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它们包括4部著作：N.弗雷泽的《正义的中断》（Justice Interruptus，1997年英文版第1版）；N.弗雷泽和A.霍耐特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2003）；N.弗雷泽的《正义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2008）和N.弗雷泽等著、K.奥尔森（Kevin Olson）主编的《对伤害添加侮辱》（Adding Insult to Injury，2008）。关于这套书系的各本书之间的思想联系，详见N.弗雷泽的中文版序（后附）。这套丛书的冠名，也是今年5月在2008年度布拉格会议[1]上由N.弗雷泽提出的。

策划这套丛书在中国出版的初衷，是受2007年5月布拉格会议的促动。在那次会议上，N.弗雷泽教授做了“反规范的正义”[2]的主题发言，引发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会上欧美各国批判理论学者展现的丰富主题、灵动思维和批判精神，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崭新的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国内近几年来开始引进A.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但是关于承认理论的整体研究现状仍然与西方批判理论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存在太大的落差。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拉格会议为我们中国学者认识当代批判理论的复兴推开了一扇窗。为了从基础建设做起、推动对第三代的理论研究，为了把当代批判理论最新最好的东西引介给中国学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周穗明研究员组织了这套丛书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

在翻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可能找到了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一座思想富矿，对它的开掘将有助于掌握当今西方知识左派的主要思想资源和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也许不只是从事一般的代际划分、概念渊源和规范定义等细节考察，而是对这一新发展阶段所创立的新范式及其完成的理论转型、根本实质和当代现实意义给予强烈关注。围绕承认理论的这场争论的内容不仅限于道德哲学，也不是黑格尔的旧瓶新酒，更不是简单的政治哲学概念之争，而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古为今用，它大大地发展并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理论上，它代表了批判理论的当代复兴；在政治上，它体现了批判学派的知识左派在全球化时代为构筑新社会主义战略的理论基础的真诚努力。因此，围绕承认理论的这场争论，标志着M.霍克海默以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当代发展的新阶段。

一

当代批判理论家尽管对“承认”概念的具体内容有不同诠释，但是对“承认”概念本身似乎具有高度共识。所谓“承认（德语是anerkennung，英语是recognition）”是一个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概念，“承认”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可、认同或确认；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下，该概念也突出了各种形式的个体和共同体在平等对待要求的基础上的自我认可和肯定。

承认理论的兴起并不始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的社会批判理论。1978年，L.谢普（Ludwig Siep）发表了《作为实践哲学之原则的承认》一书，率先考察了费希特和耶拿时期的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并把后者的承认理论区分为个体与全体的承认和个体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承认，以及在社会制度中反映的个体自身及其利益。[3]从现实看，1970、1980年代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开始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公共政策实践，此后因应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崛起，C.泰勒、W.金里卡等主流政治哲学家相继提出了他们的承认政治理论。诚如C.泰勒所指出的，“对承认的需要，有时候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4] 以承认为主旨的身份（认同）政治[5]风靡一时，绵延至今。而1992年A.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问世，标志着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传统的批判理论对承认理论研究的正式介入，并在批判学派内部、乃至西方政治哲学界引发了一场持续10多年（1992-2008）的广泛讨论。客观上，从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承认理论在西方学术界迅速升温，俨然已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三代的学术标签。

纵观承认理论及其争论的发展沿革，可以看出，承认理论的兴起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集中反映了西方左派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和国际社会矛盾的深刻思考。

首先，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是对西方社会后现代化悖论的一种解读。现代化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强项，也是其批判主题之一。自M.霍克海默、T.阿多尔诺以来，形形色色的社会批判理论的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前景的人道主义忧虑和关怀。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认为，与现代化过程伴随而来的理性化、工具化是法西斯极权主义产生的根源。他们批判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认为它导致了启蒙理性的衰落和毁灭，造成了法西斯极权主义的产生，并主张以非理性主义的精神价值抵制工具理性在“科学”、“客观”旗号下的抽象化和片面化，反对人性的异化。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中，法兰克福学派传人H.马尔库塞的工业社会批判矛头直指现代化的弊端，认为现代化产生了经济发展和精神沦丧、人性异化的这一现代化悖论，并号召一场解放人的本能欲望的“真正的革命”。H.马尔库塞因此成为60年代西方青年造反运动的思想旗帜。此后20年，批判理论的批判锋芒一度被近30年来强势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浪潮所遮蔽。批判理论第二代主将J.哈贝马斯从非理性主义的伦理批判转向理性主义的合理化批判，将批判理论引向规范研究。他在政治上认同西方民主，主要倡导立足于主体间性的商谈政治，构建当代西方参与民主的理论基础。随着当代全球化使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化阶段，批判理论第三代承认理论的崛起使批判话语再度走上前台。承认理论将批判理论的社会批判传统与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相结合，解读西方后现代化阶段的社会冲突和危机，分析了全球化的后现代化悖论——­一方面是后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文化成果的空前积累，一方面是贫富不均、社会边缘化和文化排斥，大量个人和群体被排斥于现代化的新成果之外。承认理论揭示了后现代化的正负两方面效应，批判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正，要求通过实现多个层面的相互承认，在规范与经验结合的基础上重塑社会正义理论。从这一意义上，承认理论保持了法兰克福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特点，二者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悖论的新旧批判一脉相承。

其次，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新矛盾的一种理论回应。从当前政治实践看，全球化的负效应给西方社会本身造成了剧烈的社会分裂和社会痛苦。一方面，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等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在全球竞争中首先遭受新的“社会排斥”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而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危机同样冲击和波及中产阶级人群，白领也进入日益扩大的失业群体；另一方面，在当今西方和整个世界，人们提出了现代历史上最广泛的平等要求，出现了最多样的新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有色人种、女性、少数族群、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农民，等等，各种散落在边缘的社会力量的能量在激烈地尽情释放，各种形式的新社会运动此伏彼起，几乎所有人都在要求平等的承认。而与此同时，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正在被全球化掏空，难以适应发展中的新矛盾和新诉求。西方国家的社会、道德、法律的发展成就处于危险中。这正是承认理论及其争论发生的现实背景——社会民主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层面的矛盾冲突。一边是传统的平等主义的再分配，认为分配不公是错误承认的基础；另一边是新颖的对差异敏感的批判传统，认为错误承认导致了分配不公；二者之间互不相容。K.奥尔森（Kevin Olson）在《伤害+侮辱》一书的导言中指出，这正是1995年时大家的普遍感觉。也就是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紧张状态，是承认及其争论进入公共讨论视野的现实原因，批判学派的承认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此外，选择以承认理论切入当代矛盾的讨论（承认理论出现的主观因素），是西方批判理论家和知识左派在当前困境下一种选择。比如，R.罗蒂（Richard Rorty）在《“文化承认”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吗？》[6]一文中，不支持讨论当代问题的这种文化主义方式，认为多元差异的文化承认解决不了共同人性的问题，这种复杂的学术论证方式也不适于大众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他认为，美国学术左派高估了哲学的功用。承认理论的哲学复杂性无助于左派实现多数政治的努力。他特别指出，当代理论中的这种文化主义转折是60年代激进运动退潮后左派失望的产物。R.罗蒂其实是说，文化主义不过是成长于60年代的那一代知识左派为摆脱失语的一种努力。尽管R.罗蒂有其深刻之处，承认理论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失为西方知识左派的一种选择。姑且不论A.霍耐特、N.弗雷泽等社会批判家只是在批判理论中引入了文化主义维度，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文化主义者，仅从承认理论引发的热议看，批判理论新一代的承认批判主题在一定程度上切中了当代西方现实的脉门，有旺盛的理论生命力。

二

A.霍耐特提出的“为承认而斗争”标志着批判理论第三代的崛起。近年来，批判理论第三代在围绕承认的争论中形成了自身的理论特色。这一争论以A.霍耐特和N.弗雷泽为主要代表，在15年中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的发展。

A.霍耐特（Axel Honneth），曾长期担任过J．哈贝马斯的助教，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社会哲学教授，从2000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宗传人；N.弗雷泽（Nancy Fraser），系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哲学与政治学系教授，美国著名的激进女性主义学者和政治哲学家，是目前西方批判理论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

第一阶段的讨论以是否存在再分配与承认的矛盾为中心，首先在A.霍耐特和N.弗雷泽两人之间展开。1992年，A.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发表，突出承认作为中心理论范畴的地位。他对黑格尔早期的承认理念赋予现代意义，提出了现代承认的三种形式：爱、权利和团结。在一个好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从爱和亲密关系中获得“情感承认”，从公民之间的平等权利和同等尊严关系中获得“法律承认”，从群体成员的价值共同体关系中获得“团结承认”。个人从三种承认中形成自信、自尊和自豪。因此，承认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蔑视。1995年，N.弗雷泽发表了《从再分配到承认？》一文，指出当代左翼理论中存在承认和再分配的分裂，认为基于民族、族裔、种族、性别和性行为的差异承认的文化诉求不断增加，牺牲了经济再分配的诉求。她认为，今天的正义要求二者的统一，要求克服“再分配-承认的难题”，建立一种同时容纳再分配和承认两种诉求的替代框架，以批判所有这些群体所遭受的经济与文化的不平等和非正义。[7]1997年，N.弗雷泽在《正义的中断》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所谓“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文化左派与社会左派的分裂，并把这种分裂作为“后社会主义”状况，号召长期相互争斗的左翼各派在更为广阔而统一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而斗争。N.弗雷泽揭露多元文化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产生对立的深层概念基础的尝试，作为承认理论最初的争论观点，在1995年后引发了欧美左派的热烈反响。在1996-2000年间，欧美理论界许多重量级人物如R.罗蒂、J.巴特勒、A.M.杨等人也加入了是否存在再分配与承认的对立的争论。这方面的具体争论观点见本丛书中《伤害+侮辱》一书的第一部分。

第二阶段的争论已经把再分配和承认的对立作为既定前提，核心是如何把社会正义的这两种范式在理论和实践中准确地结合起来。2000年以后关于再分配和承认如何结合、N.弗雷泽的方法是否成立的具体争论，详见本丛书中《伤害+侮辱》一书和第二部分中N.弗雷泽与C.泽恩（Christopher Zurn）等人的辩论。这一阶段的争论最突出地体现在2003年出版的N.弗雷泽和A.霍耐特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一书中。在这一对话中，两人共同的观点是：“承认”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词，差异族群争取平等身份的文化斗争在当代已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经济不平等在增长，分配正义问题同样不可漠视。因此，对正义的理解必须包含为分配而斗争和为承认而斗争两组关系。同时，两人共同拒绝经济主义，反对把承认简化为分配的附庸。此外，两人“都渴望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性’理论”，致力于构建一个在规范上整合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诸层面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然而，两人对再分配和承认的结合方式认识有所不同。A.霍耐特将承认构想为基础性的、统摄性的道德范畴, 而将分配视为派生物，主张道德基础上的“规范一元论”。因此，他把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重新解释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亚种。N.弗雷泽反对分配被包含在承认之下的这种“承认一元论”。因此，她提出一种“观点二元论的（perspectival dualist）”分析框架，将承认和再分配两种诉求整合为共同的正义基础和互相不可化约的正义维度，认为惟有这一框架，能够理解当代社会阶级不平等和身份等级制的重叠。在她看来，争取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要为再分配和承认的双重目标而斗争。在这部书中，N.弗雷泽和A.霍耐特还根据各自的方法，以再分配和承认的关系为轴心，在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三个层面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为批判理论勾勒了各自不同的、包括上述三个层面的新框架。

第三阶段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再分配和承认是否已经穷尽了正义的所有维度，正义的含义是否应当扩展到第三个重要维度，即政治维度。从2002年起，L.费尔德曼（Leonard  Feldman）首先提出，政治上的不正义在分析中不同于、也不能还原为经济或文化的不平等，认为政治排斥可能构成了不正义的单独动力。K.奥尔森进一步使正义的政治维度规范性上和概念上优先于再分配和承认维度并基于此提出了具有政治内涵的参与平等的概念。与第二阶段对再分配和承认关系的肯定不同，第三阶段人们质疑这一二维的正义概念，因此形成了第三个政治维度是必要的这一共识。这两篇论文，已收入本丛书中《伤害+侮辱》一书的第三部分。

2005年，N.弗雷泽的《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构正义》（收入本丛书中《正义的尺度》一书）一文，采纳了批评者们的观点，引入了正义独特的政治维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了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的三维的理论框架。由于政治代表权的加入，正义的二元视角发展成为三元视角。N.弗雷泽加入新的政治维度，是为了突破民族国家框架，解释跨国的不平等，说明反全球化的各种斗争。这样，N.弗雷泽就修订并发展了她的批判理论新框架：用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构成了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并以参与平等的原则作为这一框架的规范基础。与三个正义尺度相对应的，是三个理论化的非正义概念：分配不公、错误承认、错误代表权。

最后，在第四阶段的争论中，重点是讨论N.弗雷泽理论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其规范基础和社会本体论。2007年，N.孔普雷迪斯（Nikolas Kompridis）质疑N.弗雷泽范式的基础，否认承认对于正义的推动作用。他认为真正的批判理论将是解构，而非重构，即承认。承认的正义的后果是固化还没有获得政治发言权的弱势民众所经历的伤害。因此，他要求批判理论放弃承认，替代以植根于自由而非正义的揭露模式。与之不同，R.福斯特（Rainer Forst）主要在范式内对N.弗雷泽提出批评。他基本支持N.弗雷泽的批判理论概念，但反对她把参与平等作为正义的根本原则（同样也不支持A.霍耐特把好生活作为正义的规范基础）。他认为，正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本体论深层次的“合理性证明的权利”，强调政治是正义的主要维度，反对N.弗雷泽把代表权与再分配和承认三者等量齐观。

N.弗雷泽回应了孔普雷迪斯的批评，捍卫了她关于批判理论的一般含义。她认为，承认理论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揭露制度化的支配。如果没有对承认进行正义理论的说明，那么承认理论家就不能构建具有令人信服的主张或语言创新的解放力量。在对R.福斯特的回应中，她认为作为参与平等的正义理论，比以合理性证明的权利为核心的正义理论能更好地揭露权力的不平等。她批评R.福斯特错误地把权力完全等同于正义的政治维度，指出三个维度（经济、文化和政治）中每一个维度都标识了一种基本的、不可还原的社会权力维度。每个维度都对应着独特的从属模式和不正义，即突出了一种权力不平等秩序，这种权力不平等秩序是参与平等的一个独特障碍。因此，政治维度不能被设定为（不）正义的那种主人维度。而参与平等理论避免了还原性的“政治决定论”的缺陷。

上述4个阶段的争论，基本覆盖了关于承认理论争论的主题和争论各方的立场观点。除了2005年已经在国内出版的A.霍耐特的《为权力而斗争》以外，本丛书选择的4本书，全面呈现了从1992年到2008年的这场讨论的概况。

三

那么，批判理论第三代围绕“承认”的争论主要有哪些理论贡献？在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又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它在理论创新上对于我们又有哪些可资借鉴之处？

首先，就批判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批判理论关于承认的争论创造了批判理论的新形态，提出了当今西方知识左派新的规范正义理论。N.弗雷泽和A.霍耐特等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们使批判理论恢复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重视社会批判的经验传统，汲取了第二代理论家强调的规范方法，并与M.福柯以来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转型，建立了新的规范的正义理论。尽管他们各自的正义理论有不同的规范框架、规范基础和规范解释（比如，在规范基础上，A.霍耐特强调“好社会”，N.弗雷泽强调“参与平等”，R.福斯特强调“合理性证明的权利”），但是他们的理论努力共同引发了人们对当代全球化发展中政治伦理的高度关注。诚如R.福斯特所指出的，“N.弗雷泽与A.霍耐特之间的争论代表了两种最进步的学术努力，以构建我们能够称为广义的正义批判理论。”[8]围绕承认的这场理论争论，开辟了批判理论的新方向，标志着批判学派第三代的正式形成。

其次，就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批判理论关于承认的争论在理论上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当代紧迫问题，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以N.弗雷泽和A.霍耐特为代表的第三代批判理论家将再分配、承认和政治代表权等正义的层面理论化、概念化，批判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等非正义现象，以此揭示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经济上的社会苦难和文化上的蔑视侮辱。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出现了不同于100多年以前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甚至不同于战后发展时期的新问题，种族、民族、宗教、性别、生态等文化差异引发的社会冲突空前激烈。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以高度的理论敏感性强调了当代政治中有关承认的文化问题的突出地位。为了促进更广泛的社会平等，他们提出并扩展了承认的新研究领域，并构筑了阶级斗争+文化承认的新社会主义战略，试图为当代西方和全球的反全球化运动奠立理论基础。他们的这些创新研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新空间。

第三，就批判理论与西方其他知识左派的关系而言，第三代批判理论家通过关于承认的争论在理论上恢复了维科以来的社会科学、尤其是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宏大叙事”的传统，建立了他们关于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以N.弗雷泽和A.霍耐特为代表的第三代批判理论家不拒绝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方法，但否定后现代主义理论将社会科学琐屑化、浅薄化和彻底去总体化。他们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重铸了被后现代时尚一度“解构”了的总体性的资本主义理论。正如K.奥尔森指出的，N.弗雷泽“能够敏锐地把当前纷乱的图景变得井井有条，容易理解。她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当前政治图景的概要，并把表面上分散的不正义的点连接起来，让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如何把本来是各不相同而分散的斗争与更大的政治图景，彼此相互联系起来。”[9]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代批判理论以其社会批判的宏观框架，拓展并深化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讨论，引领了当代西方左派正义理论和民主理论的发展，对一个时期以来在后现代的虚无主义潮流下的社会理论微观化倾向是一次成功的反拨。

关于承认的争论，全面展示了第三代批判理论的面貎。这一争论的理论成果也给予了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例如，第三代批判理论对当代西方后现代化悖论的解读，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矛盾，提请我们重视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及其解决方式。

N.弗雷泽等人的正义理论，指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内部和国际范围的新的两极分化，全面分析了当代的阶级斗争、文化矛盾和政治冲突，尤其突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新特点，强调了关于性、种族划分、两性关系、宗教和语言的不公正等结构性的压迫和集体身份。这种对“同一性”的抵制本身包含了西方左派的抗争姿态和未来许诺的信息。他们对当代西方社会矛盾的深切关注，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西方民主，推动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平等。

我国在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后，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高发期。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所面对的现代化悖论和相应境遇有相似之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的相对滞后存在矛盾。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各种新旧社会矛盾，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冲突。因此，化解社会冲突，发展社会和谐，用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要诉求。批判学派强调以平等原则为基础，在经济文化政治诸层面全面建构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理念，显然为我国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批判学派第三代对公平分配、文化平等、社会团结、政治代表权等概念的诠释，增添了我们对正义理念的现代理解。

法兰克福学派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其社会批判理念曾为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间接的思潮资源。今天，批判理论第三代的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其倡导的正义理念将有助于我们直面现代化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关系的平等和谐。

又如，第三代批判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苦难和受侮辱状况的高度敏感和深切关怀，对新社会主义正义理想的追求，以规范理论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崇高的政治伦理，对于我们矫正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道德效应具有正面建设作用。也许批判理论家的批判没有深刻抵达资本主义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固有制度逻辑，也许其批判方式仍然执着于规范而显得过于学术化，但是他们的理论有一种正义的道德力量，表达了对人类解放的热烈情怀。这种道德力量、尤其是其中的公平正义的政治伦理，对于匡正社会道德失序、政治伦理失范，有非常强烈的矫治意义，因此，对于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社会文明是一种良性的理论和精神资源。

[附]

《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中文版序

N.弗雷泽

对我来说，中文版的这套丛书的面世有特殊的意义，它延伸出两个炽热的希望。首先，在学术层面上，我希望促进中美学界就如何在后冷战时期复兴批判理论形成对话。第二，在个人层面上，我希望我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延续我的家族长期以来与中国的联系。让我从这第二个希望说起。

1945年，正是在广岛和长崎之后，一个年轻的美国物理学家面临了一场道德危机。几年前，当她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她曾追随她的导师E.费米，到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去为极端机密的“曼哈顿工程”工作。在加入这个发展原子弹的团队时，像许多一起参与的科学家一样，她曾设想工程的目标是威胁希特勒并打败纳粹。当原子弹事实上被施放在平民身上时，是在那场战争已经有效地获胜之后，年轻的物理学家崩溃了。她抛弃了科学和一个倒退成反共偏执狂的国家，启程投奔了她在中国的兄长，著名的新闻记者和作家W.希顿（William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丁）。

J.希顿（Joan Hinton，中文名字是寒春）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住在中国。一个中国革命的参与者和献身当代的毛主义者，她和她已故的丈夫S.恩格斯特（Sid Engst，中文名字是阳早）用他们的大半生致力于将奶牛农场引进中国。他们是极少几个直接地经历了中国革命演变进程的美国人，他们的命运随着这一政治线索而变化起伏——在一个时期被怀疑为帝国主义的特务，下一时期又被当作国家英雄欢迎。沿着这条路，他们养育了三个子女，最大的儿子娶了我的姐姐（后来离婚了）。作为一个因为他的白种人外貌不时受到嘲笑的红卫兵，F.恩格斯特（Fred Engst，中文名是阳和平）最后离开中国赴美国，在那里接受了他在文革期间错过的教育。在离开20多年之后，他去年回到了中国，现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院（UIBE）教经济学。在我2008年6月写作这篇序言时，离J.希顿（寒春）小时候在佛蒙特州的家不远，弗雷德的两个女儿，我的外甥女，K.恩格斯特（Kathleen Engst）和G.恩格斯特（Gina Engst）和他一起住在北京。

我自己只有一次访问过中国。1992年夏，我和丈夫参加了扩大的希顿－恩格斯特家族的、长达一个月的长途旅行。从寒春在北京沙河的实验农业公社出发，我们乘卡车旅行，不仅参观了旅游目的地西安和黄土高原的窑洞，而且到了当时西方人不容易去的地方，包括革命样板村庄大寨、W.希顿在他经典著作《翻身》中使之名留史册的张庄和洛阳的工业联合体，我们在那里住在东方红一号拖拉机厂的客房里。和寒春一起旅行，我们在每一处都受到像贵宾一样的接待，虽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不时引发一些惊奇，那里不常见到“大鼻子”。在长途旅行的卡车上，我们争论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未来。近期刚开始美国的研究生学习的弗莱德喜欢引进市场机制；寒春则劝告要相信群众。这次经历打上了寒春的强烈的毛主义色彩，也与这次旅行的最后阶段形成了鲜明对比。长途旅行结束之后离开了大家族，我和丈夫与继女度过了在中国的最后两周，会晤了北京和上海的知识分子。我们遇到的这些当代中国的另一类先行者中，还包括了一个女性主义者（一个被殴妇女庇护所的创建者和北京一个同性恋聚会点的人种学学者）和一个由激进分子转向的商人。印象深刻地叩访了“两个不同的中国”和遇到了“两种不同的左派”，我在那个时候感受到，我在见证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划时代的转变。

这场转变从那以后的进展，远远超越了我在1992年所可能想象的一切。而我还没有机会直接去那里看看我想了解的这场改革的效果。但是那些变化属于这套丛书的4本书所透露的“时代诊断（Zeitdiagnose）”。一个更为宏大的部分，即全球转变，同时影响了西方的、世界历史性的文化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种种变化，正在颠覆着所有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批判理论框架。这一影响将对全世界的思想家发出挑战，去重新创造适合于21世纪的批判理论工程。

让我们思考政治文化中4个已经推翻了左翼思想既定范式的划时代的变化。第一个是作为社会斗争特殊轴心的阶级的去中心化。初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家赋予那种社会缺陷（这里指阶级。——译者）以特殊地位，美化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普遍人类解放的载体。他们的观点在整个工业时代处于主导地位，将其他的社会对抗视之为衍生的和第二位的。然而今天，由于非阶级划分、身份和冲突的异军凸起，这样一种方法是高度令人置疑的。无法简化为“虚假意识”，那些反对关于性、种族划分、两性关系、宗教和语言的不公正的斗争的当代扩展，证明凭借求诉于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声称确定解放的唯一主要代表的那些范式是虚假的。随之发生的挑战是清楚明白的：批判理论家必须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的、后形而上学的理解，它们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以及那些继续把它们的热望连接在阶级语言之中的斗争。

与此有关的是政治文化中的第二个主要变化，即作为社会正义特殊维度的分配的去中心化。正如他们把阶级斗争优先化，因而早期几代批判理论家常常设想，正义首先属于政治经济学，其第一位的目的是可分物品，特别是收入和财富的公平配置。在福特主义处于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经济学观点阻碍关注其他类型的社会不平等，比如身份等级制和政治无权地位。然而今天，由于非经济的不公正异军凸起，一个维度的分配主义范式不再是貌似合理的。在后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中，新社会运动常常是反对“错误承认”的身份不公正和“错误代表权”的政治不公正的斗争。不仅仅是附带性质的，他们的关注拒绝专一集中在分配上。其结果是对批判理论的另一项挑战：郑重放弃经济主义的观点，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多维度的正义理解——那些能够阐明为争取承认和代表权而斗争，以及为争取再分配而斗争的理解。

第三类主要挑战产生于政治文化中另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即“威斯特伐利亚”正义观的去中心化。直到最近，批判理论家悄悄地追随主流理论家，假定那种唯一的单位，即正义所被运用的领土国家这种有限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在法国革命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模糊了跨国界的非正义，如全球贫困和环境种族主义。然而今天，由于与全球化相关的现象异军凸起，比如全球金融和跨国化生产，美国的军国主义和单边主义，全球治理和全球变暖，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观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时期，跨国的社会运动是对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错误代表权的跨国界的抗争形式。他们的诉求不再这样被视而不见，公然地去挑战那种只在有国界的政治体内部的公民伙伴中坚持各种正义义务的威斯特伐利亚观念。其结果仍是对批判理论的另一项挑战：郑重放弃种种教条的、以一概全的概念，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正义理解——能够概念化并批判全方位的当代非正义的、多层级的各种理解，一些是全球的，一些是地区的，一些是国家的，一些是当地的。

第四个挑战产生于前三个挑战的组合后果，即左派缺乏对于当前秩序的一种替代选择的任何明显可信的愿景。以前，批判理论家可以求诉于某种社会主义版本，不过是非正统的，为他们的“好社会”理念提供实质。“好社会”的,概念也提供了从19世纪中叶贯穿于冷战的社会斗争的焦点。然而今天，社会主义的愿望和可行性受到怀疑，甚至在左派方面。在后冷战时期，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扩展蔓延，但却是以一种去中心的、碎片化的方式，并缺乏任何一个可行的替代性的理念。其结果仍是对批判理论的一个决定性的挑战：郑重放弃对过时模式的怀旧之情和对后现代多元主义的庸俗庆贺，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正义的社会的全面愿景——一个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面的治理中广泛的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愿景。

由4本书组成的这一丛书是由于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而撰写的。紧跟身份政治学和新自由主义的出现而思考，《正义的中断》（Justice Interruptus，1997年英文版第1版）评价“承认政治”与“分配政治”的分离以及后者由于前者的相对衰落。怀疑这些范式的拥护一方排斥另一方的偏执性，这本书提出了一个整合每一方最好见解的“二维的”正义理论。这一理论在2004年我和A.霍耐特（Axel Honneth）合著的《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那本书中，我为再分配和承认的一种“观点的二元论”辩护，反对A.霍耐特的“承认一元论”。思考作为两种相互交叉的从属地位的秩序、身份和阶级，我为批判理论勾勒了一个包含道德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分析的新框架。

然而稍后，我开始不满足于这个框架。虽然它抓住了后冷战时期政治诉求形成的语法中“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折，但该二维模式无法质询那种默认的假定，即正义适用的固有单位是有限的领土国家。因此，在《正义的尺度》（Scales of Justice，2008）中，我在那些早期著作中处于最突出地位的经济和文化维度旁边，引进了正义的一个第三类的、“政治的”维度。在分析上不同于再分配和承认，代表权适合于将“错误构成（misframing）”的非正义理论化，错误构成出现在实际上是跨国的不平等被（错误）当作国内问题的时候。旨在阐明贯穿全球化的种种斗争，这一已修订的、三维的理论，能够就新自由主义时期谁应该将什么归于谁，进行持续的反思。

所有这些工作已经得到美国和欧洲的批判理论家的广泛辩论。彻底审视这些辩论，《对伤害添加侮辱》（Adding Insult to Injury，2008）再版了我与这些最主要的左翼思想家，如R.罗蒂（Richard Rorty）、J.巴特勒（Judith Butler）、I.M.扬（Iris Marion Young）和R.福斯特（Rainer Forst）的交流。由K.奥尔森编辑的这本书，包括关于我对再分配和承认之间断裂的评价的对话；关于如何将那两种方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地整合到社会正义­­的辩论；关于再分配和承认是否真正穷尽了正义的充分意义，或是否有必要具体表现一个第三类的、政治的维度的交流；以及关于我的理论的哲学理解的讨论。

尽管这本书给予我结论性的评价，该辩论决没有结束。我的热切希望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激发新一轮对话交流。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延伸家族传统更让我欣慰，通过与中国思想家关于在这个我们参与的、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和后冷战的世界上批判理论的未来的对话，发展我的家族与中国结合的传统。不包括来自站在21世纪全球发展前沿的这个国家的观点，任何批判的理论化或许都不可能是充分的。

对于这次机会，我感激周穗明教授，她构思了这套丛书的想法并使之付诸实践，而且还翻译了其中一本。同时衷心地感谢其他译者于海青、欧阳英和高静宇，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秦建洲先生。

于美国佛蒙特州，沃塞尔

2008年6月

【注释】

[1] 布拉格会议是指“哲学与科学”年会，是批判理论学派的一个国际会议组织。该会议是哈贝马斯和南斯拉夫“实践派”领袖R.苏贝克(R.Supek)、M.马尔科维奇（M.Marković）和G.彼特罗维奇(G.Petrović)等人在1978年创办的，是当时东西方哲学家对话的一个平台。南斯拉夫解体之后，该年会移师布拉格，每年由捷克共和国科学院全球化中心主办。

[2]N.弗雷泽：《反规范的正义》，周穗明译，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7），总第1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１月版，第61-79页。

[3] 这里关于路德维希.谢普的介绍，参见丁三东：《“承认”：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复兴》，《世界哲学》2007第2期，第86页。该文作者认为，当前研究者对承认概念的关注均源于路德维希.谢普该书。

[4] C.泰勒，《承认的政治》，董之林、陈燕谷译，载于《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90-337页，1998），第290页。

[5] 关于identity的译法，我更倾向于译为表示同一性、一致性的“身份”，而不是有动词意味的“认同”。

[6] 见本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一部分。

[7] 弗雷泽这篇重要文章见本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一部分。

[8] 参见本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三部分中R.福斯特的论文。

[9] 见本丛书中K.奥尔森为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撰写的导言。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8）》，总第12辑。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