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在“社会主义理想的明显非法化”[1]的背景下，西方知识左派陷入空前的困境。N.弗雷泽[2]（Nancy Fraser）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阵营关于承认理论的争论中独树一帜，在全面分析当代的“后社会主义”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的双重方案的新社会主义战略[3]。这一战略是对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左派各种“后”社会主义理论和战略的重要突破和超越，为当代左派的全面整合打造了新理念，指出了新方向。

一

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首先是以她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分析和批判为前提的。

N.弗雷泽在批判的意义上使用“后社会主义”概念，以此批评西方知识左派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中陷入的分裂。所谓“后社会主义状况”，N.弗雷泽特指19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东剧变后西方社会主义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左派、社会民主主义左派和多元文化主义左派）的分裂状况。她把前两种传统左派称为坚持经济社会“再分配”方案的“社会左派”，把多元文化主义左派称为提出各种形式的“承认”诉求的“文化左派”，认为二者之间互不相容，彼此争斗，造成了社会主义左派队伍的四分五裂。

这种“后社会主义状况”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语境下形成的？在《正义的中断：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批判性反思》（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Routledge，1997）一书中，N.弗雷泽分析了当前所谓“身份政治”与阶级政治、文化左派与社会左派、文化多元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分裂，指出了这种分裂得以形成的三个方面的背景因素：

N.弗雷泽认为，出现这种“后社会主义”分裂状况，首先是因为缺乏替代现存秩序的任何可信的进步性前景。她把1989年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与广义社会主义在西方愈益丧失合法性的结果相联系，认为崩溃的不仅是一套实际存在的制度安排，而是对于社会主义（广义）理想的信仰。在过去的150年中，这一理想曾经激励了为社会改造而进行的斗争。然而在当前的整个世界中，尽管“激进民主”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的激进主义思潮呈激增态势，斗争阵线迅速增加，并试图将自身提升到替代社会主义选择的地位，但是这些斗争由于把政治经济问题排除在外而缺乏说服力，而且事实上目前没有出现能够取代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的广泛的公正社会秩序的进步前景。因此，左派今天仍然缺乏任何可信的、彻底的解放方案。

其次，这种“后社会主义”分裂状况的第二个构成性特征是承认群体差异的理论及其主张的“身份政治”的兴起。N.弗雷泽敏感地意识到，1990年代以来，对“承认差异”的需求，推进了在民族、族群、“种族”、性别、两性关系旗帜下动员起来的群体斗争。群体身份取代阶级利益正在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媒介。差异理论和“身份政治”的突出地位有时遮蔽了社会平等的主张。她指出，在经验层面上，我们见证了“身份政治”的兴起、阶级去中心化以及（直到最近）社会民主主义的相应衰落。[4]在政治上，“我们正在见证政治想象，尤其是正义想象的明显转向。许多行动者似乎正在从社会主义的政治想象，其中正义的核心问题是再分配；转向‘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想象，其中正义的核心问题是承认。随着这一转向，最突出的社会运动不再是被界定为从经济上的‘阶级’，他们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为了结束‘剥削’、为了赢得‘再分配’而斗争。相反，这些运动被界定为文化上的‘群体’或‘价值共同体’，他们为捍卫自己的‘身份’、结束‘文化统治’、赢得‘承认’而斗争。其结果是文化政治与社会政治相分离，后者被前者相对遮蔽。”[5]这种情况似乎迫使人们在再分配还是承认、阶级政治还是身份政治、社会平等还是多元文化主义等互相排斥的选择之间做出抉择。

最后，N.弗雷泽说明了所有这些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即“后社会主义”状况的第三个特征——经济自由主义的复活。N.弗雷泽在这里指出了一个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一边是平等诉求的去中心化，一边是具有攻击性的市场化以及急剧攀升的物质不平等。她认为，随着政治重心似乎从再分配转向承认，随着平等主义承诺的逐渐退潮，全球普遍存在的资本主义愈益将社会关系市场化，愈益侵蚀社会保障，愈益使数十亿人的生活机会恶化。随着那些在全球信息经济中发财致富的人迅速将更多没有捞得什么好处的人甩在身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发展。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差距都在拉大，这不仅表现在收入和财富方面，也体现在各种“能力”上，这些能力是通过获得洁净的水和空气、教育、避孕、医疗、有酬工作、营养丰富的食物以及解除痛苦和掠夺来衡量的。[6]

N.弗雷泽对“后社会主义”面临的这些状况[7]，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回顾我文章阐述的背景：高度的市场化与急剧增长的世界不平等；社会主义理想的明显非法化；承认差异诉求不断增加的重要性，以及平等主义再分配诉求的相对衰落；文化左派与社会左派的相互分离，以及表面上缺乏对现存秩序任何可靠的全面替代方案。”[8]

基于对“后社会主义”状况的这一分析，N.弗雷泽提出了她的全新的社会主义战略。在她的解决方案中，左派的分裂不是阶级斗争与性别、“种族”和性斗争之间的分裂。这一分裂并不反映真正的对立，相反，再分配的平等主义政治原则上有可能与承认的解放政治相结合。因此，N.弗雷泽的社会主义战略，是指一种超越传统左派的经济“再分配”诉求，同时超越文化左派的单纯争取身份认同和“承认”的文化诉求，从而将经济上的“再分配”和文化上的“承认”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选择。她认为与之相对应的两种方案都存在缺陷：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的方案强调再分配，而主流多元文化主义的方案强调文化承认，二者各执一端。左派应当而且能够停止目前在内部相互冲突的辩论中浪费精力，而开始关注于身边的艰巨任务：在即将到来的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以能够引导对抗非正义的一致的左派理念整合承认与再分配。她号召长期相互争斗的左翼各派克服“后社会主义状况”下的分裂，在更为广阔而统一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也即为“阶级斗争”加“文化承认”而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10年以后，N.弗雷泽接受了其批评者的观点，为其社会主义战略增加了政治维度。这样，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得到了更全面的表述，即“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加“文化上的解构”加“政治上的代表权”。对于理论上这一新改动，N.弗雷泽明确表示，引进正义的“政治的”维度，是为了分析跨国的不平等。在分析上不同于再分配和承认，代表权适合于将“错误构成（misframing）”的非正义理论化。政治新维度的加入使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更具有广泛性，使之成为不仅是西方左派，而且是全球左派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的总体社会主义战略。

N.弗雷泽对新社会主义战略的这一思考，自1997年提出之后，就引发了欧美左派的热烈反响。在1996-2000年间，超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范围，欧美左翼文化界的许多重量级人物如R.罗蒂（Richard Rorty）、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艾利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等人纷纷加入了关于社会主义再分配与文化承认之间关系的争论，分别提出了他们对新社会主义战略的思考。以罗蒂为例，他批评讨论当代问题的这种文化主义方式，认为多元差异的文化承认解决不了共同人性的问题，这种复杂的学术论证方式也不适于大众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他认为，美国学术左派高估了哲学的功用。承认理论的哲学复杂性无助于左派实现多数政治的努力。[9]尽管对N.弗雷泽这一战略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是它们从各个侧面说明了N.弗雷泽这一新社会主义战略构想在欧美知识左派中的广泛影响力。

二

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建立在其以正义观为中心的政治哲学整体框架上。N.弗雷泽提出社会正义同时需要再分配和承认，以及社会正义理论应该以更全面的方式进行，因而她对批判性的规范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N.弗雷泽从一种二元视角出发，努力在哲学概念上统一“再分配”和“承认”两个维度，以此揭示文化左派和传统左派之间产生对立的深层概念基础。

N.弗雷泽的正义理论是一种二元社会理论，它从再分配和承认的双重视角出发，既关注分配不公，又注重错误承认，全面地批判社会的非正义现象。N.弗雷泽提出的这种“观点的二元论（perspectival dualist）”分析框架，将承认和再分配两种诉求整合为共同的正义基础和互相不可还原的正义维度，认为惟有这一框架，能够理解当代社会阶级不平等和身份等级制的重叠。这个二元理论同时关注根源于政治经济的阶级结构的不正义和根源于制度化的地位秩序的不正义，但是又不把其中一种不正义的维度还原为另一种不正义的维度。[10]在她看来，争取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要为再分配和承认的双重目标而斗争。

N.弗雷泽认为，构建一个再分配与承认二元结合的分析框架是十分必要的。她宣称，“在哲学层次上，我的切入点是目前正义的两个不同范式的分裂。”[11]1995年，N.弗雷泽指出，当代左翼理论中存在承认和再分配的分裂，基于民族、族裔、种族、性别和性行为的差异承认的文化诉求不断增加，牺牲了经济再分配的诉求。她认为，今天的正义要求二者的统一，要求克服“再分配-承认的难题”，建立一种同时容纳再分配和承认两种诉求的替代框架，以批判所有这些群体所遭受的经济与文化的不平等和非正义。[12]她反对将再分配与承认截然对立、二者必择其一的分析方法，认为分配和承认两种范式都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正义诉求，但是二者之间彼此分隔，缺乏交流。但是，原则上我们有可能兼有两者。她论述的全部重点是说明文化诉求具有分配的意义，经济诉求负载了承认的含义，并试图在哲学上发展出能够包含再分配与承认的更为一般的正义总体概念。2005年，N.弗雷泽的《在全球化世界中重构正义》一文中引入了正义独特的政治维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了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的三维的理论框架。由于政治维度的加入，正义的二元视角发展成为三元视角。这样，N.弗雷泽就修订并发展了她的批判理论新框架：用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构成了正义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维度。与三个正义维度相对应的，是三个理论化的非正义概念：分配不公、错误承认、错误代表权(边缘化)，从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不正义的系统的批判分析框架。

N.弗雷泽以其“观点的二元论”（现为三元论）与承认理论家的“规范一元论”划清了界线。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艾利斯·杨等承认理论家批评正义分配理论只关注物质福利和社会的不平等分配，忽略了文化评价和社会承认的不平等结构。然而他们往往走向另一极端，忽略经济不正义，把所有社会不正义还原为承认问题。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是这类理论的一个典型。他将承认构想为基础性的、统摄性的道德范畴, 而将分配视为派生物，主张道德基础上的“规范一元论”。因此，他把再分配的社会主义理想重新解释为承认而斗争的一个亚种。N.弗雷泽反对分配被包含在承认之下的这种“承认一元论”。她所构建的二元或三元方法论是一项杰出的贡献，它能够同时考察社会制度的承认、分配和代表权维度，充分关注三者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强化，以及经济不正义、文化不正义和政治不正义之间的交叉循环。

其次，N.弗雷泽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层面构造了批判的正义理论和社会批判框架。

N.弗雷泽的三元（承认、分配和代表权）分析方法论具有理论上的兼容度和广泛的解释力。N.弗雷泽与霍耐特、艾利斯.杨等承认理论家一样，都把当代社会描述为经济与文化不正义的结合，都不明确声称经济和文化中一个比另一个更“基本”。但是，文化承认理论家强调 “经济”领域与所谓的“文化”领域之间的连续性，而N.弗雷泽则坚持两者在理论上的区分，突出二者的矛盾。她指出，政治经济的物质过程并非“完全对立于”文化象征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已把我们置于一种社会形成之中，它区分了专门化的经济领域和制度与被指称为文化的领域和制度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为了说明这种社会形成，我们必须使用文化/经济的区分。N.弗雷泽不是简单地把再分配指派给经济制度领域，而把承认指派给文化领域，相反，她的相互区分的二元（三元）分析角度，能够运用于任何领域。在她看来，对正义的理解必须包含为分配而斗争、为承认而斗争和为所有权而斗争三组关系。

K.奥尔森（Kevin Olson）提供的一个图表，对N.弗雷泽由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层面组成的理论框架进行了精确的分析说明[13]：

正义的领域	参与平等的条件	社会差异的形式	不正义的形式	解决方案
经济	客观条件	阶级	分配不公	再分配
文化	主体间性条件	地位	错误承认	承认
政治	程序条件	公民权	边缘化	包容

参与平等的维度

在正义的第一领域经济层面，社会差异存在的形式是阶级，其主导的不正义形式是分配不公，其解决方案即矫正形式是经济上的再分配；在正义的第二领域文化层面，社会差异存在的形式是地位（有制度背景的身份），其主导的不正义形式是错误承认，其解决方案即矫正形式是文化上的承认；在正义的第三领域政治层面，社会差异存在的形式是公民权，其主导的不正义形式是边缘化（即没有充分的公民资格），其解决方案即矫正形式是包容。在这一框架中，经济、文化和政治三层面分别对应了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边缘化（错误代表权）三种不正义的形式，形成了经济上的再分配、文化上的承认和政治上的代表权三种正义诉求和矫正方式。

N.弗雷泽以三元方法论层层分析了这三组矛盾和交错关系。其一，错误承认、分配不公与边缘化具有不同的根源，并遵循不同的逻辑。因此，我们不应该期望改变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本身将克服分配不公，也不应期望改变物质分配的经济机制本身将克服制度性的错误承认。社会不公包含了三个理论上不同的社会秩序。如果批判社会理论把错误承认还原为分配不公，或把分配不公还原为错误承认，那么批判社会理论就不能希望准确而敏锐地描述当代社会现实。其二，三个维度是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的。因此，没有哪个维度[如K.奥尔森、福斯特（Rainer Forst）所主张的政治维度]是正义的主导维度，经济、文化和政治维度都是基本维度。例如，提出再分配和承认诉求的能力取决于代表权关系一样，而发表政治意见的能力取决于阶级和地位关系，取决于根植于经济结构和身份等级秩序的权力关系。因此，分配不公和错误承认共同破坏了每一个公民平等政治发言权的原则，甚至在声称是民主的国家中也同样。反之亦然，经受错误代表权的人很容易受到地位和阶级不正义的伤害。三种不正义相互强化，剥夺了某些人与他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因此，当这三个维度相互交叉时，除了极少数情况下，矫正不正义的努力就不能只全力投入到三个维度中的一个。反对分配不公和错误承认的斗争与反对错误代表权的斗争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反之，单一维度的单一斗争不可能取得胜利。其三，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边缘化都是制度性的不正义。分配不公直接根源于分配结构，错误承认直接根源于文化价值模式，边缘化则直接根源于来自民主政治实践的以国家为核心的政治和司法排斥。在N.弗雷泽看来，这些不正义都属于制度性的社会从属地位。比如，近年来，她不是从承认的“身份”模式，而是根据承认的“地位”模式，来试图分析错误承认。[14]这样，N.弗雷泽就突破了霍耐特等承认理论家对承认的文化身份模式定位——心理学上阻碍个人完整发展的各种蔑视的文化模式，从而用创新性的地位模式说明：错误承认不仅来源于文化和心理的贬低，而且来源于深植于社会制度之中的蔑视。这种蔑视产生于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中，并且完全剥夺了受诬蔑群体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使之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中。在N.弗雷泽的模式中，错误承认是一种从属地位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身份扭曲的心理经历。

正是基于这一系统分析，她提出了用改变深层结构本身为目标的、更为激进的“改造”战略去替代传统的“肯定”战略。“改造的”经济再分配（社会主义）政治与改造的文化承认（解构）的政治同时着力于不正义的深层结构，通过改变生产的剥削关系和解构维持错误承认的文化等级制，削弱群体差异。由此，这些改造政治促进了社会的“参与平等”。

第三，N.弗雷泽根据参与平等提出了正义的规范性标准。

批判社会理论需要对其自己的方法论程序和理性标准进行哲学反省。最近，N.弗雷泽指出，正义的规范能够从以“参与平等”为特征的民主概念中发展出来。她的正义概念是建立于“参与平等”的思想之上的。她把“参与平等”描述为“正义要求允许所有社会（成年）成员作为平等一员彼此相互作用的社会安排。”[15]她进一步阐明，平等意味着在特定的活动与相互作用中“成为平等一员，与他人平等、或具有平等地位的条件。”[16]

从上述表格看，在N.弗雷泽的正义领域的经济层面，参与平等是其客观条件；在正义领域的文化层面，参与平等是其主体间性条件；在正义领域的政治层面，参与平等是其程序条件。在经济层面违反参与平等原则，造成了分配不公的不正义；在文化层面违反参与平等原则，造成了错误承认的不正义；在政治层面违反参与平等原则，造成了政治上的边缘化。换言之，分配不公违犯了参与平等的“客观条件”，要求经济再分配；错误承认违犯了参与平等的“主体间性条件”，要求主体间平等的尊重即承认；边缘化违犯了参与平等的“程序条件”，要求合法的公民权和包容。分配不公、错误承认和边缘化可以视为三种参与平等的障碍。参与平等原则为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正义提供了共同的规范性标准。这一标准表现了各种不正义之间的规范连续性。每一种不公正都表达了一种参与不平等的方式。[17]

N.弗雷泽的理论用“参与平等”作为规范性标准来评估公民所提出的各种关于更正义的分配和承认结构诉求的相关优点，以及成功地提出了克服社会不正义的矫正方案的相关前景。[18]其基本思想是，我们应该称为不正义的恰恰是那些社会结构，这些结构否定某些社会成员平等地与其他成员一起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从“客观”条件看，分配不公表明参与平等受到经济结构的阻碍；从“主体间”条件看，错误承认表明参与平等受到了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的阻碍；从“程序”条件看，边缘化或错误代表权表明参与平等受到了政治结构的阻碍。

C.泽恩（Christopher Zurn）指出了N.弗雷泽的参与平等的规范性框架所带来的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参与平等复兴了规范性社会理论中的原有传统，即试图理解并广泛地解释社会正义。这种理论不是从正义的理想的政治结构出发，而是从跨度很大的基本的社会制度——政治或司法制度、教育制度、家庭结构、社会化实践、群体交往制度、市民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关系、重要的文化话语等等——并没有得到良好规制的状况出发，因此这种社会理论才被鞭策着要发展出具有解放目的的跨学科理论。N.弗雷泽的规范性框架，作为鲜明的社会正义的宽泛理念，提出了实现批判社会理论原有的雄心勃勃的许诺：认真考虑当代社会本身的前景和缺陷。

N.弗雷泽参与平等规范性框架的第二个优势是该框架确保了这种宽泛的规范性理念，却没有传统的理论负担。参与平等的框架并不是描绘了关于完全正义的社会或良好规制的社会特征的详细讨论，而是说明了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中什么被视为非正义。因此，该框架不必去论证种种乌托邦观点具有经验合理性。它的论述方式更接近于公民和社会运动实际所使用的公开评价的语言。此外，参与平等标准比一种宏大理论更具一般性，且很少引发争论。这种一般性特征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平等是正义的道义论标准，而不是对那种好生活的目的论说明。因此，它能够尊重我们在当今世界中发现的合理的多元主义条件，只关注于所有人都应该承认对其有约束力的正义必要条件，所以才有希望避免哲学上的争论。

N.弗雷泽参与平等规范性框架的第三个优势是，面对各种表达于复杂而多元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之中激烈竞争的诉求，该框架鼓励了真正的批判态度。参与平等的框架并不是简单地把所有诉求都归结为分配不公和错误承认，而是帮助我们从无价值的诉求中挑出有价值的诉求。例如，各种仇恨的群体和法西斯少数群体提出的诉求，他们在大部分社会中都遭遇了错误承认。N.弗雷泽坚持认为，我们不应该认可扩大承认是他们的合理诉求。因为他们对可敬生命的看法是仇视的，其目的是要否定平等的尊重和其他社会群体发展自尊的平等机会，于是这类群体违犯了参与平等的主体间条件；因此，他们扩大承认的诉求应该被否定。[19]

总之，N.弗雷泽的参与平等原则为矫正各种层面、各种形式的不公正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有说服力的规范性框架。在这一规范基础上，N.弗雷泽建立了其正义理论的整体框架，从而为她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打造了理论基础。

三

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是对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西方左派的“后社会主义”战略的超越。其相关的政治哲学思考同时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发展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首先，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是对20世纪后期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战略的反思和超越。

从上述分析看，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左派”以再分配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战略（典型的代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也不同于“文化左派”以承认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战略。更重要的是，她的战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西方新马克思主义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主流的“后社会主义”战略。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战略思考就基本上统摄在E.拉克劳(Ernesto Laclau)、C.墨菲(Chantal Mouffe)的“后社会主义”战略的话语霸权之下。拉、墨提出了“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的“后社会主义”政治方案即战略。[20]他们将“新葛兰西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和拉康主义和德里达(J．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相结合，强调时代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同一性必须被各种非辩证中介构成的领导权同一性所替代，阶级斗争必须被争夺领导权的政治维度的激进多元民主对抗所取代。他们要求彻底扬弃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的政治主体，认为新社会运动意味着所有固定政治主体的不可能性，把阶级和社会主义斗争看作是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的一环，从而要求左派放弃阶级政治，并以连接不同的民主政治为首要目标。他们声称其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21]总之，其后社会主义战略就是适应当代西方社会的多样化，建立大众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斗争阵线，争夺文化话语和政治领导权，走向一种激进的民主政治。拉、墨的“后社会主义”战略在西方左翼中有极高的认知度和影响力。在2000年风行一时的“帝国”理论中，奈格里（Antonio Negri）、哈特（Michael Hardt）所宣示的从事“非物质性生产劳动”、体现“生命政治权力”的多样性的“大众”从四面八方直击“帝国”，争取全球民主的“后社会主义”方案，可视为拉、墨战略的全球化放大版。

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澄清了“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再分配到承认的转变，坚决反对在再分配政治和承认政治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对社会平等的承诺高于对文化差异的支持，另一方面保持了对新涌现的多元差异主体及其公正诉求的敏感性，并不以一成不变的旧教条束缚对新的多元文化挑战的认识。以社会平等为根本原则的“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上的解构”的新社会主义战略拒绝了拉、墨“后社会主义”战略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政治的片面强调，将追求激进多元主义的差异政治与坚持经济再分配的社会主义政治整合为一体，融入了一个单一的、综合性的框架。总之，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的目标是创造另一个新社会主义，它具备社会主义的传统优点，同时对差异群体及其诉求保持了最大的宽容度。因此，这一新战略为左派力量的全面整合提供了战略基础，它整合了当前新马克思主义左派中最好的理论和政治战略思想，避免了各种类型的宗派主义，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兴起的当代公民抗议运动打造了理论武器，提供了未来愿景。正如N.弗雷泽本人所言：我们必须创造一个新的、正义的社会的全面愿景——一个将分配正义、身份平等和在每一层面的治理中广泛的民主参与相结合的愿景。在160年前，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则试图在战略上使全世界反资本主义的人联合起来。

其次，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以其总体性的优点，恢复了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社会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马克思的经济政治批判传统。

N.弗雷泽依托一个以参与平等为规范基础的正义理论的整体框架，即从一个从各个不同层面批判资本主义的总体结构出发，论证其新社会主义战略。这一新社会主义战略，在理论上恢复了维科(Giambattista Vico)以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科学“宏大叙事”的传统，建立了总体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N.弗雷泽不拒绝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方法，但否定后现代主义理论将社会科学琐屑化、浅薄化和彻底去总体化。她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重返法兰克福学派经典的社会批判传统，重铸了被后现代时尚一度“解构”了的总体性的资本主义理论。正如凯文.奥尔森指出的，N.弗雷泽“能够敏锐地把当前纷乱的图景变得井井有条，容易理解。她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当前政治图景的概要，并把表面上分散的不正义的点连接起来，让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如何把本来是各不相同而分散的斗争与更大的政治图景，彼此相互联系起来。”[22]从某种意义上说，N.弗雷泽以其社会批判的宏观框架，拓展并深化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讨论，引领了当代西方左派正义理论和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对资本主义的宏观批判，对一个时期以来在后现代的虚无主义潮流下的社会理论微观化倾向是一次成功的反拨。

最值得称道的是，N.弗雷泽的批判观在“捍卫全面性、综合性、规范性、纲领性思想的可能性和可期性”，批判“后社会主义”对总体性思想“普遍退出”的同时，对新兴的文化主义保持了高度的敏感性，强调“不言而喻，任何站得住脚的社会主义后续方案，都不可能为了支持文化差异而放弃对社会平等的承诺。否则，将在事实上与占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达成共识”[23]。N.弗雷泽对再分配和政治所有权维度的强调，对经济和文化的理论区分，对文化承认的“制度化的文化模式”的界定，表现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某种回归。尽管她对正义的经济政治方面的强调仍处于“新韦伯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语境之下，但仍然能够提醒人们注意到其马克思主义精神，无怪其论争对手霍耐特在“再分配，还是承认”的争论中称N.弗雷泽发展了一种“经济再分配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修正版”。

最后，N.弗雷泽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及其正义理论框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性的理论资源。

N.弗雷泽对当代西方后现代化悖论的解读，揭示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矛盾，提请我们重视现代化发展中的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及其解决方式。N.弗雷泽的正义理论，指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内部和国际范围的新的两极分化，全面分析了西方当代的阶级斗争、文化矛盾和政治冲突，尤其突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的新特点，强调了关于性、种族划分、两性关系、宗教和语言的不公正等结构性的压迫和集体身份。她对当代西方社会矛盾的深切关注，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西方民主，推动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平等。

我国在经历30年的改革开放后，目前正处于社会矛盾高发期。我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所面对的现代化悖论和相应境遇有相似之处。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的相对滞后存在矛盾。化解社会冲突，发展社会和谐，用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要诉求。N.弗雷泽强调以参与平等原则为基础，在经济文化政治诸层面全面建构社会正义的政治哲学理念，显然为我国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她对公平分配、文化平等、社会团结、政治代表权等概念的诠释，增添了我们对正义理念的现代理解。以N.弗雷泽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理论倡导的正义理念，对于我们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促进社会关系的平等和谐，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此外，N.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社会苦难和受侮辱状况的高度敏感和深切关怀，对新社会主义正义理想的追求，以规范理论的方式表达了一种高尚的政治伦理，对于我们矫正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道德效应也具有正面建设作用。也许批判理论家的批判没有深刻抵达资本主义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固有制度逻辑，也许其批判方式仍然执着于规范而显得过于学术化，但是其理论有一种正义的道德力量，表达了对人类解放的热烈情怀。这种道德力量、尤其是其中的公平正义的政治伦理，对于匡正现代化发展中的社会道德失序、政治伦理失范，有非常强烈的矫治意义，因此，对于我国建设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也是一种有正面意义的理论和精神资源。

【注释】

[1] 参见New Left Review 223, 1997，p.126-129。

[2] N.弗雷泽（Nancy Fraser，1947— ），美国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政治哲学教授，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3] 参见N.弗雷泽的《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难题》一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一章。

[4]N.弗雷泽在1996年写作《正义的中断》一书时，社会民主主义正在经历一次以“第三条道路”为标记的短暂复兴。10多年之后，N.弗雷泽的判断依然准确：“第三条道路”如今已经谢幕，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正在经历最严重的衰落。

[5] Nancy Fraser，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Routledge，1997，p.2.

[6] 参见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1996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结论的最重要部分是Barbara Crossette提出的，参见 《联合国研究发现世界贫富差距正在拉大》，载《纽约时报》(Barbara Crossette, New York Times, 15 July 1996, p. A4)。

[7] 关于上述三种“后社会主义”状况的系统论述，参见Nancy Fraser，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Routledge，1997，p.1-3。

[8] 参见New Left Review 223，1997，p.126-129。

[9] 参见R.罗蒂（Richard Rorty）的《“文化承认”是左翼政治的有用概念吗？》一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一部分。

[10]N.弗雷泽对二元社会理论的最初阐述见Nancy Fraser, “承认，还是再分配？对艾利斯·杨的《正义与差异政治》的批判性解读”（“Recognition or Redistribution? A Critical Reading of Iris Young’s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政治哲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3, no. 2, 1995)和 Nancy Fraser, 《中断的正义：对“后社会主义”条件的批判性反思》（Justice Interruptu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Postsocialist” Con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11]参见N.弗雷泽的《反对盲目乐观主义：答艾利斯·杨》一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一章。

[12]参见N.弗雷泽的《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正义难题》一文，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一章。

[13] 转引自K.奥尔森：“参与平等与民主正义”，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三章。

[14]参见Nancy Fraser, “重新思考承认”（"Rethinking Recognition”），本书，以及“没有道德规范的承认？”（"Recognition without Ethics?"），《理论、文化与社会》（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8, no. 2-3, 2001)。

[15] 参见Nancy Fraser, “身份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载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再分配或承认？政治哲学的讨论》（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 Verso, 2003), 第36页。

[16] 参见同上，第101页, 注释39。

[17]参见K.奥尔森：“参与平等与民主正义”，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三章。

[18] 参见Nancy Fraser, “身份政治时代的社会正义：再分配、承认和参与”（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Identity Politics: Redistribution, 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载《坦纳讲稿：人类价值》（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ume 19, ed. Grethe B. Peterso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8)。

[19] 参见K.泽恩：“关于参与平等的争论：论N.弗雷泽的社会正义概念”，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中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第二章。

[20] 参见[英]E.拉克劳、C.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1] [英]E.拉克劳、C.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2]参见K.奥尔森为N.弗雷泽主著，K.奥尔森编，高静宇译的《伤害+侮辱》一书所写的导言，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

[23] 参见N.弗雷泽《正义的中断》导言，见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今日批判理论》丛书。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8）》，总第12辑。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