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第三条道路”，这里特指20 世纪90年代欧美社会民主主义转型中出现的一种新政治现象。本文拟对“第三条道路”的概念与性质、形成与发展、内容与主张、影响与前景、以及左翼对它的批判，进行全方位的简要叙述。

一、“第三条道路”的概念与特点

“第三条道路”不是90年代的新名词。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施坦构建社会民主主义基本理论时，就凭借“第三条道路”表明自己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30年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提出发展一种吸收“改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长处、克服它们各自短处的“整体社会主义”，可视为今天的“第三条道路”的早期形式。50年代社会党国际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介于集权共产主义和野蛮资本主义两极之间的“第三条道路”。60、70年代，前苏东社会主义各国尝试的改革及其内部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西欧国家的“欧洲共产主义”者、1968年以来西方出现的“新社会运动”、特别是绿色生态运动，以及80年代建立“福利国家窗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都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归位到“第三条道路”旗下。甚至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也曾自称为“第三条道路”。

显然，这些形式各异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模式。但是，除了30年代鲍威尔的理论外，各种“第三条道路”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某种中间道路。而9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与上述概念和模式相区别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是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自由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性质属于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基本内容。

当代社会民主党起源于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的右派和中派。世纪之初，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裂，认同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内的改良主义政党。以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纳领》为标志，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确立“自由、公正（平等）、团结（博爱）”的基本价值观，变工人阶级“精英党”为“全民党”，从而进入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90年代以布莱尔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社会民主主义进入其“第三个时期”。1997年英国工党放弃党章中的公有制条款，抛弃改良主义，转而强调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尽管各国社民党对“第三条道路”理解各自不同，但是他们共同认为，“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应对全球化的纲领和对策，是一整套价值观念、国家治理理念、执政方略和政策建构的总和。正如荷兰工党理论家库泼鲁斯正确说明的，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福利社会主义都无法有效地解决由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第一条道路”和“第二条道路”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因此人们寻求“第三条道路”，即在日益衰落的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福利社会主义之间努力寻找一条中间路线。应对全球化是社会民主党变革自身和变革社会的政治总目标，社会民主党理念、纲领和具体政策的一切变化无不与这个总目标相联系，它也是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新变化的最鲜明的特征。

从社会民主主义上述演变和发展看，如果说伯恩施坦奠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当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那么，今天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妥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最新“转型”，就是“第三条道路”的“第三条道路”。对此，布莱尔称为“变革和中左的道路”；施罗德称之为“新中派”或“激进的中派”。

二、“第三条道路”的形成与发展

克林顿是当代“第三条道路”的始作俑者。1980年里根上台之后，保守主义政府全面推行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获得连任12年的执政佳绩。克林顿等人从1985年起，成立“民主领导委员会”，提出了不同于传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主流价值观，由阿尔·弗罗姆表述为“第三条道路”。1992年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的胜利，显示了新民主党人新的主流价值观的奇效，并开始了一个他们称为新民主党运动的时期，由此全面推行一种取代陈旧过时的左派和右派的信条和政策，获得了美国“激进中间派”的名声。

在克林顿竞选成功的影响下，1994年伦敦经济院院长、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安东尼·吉登斯出版了《超越左右》一书，宣告了英国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1995年，布莱尔公开使用“第三条道路”来表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宣称工党要超越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建构新的思路。1997年，布莱尔以较大优势击败保守党首相梅杰，从而使工党在告别政坛18年后重新获得执政地位。“第三条道路”正式成为工党新政府的执政口号。1998年，吉登斯出版《第三条道路》，在理论上全面概括新工党的新思路。1998年5月1日，吉登斯又发表了《左派瘫痪之后》一文，对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条道路”进行逐条的清晰界定。同年9月，布莱尔也出版了《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系统阐发新工党的执政思想。英国从此成为“第三条道路”在欧洲的大本营。布莱尔称“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是现代民主重新获得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克林顿由此开始与布莱尔携手推进“第三条道路”的国际合作。

布莱尔的胜利使德国、意大利、瑞典、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人物纷纷成为“第三条道路”的热心鼓吹者和拥戴者。从1994年荷兰工党率先在大选中取胜，到1998年10月施罗德赢得德国大选上台执政、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主席达莱马受权组阁，整个西欧除爱尔兰和西班牙外，已有15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相继获得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政治景观。1999年，《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派――布莱尔和施罗德的共同声明》宣称：“几乎在所有欧盟国家都是社民党人执政。社会民主思想也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更新其主张，并使纲领现代化。”西方报刊疾呼：“欧洲出现了玫瑰色的祥云”；“社会民主主义在神奇回归”。“第三条道路”名噪一时。

尽管世纪之交欧洲的奥地利等国出现了新纳粹等右翼政治势力翻盘，2001年美国共和党小布什右翼政府上台也多少影响了“第三条道路”的发展势头，但是目前“第三条道路”在欧洲仍占上风，短期内不会有根本的转折。

三、“第三条道路”的内容与主张

“第三条道路”提出的前提是全球化引发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冷战结束打破了两大阵营对立，对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两分法产生冲击；全球化的加速产生了国际游资投机、毒品犯罪、生态环境恶化、新的南北经济不平衡等跨国界问题，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和旧有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框架解决问题的范畴；信息技术发展冲击传统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要超出传统的国家和单一市场去解决过剩劳动力的新的制度形式；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造成新社会成分、新社会运动、新价值观念兴起，对传统的政党政治形成冲击；西方政坛出现代际更替，战后新一代领导人成为主导力量，成为政治变革的直接动力。

“第三条道路”可以视为社会民主党面对新形势、新问题采取的新战略举措。可根据英国工党理论家吉登斯的五条论述、德国社民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的“四新”论述，从四个方面归纳“第三条道路”的内容和主张。

第一、“超越左右”的“新政治”（New Politics）

“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都认为，在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阶级不再是政治生活的主导力量。吉登斯认为，他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左派的阶级政治，其主要选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新自由主义没有公开声称自己是一种阶级政治，但是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急剧萎缩东西方两极世界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性和左右的传统划分也模糊了。“第三条道路”横跨或重塑了左与右的分界线。迈尔根据各国社会调查的结果说明，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化”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分化和心理状态的改变。马克思的阶级战略已经过时，阶级分析方法已经不足以描述当代社会人的状况。应当以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的“社会群体”划分方法，根据人的日常生活追求、对政治的理解、对价值（包括工作、家庭、社会生活）的看法，将社会划分为各种群体。迈尔还以社会阶层分析为纵座标、以价值观为横座标建立了划分社会群体的复杂座标，将当代西欧社会划分为10个社会群体。因此，社民党人需要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在接受社会正义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摒弃阶级政治，摒弃传统的封闭的政党制度框架，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这种“新政治”的目的在于扩大其制度的包容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壮大社民党的社会基础。

第二、“公平与效率” 结合的“新经济”（New economy）

“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都主张，要创造一种新混合经济。吉登斯不赞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他认为，新混合经济也不同于老左派提出的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之间取得平衡。衡量新的混合经济的发展标准是社会后果。“没有责任没有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这是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原则。负责的公司应履行这些原则，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政府要创造风险共担、利害相关（stakeholding）的企业文化。迈尔提出，在经济全球化冲击的今天，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提高国际竞争力，不能像老左派那样一般地提倡使资本主义人道化的混合经济，凯恩斯主义已经失效；也不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追捧市场万能原则，放弃国家、政府的责任。新混合经济要求运用宏观手段干预经济，以改革夺回民族国家丧失的经济干预能力。总之，新混合经济承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就，但不认同它的社会根本原则，而是强调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并重。它淡化所有制问题，重点强调竞争与管制，底线是不放弃社民党人的社会公正原则。

第三、“权力与义务”并重的“新福利”（New Welfare）

“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都支持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进行改革。吉登斯指出，对待福利国家，社会民主党人要求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者要把福利制度减小到安全网的程度。“第三条道路”认为，新右派对福利制度的某些批评是合理的。“第三条道路”要求对福利国家进行激进的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发挥个人责任和积极性，把社会福利国家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迈尔解释说，“社会投资国家”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发挥每一个人积极性的社会”。新自由主义要把每一个人抛向市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要国家发钱给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新福利”则体现了社民党对传统福利国家弊端的反思和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合理运用。为了改变传统的福利国家政策使许多人丧失自我负责精神的消极后果，“社会投资国家”把在公益事业上花钱转为“人力资本投资”，即对教育和职业培训投资，增加个人抵抗危机、进入市场的能力。要以社会投资型国家和积极的、注入了风险意识的、工作式福利社会取代消极的、救济式福利国家制度，把享受福利的权力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义务结合起来。

第四、“国家与公民社会”统一的“新治理”（New Governance）

“第三条道路”的信奉者都主张建立新的民主国家，实现新的政府行为和执政方式。吉登斯认为，历史上，社民党人一直热衷于扩大国家和政府干预范围；新自由主义则贬低和缩小国家。“第三条道路”改变以往“国家干涉越多，社会越公正”的理念，以公民为主、政府为辅的公民社会取代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责任帝国主义”，实现“民主制度的民主化”，重建“新的民主国家”，对变化中的多元化社会采取新的行动战略。“民主制度的民主化”，是要在公共事务上实现更大的透明度，实践新的民主参与形式，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伙伴关系。迈尔认为，“第三条道路”将国家定位于“社会调停人”的角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发布者。除了对解决重要领域的问题负有责任之外，国家在各种社会力量中进行协调，充分发挥公民的参与意识，鼓励每个人和每种社会力量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运用自主、自助的方式独立解决问题，发挥国家和公民社会两方面的力量。总之，“新的民主国家”的基础是分解权力，权力向下交给地方和社区，向上交给跨国机构和组织。同时，“新的民主国家”还试图为民族国家重新定位，在国界软化的情况下建立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并将全球治理问题提上议程。

此外，“第三条道路”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策主张，如：改革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体系；改革税收、工资和养老金体系；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以增强其灵活性；对家庭政策和犯罪治理政策等进行变革；等等，以期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政治变革。

四、“第三条道路”的基本性质

对“第三条道路”的性质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社民党主流公认，“第三条道路”是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左政治。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洪巴赫和迈尔等理论家认为，“第三条道路”是社民党“超越左右”对“新世界”的回应。它既是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竞争，扭转70年代末以来政治颓势的一种努力，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超越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探索和创新，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代的“复兴”。共产党人、社民党左翼和新自由主义右派共同认为，“第三条道路”是社民党的“新自由主义化”。左翼理论家认为它是“新自由主义的变种”，充其量不过是竞选做秀的策略。“第三条道路”的性质，取决于其基本价值观，取决于它对当代右翼自由主义的态度。

迈尔指出，从历史来说，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的继续发展。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和纲领的历史来看，企图形成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政治设想的新的合题的努力既不会令人吃惊，也不需要加以谴责。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行动实践的历史是从接受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三位一体开始的，中间经过民主的法制国家，直到承认市场是最重要的经济协调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历史始终是社会民主主义遗产和自由主义观点一连串的合题。但他认为，目前的问题是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中还保留了哪些内容？自由主义的哪些经验可以重新思考和吸收？

布莱尔说，第三条道路是现代民主重新得到恢复并取得成功的道路。它决不仅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条妥协之路，它寻求采纳中间和中左道路的基本价值观念，并使其应用于全世界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而且不受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这种“基本价值观念”就是“团结、社会公正、责任和机会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

《布莱尔和施罗德共同声明》进一步声称：公平和社会公正，自由和机会平等，团结和对他人负责，这些价值观念是永恒的。社会民主主义永远不会牺牲这些价值观。

然而迈尔也看到，“布莱尔革命”是朝着为了重新界定社会民主主义而接受自由主义对问题的界定和解决方案走出了很大一步。“第三条道路”的方案明确表现了接受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和着重点的意愿。“第三条道路”的大多数代表人物的基本价值观所包含的社会公正概念与以往一样具有经过改动和削弱的平等主义性质。它力求实现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的综合之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因为这次辩论所受到的经济主义的冲击不算小。从民主主义左派和自由主义左派的历史传统来衡量，市场受到重视的程度是没有前例的。

欧洲左翼人士认为，在价值观念层面上，社会民主党早年放弃政治革命道路，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又以自由、公正、团结这些伦理价值目标替代了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制度性追求，实现了从“制度社会主义”向“价值社会主义”的过渡。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范式“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增加了三个变化，一是称坚持基本价值目标，但放弃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替代；二是在基本价值观中补充了生态保护观念和个人对社会负责的观念；三是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结合的角度修正了对原有基本价值的理解，从强调结果平等发展到关注机会平等。“第三条道路”所说的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也含糊不清，既是对新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有限度的认同，更是对西方社会基本价值的认同。

德国左翼学者弗里加·豪格尖锐地指出，他们（指倡导“第三条道路”的人）的想法还是继续做左派，只是左派的含义应该改变为：从先前的意识形态（也叫马克思主义）中解放出来。简言之，要成为左派就必须被等同于成就、效率与竞争，以及实际上的新自由主义口号。“第三条道路”是一种消极的革命，一种对以往价值的接管和改造。所有如战争与和平、社会生产与生产关系、资本与利润、金融市场及其规则、剥削、大众贫困等更大的问题，恰恰从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案中消失了。

俄罗斯学者鲍里斯·卡加尔利茨也认为，社会民主党不但没有提出任何方略，而且丧失了自己特有的思想体系。如果说社会民主党在80年代末已不再是一支改良主义力量的话，那么它在90年代末已不再是左翼力量的一部分了。

总之，“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党长期向右转的进一步延伸，特别是它对控制全球化和抑制两极分化的承诺远未实现，在价值理念上和公共政策上都过度屈从于当代新自由主义。尽管在世界经济衰退和反全球化运动的压力下“第三条道路”在政策上有所回转，但是它在整体上仍表现为背离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新阶段。

五、“第三条道路”的意义与问题

“第三条道路”凸现了后现代思潮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种有所创新的国家治理方式。考察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对物质生活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现实矛盾的分析，如社会结构变化对阶级政治、政党政治的影响，后现代社会和全球化发展给西方民主制带来的危机等，思考它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的思路和方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斯蒂格里茨在2001年指出，第三条道路式的共识是有意义的。他认为，在刚刚结束的世纪中，简单化的意识形态也几乎终结了。一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几近消失；另一方面，化身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右派意识形态也没有太多的成功之处。虽然美国长期以来扮演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热心提倡者，却按照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发展着。从19世纪到20、21世纪，其新兴产业都是在市场取向的产业政策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尽管没有一种适合于所有国家情况的第三条道路，但是各国的第三条道路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均等地对待政府和市场，承认二者的重要性和互补性。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都是平常之事。公共政策应克服二者的局限，发挥改善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他批评“增长足以减少贫困”等新辞藻背后的陈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第三条道路的组成部分，如果合理地实行，有助于穷人；如果按照意识形态那样机械地发挥作用，则会增加贫困和不平等，并阻碍经济增长。

欧洲左翼人士则从多方面强调当代“第三条道路”的理论缺陷及其现实政策的失误。

从理论上看，“第三条道路”缺乏经济理论支撑，政治上缺乏方向。英国学者里斯比特指出，在西方经济政治中，左派的理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依托，右派理论以新自由主义的各种经济学说为基础，而“第三条道路”显然缺乏经济学支撑，这是它的致命伤。福斯特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左派已陷入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说中不能自拔，其结果是左派政治普遍瘫痪，意识形态走入死胡同。

从社会政策看，“第三条道路”创新力度有限，脱离不了新自由主义的窠臼。法国学者丹尼尔· 本赛德认为，“第三条道路”的纲领――“激进的中派”，“没有敌人的民主国家”，活跃的市民社会，“新的混合经济”，新的“家庭民主”，超越劳动社会的“公民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民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最近20年的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已经摧毁了干预手段。货币已经委托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董事们，不再取决于政治权力。社会保障体系已遭到损害。私有化已破坏了积极的工业政策杠杆。等等。尽管“新中派”和“第三条道路”在各国有不同的形态和色调，它终究是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背离。

从外交政策看，“第三条道路”是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全面妥协。英国《卫报》记者苏乌斯 · 米尔纳则认为，布莱尔主义如果去掉它的起广告作用的东西，只不过是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再一次妥协。安德森指出，在资本主义整体胜利之际，“第三条道路”认同这一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适应现实的调整。调整的深度可以从巴尔干战争中看出来。在这一事件中，北约的作用简直是理所当然，它们实行的观念在10年20 年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胜局已定，我们必须用资本主义来维持和平。

安德森还认为，西方左翼要从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下逆风起飞，必须彻底检讨自身理论的成败得失，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建立不同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基础，重新制定新世纪的理论战略。

（原载《岭南学刊》，2002年第3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