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然而，它却在20世纪的东方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率先在东方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和世界体系的东方社会主义，引领了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潮流。

然而，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百年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争论和分歧，缺乏相互的沟通和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它们之间分歧的线索，分析争论的理论焦点和主要根源，并基于此探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话与互动的可能性，以寻求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走出低谷、蓬勃发展的前景。

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分歧和发展格局

自20世纪始，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西方，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纪初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除了两次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之外，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其影响已日渐式微。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已成为非主流政党。但是，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思考，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中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一个狭义的学派，而不是指西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下文同。――作者注。）的崛起。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盛行一时、并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达到巅峰之后，现已风光不再。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新社会运动”相关的、在“后现代主义”旗下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思想界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这些变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概言之，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基本没有导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的阶级斗争。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20世纪的西方已不再具有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主流和中心的地位。

在东方，列宁独树一帜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纪初的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曾使50年代以后的世界“东风压倒西风”。50、60年代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越战中社会主义越南的胜利挟民族解放运动的雄威，使马克思主义风行天下。尽管80年代末苏东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遭受重创，但是经历20年改革的中国重现活力与生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主流发展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在20世纪的百年中，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很少谐振在同一个频律上。相反，二者之间产生过多次重大的理论和政治分歧。

第一次较大的分歧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也从根本上划分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如果说，此前世纪转折之际伯恩施坦主义使社会民主主义逐步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还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分裂；第二国际在战时的分裂，也还没有表明马克思主义以东西方划线；那么，这一时期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观点则明显是代表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批评。卢森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她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出发，批评列宁所主张的党的集中制，认为工人阶级不需要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1]；她反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控制言论、禁绝反对派的政策，认为没有民主将造成公共生活的沉寂，集中制会造成“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会导致官僚化倾向，“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2]卢森堡是列宁的战友，是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她不仅坚决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也坚决反对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她高度支持十月革命，也与列宁同样对资产阶级民主持否定态度。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批评显得分外有价值。事实上，列宁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只能以民主为基础。在经历了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最初斗争之后，列宁在其晚年竭力与他深恶痛绝的官僚化和特权现象进行斗争，试图扩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但是，他的努力终于没有来得及克服苏联国家体制中的官僚化弊端。尽管卢森堡的思想一直被看作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自发主义”倾向而受到批判，尽管列宁从政治上、策略上并不支持卢森堡的观点，但是，他们二人的基本思路和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理解是一致的，那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事实上，他们的思考和忧虑已为20世纪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所证实。

第二次较大的分歧体现为20年代西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人――卢卡奇、葛兰西、柯尔什等人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其他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不同，葛兰西等人直接参与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们是继卢森堡那一代人之后，在一战后成熟起来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新一代的共产党非主流理论家和思想家。这一时期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不同认识上。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类型学，匈牙利革命需要过渡性的民主主义口号；葛兰西持与卢卡奇相同的立场，强调在法西斯统治下民主诉求的重要性，以及为推翻法西斯主义而与农民结成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他们对苏共和第三国际认为资本主义已趋于崩溃的观点持不同看法。尽管他们诉诸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强调意识形态斗争的观点并不能说代表了西方革命的正确道路，但是他们重视民主、强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主张应当走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思想是有价值的。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暴力革命在西方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基本不存在现实可能性。同时，他们当年提出的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在世纪末越来越显示出其突出的重要性。

30年代以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出现为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它的成熟形态。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已完全脱离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走上了非政治化的纯学术道路。在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30 年代苏联“大清洗”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它的学术转向，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走了一条相反的学术道路，即它不是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而是不断转回到哲学。在战后几十年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登堂入室，进入大学讲坛，成为一种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的发展，如人道主义线索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线索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对战后资本主义进入稳定与和平时期的反映，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其对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强制性影响的一种思想反弹。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转向，也突出地暴露了它们在经济政治领域无所作为的弱点。从性质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激烈攻击资本主义，同时也批判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线索的出现，可被视为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第三次重大的分裂。

1968年苏军侵捷和震撼西方的“1968年革命”两大事件再一次加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分歧的鸿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西方“五月风暴”中到达其巅峰。它影响了西方战后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其影响余波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西方政治思想界。但是，由于70年代以后当代西方进入了后现代化、全球化的新阶段，曾在50、60年代走红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思潮开始从其发展顶峰滑落，让位于后现代形态的、多元化发展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如生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等等。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如苏南分歧、中苏分歧等，使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更趋复杂化。比如，70年代以后在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出现了一系列“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等发展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当时受到反对苏联体制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追捧。

苏联解体是继西方1968年革命后的又一次当代世界历史性重大事件，它再度深化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1989年以来，苏联解体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20世纪命运的大反思和大总结。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宣告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否定“历史终结论”。尽管他们对苏联解体根源的认识不同，但是他们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价值，从主客观不同角度阐释和分析20世纪社会主义的这一重大挫折。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几乎众口一辞地声称，苏东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没有在世界上实现过，苏联体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看法上，许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持相同观点，即：文化大革命体现了马克思反官僚主义的民主理想；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西方左翼的这些流行看法，鲜明地体现了当代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深刻误解。

分歧的历史表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格局是：“西方不亮东方亮”。 资本主义总危机在20世纪始终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发生，也不是沿着“西方革命――东方革命――世界革命”的道路前进，而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了成功。东方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胜利标志着它的世界性发展，标志着它在20世纪已成为全球性的革命思潮，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圣经。尽管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由于苏联的解体而蒙上一层阴影，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容抹煞的。

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歧的理论焦点和主要原因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历史命运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始料未及，同时也在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引发了持续百年的争论。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争论的老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资本主义总危机为什么没有发生？西方为什么没有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偏偏产生在东方落后国家？东方的社会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从世纪初西方社会学家桑巴特提出“美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著名发问以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没有取得过共识。

综观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我们可以确认，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争执集中在民主与市场两大理论焦点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民主的遗产？如何估价资产阶级民主在20世纪的发展？如何建立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及其历史地位？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贯穿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始终的重要问题。概括起来，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上半个世纪主要集中在民主问题上；在下半个世纪、尤其是70年代以来更多地是集中在市场经济问题上。

具体而言，世纪初罗莎·卢森堡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批评，代表了处于西方工人运动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对民主的深入思考。20年代欧洲革命期间卢卡奇等人对十月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反思，主要是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需要一个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在战后西方获得广泛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50 年代的萨特到60年代的阿尔都塞，他们共同的批判目标是人性异化的资本主义，和官僚化、非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林立，但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的民主传统和人文理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和共同参照系。70年代以后以解构“现代性”为已任的各种后现代类型的“新马克思主义”，在经济上既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谴责计划经济体制下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在政治上则沿续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政治体制的集权化和官僚化的线索。批判苏联现实社会主义体制非民主化和非市场化造成的弊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的历史线索。同时，在战后资本主义长期繁荣的背景下，东方社会主义各国陆续走上了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指向的改革之路。尤其是中国20多年来进行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是在国家和制度的层面实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结合的一次重大尝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主与市场两大主题，既是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关注的中心，也是二者分歧的焦点。

在东方，对市场和民主两大理论上曾经出现的认识扭曲和严重失误，使东方马克思主义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20世纪的制度社会主义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终于认识到，市场和民主并不天然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和民主是自然历史过程演进中不能超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必须建立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这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提供现成答案的创新理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前提不足而造成的。东方社会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缺乏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充分前提。这是在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建立的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失之于先天不足，从而在20世纪实践中屡遭挫折的重要历史根源。20世纪后半叶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改革道路，充分说明了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各国在市场与民主问题上补课的历史必然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遭遇空前挑战。一方面，资本主义在两次大战的血腥教训和东方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压力下，百年中进行了数度重大调整，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在20世纪取得了远远超出19世纪的新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东方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流，并不适合西方当代实践发展特点的苏式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共产党必须遵循的一种教条。在实践发展和理论滞后的双重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逐渐失去了对大众的感召力，致使西方共产党逐渐走下坡路，并在苏东剧变冲击之后的90年代失去了其西方主流政党的地位和影响力，将左翼政治的空间大幅让给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西方国家共产党当下的处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主流社会越来越边缘化的现实。在市场与民主高度发展的20世纪的西方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严峻课题。而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尚未能提供符合20世纪实践的答案。

20世纪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时代课题。它们各自出现的问题和彼此的分歧，却都是由于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20世纪的实践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东方马克思主义由于长期视民主和市场为资本主义，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则由于不能提出适应20世纪市场与民主的高度发展阶段的理论，造成了在实践中的失败。20世纪东西方的实践一再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3]这也正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20世纪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错误倾向是需要警惕的：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固有的教条，忽视它与当代具体实践的结合；另一种是修正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片面强调具体实践的发展，随意解释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割裂理论与实践、执其一端的片面态度，是造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龃龉的原因之一。

比如，东方马克思主义不搞马克思的教条，根据20世纪的具体实践开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但是，苏联在革命胜利后却将暴力革命方式唯一化、普遍化、教条化，强加于西方无产阶级，从而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无法选择和建立符合西方具体实践的长期战略，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传播。同时，东方马克思主义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固守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总是将社会主义战略建立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行将发生的基础上，忽视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弹性和调整能力，给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造成了损害。

又如，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左派长期对东方革命的胜利持怀疑态度。在世纪初，他们对十月革命道路的怀疑，明显是以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尺度剪裁和框范现实。在当前，基于西方人对民主与市场的共识，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不能正确判断东方社会主义的成就。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走向资本主义的判断，是以对中国革命道路特点的夸张理解和对文革的理想化肯定为前提的。而西方左翼对文化革命的全盘肯定，则是出于他们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共识。他们在理论上仍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在实践上把破坏民主和法制的文革误读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官僚主义的民主思想。他们的西方文化背景和对苏联体制的深恶痛绝，导致他们看不到中国文革其实是比苏联模式更为极端的反民主的个人崇拜和反市场的命令经济，看不清当时中国体制与苏联体制的共同弊端，错将落后的封建主义余晖美化为初升的共产主义朝阳。同时，他们对“苏东事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判断，出发点很好，但是实质上却是基于对原版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教条化理解，以纯而又纯的理想社会主义全面否定了20世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不仅是对苏联模式弊端的否定，也事与愿违地导致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整体否定。

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经验说明，对理论与实践统一关系的任何割裂，都必然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我们反对割裂二者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坚持。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大理论基石，是不能否定不能动摇的。尽管20世纪资本主义有重大的调整和发展，但是终究没有根本改变其本质。如果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进展已经改变了资本积累的制度逻辑，剩余价值剥削已不复存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如果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已在20世纪客观经济社会现象的解释中失灵，无法阐明当代矛盾，那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混同于、让位于任何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事实上，当代全球化暴露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已表明，世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南北鸿沟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及其引发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没有过时，相反在当代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基于此，任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都不能偏离其基本原则。实用主义的态度必将动摇和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

其次，必须尊重20世纪实践的发展，坚持一种适应时代变化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与20世纪实践相结合，注意研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特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东移，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也是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对20世纪东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牵涉到对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这一人类进步事业的历史性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说，否定东方革命和制度社会主义，就是对20世纪社会主义成就的否定，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历史地位的否定。同理，我们也不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出发，否定20世纪下半叶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方向的改革的成就。教条主义无视当代实践发展，以旧有的理论剪裁当代现实，也将损害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形像和声誉，阻碍社会主义的当代改革大业。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方法，是一些西方左派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陷入思想误区的主要根源。

一般来说，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落差和社会背景条件的不同，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发展和彼此的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看来，东方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贡献是值得尊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念和价值理想的执着信仰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缺陷即落后的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需要批判和克服，西方马克思主义过于理想化、纯粹化的社会主义观念也需要深入检讨。

三、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共同历史任务

从总体上看，具有执政地位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和在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处于分裂状态。在世界走入全球化新时代之际，在21世纪的门槛前，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的高度上实现东西方马克思主义两股潮流的重新合流，期待二者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新的统一。

1989年苏东剧变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最大悲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低潮的主要历史标识。它突出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困境和危机深度。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西学东渐，在20世纪的东方结出丰花硕果，给俄罗斯、中国等东方大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纪末，历史代价惨重的苏东剧变也发生在东方。因此，摆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第一项共同任务，就是以苏东事变的深刻教训为突破口，全面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检讨马克思主义发展自身的失误。

概括起来，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多重复杂原因。在客观上，由于历史实践条件先天不足，东方社会主义出现了与封建主义传统相关的个人崇拜、集权主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等政治上的错误；由于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均落后于实践，没有进行及时的调整和应变；在主观上，由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问题上的后天失误，东方马克思主义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了一整套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路线和政策，后期一些社会主义大国的领导人又在改革这些错误路线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重大政治失误，使社会主义事业遭遇重创，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世纪末陷入百年发展中的最低潮。同时，我们还应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它的基本原则是永恒的，但是它其中一些具体理论本身具有时代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来得及看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作为19世纪中期诞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具体结论如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等，认识明显过于超前，对资本主义的调节能力和发展空间估计不足。这一过于理想化的理论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战略出现短视、急躁、激进的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民主和市场经济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早期认识的不成熟也是后来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严重失误的原因之一。

其次，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遭遇挫折和陷入困境的另一根本原因，还在于资本的当代强势，特别是世纪末全球化对它的进一步推动和加固。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发生重大变化。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使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政策开道，克服了滞胀危机，使自身进入后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阶段，并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尤其冷战后的十年，资本主义藉信息产业革命和市场扩张的双重动力，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因此，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变化，研究全球化对我们的挑战，是摆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前的第二项共同任务。

马克思主义迎接全球化挑战的中心议程是：全球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哪些新变化？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来说意味什么？在我们看来，以资本全球化为中心的当代全球化进程，是资本主义后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财富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高度集中，两极分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及全球，金融风险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具有全球颠覆性，资本的力量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然而，资本主义没有改变其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逻辑和剥削本质。今天，这一追逐正在全球更广泛的空间中展开。同理，充分伸张的全球资本主义也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铺演到全球各个角度，到处激起反抗和斗争。“9.11”事件正是全球化内在矛盾激化的重要表现。资本主义遇上了一个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反基督教文明，同时也蔑视全部人类文明和生命尊严的、没有理性的强大对手。全球化的片面性在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了它主要是发达国家受益的全球化，它没有给全球社会带来方向、指南、目的和希望。正因为如此，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是认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逻辑，还是超越这一逻辑，引导它进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方向？这是需要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解决的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走出低谷的重大机遇。全球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全球社会主义的重大机遇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在变革速度和反应能力上赶不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缺陷。在21世纪，利用全球化，超越全球化，争取全球化走向社会主义方向，应当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目标，也应成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纠正失误、捐弃前嫌、实现新世纪大联合的重要契机。

最后，也是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第三项共同任务，是当前必须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斗争。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20多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当代新自由主义霸权横行世界，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向全球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理念。新自由主义的进攻态势，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威胁。由于新自由主义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于它的胜利，那么，它就不仅自认为已经战胜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战胜了其他进步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不仅要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时调整自身，发展自身，而且还要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变化，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有进步意义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在思想上建立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

在这个问题上，核心是如何认识和评价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当代“新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指社会民主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则在从事“新社会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的青年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

我们要正确评价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及其当代发展。尽管社会民主党在世纪初“修正”马克思主义，并在30年代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已不是革命党，而是改良党，并已成为资本主义的政权党。但是，它至今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左力量，在阶级政治中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并且没有放弃启蒙以来的社会公正理想，追求一种非马克思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欧洲古典社会主义理想。社会民主主义在20世纪进行了多次重大变革，最新的一次是90年代的“第三条道路”。其变革的核心是要走“中性化”的路线，适应全球化条件下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需要，适应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变化的现实，以吸引广大新中间阶级年轻一代的支持，扩大中左政治的选民基础。应当看到，在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是比科学社会主义影响力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学说。它不支持漠视社会公正、赤裸裸地追求利润和效率的新自由主义信条，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霸权中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前，作为“9.11”后新自由主义霸权加固的后果，欧洲“第三条道路”已经退潮。在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右翼过于严重的新自由主义倾向将受到进一步遏制。社会民主主义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同盟军。

我们还应正确对待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发展形态上看，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线索，也与伯恩施坦以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无涉，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和西方左翼主流之外的另类学说。，“新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的激进思潮，以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为使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反资本主义的左翼或极左翼理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从未放弃过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始终保持了对资本主义不妥协的批判态度。在政治上，它甚至比体制化的西方社会民主党更不认同资本主义现行制度；在文化上，它对资本主义采取更为彻底的拒绝姿态。尽管这种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性质决定了它的无力与偏激，但是在其文化批判背后揭示的资本主义历史逻辑和实实在在的经济政治现实弊端，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批判理念和视角。在当代西方蓬勃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激烈批判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年轻一代深受后现代无政府主义的浸染。有强烈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后现代模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新一代不关心阶级政治的青年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当代马克思主义不应拒绝这一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思想政治势力。

在意识形态上正确分析和对待社会民主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有利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与西方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新社会运动”实现政治上的联合。“唯我独革”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弊端之一，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和文革时期的中国都曾以世界革命的心脏自居，将一切不同意见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封建家长式的思维方式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队伍发生分裂的原因之一。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应具有马克思的海纳百川的国际主义胸怀，在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在思想上容许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时不排斥其他左翼对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不同理解。这一方面符合当代民主化、多元化趋势，能够充分显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自身力量和包容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团结一切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政治上争取一切进步社会运动和政治力量的支持，建立和扩大反全球资本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我们相信，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将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通过对话与交流，产生新的互动与合作。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将重现19世纪马克思所缔造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力量，从容地面对和战胜它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走出当前的发展低潮，迎来21世纪全球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前景。

 

【注释】

[1] 参见罗莎·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版；转引自《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 参见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18年版；转引自《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3－504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1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