的边缘涉及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认为环境运动是在资本和劳动的战争中涣散军心的角色。同时，新生的绿色运动总体上呈现为激进政治屏幕上一个转瞬即逝的记号。

杜伯森在本节提出了绿色政治学的社会主义批判，以对生态立场敏感的社会主义方式说明，为了包容生态学立场，这些方式已重新解释了社会主义自身的传统。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议有时依然激烈，而通常毫无争议。威廉斯、弗兰克尔、奥康纳、狄更斯和本顿等人大步跨向与绿色观点的妥协，并没有抛弃原初的社会主义激情。韦斯顿、哈维和佩珀在他们与绿色思想结合后，仍然多少保持了旧有观点。

生态主义和社会主义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当代社会病的来源。社会主义视资本主义为其根源，政治生态学则更多地诉诸“工业主义”。绿色运动认为自己“超越左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相信左右对立的基本共识产生于“超意识形态”的“工业主义”。

首先，社会主义者强调，正是为利润而不是为需要生产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业主义，引发了环境困境。佩珀指出，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引发了生产过剩危机，危机的解决要靠创造新的需求，并将这一体系扩张到全球新市场。这种生产和消费意味着，资本主义必定天然地破坏来自自然的部分生产方式。

奥康纳认为世界资本主义自身已经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正在为自己掘墓。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结合的力量，由于削弱、破坏而不是再生产它们自身的生产条件而自我毁灭”，称为资本主义的“第二矛盾”。第二矛盾象马克思分析的第一矛盾一样引发反抗，反抗的形式是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聚集了超越第二矛盾的潜能。生态社会主义文本中的“第二矛盾”体现了绿党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分裂的鸿沟，绿党认为工业主义是环境退化的根源，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才是环境危机的原因，是必须超越的地平线。

激进绿党大致承认，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决裂是恢复环境完整性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足够的条件，因为前共产主义国家曾有全世界最糟的环境记录。社会主义者的回应是，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而且由于它们与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采取追求物质利益的形式，资本主义在整个地球蔓延。对资本主义是困境根源的绿色否定使生态学不可能正确地进行其战斗。

韦斯顿认为，“我们在所有环境问题背后实际上发现的是贫困”，并以此为基础重新阐述社会主义的原理和实践。社会主义者指出，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和结构性的贫困。生态主义的战略则建立在需求的基础上。绿色社会主义战略是：财富再分配造成环境改善，大多数人现在面临的困境与自然根本无关，它与贫困相关，与财富和资源从穷人向地球人口中富裕的少数转移相关。“公正”和“环境”议程是相互关联的。打击贫困将打击资本主义，并命中环境衰败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生态主义者争论的第二点关系到“环境”本身。生态社会主义者关于财富再分配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的观点，区别于绿色运动的“环境”解释。绿党的根本关怀是生态和自然，忽略了其他更迫切的环境问题。绿党关注和保护“未被触及的”自然。社会主义者认为，不存在任何未经人类中介的“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了这一环境。

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下制度中的绿色运动是中间阶级的一个特殊部分--专业的、有教养的人群百无聊赖的表达。绿色政治学企图保护的只不过是一个社会集团的经济特权的价值观。绿色运动如不涉及人民所遭遇的环境问题，生态主义的解读就不会取得超越少数的进展，将居于次要地位。

社会主义者和政治生态主义者之间的第三个分歧是基于“增长极限”的争论。绿色社会主义者已接受了生产增长存在物质极限的原旨绿色观点。巴罗等人全盘接受绿色观点，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韦斯顿和威廉斯没有这样做，他们认为，拒绝绿色政治学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仍相信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左派可以向绿党学习，将“持久的工业扩张”项目提上讨论日程。威廉斯也接受关于“在有限的物理世界中扩张的实际无限性，是这一生产观念和整体模式的中心问题”的生态学立场,提出必须从起点重新思考无限扩张的生产及其增长观的正统观念。

威廉斯说，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应当认识到这一确定事实，大部分资源在其当代利用水平上正趋于枯竭，社会主义者应当反思他们关于解除贫困需要“生产，再生产”的传统信仰。但他同时说这根本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信仰，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生产的增长不是贫困的消除。社会主义者一贯支持对所生产物品的平等分配，但是社会主义没有使生产本身发生问题的支配传统。经典左派认为威廉斯这一观点是异端的，波里特指出：再工业化和增长问题在总体上将绿色政治学与社会主义左派鲜明地区分开来。威廉斯高于正在重新解读的社会主义，他把资源困境作为对整个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力点时，没有留下任何疑问。我们在社会主义思想的任何主要来源中都找不到对资本主义缺陷的这种分析。

社会主义者接受生产增长存在极限的绿色立场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传统进行了自身反思。威廉斯经常提到非中心主义的、非官僚主义的、非生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将乌托邦社会主义视为绿党和社会主义者的交汇点。

社会主义者在寻求一致特点时有时过于向后屈从。当佩珀提出“克鲁泡特金-戈德温-欧文”传统时,人们怀疑我们是否根本还在谈论社会主义。要点是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的趋同基于对社会主义内部次级传统的重建。

总之，处于绿党压力下的一些社会主义者重新评估生产和增长等传统目标，寻求挽救其政治传统中的次级方案，并考虑工人阶级在未来政治转变中的作用。绿党需聆听社会主义者的批评，更努力地思考资本主义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关系，并思考社会主体身份的社会变化隐含的潜能。最后，政治生态学和社会主义致力于“趋同的批判”：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看作生产和消费的资源浪费，因其不平等而批判资本主义。

四、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

女性主义内部一直在讨论最佳批判方式：是否要按照由男人提供的术语寻求与男人的平等，是否要聚焦于男人与女人的差异，寻求重估普遍受压抑的女性特征。杜伯森重点讨论了“差异”生态女性主义，并通过批判它形成“解构”版本。

“差异”生态女性主义主要是围绕三套主要思想建立的。第一，这种生态女性主义要捍卫妇女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存在。其一，生态女性主义者愿意看到男性接纳女性特征。其二，根据对生物学女性特征的信仰，认为女性要坚守女性特征，不提供任何“进步”的可能性。“差异”女性主义者的任务是争取父权制对女性价值观的重新评价。第二，支配自然是与支配妇女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女性持有强调生态危机的独特立场。杜伯森详细分析了这三个观念，区分了“差异的”和“解构的”女性主义。

首先，关于价值观与行为，女人的服从、照抚等“女性冲动”，是生态女性主义者通常描述妇女的特征。“解构”生态女性主义者布仑伍德认为，“差异”生态女性主义不反对主宰自然秩序的男性特征模式，主张女性与自然相联系。普兰特认为，妇女价值观的中心围绕着生命的赋予，必须重新评价，把她们从附属角色中提升出来；亨德森的再分配观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最贬低作为社会最高生产劳动的母亲身份、孩子培育和双亲责任，以及维持舒适生活环境和所依附的共同体的价值，她们坚持父权制的男性价值观和经济学，认为母亲的任务是受忽略的和无偿的。

强调女性价值观和提升女性的困难，在于女性特征的坏名声。女性特质被认为是消极的特质。“差异”女性主义认为消极观的前提是积极评价男人的特质。以妇女特质为价值准绳，就不给这种判断留任何余地，坚持女性特征在总体上是积极的。“解构”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发现真正女性特征的唯一方式是摆脱离父权制。“差异”生态女性主义者通常则不采用这一战略：她们积极评价妇女特性，认为接纳女性特性能使妇女和地球处于良好状态。

“解构”生态女性主义反对接受女性特质和否定男性气概，代之以否定双方，进而建立对二元论进行总攻击的女性主义战略。解构主义认为，妇女在父权制中别无选择，她们既接受自然主义，又认可这种支配统治模式。对这种二元论困境的关注提出了解决这一悖论的方式。妇女必须像男人一样作为完整的人、完整的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受到公正对待。布仑伍德称之为人类的“去性别”的模式。

杜伯森认为，“解构”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了“差异”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特质可界定为男性的和女性的；二是为了女性和地球，目前最需要重申女性特质。“解构”方案由此与“差异”方案划清了界限。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者界定了男人征服自然和男人征服女人的联系。在弱联系中，女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父权制统治的两个对象。父权制不断再生产它的两个同一的对象。因此，不应脱离掠夺自然来看对妇女的剥削，生态女性主义者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也是为自然而斗争。反自然的文化就是反女人的文化。在强联系中，父权制将相似的特征赋予自然和妇女，并系统地贬低它们，将二者都看成非理性的。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在传统上通过将妇女概念化为比他们“更亲近自然”，来为他们对妇女的统治辩护。妇女被男人认为是非人化的和非理性的。

培根哲学推动了对自然的统治和妇女的从属地位。基于法兰西培根之源的现代科学事业，是一种变形、破碎和暴力控制的普遍化事业。“差异”生态女性主义以多样性、整体主义、内在联系和非暴力的女性化原则反抗这一事业。“解构的”生态女性主义则认为，启蒙运动进一步固化了整套二元论，它们必须被超越，而不是重新评价。

第三，关于女性独特的自然观，“差异”生态女性主义者提出，为了阻止进一步破坏环境，应让更亲近自然的妇女处于对环境敏感性有影响的模式中。“差异”方案认为，妇女亲近自然的基础是生物学：在生物学上，妇女一直经历着她们在自然中的孕育。妇女生动的经历赋予她们领先的起点。生态女性主义者应该给予作为变革资源的、妇女胜过男人的经验和实践以某些特权。

“解构”生态女性主义则指出，生物学时代是生命圈和人类在肉体上补给的阶段，妇女承担着人类生命再生产这一不被承认的工作。生态学时代是非人自然界走向生态可持续性的阶段，妇女哺育生命和确保其可持续发展。由于这两个物质原因，妇女对非人自然界的开发利用持有独特的立场。尤其是妇女的“生产和怀孕”是新型政治学的来源，它承认人类受到“阻碍”的不可避免性和天然状态，以及男人统治她们的起源。女人在生态学上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已经将社会的空间和时间大幅留给男人。女性用这一特别角色去发展“自主的”的政治学和实践，只要生命自身的再生产还存在，这种政治学和实践就是唯一可能的。

绿色运动和深生态学要求改变我们对待非人自然界的意识。妇女处于绿色政治的前沿，但是生态女性主义必须协调正面评价子女生育的活动和减少人口水平的需要二者的关系。以高度的尊重看待子女生育的文化会发现，它难以宣布人口控制政策合法化。在运作适当的可持续社会中，人们将维持可延续的再生产率。

“差异”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为了解放的目的运用妇女与自然的联系和二者的服从地位是危险的。另一些走向的女权运动认为“差异”生态女性主义是反动的，因为自然概念是保守主义试图使妇女维持原地位的主要思想武器，把女人定义为生物本体是男性的陈词滥调。不说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去支持女性原则，是去支持生态的女性特质，而不是支持生态女性主义的立场。

“解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深生态主义和“差异”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它们捍卫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差异”女性主义者否认女性的理性和个性，不要求女人“像大山一样思考”，颂扬顺从谦卑。这种鼓励人们对自然界虚心、消极和谦卑美德的深生态学努力，在妇女解放的背景下只能适得其反。因为这些女性特点一直有利于父权制的运作，在当前的父权制背景下，妇女无法忍受对深生态学计划的跟进，从而对“差异”生态女性主义和深生态学毫无好感。“差异”生态女性主义要求人们全面采取联系自然界的“女性的”方式。如果与自然联系的这类方式构成妇女从属于男人的理由，那么只能让妇女的地位越来越糟。“差异”生态女性主义因此提出了一个危险的战略，相信妇女会“为了环境牺牲她们自己”，这是“解构的”女性主义者明确不准备付出的代价。

“解构”生态女性主义也留给自己许多问题。取代男性或女性的合理性，布仑伍德支持生态合理性，并认识到我们对地球可持续的他物欠债。但是，在进一步的工作完成之前，超越二元主义的空间将被不确定性的困惑所占领。

 

总之，生态主义不能被“简化”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只有女性主义稍有例外），这些意识形态也无一成功地挪用了生态主义。与其他任何意识形态不同，由于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生态主义以基础的方式受到关切。尤其是生态主义的两个主题，即物质增长的极限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都找不到，而在生态女性主义中也有些微差别，比如男性中心主义取代了人类中心主义。杜伯森的结论是：生态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部分是因为它给当代社会提供了清晰的批判和改良的药方，部分是因为它的贡献与其他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东西根本不同。

 

【注释】

本文编译自Dobson,Adrew(eds) (2000),Green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参考文献】

Atkinson, A. (1991) Pl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Routledge).

Benton, T. (1993) Natural Relation: Ecology, Animal Right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Verso).

Eckersley, R. (1987) ‘ Green politics: a practice in search of a theory’, paper delivered at the  Ecopolitics Ⅱ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asmania,22-25 May 1987.

Gray, J. (1993b) ‘An agenda for green conservatism’, in J.Gray Beyond the New Right:      Markets, Government and the common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O’Connor, J. (1996)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tialism’, in T. Bendon (ed.) Natural    Relations: Ecology, Animal Right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Verso).

Plumwood, V. (19993)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Weston, I. (ed.) (1986) Red and Green  (London: Pludo).

Williams, R. (n.d.) Socialism and Ecology (London: SERA).

Wissenburg, M. (1998a) Green Liberalism: The Free and the Green Society (London: UCL Press)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