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政治已经发生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重大转折。以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倡导的“第三条道路”为代表，西方左右派政党的执政方式都发生了显著改变。所谓“中性化”的“新政治”，已经悄然演化成为一道新的政治景观。进入21世纪，尽管“第三条道路”随着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德等西方大国失去政权而风光不再，但是“中性化”的新政治特色却得以延续。[1]

西方政党执政方式发生上述重要变化的背景、原因和根据何在？其中存在哪些我们可以思考和汲取的经验教训？在笔者看来，这些政治变化主要源于西方社会内部的变化，具体而言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的变化。本文将主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全面崛起入手，解析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并基于此集中讨论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转折和政党执政方式的改变，从理论层面上总结这些转变对我们的启示。

一、新社会运动的演进、特点与性质

所谓新社会运动，正如汉克·约翰斯顿（Hank Johnston）所概括的，主要是指西方70年代以来发生的和平运动、学生运动、反核抗议运动、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性恋权利、妇女权利、动物权利、选择医疗、原教旨主义宗教运动、新时代运动（New Age）、生态运动，等等。[2]

新社会运动的前史是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青年的反文化运动和60 年代末的“1968年革命”。50年代末，反文化运动最早在美国出现。在战后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足中长大的西方青年形成了一种“亚文化”状态，掀起了一场反叛西方主流文化的运动，俗称“嬉皮士”运动。“嬉皮士”试图以各种越轨违法的反叛行为对抗传统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寻找发泄对西方现实社会不满的方式，摇滚乐和吸大麻形成了他们反对主流社会的代际特征。这种“亚文化”或“反文化”与以往经济上被压迫阶级要求以激进方式改造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政治运动不同，是西方青年对自己出身的那个社会的文化价值观的质疑。这种在文化上对传统习俗提出挑战的文化抗议运动，在西方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被认为是西方中产阶级自己的子女的造反运动。60年代，美国的反文化运动与反越战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一起，使美国社会陷入危机。以反文化运动为代表的这些反叛运动，为新左派运动的大规模崛起奠定了基础。美国的新左派运动的起源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左派运动不同，是自50年代初开始在米尔斯（C.Wright Mills）、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并在60年代早期社会危机的推动下得到规模化发展。西欧新左派运动则始于1956年之后。苏军侵略匈牙利和英法联军入侵苏伊士运河区这两大事件使一批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转向寻求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空间，由此变身为新左派。60年代，美国的青年“亚文化”像传染病一样在西欧青年中流行，改变了一代人的价值取向。反文化人士在西欧大量出现，构成了新左派思潮蔓延的社会基础。1968年，新左派运动的发展终于酿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以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为开端，青年在校大学生发动的造反运动从巴黎蔓延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并辐射到整个社会，妇女、工人和其它社会阶层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对法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运动挑战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大学体制，倡导新女性主义和生态保护主义等多种非传统的政治文化理念。“1968年革命”是60年代西方青年“亚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集中展示，是一次名符其实的文化抗议运动。这场由战后一代人引发的这场造反风暴，震撼了整个西方社会。

从反文化运动、新左派运动到以新左派为主体的“1968年革命”，酝酿出西方一种非传统阶级政治性质的新型的文化抗议形式。从现在的历史高度看，1968年运动是一个历史拐点，是新社会运动的第一个雏型。尽管1968年运动失败了，但是，它为新社会运动提供了理念，准备了基础，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社会运动在70年代以后的全面现身。在70、80年代，以反对工业社会环境污染的绿色生态运动和反对冷战的反核和平运动为中心，新社会运动在西方大规模崛起。千千万万的欧美民众走上街头，在西方各大城市举行示威，并组织了多次全欧反战大游行，抗议美苏在欧洲布署导弹，反对核威胁、核污染和各种形式的生态破坏，等等。新社会运动席卷西方社会，波澜壮阔，蔚为大观，影响空前，绵延不绝。劳伦斯·威尔德（Lawrence Wilde）分析指出，一般说来，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第三世界反经济帝国主义的斗争、反种族主义运动，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五种最基本的运动形态。其中，又以生态运动和女性运动为最成熟、最主要的两大运动形态。[3]

新社会运动由相当散漫的社会阶层构成，如绿党、和平主义者、性别主义者、同性恋者、青年、学生或专业人员等等，大致包括新中间阶级和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反体制人士这两部分人。参与新社会运动的主要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获得学位的人。新社会运动的关怀重点、抗议主题 、组织形式、价值取向都完全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有非常突出的个人主义倾向，崇尚个性解放而不是改造社会，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目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固定的角色。他们往往围绕种族、移民、民权、性别、环境等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而不是以阶级为中心形成政治认同，组成各种社会运动和团体。他们自认为在身份、教育和代际类型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阶级共性。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对传统的工人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削弱了传统工人阶级所承担的争取集体利益、进行整体社会变革的任务。这一时期新社会运动中流行的青年“亚文化”也使传统的工人运动难以在青年一代中吸收新成员。

1990年代后期在西欧发达国家首先兴起的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可视为新社会运动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在这场运动中，各种类型的新社会运动纷纷投入，共同演绎了信息时代的形式多样的文化抗议。青年、妇女、少数族裔、同性恋者、动物保护主义者、反“托宾税”等纷纭多样的新社会运动组织在巴黎、米兰、纽约、里约等世界各大城市多次发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主题的跨国大型群众抗议集会。90年代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有两个最新趋势，即非政府（或准政府）组织的介入和发达国家内部受全球化冲击的、遭受“社会排斥”的大量边缘人群的加盟。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新社会运动也明显形成了一些新主题，如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发明了一些新形式新手段，如非常分散的组织和个人大多是通过国际互联网的呼吁，进行大规模抗议运动的动员和整合。

从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运动的总体发展状况看，新社会运动在西方目前是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社会运动，也是20世纪后期西方最有成长性、上升性的大型社会运动。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相比，当代新社会运动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社会基础广泛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文化价值取向个人化；抗议手段非暴力化；组织形式分散化；动员方式网络化、媒体化；活动范围国际化。新社会运动的上述特点表明，它已超出传统政治的范围，把非阶级的中性政治奉为其“新政治”，以“参与民主”作为其主要运动模式。

新社会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西方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和体制的文化抗议运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弗里·伊萨克正确地指出：新社会运动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战后政治的相对稳定中出现的对抗（不满的渲泄）和挑战。[4]我们可以认定，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是20世纪后3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以新中间阶级为主体的、西方大众的文化反叛运动。

二、新社会运动与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动的结果。

“1968年革命”后，西方政学两界就战后西方出现的这次重大的社会危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争论和反思，并为挽救“民主社会的价值危机”提出了各种理论阐释和反危机举措。在这一反思中，西方社会学界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青年反文化运动和新左派造反运动是当代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体现，代表了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新的文化理念和政治诉求。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意识到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应当说，战后西方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就是新中间阶级的出现和形成。及至70年代中期两次石油危机以前，战后西方经济历经30年“黄金时代”的发展，已经孕育出一个不同于传统中产阶级的新中间阶级。对新中间阶级现象的产生有多种解释版本，如产业结构的变化、福利国家制度的推行、阶级冲突的弱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文化价值观的改变等等。实际上，与上述解释都密切相关的最基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条，即富裕和教育。二战后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入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大众的阶段，发达国家普遍进入消费社会，富裕导致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此外，物质生活的丰裕也导致社会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大学教育由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向普及化，普通人家的孩子大批进入大学校园。这两个基本因素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间阶层的快速增长。新因素引发的中间阶层与战前以城乡小业主、小农场主、小商人为主体的旧中产阶级不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人广泛分布于政商两界，大多是从事与技术与管理有关的企业白领雇员、政府职员和教育、医疗、科研和法律等领域的服务人员，统称“白领”、“雅皮士”（ＹＵＰ，青年城市专业人员），也即“新中间阶级”。虽然这一时期制造业仍是产业结构中的重头，工人阶级仍是西方国家人口中的多数，然而，作为战后出生的新中间阶级一代人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即使其中许多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其价值观和政治理念已经发生变化，并影响了社会各阶层。总之，西方战后数十年的和稳定和繁荣，导致了两大基本阶级结构的分化，新中间阶级的崛起使工业革命以来两极对立的社会结构趋于多极化。新中间阶级的出现明显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弱化了西方社会的阶级冲突。同时，生活方式的趋同化和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弱化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新一代工人缺乏以往工人阶级的显著的同一性和身份认同感，文化认同上升，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下降。西方新左派正是由此提出了“新工人阶级论”和社会变迁的新解说。

1970年代末以来，由于信息产业革命的加速、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新一代青年中的流行，西方出现了新中间阶级普遍化的现象。在90年代全球化的强力冲击与塑造下，西方社会结构完成了社会转型，从工业革命时期的“哑铃型”（也有人称“金字塔型”）社会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菱型社会”或“钻石型社会”。[5]“新中间阶级社会”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稳定的现实。当今的“新中间阶级社会”不仅不同于工业革命时代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化的结构，即使与50、60年代新中间阶级生成时期的社会结构相比也有很大的改变。在20世纪的后30年，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普遍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新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不仅在文化上、政治上，甚至在绝对人数上都占有优势。具体而言，这一时期信息产业革命引发的三个后果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动：一是从事白领与公共服务的技术人士的数量和重要性空前上升，信息工作者上升为新中间阶级的主体，从业人员激增，社会地位暴涨。这批新阶级构成了科技研发和知识传递的主要力量；二是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结构性的劳动危机导致传统产业工人绝对人数减少，组织力量衰落，社会地位下降；三是形成了一个被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抛出原来社会基本阶级的边缘阶层，这部分人游移于传统基本阶级和新中间阶级之间，依职业变化在各阶层间上下流动。他们包括无业或失业人士，持股人和食利者，“在家办公”的自雇者，还有流浪者、同性恋者、“光头党”等另类人士。目前，发达国家的边缘阶层已占所在国人口的13─20％，已形成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力量。边缘阶层在新产业革命之后的扩张，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变动中仅次于基本阶级的变化和新中间阶级形成的重大变化。边缘阶层的发展也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演变。几大社会阶层此消彼长，构成了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结构变动的基本特点。

尤其不能忽视的，还有新产业革命的发生对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对于那些在新技术革命中凭头脑和知识瞬间致富的新富豪，即新中间阶级出身的“知本家”，尽管他们有些人已跻身世界首富行列，但人们仍然不容易像看待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起家的传统产业资本家那样引发阶级仇恨，相反视之为平民英雄。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冲击和削弱，已经超过了70年代以前由职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化引起的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淡化。

新中间阶级是不是已经成为当下西方社会的基本阶级，它构不构成一个阶级？边缘阶层是不是“底层阶级”？这些问题目前尚存在争论。但是，问题不在于如何称呼或定义这些新的社会群体，而是这些新的社会群体已经客观存在。不可否认，当代新中间阶级和边缘阶层的成分非常复杂。无论是用马克思主义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相关的阶级划分标准，还是用当代西方主流社会学主要与职业相关的阶级划分标准（即是否具有不同的工作和市场处境、不同的生活机会和阶级意识），都很难确切地定义这两个新的社会群体。由于新中间阶级和边缘阶层类别繁多，其成分非常复杂，其利益和取向本身也各式各样、模糊不清，所以很难从传统的阶级分类的角度把“新中间阶级”、“边缘阶层”和“新社会运动”直接对应起来。但一般而言，形形色色的边缘阶层与号称“雅皮士”的新中间阶级一起，共同构成了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力量。换言之，这两种新产生的社会群体凭借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基本理念和政治意愿。两大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无疑使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已经不是两大基本阶级的简单构成，而是多种社会成分并存的多样化结构。正是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为新社会运动提供了极其广泛的基础，形成了空间广阔的活动舞台，使新社会运动乘风而起，愈演愈烈。

三、新社会运动与西方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变

新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变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新变化之一，是解析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变革的基础环节。在西方社会结构变动基础上形成的新社会运动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政党政治，倡导了一种“新政治”。萌生于新社会运动的所谓“新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指去阶级化的“中性政治”。这种“新政治”迫使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主流政党因应形势，采取中性化的改革措施，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

从实践看，非阶级的“新政治”理念起源于生态运动。绿色生态运动形成的基本共识是，工业化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只有全人类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才可能拯救地球生态与人类。这显然是一种超越阶级利益的新的政治理念。从思想上看，“新政治”缘起于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60、70年代，福柯在哲学上以彻底的相对主义摧毁理性主义一元论，在文化上以多元话语质疑现代性的合法性，在政治上否定一切资本主义的制度规制，倡导后现代的社会多元主义政治。在福柯身后，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接过福柯的哲学命题，发展了新葛兰西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形成了一套推崇社会多元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这套理论在20世纪后30年主宰了西方的文化话语，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方民主的发展。“新政治”在本质上是社会多元主义的政治。

尽管新的文化和政治理念在新社会运动中尽情释放，动员了千千万万的西方民众，但是即使是在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高潮中，以传统的阶级政治为基础的西方各大主流政党都对其代表的“新政治”不屑一顾。当时，西方右翼沉浸在新保守主义主宰政坛的狂喜之中；西方共产党人大多固守苏联教条，拒斥绿色政治；社会民主党人还陶醉在改良主义的战后执政成就之中，仍在做重现福利国家奇迹之梦。惟有以密特朗为首的法国社会党在变化了的政治潮流面前及早做出了调整和妥协，在80年代初改变了社会民主党人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悄然扩张执政基础，转变执政方式，并在西方国家的保守主义复辟中取得了逆风主政法国14年的执政成就。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法国社会党经验的复制版。

90年代的全球化全面加速了“新政治”的进程，新社会运动中形成的“新政治”理念已经发展到西方主流政党无法不正视的地步，迫使左右翼大党竞相“绿化”、“中性化”其纲领和政策，向新中间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的成员频频示好。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人在90年代中期吸纳了80年代英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多元主义“认同政治”，提出了“超越左右”的“第三条道路”。吉登斯提出，性、族群特性和民族性不能化约为阶级，这种不可化约性意味着这些不同的统治形式在解释社会的各种差异和不同动力时潜在地处于平等地位。他显然是把性别、族群、民族等因素与阶级等量齐观。处于左翼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在90年代已把关怀重点从工人阶级转向边缘人群，从阶级关怀转向弱势群体关怀，即转向受全球化损害的社会群体。西方中左翼此时的理论共识是：在当今的社会结构中，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冲突、左派与右派的政治分野已经不重要。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已经不能用这种旧方式来阐释政治价值观。同样，西方右翼政党在90年代也以自由主义为原则成功地吸纳了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多元主义理念，将无阶级主体的（或阶级主体身份模糊的）、小众的（即性别、种族、代际和生态等的）多元民主抗争整合到现行理论和体制框架内，并在执政实践中接受“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的观念，推行中性化政策和民粹作风。总而言之，“新政治”不独是西方中左翼的选择，而是西方政坛的整体选项和政治新潮。右派不右，左派不左，成为西方政坛90年代独有的特色。绿党80年代“站在正中间”的政治姿态现在居然被传统的主流政党竞相模仿。

“新政治”对传统的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政党政治的严重冲击在于，它不仅导致西方各国难以再出现有阶级主体支撑的、能够发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政党，而且对整个西方政党政治体制形成了威胁和挑战。传统的政党政治是建立在阶级政治的基础之上的，各个政党拥有在社会结构中追随和支持它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基础，而阶级结构是社会基础的核心组成部分。新社会运动带来的“新政治”是一种社会多元主义的非阶级政治。它突出了社会结构和矛盾中以往被阶级冲突所遮蔽的社会成分及其文化冲突，如性别、族群、宗教、代际之间的矛盾和认同。“新政治”认为：阶级政治不能替代多元的生活政治、“认同政治”，传统政治已经不适应当代政治的新变化。西方新社会运动反映了新中间阶级的利益诉求和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取向，表达了边缘人群和各色人等的多元权力要求。这些运动所表达的对抗并不是阶级对抗，它们指向非阶级的权力关系。这就对马克思主义左派政党和一切传统政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在不把这些新的文化对抗简化为阶级斗争的副产品的情况下正确应对这些新现象。

“新政治”的走红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党政治进入了危机时代，正在走向衰落。时下，已经没有任何政党敢于无视新中间阶级和新社会运动的力量。在90年代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新社会运动的冲击破坏了传统政党的社会基础，几乎所有主流政党的政治支持率都在普遍下降。西方政党政治的衰落趋势具体表现为：政治理念中性化，即淡化阶级意识的非意识形态化；纲领政策趋同化，即放弃旧原则以取悦和吸引新中间阶级选民；组织基础分散化，即政党成员大量流失；动员方式参与化，即以个人的、小众的民主参与方式挑战代议制民主制度内的对话方式；还有宣传手段的民粹化、媒体化、网络化，等等。政治变成了作秀，选举变成了秀场，传统的政党政治正在变质。社会多元主义的“新政治”导致了西方社会中强劲的民粹主义倾向，西方民主制度也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因此，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主流政党发生裂变，出现“碎片化”，西方正走向“后政党政治时代”。[6]在笔者看来，西方的政党政治仍将是今后长期存在的一个现实，“后政党政治时代”是否到来也可以争论，但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变质和衰落在加速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是“新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西方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即：淡化阶级性，突出全民性；淡化政治性，突出社会多元性；淡化传统性，突出变革性；淡化冲突性，强化参与性；淡化体制性，突出草根性；淡化组织性，突出自主性、非中心性；等等。90年代以来，西方政党执政方式演变的基本走向是，强化政党的参与民主因素以改造其传统的制度民主形式，倡导以个人本位的权力政治以弱化政党的阶级政治色彩。

“新政治”的出现是有重要依据的。其深刻根源不仅在于“新中间阶级社会”改变了西方社会两大基本阶级对立的传统格局，各种新的社会主体大量出现，新社会运动的“认同政治”吸引了青年和社会各阶层，而且在于时代确实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传统政治解决不了的新问题。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是生态平衡、人口爆炸、宗教冲突、移民潮、难民潮、就业危机和恐怖主义等新的“生活政治”问题。“生活政治”关系到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和生存困境，关系到多元的社会利益的协调，激发了新一代的全球忧患意识和生存安全意识。“新政治”之“新”，就在于它提出了这些超越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差异的新问题，并探索新的解决方案。“新政治”代表了西方新一代人的新意识、新诉求、新主题、新抗议。它远远超出了传统的“解放政治”，突破了左右两极的阶级对立框架，以新的视野拓宽了人们的关怀领域。

还应看到，“新政治”的所谓中性化并非左与右的简单折衷，不是左右两大主流政党一般地向中看齐，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取消阶级政治。在一般人看来，所谓中性化的“新政治”恰恰出现在新自由主义风行全球、极端市场主义加剧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劳资对立和贫富分化之时，是一个令人难解的悖论。从现象上看，前所未有的劳动危机导致了比30年代更严重的失业率，然而劳动反对资本的传统工人运动没有升级和激化；西方社会出现了比60年代更广泛的不满，但是新运动也没有达到60年代社会冲突的暴烈程度和70、8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抗议规模。然而，这种新现象只有放在西方社会发生了社会变化、产生了新的政治问题、“生活政治”地位上升的宏观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们不排除右派刻意以“生活政治”掩饰阶级政治，也充分看到当前西方社会劳资对立和两极分化在加剧，但是，传统政治无法包容新的“生活政治”议题，阶级斗争不能替代和解决西方所有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已是客观现实。正是“生活政治”的日益凸现，迫使西方主流政党钝化其阶级政治的锋芒，吸纳“新政治”理念，着力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努力改善执政方式。

 

启示与思考：

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不同，处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因而所面对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性质不同，差别很大。但是，西方政党以“新政治”的思路应对社会变迁和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努力通过改善执政方式来克服执政危机的革新之举，给我们以启示，引发我们的思考。

其一，加强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研究。改革以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经过2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种经济成分发展很快，相应出现了多种新的社会主体，形成了多元的社会利益及其冲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结构并存必然导致社会结构复杂化和社会利益多元化。分析研究新的社会主体的现状，充分认识新的社会矛盾状况和格局，全面认识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掌握基本国情，是制定新的方针政策，引导我国现代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西方主流政党、特别是中左翼政党对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社会结构发生的新变化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和相应的调整，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其二，探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建设的新思路。在现代化取得重大经济成就的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社会转型期和社会矛盾高发期，出现了许多改革以前和改革初期不存在的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转型期社会不稳定的执政思路，必须是因应新的社会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化解新的社会冲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西方执政党近年来在处理80、90年代社会危机的过程中，利用新社会运动提出的社会多元主义理念化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包括阶级对立），整合了西方后现代化阶段的各种社会资源，在重建社会秩序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其启示在于：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性质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旧思路上，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走加强社会建设的固本之路。

其三，强化执政方式的民主性、参与性和人民性。执政党必须主动改善执政方式，在执政方式的革新中坚持和发展其基本执政理念。在这方面，西方社会民主党积极发展参与民主，争取人民支持和扩张自身社会基础的努力值得借鉴。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支持才是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改善，关键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用广大人民主动、积极、广泛的参与来加强政治监督，铲除腐败根源，解决新时期突出的官民矛盾，上下矛盾。只有牢记党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执政理念，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执政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稳固的执政基础。

【注释】

[1] 20世纪90年代“中性化”政治的典型例子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其左右逢源不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走“中间道路”，而是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走“中间道路”。21世纪初年“中性化”政治的最新例子是英国传统右翼大党――保守党的新领袖、布莱尔式的政治“神童”卡梅伦也要走中间道路。卡梅伦的政纲要点放弃了保守党传统的有关大幅减税和控制移民的提法，取而代之强调“社会公平”、挑战“全球贫困”和环境保护、改革教育体系等主题。卡梅伦自称“我是布莱尔的承袭者”。见美国《新闻周刊》2006.1.23文章：“卡梅伦效应”，转引自《参考消息》2006.2.6译文“卡梅伦重振英国保守党”。

[2] 参见Hank Johnston, Albert Melucci: New Social Movement,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

[3] 参见Lawrence Wilde: Modern European Socialism,Dartmouth,1994。

[4] 杰弗里·伊萨克：《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参见周凡译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6期，第65页。

[5] “菱型社会”为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李普塞特的提法，见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2001，“欧洲左翼的美国化”，载美《民主月刊》总第12卷第2期，参见于海青中译文， 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2年年刊；“钻石型社会”为英国学者的观点，参见何秉孟、姜辉：《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一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动态》第十八期（总484期），2005.5.24。

[6] 参见《欧洲》2004年第5期文章“西欧政党政治的危机与解析”。

（原载《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2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