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外恐怖主义理论研究述评-哲学中国网

国际学术界关于恐怖主义的理论研究久已有之，“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近两年来相关研究得到了拓展和深化。国外右翼主流和左翼学者均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和撰述，对恐怖主义的概念和定义、性质和根源，以及反恐的理论依据和目标、方式和后果，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说。

一．关于恐怖主义的概念和定义

什么是恐怖主义？在历史上，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形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初特指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3月到1794年7月）、即“红色恐怖时期”左派政府所采取的系统化的威慑政策，包括对革命的敌人的肉体消灭和武装镇压。这一概念后转化为运用强硬的恐吓手段攻击他人、危及人的生命安全、威胁公民自由的任何政策。希特勒时代的种族灭绝大屠杀、二战时期日本空军“神风游击队”的自杀性袭击、60年代初秘密军队组织的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大规模的城市恐怖活动、60、70年代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的大型杀戮行为和6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日本、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美国的极左派在人口密集城市的大范围的爆炸、暗杀和绑架活动，等等，以及发动了“9·11”袭击的本·拉丹基地组织的当代伊斯兰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都被归于恐怖主义的概念范畴。

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左翼学者门德兹(Mendez,P.M.)提出的定义是：恐怖主义是通过对平民进行警告性屠杀以使其感到畏惧，来寻求政治权力和一种策略。[1]在他看来，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行为，可分为国家行为和非国家行为两类，而非国家行为的恐怖主义在当代的两种形式则区分为宗教团体恐怖主义和政治团体恐怖主义。但是，恐怖主义造成的最大伤亡源于国家行为。

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西方右翼主流和左派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右派在“9·11”后将恐怖主义简化为本·拉丹基地组织网络和一切反对反恐战争的武装的敌人。[2]在布什对站在“我们一边”和“他们一边”的鲜明划分中，“他们”显然就是右派心目中的恐怖主义者。但是，此前西方国家都避免直接对恐怖主义下定义。有鉴于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在冷战时期扶植反苏势力的历史渊源、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与美国在反伊朗什叶派政权抗衡中的八年合作这两个众所周知的基本事实，美国在“9·11”以前也一直回避界定恐怖主义的概念，防止概念的准确性、统一性束缚其对恐怖主义的主观解释。西方主流媒体英国路透社、美国CNN均已正式反对使用恐怖主义一词表述“9·11”事件。

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对恐怖主义的判断代表了国外左翼的一般理解。他认为，恐怖主义和军国主义是近亲，其相似点是，二者都是以不经审判就杀死对手为基础。区别在于恐怖主义的主要目的是使用暴力对对手进行恐吓。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伴生现象，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的全球主义、“新世界秩序”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人类的极大威胁。恐怖主义也可能成为帝国主义之间重新进行瓜分世界的工具。他特别指出，不能把一切武装行动定义为恐怖主义，把恐怖主义和合法的武装斗争方式混为一谈。恐怖主义是刑事犯罪类的武装暴力，但是其决定性的特征取决于它的社会政治内容，而不是武装暴力的形式本身。反对威胁人类生存的社会反动势力时，进步的捍卫者不能戒绝使用暴力。不能允许把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同国际恐怖主义混为一谈，这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使帝国主义在“合法”的基础上镇压革命运动。[3]美国著名专栏作家金斯利指出，“恐怖主义的定义对公民自由而言，是一大难题。”如果在广义上把一切反对或制止战争努力的人都视为恐怖主义的帮凶，就会对公民自由构成巨大威胁。[4]

二．关于恐怖主义的性质和根源

就一般意义上的恐怖主义而言，恐怖主义同战争一样，是发动武装斗争的一种形式。[5]令人绝望的穷困是恐怖主义的温床。但是在20世纪的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性质的恐怖主义。根据哈里·亨德森(Henderson, Harry)在《全球恐怖主义：参考大全指南》中的论述，恐怖主义曾经与保卫革命成果联系在一起；恐怖主义在冷战时期是贫困的第三世界民众反对政府和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手段，也是20世纪反抗殖民主义的工具，民族主义是这种恐怖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60年代末以后西方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主要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城市发动的非常规的反政府和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80、90年代恐怖主义在西方国家的焦点似乎已从左派转到了右派。[6]

在对当代国际恐怖主义性质的认识上，世人的基本共识是：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是对全人类安全的共同威胁。这一基本共识也是世界各国反恐统一行动得以实施的基础。但是，各国之间、左翼右翼之间仍然存在观点相左之处。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恐怖主义是对西方文明和“和平、民主和自由市场” 的价值理念的挑战。无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左派还是右派，西方人在价值观上有着根本的一致性。法国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雅克·比岱在与我们谈及“9·11”恐怖袭击时说，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美国人。西方左翼思想家的这一态度，极有代表性地表达了西方人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一致认同。正如赛义德（Said, Edward）所指出的那样，美帝国所声明的神圣的利他主义和善意的纯洁这种虚幻的美德，现在受到了一贯反对美国海外战争的前左翼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狂热支持。[7]

然而，在追索当代国际恐怖主义的根源时，立即显现出巨大的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是美国的扩张导致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还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引发了美国的扩张？美国人在遭袭之后的反应是：为什么他们恨我们？一种答案是，穆斯林仇恨美国人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力量侵入了他们的社会，即因为美国的强权扩张。反全球化人士和反美的左派均支持这一观点。美国右翼主流众口一辞地认为，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兴起引发了美国的扩张。布什政府力主的观点是，美国和整个世界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现实，即遍及全球的恐怖主义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同时存在，他们对美国人所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和价值理想形成了威胁，而且他们随时都可能再次发动恐怖袭击。因此必须对他们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右翼思想界将当今时代看作是实现美国理想的广泛传播和美帝国新扩展的良机，是美国应该并且能够抓住的单极时代。[8]

一些西方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指出，是全球化的不平等引发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产生。施罗德指出，“9·11”之后，通过共同的“世界内部政策” 实现全球安全这一愿望深入人心，但是这一点正受到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因素的空前的暴力威胁。全球化中基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也使更多的人脱离了贫穷。但是，这一现代化进程并没有拉平更没有消除现存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距；反而使局面更加严重——因为它首次让现代技术与宿怨（正是这为全球恐怖主义所利用）的致命结合成为可能。同时，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不受控制的金融市场和经济机遇、发展机遇的不平等分配，使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9]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认为，美国社会在日益富裕，但是世界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贫穷极易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美国人必须牢记的一个教训是“花香不能自享”。[10]

马克思主义左派强调全球化造成南北差距扩大，指出南方国家和地区的贫困成为恐怖主义产生的真正原因。门德兹分析了宗教团体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认为暴力、饥饿和羞辱的经历，“愤怒与无助相混合产生了复仇的强烈愿望”，富有而强大的羞辱者（主要指美国及其帮手）被视为种族或宗教异已者。他还指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有超过8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至少有30亿人正在承受“极度营养失调”之苦。[11]久加诺夫强调：西方肆无忌惮地追求世界统治地位是当代危机的最重要的全球性原因；苏联解体是国际恐怖主义现今如此猖獗的主要地缘政治原因，它使世界安全格局极为不稳；西方人为地设置和维护“金十亿”国家和其余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空前的断裂是当代世界全球性不稳定的经济基础；而非宗教的西方自由主义的侵略是全球不稳定的主要宗教原因。[12]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战争。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军事国家机器的活动不仅远远没有降低新的恐怖行动出现的风险，反而使这种风险大大地增加了。拥有核武器和航空母舰的巨大军队对一小伙只有小刀的狂热分子毫无作用。[13]

《现代历史》专栏编辑米歇尔 T.克莱尔(Klair, M. T.)从美国的能源政策入手，具体地分析指出美国扩张是引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根源。他认为，恐怖主义、石油和美国国家安全三者形成了一个致命的交叉点，三者之间存在永久性的关联。石油是全球经济顺利运作的基础，是现代战争武器的源泉。任何对石油流动的阻碍都将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致命威胁。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了这一主要战略目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加速使用和开发国内能源储备时，充分认识到国外能源资源的战略意义，开始着手与沙特王室和整个阿拉伯政府达成交易，即只要他们给西方供应石油，西方就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管理和统治国家。这一战略造成的恶果是：其一，由于石油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王室成员和财团手里，引发了那些没有从石油生产中获利的大部分社会成员的愤恨，反王室愤恨的传播为旨在重新分配财富的革命和极端运动提供了导火索，并已经产生了对激进组织的广泛支持；其二，王室运用软硬两手对付不同政见者，而收买宗教领袖的方法不明智地为基地和其他反美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此外，石油税收还孕育了独裁政权。因此，基地与美国的持续斗争有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仇恨等因素，但是斗争一直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美国和沙特王室的政治军事联盟。不改变美国的能源战略，就不能打破石油和恐怖主义的联系，就不能杜绝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动。[14]

三．关于反恐的合法性依据

基于对恐怖主义本质和根源的不同认识，西方右翼主流和左翼人士对于反恐战争及其合法性基础的看法也截然对立。

布什在对国会的演说中，把美国的敌人定义为“全球恐怖分子和庇护他们的国家”。美国反恐战略的理论依据是：美国应当领导全球化进程，建立一个由自由民主、市场经济、开放社会和以“民主的和平”为标志的全球秩序；美国应担负保卫全球安全的角色和重任，减少或消除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和恐怖威胁。[15]

美国著名左翼学者爱德华·赛义德质疑反恐战争的合法性，他对右翼鼓吹战争、认为邪恶的外国人、联合国和不信上帝的共产主义者在中伤美国的观点不予置评，但是对全力支持反恐的“美国共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宗教氛围的国家，布什总统的权力基础是6000－7000万正统基督徒。宗教的使徒信念使美国人认同与宗教、归属感以及在国内外履行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这一主要美德。布什等人利用这种爱国主义共识作为支持反恐战争的合法性资源。赛义德还指责以福山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右翼主流理论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对待处于变动中的文化。他认为，当下起作用的共识是可以制造的，但是缺乏历史深度。在这种共识的形成中“9·11”确实起了作用，它甚至赢得了左派的支持，以至于对反恐战争的反应所做的严肃分析中已失去历史感和均衡感。[16]

一些前左派学者也在这种爱国主义的“美国共识”遮蔽下为反恐战争进行辩护。美国学者保罗·伯曼(Berman, Paul)在其新著《恐怖和自由主义》中认为，反恐战争不是文明冲突的结果，而是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这种极权主义最早起源于欧洲，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后来传播到了穆斯林世界。他把伊拉克战争与林肯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相提并论，认为伊战是一场自由之战。[17]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在《纽约书评》批评伯曼等前左派的观点转向激进右翼，认为美国军事力量将传播革命的想法使他们事实上与右派站到同一立场上去。[18]

英国著名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人对待反恐战争的态度表面上有分歧，但是在价值前提和理论逻辑上并无不同。欧洲公众舆论反战只是出于对恐怖组织报复行动的恐惧，联合国只是美国政策的工具。他以左派的立场说明，基地组织实施的那种恐怖主义，并不是对任何地方现状的严峻威胁。“9·11”袭击的成功靠的是出人意料，它不可能重复发生。他援引两位当代伊斯兰主义研究权威的话指出，基地是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群众运动孤立的残余，它转而采取恐怖行动是其更大缺陷和失败的体现。它也是60年代末学生造反运动退潮后，在德国和意大利出现并很快被政府镇压的红色旅在伊斯兰世界的对应物。基地组织根本不能发起一场政变。基地力量的弱小使它不可能构成战略上的麻烦。无论在哪方面，伊拉克都与此无关。[19]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统治者把恐怖主义威胁作为一个方便的借口，现在正致力于庞大而可怕的重整军备的计划。现在的军备水平是为了帝国主义的抢劫，同时还是增加巨型军工公司利润的手段。[20]门德兹认为，在一个或几个可见的真正恐怖袭击事件的基础上，恐怖主义可以轻率地加以复制。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口号在政治上明显有利于将美国或其他民族集结起来，以至于任何武装行动都可能被宣布为反恐怖主义的。[21]

并非左派的墨里·魏登鲍姆（Murray Weidenbaum）也在不意之间从理论上阐明了美国的商业与反恐战争之间的实质性关系。他说，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可被视为正在两条战线上展开。第一条战线是十分显而易见的，包括政府、军队和市民，直接与恐怖分子和他们的组织进行斗争；第二条战线特别对长期斗争来说同样重要，设法保持并运用美国的经济力量，这一力量的核心就是私人企业系统（在二战中被称之为“民主的兵工厂”）。魏登鲍姆还具体地论述了私人企业系统在截断恐怖主义的资金流动、设计和提供给公共和私营部门使用的反恐装备和系统、生产反恐药品和武器等方面对反恐所起的直接作用；以及在战争中支持美国盟国的经济、发展国内经济以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所起的间接作用。尽管恐怖主义提高了工商业发展的成本，增加了整个社会的开支，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22]正是基于美国企业在战争准备和战后重建中的重大战争利益，西方左翼学者指出，谋取“战争红利”是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重要依据之一。

四．关于反恐的方式和后果预期

人们对反对恐怖主义的必要性基本不存异议，但是对反对和战胜恐怖主义的道路、方式和手段的主张却大相径庭。

以布什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在“9·11”后在宣传战略上大打悲情牌，争取世人同情；在理论策略上强化美国价值观，推动全民共识；在政治上高举全球反恐大旗，努力整合全球资源；在国际战略上提出“邪恶轴心论”，推行单边主义霸权政策；在军事战略上，改变美国一贯的遏制战略，提出“先发制人”的打击理论。布什的反恐方式和道路就是将恐怖主义作为头号敌人，以老一套的方式发动战争。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科斯（Kurth, James）指出，美国的反恐战争并不是追求靠美国的单边军事力量建立全球秩序或美利坚帝国，这对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而言远远不够。在2002年，他们成功地把布什政府和美国推向一条新的道路，即帝国之路。[23]

国外左翼坚决反对美国式的反恐道路，反对单边行动“以暴制暴”，主张以政治方式根绝恐怖主义的治本之道。法国左翼学者门德兹认为，确定恐怖主义概念的基本净化的语义，是一个艰苦的、反主流的尝试。但是，我们的观点可能开启一种可能性，即采取行动以阻止这场道德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无法成功的“反恐战争”，而通过政治的和不造成伤害的方式来进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24]科斯认为，对付伊斯兰恐怖分子的真正有效之道也许是通过多边安全合作打击跨国的恐怖网络，而不是采取单边行动打击一个主权国家。[25]欧洲社会民主党人施罗德提出，世界目前处于全球冲突的关键阶段，退回到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退回到民族专一性的某些价值观念受到质疑。我们面临着一场“争取21世纪的灵魂的斗争”。我们应当致力于使全球化服从某种灵魂和目的，否则那些唯利是图的人和原教旨主义者就会接过这一使命。我们应当使全球化“民主化”，加强人们的参与，防止世界经济长期的不公正性产生本·拉丹及其恐怖主义者今天所体现的巨大危险。塑造全球化意味着将全球化拉回到政治轨道上。要得到全球安全，就要为全球公正制定一个议事日程。[26]

久加诺夫指出，恐怖主义深刻的社会原因暂时还不能攻克。但是可以借鉴法国这一60年代初期曾经历了大规模的政治恐怖主义的最后一个欧洲国家的经验。法国当局对城市爆炸等恐怖活动的报复行动是反恐斗争的典范。除了情报机关极为协调的工作和民主立宪制功能的正常运转，戴高乐总统关于基本价值观的宣传、对几百万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社会措施和一系列发展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重视民主立宪的基础和诚心诚意依靠人民的政治举措和观点主张，对克服恐怖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用强力手段不容易杜绝恐怖主义，重要的是要根除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和原因。[27]

关于反恐斗争的后果和未来前景，约翰·伯利认为，从布什的反恐怖主义战争派生出来的概念形成了一种新帝国观，这种激进思想可能改变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但是这种治理方法充满危险并极有可能会失败。以史为鉴，这将引发对美国的更多抵触和对抗，走向一个分裂的世界。克莱尔认为，只要美国继续增加其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它就会使自己深深陷入石油、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致命关系中去。要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源，必须打破石油和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把进口石油提高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28]亨德森则预测，未来恐怖主义可能来自左派和右派对经济全球化的共同反应。左派反对跨国公司对世界资源的控制，谴责这是民主政府在控制经济上的无能表现。右派把美国模式和其他制度下的全球化视作对国家主权、宗教信仰和本地居民的威胁。两派的极端分子都可能使用暴力来表达自己的意图。

总之，以“9·11”事件为标志，恐怖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前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也已进入新阶段。国际上近两年来相关成果还可参阅：以“抗击恐怖主义”为主题的《现代历史》杂志2002年第101卷，第659期（Current History;2002, Vol.101,No.659）,其中刊登了《对抗单极的时刻：美利坚帝国与伊斯兰恐怖主义》、《艰难的选择：国家安全与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致命的交叉点：石油、恐怖主义和美国国家安全》、《倾斜中的多米诺骨牌：美国与东南亚的“基地组织”》、《同样的战争，不同的观点：德国、日本，以及反恐战争》、《什么是电脑恐怖主义？》等一组文章；《社会主义和民主》杂志2002年冬春号刊登的“9·11以后”专栏，包括《全球化和9·11事件》、《知识分子和文化冲突》、《西方印象中的穆斯林：神话还是现实？《9·11袭击对非裔美国人的意义》、《9·11事件：达到正义的激进方法》、《9·11事件的某些战略含义》等文章；《外交事务》杂志2002年9－10月号（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开辟专栏“9·11：一年之后”，刊载了《布什与世界》、《美国的帝国野心》、《不充分的美国力量》、《政府外交和反恐战争》等4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反思》杂志2002年第14卷（Rethinking Marxism,2002, Vol.14,No.2）刊登的一组文章:《认识恐怖主义的定义：语义与行动》、《长期的全球战争》、《耗费、武器和危机》等。美国《每月评论》、俄罗斯《对话》等杂志也陆续发表了大量关于恐怖主义理论的文章，如：《全球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对话》2002年第10期）；《新十字军东征：美国反恐战争》（Monthly Review, Vol.53, No9, Feb.2002）；《作为秩序和变革工具的暴力：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和反全球化运动》（Monthly Review, Vol.54, No2, Jun.2002），等等。近期关于恐怖主义的理论研究专著还有：《全球恐怖主义：参考大全指南》（Harry Henderson, Global Terrorism: The Complete Reference Guide, New York: Checkmark Books An Imprint of Facts On File Inc., 2001）；《为什么恐怖主义能起作用？》（Alan M. Dershowitz, Why Terrorism Works,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聚集恐怖主义》（3卷本）（Edward V. Linden, Focus on Terrorism; ed; Nova Science Pub. , 2002）；《全球化及其恐怖》（Beresa Brennan, Globalisation and its Terrors, Routledge,2002），等等。

【注释】
[1] Mendez, 2002，pp109-122.
[2] Ibid.
[3] 久加诺夫，2002年。
[4] 转引自Mendez, 2002，pp109-122.。
[5] 久加诺夫，2002年。
[6] Henderson, 2001.
[7] Said,(http://www.zmag.org).
[8] Kurth, 2002, pp.403-408.
[9] 施罗德，2002年。
[10] 克林顿，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2期，第22页。
[11] Mendez, 2002，pp109-122.
[12] 久加诺夫，2002年。
[13] In http://www.marxist.com.
[14] Klair, 2002, pp. 414-421.
[15] Kurth, 2002, pp.403-408.
[16] Said,(http://www.zmag.org).
[17] Berman, 2003.
[18]《纽约书评》，2003年5月1日。
[19] 佩里·安德森，《伦敦书评》2003年3月6日。
[20] In http://www.marxist.com。
[21] Mendez, 2002，pp109-122.
[22] Weidenbaum, 2003.
[23] Kurth, 2002, pp.403-408.
[24] Mendez, 2002，pp109-122.
[25] Kurth, 2002, pp.403-408.
[26] 施罗德，2002年。
[27] 久加诺夫，2002年。
[28] Klair, 2002, pp. 414-421.

【参考文献】
1．Mendez, P. M., Access to an Identification of “Terrorism”: Words and Actions, in Rethinking Marxism 2002, Vol.14, No. 2.
2．根季诺·久加诺夫：《全球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陈爱茹译自俄罗斯共产党机关报《对话》2002年第10期。
3．Daalder, l. H., Hard Choice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in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02.Vol. 101, No.659, pp.409-413.
4．Klair, M. T., The Deadly Nexus: Oil, Terrorism, and America’s National Security, in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02.Vol. 101, No.659, pp.414-421.
5．Kurth, James, Confronting the Unipolar Moment: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slamic Terrorism, in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2002.Vol. 101, No.659, pp.403-408.
6．Henderson, Harry Global Terrorism: The Complete Reference Guide, New York: Checkmark Books An Imprint of Facts On File Inc., 2001.
7．Berman, Paul Terror and Liberalism, W. W. & Company, Inc., April 2003.
8．Said, Edward,Global Crisis, in http://www.zmag.org.
9．Holmes, J. S., Terrorism and Democratic Stability, Manchester;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克林顿：见美刊《蓝图》文章，转引自《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2期，第22页。
11．施罗德：《充满机遇的时代：安全、现代化及全球化中的公正》，德国《新社会》杂志，2002年5月号，转引自徐洋编写：《施罗德谈欧洲社会模式和国际关系》，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7期，第13页。
12．《纽约书评》2003年5月1日。
, 13．佩里·安德森：《战争与和平的诡辩》，《伦敦书评》2003年3月6日第25卷第5期。
14．墨里·魏登鲍姆：《商业在反恐战争中的作用》，高静宇编译自美国《经济视界》2003年5－6期。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