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帝国》一书的出版，是21世纪初年西方最重大的文化事件。该书的问世犹如一石激浪，有人称之为“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新共产主义宣言”；有人斥之为“故弄玄虚”的“全球胡话（globaloney）”。作者奈格里和哈特试图用“帝国”描述21世界的世界新秩序，并称要为左派制定新的社会主义战略。近年来他们频繁地行走于世界各地，俨然成为当红学术明星。

《帝国》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学术根源。对《帝国》的解读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关乎对当代西方左翼政治及其发展战略的客观认识和全面评价。因此，本文将致力于廓清《帝国》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脉络；梳理《帝国》的理论体系；对《帝国》及其所代表的思潮做出政治定位分析和学术理论评判。

一、《帝国》的作者与意大利激进政治的历史实践

《帝国》具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和学术根源。《帝国》的理论与奈格里早年的思想一脉相承，打上了意大利极左政治的深刻烙印。《帝国》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1960——）是奈格里的研究生和长期合作者，思想深受奈格里的影响，曾与人共同编著《意大利激进思想》（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一书，相当于为《帝国》做了前期理论准备。他的精神导师、《帝国》另一作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1933——）是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意大利激进政治¬中极左派别的主要代言人和组织者，是《帝国》理论的真正鼻祖。

奈格里，当代激进左翼政治思想家，意大利籍“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法学家，1980年代以来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和国际哲学学院执教。奈格里的思想属于葛兰西以来的20世纪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是最激进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早期，年轻的奈格里被意大利帕多瓦大学（Padua　University）聘为政治哲学教授，专长是马克思与斯宾诺莎的研究。奈格里的学术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58年到1970年，他主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哲学上的合法性；从1968年到1979年，在欧洲社会动荡时期，他主要关注主体性的新形式。从1979年至今，他主要探讨现代主权观，研究全球资本主义得以生成和运作的机制。1980年代以后，奈格里的专著不下十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Binding Unknown, 1984)；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Hardcover, 1990)；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 (Paperback, 1994) ；Time For Revolution (Hardcover, 2003)。近年来，与哈特合作的《帝国》（Empier, Hardcover, 2000）和《大众》（Multitude，Hardcover, 2004）为奈格里赢得了盛名。

奈格里从来不是纯书斋学者。在60年代初当大学教授时，他就以共产主义知识份子的身份发起了著名的“工人权力”运动。“工人权力”小组的核心由学生和工人组成，以奈格里提出的“拒绝工作”的思想为造反宗旨，其矛头不仅指向资本家，也指向国家、政党和工会。奈格里当时就拒绝马克思的物质生产理论，主张工人必须从劳动体制中解放自身。 奈格里一直坚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政治上，他是与意大利共产党和工会无关的“议会外左翼”；在思想上，把一生的理论工作目标定位为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拯救马克思”，表达了一种另类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共产主义观。

奈格里的理论和行动是意大利“60年代精神”的产物，也是60年代意大利极左思潮的重要构成部分。意大利曾存在过战后西方各国中势力最强大的共产党。在60年代末的学生造反和工人暴动中，意大利形成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极左势力，其规模和发展势头超过所有西欧国家。意大利的学生造反运动产生于1967年1月，比法国“五月风暴”早了一年多，到1968年3月激化为罗马的街头械斗。这场学生运动与传统的共产党左派无关，是一场受法兰克福学派等思潮影响的“新左派”运动。新运动反映了意大利战后繁荣期即将结束时新一代中间阶层的不满。由于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期望值的落空，以及中国文化大革命、越南战争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苏军侵略捷克等国际风潮的影响，意大利的校园激进分子从反抗传统的大学体制发展到挑战意大利国家体制。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1969年发生了意大利北部工人暴动，并很快在该年著名的“热秋”中扩展到全国，四分之一的工人参加了秋季罢工。1969年的工人暴动同样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没有关联。在激越的60年代风潮中，意大利出现了许多激进小团体，奈格里为首的“工人权力”就是其中的极左派。该组织的刊物《工人权力》公开号召以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颠覆西方民主制度。该刊1971年一期的封面口号是：“民主就是工人肩上扛着的来复枪”；另一期封面上则印着：“无产阶级，我们必须反抗，我们必须武装自己”。奈格里的思想在意大利60年代的新运动中影响了相当一批工人与学生，也因为极左失去了很多支持者。1973年，意大利共产党开始实行“历史性妥协”的战略，极左派陷入危机，“工人权力”宣告解散。

60年代末的大规模社会动乱震动了意大利朝野，从反面刺激了新法西斯主义极右势力的猖獗。 新法西斯主义政党——“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得票率从1968年的5.8%迅速上升到1970年的10.7%。同时，新法西斯主义与黑手党联手，制造了一系列政治谋杀和恐怖爆炸事件，使黑色恐怖主义甚嚣尘上。执政的天民党在极右派夺去选票的压力下向右倾斜。以贝林格为首的意大利共产党为了孤立和分化新法西斯主义的狂热、铲除滋生新法西斯主义的社会温床，同时也为了贯彻其独立于苏共的“欧洲共产主义”路线（其历史渊源于意共的葛兰西、陶里亚蒂的“文化领导权”和“人民阵线”传统），于1973年9月正式形成了共产党谋求与天民党“历史性妥协”的方略，要在西方国家通过议会民主争取政权。1976年大选，共产党通过高额选票实践了这一方略，在1976-1979年间建立了、以天民党和共产党为中心的“全国团结政府”（民间称为“安德雷奥蒂－贝林格政府”）。此时，失去政治空间的极左派中的少数人走上了“红色恐怖主义”的对抗道路。奈格里是“红色恐怖主义”的支持者和鼓吹者。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红色恐怖组织是“红色旅”和“无产阶级武装核心”（NAP）。“红色旅”在1977年从事了一系列枪杀和抢劫大案，1978年3月16日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罗马市中心绑架了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打死了他的五个保镖，并在关押莫罗55天后将其杀害。温和的天民党左翼莫罗是为意共进入政府铺平道路的关键人物。这一绑架事件直接打击并葬送了意共的“历史性妥协”政策，埋葬了统一战线的“全国团结政府”，同时也使意大利极左派在国内外尽失人心，并导致意大利国内政治气氛进一步右倾化，从而为后来的大镇压提供了口实。在这一时期，“红色旅”思想教父的奈格里除了发表一系列颂扬左派“红色恐怖主义”的文章外，还于1977年再度建立了一个名为“工人自治”的极左组织。这一组织宣传在西方进行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奈格里鼓吹“群众性的非法活动”，号召进行非暴力和暴动形式的多样抗争——从占领空置建筑物、拒买车票，到抢劫银行、超市（自称是“无产者征用”）和殴打胁迫政治对手等，并公开呼吁反制度的暴力对抗。在经济萧条引发的1977年骚乱中，奈格里和“工人自治”同情恐怖主义，主导了学生和城市失业青年无序反叛的青年“自治运动”，并在街头示威中动用火器。奈格里把包括大学生和长期失业者在内的社会新阶层视为今天真正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动力），他和“工人自治”甚至狂热地煽动边缘化的低收入工人和失业者反对在职的产业工人，认为后者已经成为特殊阶层；批判意共只保护产业工人阶级，不关心生活不稳定的边缘群体。其中最极端的“工人自治”成员走向“以暴治暴”，动员了许多青年卷入流血暴力活动，试图以“红色恐怖”暴力对抗新纳粹和右派。1979年4月7日，在意大利政府的所谓“四月审判”即对激进社会运动的大规模镇压中，奈格里因煽动暴乱、疑为“红色旅”的后台和绑架莫罗的幕后策划者被捕入狱。80年代以后，意大利极左组织被全部摧毁，意大利激进主义运动全面落潮。

奈格里未经审判被拘禁四年。1983年，他在关押期间因被激进党派选入议会而获释，在议会宣布剥夺其国会议员豁免权时，他乘一叶小舟逃往法国，开始了在法国14年的流亡生活。在1997年意大利社会民主党政府执政期间，奈格里在欧洲大陆一千多名学者和朋友的签名支持下返回意大利，试图在法律上、政治上平反。平反努力失败了，他仍因20世纪70年代煽动暴乱被判入狱继续服刑。在罗马服刑期间，他与哈特合作写下《帝国》。2003年，奈格里出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他的“帝国”新理论。

从思想发展的脉络来看，奈格里在法国的14年是其思想演进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阶段。他称，“我在塞纳河里‘洗过了我的衣服’，把我的工人主义和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奈格里到巴黎后，进入以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米切尔•福柯为首、包括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内的巴黎知识分子圈子，接受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洗礼。他在巴黎的大学任教时期，认识了哈特，收他为研究生，开始了他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回顾以往时，奈格里称：“在20世纪80、90年代，在巴黎，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后现代，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已经把马克思和福柯结合在一起了”。奈格里汲取了一系列后现代主义取向的新思潮，如福柯的谱系学和生命政治学、斯皮瓦克的贱民研究、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布迪厄等人的“空间生产”理论等等，其中尤其青睐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里（Felix Guattari）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提出的多元主体权力抗争的哲学思想。近年来，奈格里又大量汲取和改造了意大利当代激进思想的新观念。维奥诺（Paolo Virno）的“大众”（multitude），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阿甘本（G•Agamben）“生命政治权力”（biopower），等等，被悉数编织进《帝国》的思想体系。他以法国色彩斑斓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与意大利激进左派的政治理论相结合，重新阐释了他早期的“工人主义”，发展出一套不同于葛兰西主义的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200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他与哈特共同撰写的《帝国》，可以视为这种另类的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的集大成版，是法国后现代哲学和意大利激进政治学的混成。奈格里早年思想中的极左底色，也在《帝国》新图式中隐隐浮现出来。

《帝国》出版后引起轩然大波，传统的左派和右派都有该书的拥趸和恶评者。无论激赏还是反感，人们基本肯定此书的信息含量，认为它高度集中了当代激进学术思想，同时也认为《帝国》的乐观主义基调为新自由主义强势下意气消沉的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界注入了活力。奈格里的祖国意大利却对这一大作保持缄默。尽管书还是卖出去不少，但意大利主流社会仍然没有忘记奈格里20世纪70年代作为“教唆”青年的“坏蛋”的极端分子形象。近年来，意大利传统左派处境尴尬。 在全球化冲击、社会矛盾激化和右翼极端主义抬头的条件下，意大利左派目前在重新整合队伍。而在政治图谱中处于极左翼的奈格里及其激进理论能否被意大利人重新接受，仍是一个未知数。然而，奈格里及其《帝国》所代表的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已在2003年以前的反全球化高潮中成为西方抗议民众的理论时尚。

关于《帝国》，西方政学两界的看法见仁见智，最抢眼的酷评莫过于“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一语，据说还出于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左派、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之口。然而，齐泽克的原意正相反，其论文标题只是一个设问句——《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其文中逻辑也十分清晰，贯穿着对《帝国》的尖锐批评。齐泽克指出，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后工业化”和数字化时代，疯狂的资本投机与生态灾难和第三世界的社会生活崩溃之后爆发的疾病并存。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在今天具有难以比拟的真实性。今天应重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性，而不是寄望于“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大众这一诱惑。《帝国》在资本主义动力体系中寻找革命潜能的努力值得称道，但是其局限在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分析缺乏具体的洞见，只使用了一些德勒兹式的空洞术语，如multitude（大众）、 deterritorialization（去地域化）。《帝国》的主要问题在于，这本书对当前的全球社会经济变化过程如何为激进的措施创造所需要的空间缺乏分析：他们没有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去重复马克思的分析，即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就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因此，“《帝国》仍然是一本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德勒兹还进一步指出，要“回到列宁去”。他认为，西方的激进左翼已经被当局收编，欧洲的批判理论在美国变成了温良时髦的文化研究，那些诗化的反资本主义逻辑在马克思的名义下抹掉了马克思的政治锋芒。今天要用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条件下重新制定革命方案一样，去重新认识当前的世界条件。齐泽克的思路是，要在经济上冲破全球资本主义的罗网，不将自由民主合法性问题化的反资本主义是伪“激进”。要将反全球化抗议变为一种全球政治要求的形式，用列宁式的政党形式的政治超越体制内的社会运动，脱离自由左派不危及体制的边缘化的小打小闹，使新社会运动重新政治化，真正成为反制度运动的组成部分。齐泽克对西方激进左翼及其文化批判实质的批评，隐含了对奈格里文本的严肃批评。因此，关于他赞扬《帝国》是“共产党宣言”的说法如果不是书商的刻意炒作，那么肯定是中国读书界的一次集体误读或以诳传诳。奈格里和哈特反驳齐泽克说，《帝国》的任务是深化共产主义理论，是为《资本论》续写新篇章。《帝国》超越了马克思，因而是后马克思的，不是前马克思的。《帝国》不是一部《共产党宣言》，我们没打算象《宣言》那样组织起特定的社会主体，这些问题有待实践发展。奈格里和哈特说得很清楚，《帝国》是一部“修正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奈格里们的这种“新马克思主义”显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而是一次颠覆式的“修正”。

二、《帝国》的基本观点（及其渊源）

《帝国》的基本理论观点，大致可概括为四大概念，即：帝国（Empire）、生命政治权力（biopower） 、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和大众（multitude）。

１．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帝国”（Empire）作为本书的书名，是奈格里和哈特制造的最重要的新概念。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作者表述道：“过去几十年来，由于人们推翻了殖民政体，我们见证了一个难以抵挡的和不可逆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现象。伴随着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的流通涌现出一个全球秩序、一个全新的逻辑和结构。‘帝国’是指这样一个主体，它可以有效地对这些全球交流进行控制，也对那些主宰世界的主权大国进行控制。”“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新的主权(sovereignty)形式，一种去中心化、网络型的主权正在出现，我们称之为帝国(Empire)。”可见，所谓“帝国”，是奈格里们设计的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主权的全球乌托邦，是一个在全球化中涌现出的全新的全球秩序、逻辑结构和政治主体。更简单地说，“帝国”就是指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或政治全球化。其中心意思是，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已经或正在来临，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过去，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显而易见，帝国概念的比照对象是帝国主义，批判重点是民族国家的主权(sovereignty)观念。

首先，奈格里和哈特指出，帝国是一种新的全球秩序，或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在性质上严格区别于帝国主义。他们在《帝国》中一再说：“从帝国主义到帝国，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市场的政治规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我们正目睹的是现代史上的一段定性的历程。”美国已经无法重复昔日欧洲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一种新的主权的帝国形式已经出现，帝国主义已经过去了。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不同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以民族国家的主权为基础；二是将其国家主权扩张到国家边界以外的附属的外国地区；三是帝国主义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内部竞争和冲突。在他们的分析中，国家的边界确定了权力的中心，帝国主义以此为基础对外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扩张。帝国主义的扩张意味着攻城掠地，奴役他国的人民。帝国主义的扩张是一种征服、掠夺，它制造出他者，制造出对立，制造出战争，是排斥性的。帝国则相反：帝国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帝国的扩张则是包容性的、开放性的，它把扩展过程中遇到的其他力量纳入到其权力网络之中；同时，“在帝国的发展和扩张的根基之中有着一种和平的思想”。总之，帝国的扩展同帝国主义扩张毫无瓜葛，同为了征服、掠夺、种族屠杀、殖民和奴役而设计出的国家机构也毫无关系。虽然，“帝国的扩展运动中也浸透着鲜血和眼泪，但不光彩的历史仍不能否定帝国扩展和帝国主义扩张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哈特在《文汇报》组织的对话中进一步说明二者的区别：“帝国”在我们的理解中是完全不同于“帝国主义”的东西。帝国并没有建立权力的领土中心，也不依赖于固定的边界或者屏障。它是一个去中心的（decentered）和去领土化的（deterritorializing）机器，全球版图在帝国的全球彩虹中被融合在一起了。奈格里和哈特由此乐观地宣布：当代帝国主义全球地理的转变和世界市场的实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内的一个阶段已经形成。

奈格里和哈特还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扩张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论证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转变。他们说，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对外界的需求”和“资本外界的内在化进程”；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政治形式”。而列宁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他对帝国主义政治概念的批判。列宁赞同考茨基的基本论点，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统一、合作即帝国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他承认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只是在帝国和共产主义两种政治选择之间，选择以共产主义革命来克服帝国主义的矛盾。列宁与考茨基在理论上的区别，是他仅仅在“政治上”反对“超帝国主义”。这样，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被奈格里等转变成“帝国”的论证工具。

第二，奈格里和哈特认为，帝国是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它的最大特点是无居所。无居所（non-place）一词出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用来形容打碎了现代性二元分裂的总体结构后的一种乌托邦共同体的特点。奈格里和哈特用巴巴“无居所”的共同体，引出帝国主义走向帝国的所谓变化，说明帝国已经超越民族国家，是一种在帝国平滑连续的空间中无处扎根，又无处不在的权力，是一种后现代的主权形式。现代主权模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帝国主权形成了，民族国家主权已是明日黄花。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是帝国正在降临的主要征兆之一。

“无居所” 的帝国主权是去屏障去中心的（decentered）。民族国家的国境对欧洲殖民主义和经济扩张来说是根本的。帝国穿越了民族国家的一切藩篱，生成了一种弥散的网络权力。“无居所”的帝国主权是去边界去领土化的(deterritorializing)。帝国主权采取的是世界市场的模式，即把整个地球空间都纳入它的发展领域。

奈格里和哈特进一步指出，从现代到后现代、从帝国主义到帝国的转变中，“内部”和“外界”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其一，人与自然的界限不复存在。其二，公众空间正在消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别不复存在。其三，军事边界也不存在了。现在帝国的每一场战争都是内部事务。至此，奈格里和哈特宣布：帝国空间则是平滑连续的，它仅仅表现为一片连续的、统一的空间。随着现代主权模式丧失了功效，经典的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理论同时也丧失了所有的一切解释性功能。”

第三，奈格里和哈特强调，帝国是一种全新的逻辑和结构，它的内部层次呈多元网络状，又具有金字塔型的等级。帝国主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构组和在一个单一的统治逻辑之下。“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帝国。”

帝国主权是一个发散形的权力网络，无中心的发散形的网络通过数目不定的关节点、以不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主导性的民族国家、重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全球性主导力量构成了帝国主权网络中的关节点。帝国主权构成的权力金字塔中，帝国主权是由世界上君主式力量与贵族式力量的不断融合而构成的。第一层次是“君主式力量”，包括拥有在全球使用武力的霸权的“超霸”，“控制全球基本货币工具”的机构。金字塔的第二层是“贵族式力量”，它包括美国之外的其他强势国家，大公司和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等。君主式力量无法单独统治这个帝国，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单独主宰这个帝国，无论它强大如美国。金字塔的第三层则“由代表全球权力安排的普遍利益的团体构成”，它们是表达大众的“需求和欲望”的“全球市民社会的结构”，其中既包括传统的媒体与宗教机构，又包括“全球市民社会中最新，也许是最重要的力量”——非政府组织（ＮＧＯ）。他们强调，帝国网络绝不是同质性的，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悬殊的等级关系。帝国网络结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结构的恰当的政治形式。

２．       生命政治权力——帝国的主权方式

《帝国》作者说，帝国主权是一种“生命政治权力”(biopower)，生命政治权力是帝国这部机器的发动者和原动力。生命政治权力概念说明帝国机器怎样构成，帝国主体怎样行使其的控制权力。

关于生命政治权力的思想最早来自福柯，意大利学者阿甘本丰富了这一概念，奈格里和哈特基于德勒兹和加塔里的理论批判地吸收了这一观念，用以表述帝国不同于帝国主义的统治方式，即帝国是对生命和社会生活本身的控制。

奈格里和哈特高度评价福柯，认为他的理论贡献之一是说明了“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历史过渡”，也即从现代性资本主义向后现代帝国的过渡。福柯阐明：资本主义规训社会的社会控制是通过一个包括监狱、工厂、收容所、医院、大学、学校在内的一整套规训机构的网络体系实现的，目的是使社会“顺从规训‘理性’的逻辑”。后现代的控制社会的控制机制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内存于社会领域之中，越来越内存于主体本身，把人们赶进与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的自动异化。帝国是一种权力控制型的社会，而不是机构控制的社会。福柯的另一理论贡献是说明了“新权力范式的生命政治本质”。生命政治权力形式在内部规范社会生活，使生活变成权力的目标。在规训社会里，生命政治权术的效果尚不全面，还没有达到覆盖个体的总体生活的境界。帝国的主权控制就是“生命政治权力”的控制，权力的控制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跨越全部社会关系的。福柯抓住了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社会的生命政治层面，以文化的、物质的、主体性的术语来界定生产力领域，以此“超越”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福柯对生产力的文化解释还是没有说明真正的主体。

在他们看来，德勒兹和加塔里比福柯更胜一筹，他们使福柯权力建构的理论明晰化，不但用“实在吸纳”包裹了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维度，包裹了整个社会有机体，用多元性、复杂性的分析打破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单向、整体形象，而且将生命政治权力坚实地建立在社会存在的生产上。德勒兹和加塔里以“欲望”这一“社会现实生产的实在的、主动的动力”，取代了福柯的惰性的、被动的“快乐”，从而“发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能力（创造性生产、价值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社会情感、社会未来发展的生产）”。

此外，他们认为当代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作者也从“生产性劳动的新本质”确认了其“生命政治维度”。《帝国》作者赞扬了这个学派的两个研究方案：一是分析生产性劳动的非物质化和新型的资本主义价值积累问题，主要指毛里齐奥•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二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活生生的劳动力在社会和交往领域所占据的方位，提出了“主体的新形象”问题，涉及他们所遭受的剥削和革命潜能，主要指乔治•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化”。阿甘本强调生命政治是“自我释放”而不是“主体化”；是用放弃权力的方式放弃重新确认身份，拒绝国家实施的“再主体化”。这种新生命政治的核心是从国家机器的控制中“脱逃”，维护古典意义上的“赤裸的生命（naked life）”，而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司法上的“人权”，强调生命政治就是少数人、边缘人的生命政治。《帝国》作者笼统地肯定了意大利学者对物质的、肉体的生产力的重视，要求在这些基础上“确认生命政治生产的潜能”，“确定生命政治体的新形象”。他们肯定这个生命政治机体既是生产，也是再生产；既是基础结构，也是上层建筑。因为生命政治机体才是最丰富的生活，最标准的政治”。这样，《帝国》作者就用“生命政治机体”概念，“包裹”并取代了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就此转变成“生命政治生产”。

基于对生命政治权力的生产力基础——生命政治生产的分析，《帝国》作者对传统的社会机构进行了新的合法性论证，跨国公司“构成了生命政治世界的通讯组织”，“开始以生命政治方式建构它们的全球领地”；帝国主权在边缘地带活动，不依赖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系，是新的、合法性的、全球化的生命政治机器。总之，帝国权力阐释了系统的生产力量，这个系统就是新生的生命政治、经济、制度系统。奈格里认为，生命政治生产是帝国合法性权力的来源，帝国以生命政治权力统辖一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力和界限都消失在生命政治权力之中。帝国的新权力范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通过对生命活动、社会关系的控制，实现对当代世界的主宰和控制。

３．       非物质劳动——帝国的生产方式　

“非物质劳动”是《帝国》作者最倚重的概念之一。如果说主宰帝国的是生命政治权力，而生命政治生产从哲学基础上解释和论证了这一权力，那么，非物质劳动就是帝国的实体的生产方式。《帝国》对“一般智力”劳动、非物质劳动的分析确立了社会建构的生命政治过程中“生产的重要性”。

非物质劳动是奈格里和哈特引自于当代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是拉夫•莱托的创造，毛里齐奥•拉扎拉托撰写了《非物质劳动》一文。事实上，1950年代米尔斯以来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都对知识劳动者的形成及其劳动性质做过大量的考察和论述，非物质劳动实际上是一个蕴含了长期历史积淀的概念。拉扎拉托系统地考察了非物质劳动理论，其基本观点是：非物质劳动是当代生产的变化和劳动组织新形式的产物，是后工业经济特征的体现；非物质劳动是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包括工业和第三产业工人劳动中的信息化劳动，也包括通常不认为是“劳动”的一系列活动，如视听生产、广告、时尚、软件产品、摄影、文化活动等；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创新、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它使生产和消费在交往中一体化，使社会交往和组成它的社会关系都变成生产性的了。拉扎拉托特别突出了非物质劳动的人类学意义，指出非物质劳动替代了“物质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并从美学的意义上“论证了创造力怎样成为一种社会过程”。

《帝国》作者刷新了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他们认为，工厂劳动方式从福特主义向丰田主义的转变颠覆了以往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要求生产和消费之间持续互动性或快速的交流。经济服务部门展现了生产交流的更加丰富的模式，大多数服务确实以信息和各种知识的交换为基础。非物质劳动应定义为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往。他们把非物质劳动界定为两个方面，三种类型。非物质劳动的第一方面是“计算机和通讯工作中的非物质劳动”，即“系统分析的服务业”；第二方面是“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比如健康服务、娱乐工业。其产品不可触摸，是感情的创造，产生社会网络、群体的形式和生命能量”。三种类型分别是：第一种非物质劳动，指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生产被视为一种服务，生产耐用物品的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相混合并趋向于非物质劳动。第二种指分析符号、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第三种指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在每一种非物质劳动中，社会互动和合作都内含于劳动本身。

非物质劳动的第二方面和非物质劳动的第三种类型即情感性劳动，是奈格里和哈特的独特创造。他们指责马克思的“一般智力”理论过于狭窄，存在两个缺陷：一是仅仅把一般智力解释为科学，不包括情感；二是没有把一般智力或新的劳动力看成是一种集体的力量。他们认为，情感劳动的新力量和智力劳动一样成为劳动力的特征。生产的力量如今全是生命政治的。通过把“情感劳动”因素加入对“一般智力”的解释之中，智力与情感成为非物质劳动的基本生产力，生产和生活相统一，生活成为整套身体与大脑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也成为社会合作和社会关系的生产。由此，体现“一般智力”的非物质劳动成为帝国的生命政治权力产生的基础和源泉。

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论述在《帝国》中所占的篇幅很小，然而它是作者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正是在非物质劳动的基础上，建立了生命政治权力，形成了帝国主权的核心内容。在清华的演讲中，奈格里和哈特把“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作为更主要的非物质性劳动形式，提出了“非物质性劳动霸权”。他们直接把非物质性劳动这种新的霸权形式称为“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认为“生命政治”概念模糊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间传统意义上的区别。他们指出，非物质性劳动霸权的趋势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了全球经济：决定了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改变其他的生产方式；导致劳动社会化的急剧扩张。

奈格里和哈特用情感劳动扩展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轻松地从经济层面跨越到哲学文化层面，经济生产被不动声色地变成了主体的生产，标志全球经济历史性转变的非物质劳动成为论证帝国及其生命政治权力的工具。

４．       大众与全球民主——帝国的主体与后社会主义方案

由于劳动改变了，劳动者的主体改变了，大众主体形成了，因此在后现代的帝国中，阶级斗争的形式和特点以及左派今天的斗争目标都已经改变了，后社会主义方案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奈格里和哈特在清华的演讲中指出，“非物质性生产霸权导致的劳动的进一步抽象化也意味着劳动的更大社会化。共同基础的不断建立，以及不同生产方式的日益趋同，减弱了从性质上将不同劳动者区分为不同阶级的基础，因此，也为我们称之为大众（multitude）的劳动者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方案创建了基础。”

后社会主义方案与“大众”的出现相联系，谁是“大众”？在《帝国》中，奈格里和哈特大致上是从大众与帝国、大众与无产阶级、大众与人民三对概念的比较中确立了大众的含义和地位。

首先，从与帝国的关系定位，大众是“帝国内部的另类”。大众是帝国自身区域发生的“反抗和颠覆帝国”的批判力量，同时也是帝国的创造主体和积极的构建者。奈格里和哈特甚至把大众描绘成帝国双头鹰的两个头之一。第一个头是由生命政治控制机器构造起的司法结构和宪制力量，另一个头是由全球化的生产主体、创造主体构成的大众复合。大众“始终在作为一种绝对的肯定性力量发挥着作用”，同时又“将自身表现为一个鲜明的另类”。他们还强调帝国和大众关系不平等的一面，帝国在政治上凌驾于大众之上，迫使大众屈从于自己庞大的机器的统治，帝国在生产领域，是死劳动靠吸取活劳动的血液而生存。《帝国》作者把大众看作帝国生命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一方面，通往帝国的道路对自由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维持着帝国的芸芸众生的创造力也能够自主地构造成一个反帝国”。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宪政力量，“它总有一天将带领我们穿越和超越帝国”。大众在《帝国》中始终是一个政治概念，一种政治力量。

其次，从与传统工人阶级的关系定位，大众是“新无产阶级”。“新无产阶级”是对大众的定义。《帝国》作者说，劳动与反抗的主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的构成已经历了转化，无产阶级已成为一个十分宽广的范畴。过去，无产阶级范畴的重心建立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上，今天，“那个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无产阶级已不再是昔日的旧模样”。“新无产阶级”大众指全球化时代与资本对立的所有人。非物质生产劳动的独特性“把工人塑造成了大众而不是一个阶级”。为什么会发生从传统工人阶级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向新无产阶级“大众”这一转变？《帝国》作者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后果。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无产阶级为实现共产主义进行的斗争，是预演了资本全球化和帝国的形成。从活劳动抗争死劳动、消除地域界限的“欲望”这一“大众的视角”，可以看到全球化如何成为大众解放的条件。人们争取自由的欲望之火，“焚毁了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带来了向帝国的过渡；这把火也焚毁了以国际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国际无产阶级主体”。在国际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已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只有新型的大众能填补它留下的空缺。他们进一步分析了传统的无产阶级和新无产阶级大众的区别和联系，认为大工业工人阶级还存在，但是其霸主地位消失了。关键是全球化导致了劳动形式的普遍化和无产阶级的普遍化。

再次，从与“人民”的关系定位，大众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革命力量。在《帝国》作者眼中，“人民”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一种反动的概念。现代国家主权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形成，就与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成为资产阶级的霸权。尽管人民被推出为国家的源生基础，现代人民实际上是民族国家的一个产物。《帝国》作者引用维尔诺（Paolo Virno）的思想说明：“人民的概念和大众的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人民的概念是一体的，通过国家政府来形成自己的意志。“人民在内部总是体现出同质性和认同感”。“大众则是杂多的，是个性构成的层面，是一个开放的关系群组，它自身既缺乏同质性，也不具备认同感”。在国家和人民的同一性中，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一个语言共同体，有一个阶级的胜利的巩固，有一个稳定的市场，有经济扩张的潜能，有投放资本、文明教化的新空间。总之，人民不是大众。人民概念是资产阶级国家构造的、用以掩盖国家的阶级压迫实质、论证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工具。

总之，奈格里在2003年的一次访谈中说：大众是下层人，混杂多样的个体的综合体，从事非物质劳动，具有具大的追求自由的能力。这个不同质的、多样的、流动的、主要从事知识生产的后现代的大众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普遍化的“新无产阶级”，是穷人、边缘人、反叛资本的所有人。奈格里们把大众定位为全球化帝国时代的新的反抗主体，在新的基础上对这一“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战略做了全新的诠释。

首先，奈格里和哈特改写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由于斗争主体从大工业的工人阶级转变为大众，阶级斗争的特点、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其一，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但它不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是“新无产阶级表达自身的欲望与需求的斗争”。其二，这种阶级斗争是文化权力斗争，它摧毁了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间的传统分界，是生命政治斗争。其三，这种阶级斗争是一种新品质的社会运动，拒绝霸权式的策略，制定各条通向异端的路线，“代表了解放哲学的标准域”。其四，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圈的组织形式，没有斗争的连续性。在当今向帝国的过渡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鼹鼠的结构坚固的地下通道已被蛇的游移所取代。各种斗争缺乏沟通，瞬间燃尽，无法交流。最后，这种阶级斗争的方式是“斗争之蛇直接攻击帝国秩序的最高点。”从任何一点出发都可以直击帝国的核心，直接上升到全球层面对帝国体制进行普遍性的攻击，有直接的颠覆性。

其后，奈格里和哈特以新的阶级斗争为模式，设计了他们的后社会主义战略。在清华的演讲中，他们非常清楚地表述道：“所有基于发展阶段论或不同发展时间观的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战略已不再有效。实际上，这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观念是完全照搬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 他们认为，所有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翻版过来的转型（transition）的社会主义都已死亡，要摆脱旧社会主义范式，从权威化和集中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向经济自我管理的实践。“社会主义传统中仍然活着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今天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首先就在于在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发展出一种民主的新观念和新机制。可见，后社会主义战略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基本目标是建立“全球民主”的新政治秩序，而大众本身是争取平等的民主、具有革命潜能的力量。当今大众要求“绝对的民主”的各种地方性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有自己的新方向；它们共同完成了全球民主的建构。在制定后社会主义的方案中，要利用这些运动资源，发展全球民主的机制，推动全球系统的民主化进程。

怎样实施全球民主的后社会主义战略？奈格里和哈特给出了三个具体的政治任务：争取全球公民权；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重新占有生命，占有身体和大脑。所谓争取全球公民权，就是流动的大众通过重新夺取空间，将其自身组成一个积极的主体，建立一种“大众的体制”。说白了，就是大众要求发达资本主义各国给包括外来移民在内的所有工人予以完全的公民权。奈格里高度评价移民的革命性，认为穷人和移民将真正改变世界。所谓要求社会报酬的权利，就是要求一种社会性的酬劳和所有人（包括失业者和家庭妇女）有保障的收入。奈格里们认为，在生命政治生产中不能区分生产的时间和再生产的时间，因此，要求社会报酬就是大众来控制时间。最后，所谓重新占有的权利就是真正地是大众的自我控制和自主的自我生产的权利。因为在代表生命政治权力的帝国中生产和生命重合，因此阶级斗争的潜力就在所有生命领域爆发出来。总之，在奈格里们看来，大众是生命政治的自我组织。只有在生命政治生产中，大众才能实现自我解放的目标，构建反对帝国的政治空间。

三、《帝国》的政治定位和理论评判

对《帝国》理论体系的全面考察，使我们对其政治性质、学术思想及其特点有了一个较明晰的认识。哈特在《意大利激进思想》一书的序言中曾说，“在马克思的时代，革命思想的三个来源是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政治学，当代革命思想应当是来源于法国哲学、美国经济学和意大利政治学。”哈特关于当代革命思想三个来源的观点尚有待研判，但是《帝国》本身可称得上是当今意大利激进政治学或“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代表作和集成版。《帝国》的基本政治性质，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帝国》的后社会主义战略，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大拒绝”战略；《帝国》无政府主义政治的主要哲学基础，是一种超后现代主义。

１．       从政治性质上看，《帝国》主张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

奈格里从青年时代就自称共产主义者，在《帝国》中他仍然坚持这一身份。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多方批评，在实践中抵制共产党，但却从不讳言与无政府主义的联系。《帝国》扉页上赫然标榜着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名言：“男人战斗，然后失败。尽管失败了，但他们为之一战的事情出现了。……”奈格里公开宣言：我们就是反对没有自由、没有人性的物质性生产网络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更是反抗自由主义大政府制造的人性压抑和毁灭的共产主义者。在政治上，与其说奈格里是共产主义者，不如说他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反对国家、政府及一切统治和权威，崇尚绝对的个人自由和平等。它通常和一种要求人民群众直接掌权的理想相联系，相信人类群体具有自愿结合和合作的能力。在笔者看来，《帝国》理论体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具备了无政府主义的一切特征。

其一，《帝国》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批判对象，要求以帝国主权取代民族国家主权。所谓去地域化、去中心化，就是不要国家权力对领土和人民的控制，不要固定的国家边界或者屏障。尽管在多方批评下《帝国》作者承认民族国家还有意义，但是他们始终维护“帝国”的立论基础，坚持对民族国家的基本否定态度。他们不仅认为民族国家退出世界舞台是大好事，反对一切对现代性“美好年月”、对民族国家的“怀旧情结”，而且批判各国左派“基于地方”（place-based）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策略是反全球化和反帝国的。他们甚至反对民族解放运动摆脱帝国主义支配、通过争取国家主权走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努力，声称国家是民族解放“浸毒的礼物”，应当跳过国家解放，走向“帝国的变迁”。总之，在帝国的“彩虹”中，民族国家土崩瓦解，一切政治壁垒都不复存在，世界像畅通无阻的无政府状态的自由市场一样平滑，取代民族国家中心化、地域化主权的是分散化、非集中的权力，是绝对的自治。《帝国》理论否定民族国家和一切政治权威，要求彻底的自由和自治，是标准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诉求。

其二，《帝国》把大众作为后现代帝国的革命主体和主要抵抗力量，用非阶级的大众取代了马克思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后现代的大众居无定所，没有共同的生存和劳动条件，没有共同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属性，甚至没有共同的革命对象和政治目标。成分混杂、各个不同的大众的共同性就是混杂性和流动性。最符合这种大众特征的典型人群不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是移民和难民。《帝国》作者说，不服从权威本来就是人类最自然、最健康的行为之一。今天的移民就像大工业时代的无产阶级从农村到城市一样在全世界流动，今天劳动力的流动和迁徙已极度扩散，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当今真有新意的，不是“夺权”的话语，而是大众的“成群迁移”(exodus)。“一个幽灵在世界上游荡，这个幽灵就是移民。”这些流动中的“新无产阶级”大众不仅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潮，还包括政治避难者、智力劳动者，以及农业、制造业、服务中流动的无产阶级，总体上包括了各种形式的“移民大众、野蛮人大众、穷人大众等等”。《帝国》理论否认固定的阶级主体，只承认以移民为代表的大众，即一群没有政治组织、没有阶级载体的无政府的乌合之众。

其三，《帝国》用“拒绝工作”和“出逃”作为其后社会主义的战略和策略，取代工业无产阶级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帝国》作者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已经过时，后马克思时代的反抗来自于新无产阶级大众在“最基础层次上”的“对立意志”。他们在“无居所”帝国的“每一处地方保持对立”。他们设计的后社会主义反叛道路是从“拒绝工作”到“出逃”。拒绝工作和权威，即拒绝自愿的屈服，这种拒绝表达了他们对权威的憎恨。单纯拒绝会走向虚无，所以大众通过流动中逃离权力压迫的场所，逃离人类学意义上对大脑和身体的控制，“把权力所居的一切场所疏散、清空”，按照大众的欲望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使共产主义的反叛成为一项“爱的工程”。后社会主义的斗争也不再是无产阶级的联合行动，而是不需要任何政党政治的、无须任何中介环节的、大众从四面八方对帝国进行“直击”的普遍化的反制行动。“拒绝工作”“出逃”和“直击”等形式，是大众的自发主义的无序反叛，是把共产主义政治浪漫化的典型的无政府主义斗争策略。

《帝国》的无政府主义本质，导致作者对当代帝国主义做出了不切实际的判断。帝国主义仍是今天严峻的现实，根本不存在一个虚构的帝国新政治秩序。奈格里们看到了全球化趋势，利用当代世界左翼思想界的综合资源详尽地描述了这一进程，引发了公众对当今全球新秩序的热烈思考，是其理论贡献。但是，关于民族国家主权受到的全球化冲击和脑力劳动者地位提高等主题，基本上是全球化讨论中的老生常谈，他们的贡献仅在于提出了问题。实际上，民族国家的作用还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它仍在继续推动各国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它在全球化时代表现出新质的功能：当今民族国家更加突显了各国主权形式的多样性，也成为一种维护和保存各国各民族差异和特点、保护世界多元发展的力量。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尤其是民族国家的衰落论证帝国的出现并论证出现了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的理论概括。

从实践看，融化一切界限的和平的帝国概念与经验事实相去太远。冷战后美国独大的“世界新秩序”没有带来和平的曙光。世界市场的统一和信息产业革命没有填平南北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的巨大鸿沟。“新帝国主义”不仅用硬实力打破世界市场的壁垒，还用“软实力”向全世界普及其价值观。在今天，恐怖主义威胁、中东危机、朝核危机等无不表明，世界战争的危险比以往更现实。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尽管它已经改变了模样。用轻飘飘的“去地域化”改变帝国主义的本质，宣布进入了“帝国”的和平天国，根本不符合实际。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和列宁从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的垄断趋势中，从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国际联合中，推论出帝国主义的和平前景即“帝国”的降临。列宁对“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决不仅仅是政治批判。列宁是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出发，论证了帝国主义的竞争本性和重新瓜分世界的必然性，指出了帝国主义导致战争的前景。说列宁支持“超帝国主义论”即帝国，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掩盖当代帝国主义最深刻的危机，“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对于资本主义今天的新变化，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科学的分析。世界左派今天需要的是与时俱进的当代帝国主义理论，而不是“帝国”的全球愿景。《帝国》不仅没有提供积极的分析方向，而且明显是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新世界秩序”背书。他们幻想中的道德化的帝国，与自诩为“不得已的”“新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帝国》特别标注是写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之间，公开为这两次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无视民族国家主权的帝国主义干涉辩护，将这种所谓“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称为“帝国建立的这两个标志性事件”，是捍卫人权的“正义战争”，是在替天行道。而且，全书中一再把帝国主权的来源归结为美国的民主，把威尔逊奉为帝国理论的“天才”前驱者，用美国的民主为帝国进行合法性论证。如此看来，帝国的“全球民主”，不过是美国民主的全球放大版；帝国的新秩序，不过是威尔逊主义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所谓“帝国”，原则上没有超出美国主宰的当今世界新秩序。《帝国》一不批判当今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的残酷性，二不为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地位进行积极抗争，三不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对立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四不提当代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相反却用比尔•盖茨的口吻一再说帝国是一个“平滑”的世界。可见，作者的帝国新秩序，是向世人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许给我们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全球大民主，一个没有客观必然性的伪共产主义未来。

２．从战略上看，《帝国》的多元化的“大众”不足以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方案的主体，文化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出逃”路线不可能成为当今的社会主义战略。

奈格里们充分注意到西方当代现实中社会结构发生的重大的变化，看到知识化的新中间阶级队伍的壮大和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萎缩。他们考察和发展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其独特之处在于突出了非物质劳动的社会关系属性，特别强调了非物质劳动在当代生产中的霸权地位，并指出非物质劳动为一种自发的和基本的共产主义提供了潜力。尽管非物质劳动汲取了他人的大量学术思想，但是仅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一概念发展了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观点，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奈格里们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是从非物质劳动的霸权中引伸出智力劳动者主体，而是通过把非物质劳动的性质哲学化为“生命政治劳动”（而且主要是情感劳动），从中引出了多元化、边缘化的普遍“大众”主体，并将之尊奉为帝国主要反抗力量，后社会主义战略的承载主角。姑且不论《帝国》从非物质劳动中引出大众主体根本不合乎逻辑常识，重要的是，他们的大众及其主体地位来源于“对立意志”，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没有必然联系。众所周知，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奈格里们的大众主体缺乏马克思式的立论根据，是一个有很大的随意性的概念。奈格里们对大众的推崇，深受拉克劳和莫菲以来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强调社会多元主义的挑战力量。但是，他们拒绝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着阿甘本的口气把移民、难民、穷人等边缘人群当作“我们时代的政治史上的核心人物”。因此，他们为其大众设计的从“拒绝工作”到“出逃”的路线，使后社会主义战略沦为一场后现代式无政府主义的搞笑游戏。

所谓“拒绝工作”，是奈格里在1970年代倡导的“工人主义”的核心主张，说白了，就是工人拒绝做工，职员拒绝办公，大学生拒绝工厂式的教育，女性拒绝成家，或者大家消极怠工，这样，资本主义就会垮台了。“工人主义”的这一理论明显来自马尔库塞的“大拒绝”，但是比文化意义上的“大拒绝”内容更宽泛。在《帝国》中，这就是“拒绝权威和工作”的“拒绝政治”。“下定决心，不再服务，你立刻就会得到解放”。所谓“出逃”，则是“拒绝工作”在新时代“建设性的”线路。说白了，是大家一起加入劳动力的流动，“以劳动力的流动表达出公开的政治冲突，对摧毁统治发挥作用”。他们还以东欧工人的大规模出逃对引发柏林墙崩溃发挥的“核心作用”，论证“流动”是建立一种“政治姿态”。“出逃”更重要的线路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变异”，“重新创造人类”。比如，大众在无居所帝国的每一个地方，用对立的意志和解放的欲望实现革命。奈格里们说，只要我们出逃，帝国也就被“清空”了。只要我们“以存在的欢乐来反抗权力下的苦难”，我们就能得到“身为共产主义者的不可抑制的轻松和快乐”。因此，奈格里们把“出逃”的政治战略变成了泛文化的无序反叛，欢乐庆典。这种“后社会主义革命”充其量不过是社会下层、芸芸众生的一场反权威的嬉戏；其“革命战略”除了“我们不工作”，就是自由式地释放“欲望”和欢乐；其无须任何政治中介的大众普遍“直击”帝国的斗争方式，不过是处处点火、全球冒烟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主义闹剧。

可见，奈格里们的“后社会主义战略”，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共产主义战略。且不说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引发严重的结构性劳动危机，西方失业人口激增危及劳动者生存安全的现今条件下，“拒绝工作”和“出逃”战略根本没有可供选择的现实可能性；更何况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力量的强大压力和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中，西方社会主义左派处境艰难，他们必须在困境中因应时代的变化，重建已经发生了变化的当代无产阶级主体，努力整合多元的新社会力量，探索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斗争方式。而“大众”这种面目不清的乌合之众，不可能构成反抗资本主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以这种模糊不清的无政府主义大众来充当实现社会主义战略的主体，无异于谋杀西方社会主义运动。

极端相近。奈格里从70年代的“拒绝工作”的“红色恐怖主义”理论家、狂热的暴力拥护者，变身为浪漫的“出逃”战略和“全球民主”的设计师，他在形式上保持了一贯的偏激性的同时，在政治上大踏步后退。本质上，极左派对“全球民主”的渴求与布什主义推行的“扩展民主”的全球战略看不出有多少区别。他们对自由民主及其合法性来源的理解也毫无二致。从思想脉络上看，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拒绝”策略和“后社会主义”的“出逃”战略本来就血脉相通，都属于自发主义的权力政治而非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无政府共产主义对权威的拒斥转化为对无政府“帝国”的推崇，不可能动摇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和统治秩序。这正是无政府主义的宿命。齐泽克说得好，今天的社会主义战略不需要把自由民主合法性的伪“激进”式的反资本主义，不需要不危及体制的边缘化的小打小闹；而是要通过发现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用政党形式的政治超越体制内的社会运动，使新社会运动政治化，真正成为反制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来说，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但是资本主义的霸权也是现实的，没有新的有组织的政治形式，新世界是不会自行到来的。

３．从哲学基础看，《帝国》的理论属于一种超后现代主义。

《帝国》的后社会主义理论和战略，建立在用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基础进行全面“解构”和“修正”的基础之上。奈格里曾明确阐述过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他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还原为历史辩证法、劳动价值论和拒绝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国家理论的话，我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与历史辩证法相反，我们必须建构一种非目的论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了超越劳动价值论，在社会被资本全面控制的时代，我们必须通过一般智力的概念来深化对利润平均化理论的分析；至于国家理论，则要克服马克思的时代局限，通过对主权的批判抓住对主体进行剥削、对其权利进行神秘化和破坏的关键要点。可见，奈格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至多是一个解构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奈格里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修正”，要害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用后现代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取而代之。

《帝国》的后现代主义性质表现在其理论的方方面面：后现代的帝国与现代的民族国家相对应；后现代的大众与现代的大工业工人阶级相对应；后现代大众“出逃”的后社会主义战略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对应，凡此种种。诚然，奈格里们也不满于后现代主义。他们支持后现代主义、后民族主义挑战现代主权所依据的现代性的二分逻辑，但是指责这些“后”理论的主要缺点是“并没有意识到主权形式变迁所带来的范式飞跃”，也即没有达到“帝国”的认识高度，过于重视民族国家主权、殖民主权这些旧的主权形式的批判了，因为后现代的新权力范式已经在实施统治了。德里克（Arif Dirlik）说，后现代的差异政治会成为全球资本主义在知识界的同谋。因为当代权力不仅对差异政治“免疫”，而且利用它实现扫除传统主权界限的目的。因此，奈格里们标榜其帝国理论超越了后现代主义，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的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理论是一种超后现代主义。

超后现代主义的主旨仍然是后现代的。后现代帝国理论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就是奈格里们一再重申的“内在性”（immanence）。他们用后现代式的内在外在分界彻底取代了辩证法的所谓“二元对立”，二元主义被消弥在“内在性”之中。在《帝国》中，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区分，在文化上就是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区分，在哲学上就是“内在”与“外在”的区分。《帝国》的“内在性”有清晰的理论线索，它一是来源于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的内在性领域。二是直接出自德勒兹和加塔里的后结构主义的内在性概念。另一直接来源还有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化”理论。显然，“内在性”是“生命政治权力”的代名词。在《帝国》中，奈格里们还以内在性为中心，重释了一部西方哲学史和政治思想史，把福柯、德勒兹和加塔里、斯宾诺莎、黑格尔、韦伯，还有海德格尔、卢卡奇、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都有册封为内在性哲学家，把“内在性”的发现和对差异的颂扬，看作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革命开创的优秀传统，是对反内在性的现代主权的匡正。

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性，构成了《帝国》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石。奈格里们由此构建了帝国的理论大厦，比如：帝国，是生命政治的主权形式，“在内部”就是帝国的普遍状况；帝国的扩张，是“内部”对他者的“吸纳”和“糅合”；大众，是具有内在生命冲动的创造力量；生产劳动，是主体具有内在欲望的自我生产；等等。与此同时，《帝国》以内外划线，批判了各种现代性的外在性，比如：民族国家，是产生于现代性的外在压迫力量；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出自身内在疆域的扩张，是对外在“他者”的奴役和压迫；传统的物质生产，是外在于生命的工具化生产；美学和艺术，是生命政治的外化和创造；等等。

从这种“内在性”出发的后现代主义批判果然不同于一般的非理性主义批判，它以“生命政治”为依托，实现了对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某种超越。在西方后现代取向的“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中，对启蒙理性的否定往往导致非理性主义和虚无主义。奈格里们的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性的生命政治权力不是反物质的单纯的精神权力，而是活生生的欲望和肉体、大脑和身体。因此，他们自称为“新唯物主义”，并使整个帝国理论具有了一种似乎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从表面上看，内在性用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实充填了生命政治权力，从而使人性化的权力政治批判高于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纯文化批判及其争取文化霸权的斗争。但是，这种生命政治权力实际上并非经济政治文化的真正结合，它本质上是受到帝国全面控制和改造的人性和欲望，其中的经济政治内容完全被主观化、人性化，被哲学化的“赤裸的生命”所吸纳和统摄。社会性、社会化、社会关系等都被改写为生命、欲望等主观的人性概念，等同于生命政治权力。因此，齐泽克称“帝国”是“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在是一个精到的评价。后现代的“新唯物主义”试图用生命政治取代唯物史观，用内在外在的划分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只是再现了一种没有客观现实依据的人性哲学，并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和覆盖能力，属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产生前的历史解释方式。它不但没有实现对唯物主义思想的“更新”，相反落入了哲学史上一种主观化的历史唯心主义路线，即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到当年德意法西斯主义唯意志论的生命哲学，再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利比多心理哲学的路线。

奈格里们的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性”学说在哲学上是失败的。它没有超越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也没有回答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面临的问题，没有对发展其理论做出贡献，相反在后现代的激进形式下从历史唯物主义后退到旧人本主义。从“内在性”的生命政治权力出发，他们取代历史辩证法而建构的“非目的论的阶级斗争理论”，成了张扬生命欲望的无阶级载体的、无政府状态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对劳动价值论的“超越”，是把披上了“帝国”外衣的当代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变成了资本对人性、对内在性生命权力的压抑和控制，劳动成了人性的表现；他们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发展”，则是用后现代的、人性化的帝国主权取代了民族国家权力，在现代性批判的幌子下去除了马克思主义具有阶级统治本质的国家理论，从而全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奈格里自诩为共产主义者，他至少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

《帝国》通过制造所谓内部与外部的新二元论，用“内在性”屏蔽了所有的对立和斗争。“内在性”是帝国张开的一张大网，将世界所有的对立和矛盾一网打尽。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对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地区的掠夺，都成了帝国的“内部事务”，消融在后现代帝国的“均衡”和“吸纳”活动中。既然“内在性”消弥了一切导致剥削和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界限，使所有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都在后现代的帝国中普遍化、平面化、稀释化，那么，社会主义已经不需要为被剥削被压迫人类的经济解放、政治平等、社会民主和人的自由而奋斗，剩下的就只有无政府主义大众的无序反叛和欢呼生命政治权力的盛宴了。

概言之，超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政治，散漫虚无的社会主义主体和自发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构成了帝国理论的基本特征。然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多元思维不能给进步人类的政治理想提供稳固的哲学基础，无政府主义政治不能造就社会主义的政治主体、制定争取社会主义的明确战略目标，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未来方案中也找不到社会主义斗争的新空间和新方向。无政府主义政治终究不能取代社会主义政治。当代反全球化运动要保持反资本主义的政治锋芒，必须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否则不会有积极的前景和未来。

《帝国》为世界左翼提供的与其是最新的社会主义战略分析，不如说是一套无政府主义政治的语言大餐。平心而论，《帝国》由于综合了近20年来全球左翼的多种学术资源，其具体观点中有不少闪光点。正如一些有识之士所指出的，这本书全书不成体系，逻辑混乱处甚多。但其中的大量论断却极为精彩。这呈现出一幅奇特的景象：由许多精彩的论断和预言，串起了一部逻辑混乱的名作。 其现象学描述似乎都很正确，甚至不乏精妙，因而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同时，《帝国》以漫画式的无政府主义方式充填了左派的理论空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困境中的左派的思想匮乏。这也正是《帝国》走时的原因。但是由于那些精彩的局部论点被纳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总体框架，其论证和结论均变得不可理喻。

从总体上看，奈格里和哈特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显然是80年代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以社会多元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战略的翻版，即主张以社会多元主义抗争彻底取代传统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对民主和平等的追求替代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理想目标。这一新提出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的“创新”之处，只是发明了一个替代后马克思主义以知识劳动力为特征的新中间阶级的、无政府状态的大众反抗主体，并在“全球民主”的帜下，把社会多元主义的抗争扩大到全球范围，从社会多元主义政治全面走向无政府主义政治。因此，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左派而言，《帝国》不是革命宣言和冲锋号角，而是激发浪漫遐想的麻醉药、迷幻剂和兴奋剂。《帝国》的作者不是马克思主义左派，而是标准的无政府主义左派。 

【参考文献】

[1]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Empier, Hardcover, 2000（网络版）。

[2]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Hardcover, 2004（网络版）

[3]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sota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4]Maurizio Lazzarato,“Immaterial Labor”,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t.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5]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卷，1995年版。

[6]麦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著，杨建国 范一亭译：《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7]哈特和奈格里2004年5月在清华的演讲：《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Empire and Post-Socialist Politics），转引自www.cc.org.cn（《世纪中国》网站），2005-07-29。

[8]唐纳德•萨松：《当代意大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据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86年版译出。

[9]Slavoj Zizek：《哈特和奈格里为21世纪重写了<共产党宣言>吗？》，原载Rethinking Marxism， Vol. 13,（2001，3-4），参见张兆一摘译：《<帝国>：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

[10]Alexander Stille文章：《来得太早的启示录》，原载NewYork Review,2002.11.7，参见赵文编译：《意大利的极左政治与<帝国>》，《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期。

[11]Maurizio Lazzarato：《非物质劳动》，《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

[12]Antonio Negri，Danilo Zolo：《帝国与大众》，原载[英]Radical Philosophy, Vol.120（2003年7-8），参见黄晓武编写：《帝国与大众（上）、（下）》《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12期、2004年第1期。

[13]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大众的历险》》，参见陈飞扬摘译，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

[14]郑秀才编写:《阿甘本访谈：生命政治与主体性（上）、（下）》，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6期，第41页。

[15]乔治•阿甘本：《在人权之外》，陈永国译，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6期。

[16]《“帝国”与“大众”——对话的开始》，http://www.sina.com.cn(东方网-文汇报)2004-05-23。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6）》，总第10辑。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