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的家庭出身，大概属于士的阶级，只是到了战国中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化，士人已经失去了供养他们的生活基础。庄周的家庭经济，也便失去了保障，过着粗食布衣的清贫生活。但是，他并不因为贫穷而遗憾；在他看来，处身于昏君乱相的时代，“士有道德不能行”，才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他以重言、卮言、寓言的表述方式，写下了数十篇文字，综其要旨，基本话题有三个：逍遥、齐物、和谐。
一、第一个话题：逍遥
逍遥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精神境界。逍遥这一境界，只有“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的人才能达到。
庄周向人们诉说的第一个话题，就是逍遥。他用形象的譬喻，描述逍遥这个概念。第一个譬喻，讲述一只由鱼化成的大鹏鸟，从北海迁往南海的故事。这只大鹏鸟，“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1]这个故事寓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在高飞“九万里”，云气之上，青天之下。大鹏鸟作如此高飞，作用有两：一是“莫之夭阏”，即高空之中无所阻碍，可以自由飞翔；二是“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大鹏高飞九万里之上，风云在下，便可以乘着风力，作南徙远游。第二层意思在“图南”：大鹏鸟由北向南迁徙。根据后天八卦方位，北为坎为水，南为离为火；根据五色方位，北方为黑色，南方为红色。所以，由北向南迁徙，寓意由黑暗混沌向光明的发展。
上述两层意思，大致体现了庄周关于逍遥的内涵：逍遥不仅需要排除一切阻碍、干扰，而且要有一个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发展目标。逍遥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风貌，是得道者的大自在境界。但是，未能得道的人，不可能理解得道者的这种境界。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有限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的价值标准，对别人的行为作出价值评判。庄周以蜩、莺鸠、斥鷃等昆虫、小鸟对“绝云气，负青天”的大鹏鸟的评判为例，形象地表达了世人对得道之人的大自在境界不能理解的悲哀。庄周认为，这种知所不及的现象，叫做“小知不及大知”，不仅普遍存在于自然界里，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大鹏鸟“扶摇直上九万里”，是因为它要“绝云气”，以便摆脱一切阻碍，飞往遥远的南方去。从不远飞、也无能为力高飞的小鸟，当然无法理解向往南溟的大鹏鸟只有高飞九万里，处于逍遥之境才能实现理想。小鸟的不理解，是由于它们生存环境造成的“小知”。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时间的长短，即“小年”与“大年”的差异，造成对于世界认识的局限。例如，有种朝菌，生命不及一天，根本不知月亮的圆缺；春生夏死的蝼蛄，根本不可能知道一年四季的变换；而楚国南部有一种灵龟，以五百年为一春，以五百年为一秋；远古时代有一种大椿树，更以八千年为一春，八千年为一秋。“大年”所知，又岂能为“小年”所知？
然而，人类社会中的这种由于环境条件的限制而自以为是的现象，又太普遍了。有些人才智可以任一官，行为可以顺着一乡之俗，德性可以投合一君之好而获得一国信任，于是，他们就自鸣得意，其状如同那些讥笑大鹏鸟的小鸟一般。庄周的这些批评，使人联想到他对那些在君王处获得了好处之后在庄周面前卖弄炫耀人的讥讽。在他眼里，那位在秦王那里获得乘车之赏的宋人曹商，与那些在榆树、椿树之间翻飞，在蓬蒿之间雀跃的小鸟一样，自以为得意，却又怎能理解拒绝楚王重聘的庄周那种逍遥境界。
庄周的逍遥境界，究竟到了哪一个层面？庄周没有直言表白，但是从对别人的评价中，可以感觉到。他在对“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的三种囿于一隅而沾沾自喜之人作分析之后，列举了一些比较理想的人物，既有肯定，也指出其不足。一位是曾一度活跃于齐国稷下学宫的宋国著名学者宋鈃。宋鈃嗤笑上述三种自鸣得意之人，因为他能做到即便整个世界都夸奖他都不感到是在勉励他，整个世界都在非议他都不感到沮丧。这是因为他能认定内我与外物的分际，辨别光荣与耻辱的界限，亦即能意识到自己的真实的存在状况，而能够不为外界的影响所迷惑。但是，宋鈃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他对沾沾自喜者的嗤笑。在庄周看来，宋鈃虽能自守，却未能适于物而成其大用，故有不知自笑而笑人之遗憾。第二位学者是列御寇。贵虚的列御寇乘风而行，身手极其轻妙，一气飘游半个月，真是神乎其神。庄周是否真的相信列子能“御风而行”十几天？恐怕未必。他是用神话的方式，说明列子即便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也还是有所倚待，一是他必须“御风”，即凭藉风的力量才能“行”；二是他也有时间上的局限，虽然并不执着地追求福祉，却也只能作十五天的游行还得急着返回来。在庄周看来，列子的行动，还是受到了外界和内心的种种局限和束缚，而不能真正达到无拘无束的逍遥境界。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达到逍遥之境呢？庄周确立了一个标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神人、圣人这三个概念，是从知、行、德等三个方面对进入逍遥境界者的各自表达。至人的特有属性是“无己”。在这里，“己”是指人的形体。“无己”，是指人的心即精神，脱离了形体而独立存在；存在于何处？存在于天地之间，“与万物为一”。《庄子·天下》对庄周的评价中有一句话：“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就是“无己”。神人的特有属性是“无功”。 “功”是指人的行为，人对目标的追求。“无功”，是指不执著，也就是老聃提倡的“无为”。因此，“无功”也可以理解为无功利之意。无为而无不为，无不为不是无为的目的，却是无为的必然结果。如果无为是为了无不为，那么，无为就是一种手段，就不是“无功”。圣人的特有属性是“无名”。 “名”是指人的声誉，与道德相关。德泽世间，必然有誉；施德的目的，本不是为了“名”。唯“无名”，才有德。所以，“无名”的意思，就是老聃所谓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倘若执著于一个“名”，死守着一个“德”，结果会完全相反：“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庄周讲的“圣人”，与儒家讲的“圣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总之，无己是一种精神境界，无功是一种生存态度，无名是一种道德品性。无己、无功、无名，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刻画了逍遥境界中人的品性风貌。
但是，就象大鹏鸟的扶摇直上九万里不能为蜩、莺鸠、斥鷃所理解，庄周的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逍遥境界，也同样不能为世俗中人所理解，甚至不能为他的朋友所理解。在他们看来，庄周关于逍遥的思想和论说，都是不切实际、甚至不着边际的“大话”，是大而无当、大而无用之言。《庄子·逍遥游》中，有两则故事，记录了庄周的好朋友、名家代表人物惠施指责庄周之言“大而无用”、庄周反驳惠施观点的论辩经过。
在第一则故事里，善譬著称的惠施，以葫芦瓢大而无用、因无用而打碎为喻，婉转地表达了对庄周的逍遥理论大而无用的批评意见。庄周当即作出反击，批评惠施“拙于用大”，向惠施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宋国人因为世世代代漂洗丝絮为生，所以制作了一种不龟裂手的药，有人听说了这种药，出百金买了他的药，跑去取悦吴王。恰巧越国犯难，吴王就派他领兵在冬天与越人打仗，将士有了不龟手的药，遂大败越人，于是吴王割地封赏他。同样一个不龟手的药，有人因此受割地封赏，有人却只是用来漂洗丝絮，区别就在使用方法上。讲完这一故事，庄周回到惠施的“大而无用”主题：“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薄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直指惠施心智受到阻塞，不知大有大的用处。
第二个故事，惠施直言庄周之言大而无用：“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于塗，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周以同样的譬喻方式作出了大有大用的反驳：可以把它种在安静的乡村、广漠的田野，然后在大树旁边惬意地散步，在大树下面逍遥自在地寝卧。何况，不中绳墨的大树免遭斧伐侵害，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庄周痛惜世人如惠施的，不仅在不知大用，更在不知万物只有被视为无用才能逍遥自在地生存于天地之间的道理。庄周的这一思想，在《人间世》中，作了深入的展开：匠石（木匠名石）去齐国的路上，看见一株为社神的栎树，“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赏的人数如同集市一样，匠石却不瞧一眼，继续走他的路。他的徒弟问：“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匠石告诉徒弟：这是一株没有用的散木，“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速液满，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晚上，匠石梦见栎树告诉他：果树一旦果实成熟，就会遭受剥落，“大枝折，小枝泄”，这都是由于“其能”而苦了“其生”，不能终其天年而中途夭折。“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无用”，是栎树为保全自己而求之已久的结果。即便长大之后充当社神，也是保全自己的一种处世方法；因为一旦成为社神，人们只能将它作为神灵来祭祀它，不会再去砍伐它了。
在《人间世》中，庄周还杜撰了一位南伯子綦的人，用他的话来高度评价不材之木终成其大：“嗟乎神人，比此不材！”从大树的拟人化，到子綦的评说，庄周终于明白地表达了“不材”而成其大用的真正意思：神人的“无功”境界。
由此可以看到老聃关于“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的思想，在庄周这里是用树木的不材而成大的形象例说表达出来的。天上的大鹏鸟高飞九万里，地上的栎树“求无所可用久矣”，都是为了实现“为予大用”的目的。庄周的“求无所可用”的逍遥之境，如同老聃的“损之又损”，都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庄周用“几死”表达出了这一过程的艰难性。因此，庄周的“逍遥”，与老聃的“损之又损”的为道，其实都不轻松。
二、第二个话题：齐物
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自己与他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无涯无际的自然界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是庄周向世人讲述的又一个重要话题。
这一话题，是从人籁、地籁、天籁的讨论开始的。籁，是古代的管乐器，也有人释为箫。庄周寓托南宫子綦与颜成子游师徒两人的对话，对三籁作了描述分析。人籁，是指人气激动管乐器所发之声音：“人籁则比竹是已。”[2]比竹，是人工制作的管乐器，所发声音，亦约定俗成一定音准；因为吹者运气有差异、技巧有优劣，情绪有悲欢，“因音立字，因字立义，彼此是非，辨析于毫芒”。[3]人籁虽发自乐器，却也是吹奏者的心声表达。同一具乐器，可以表达不同个体的心声。地籁，是地面上的风过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窍孔时所发出的声音。由于窍孔的千状万态，风吹过时发出的声音也各有不同。这种种声音，汇合成一种和声；这种和声，由于风力大小不同，形成“小和”与“大和”的差别。风过之后，各种窍孔复归静寂。
天籁，虽然也有“吹万不同”，即发出数以万计种不同的声音，但它不是等待风的吹动才能发出的声音，而是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它也不是风过之后才归于静寂，而是自动的终止。“自取”与“自已”，即始于自取而终于自止，还是风至则呺，风过则虚，是天籁与地籁的区别所在。人籁取决于人气，地籁取决于风力，天籁取决于什么？庄周没有正面作答，而是用了一个反问句：“怒者其谁耶？”这个“吹万不动”的“谁”，就是自然之道。道不可言说，所以，庄周不能言传，只能让读者意会天籁始于自取、终于自止的力量来源究竟是“谁”。
庄周推出人籁、地籁、天籁这三个概念，用意至深。在商周之际的《周易》中，有天、地、人三个层面的处理分析。庄周所处时代，这种“三才”观念已很普及。但是，庄周所讲的天、地、人三种声音，是从道、物、人这三个层面的考察，是为了进行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分析提供一个平台。因此，在对这三个概念界定之后，庄周便将话题转入百家争鸣的学术界。
庄周虽然也是百家中的一家，对于百家争鸣，似乎并无好感。《庄子·天下》开首第一句话，就对学术界作了这样一个概括：“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意思是，天下研究学术的人不仅很多，而且都认为自己的学问最好。他认为，学术争鸣中有“大知”与“小知”两种人。“大知”是指知识面广博的人，“小知”是指做学问比较精细的人；并相应地将这两种人的论辩特点分为“大言”与“小言”两种。“大言炎炎”，象火焰一样盛气凌人，“小言詹詹”，象水面的波纹一样细碎。在分别了“大知”、“小知”这两种人及其“大言”、“小言”两种表现方式之后，庄周直探这两种人的心理：睡着时精神错乱，醒着时形态张皇，与外界接触时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有的出语迟缓，惟恐有失；有的在言语中设置圈套，有的用辞机谨慎密，他们的语言如利箭，专寻别人的是非加以攻击；他们默默无语，轻易不肯外露自己的心声，是在等待取胜之机；当他们气尽而衰时，又如萧条的秋冬境象，一天不如一天；他们沉溺于自己的所作所为之中，不能自拔；他们封闭在不变的成见之中，谈论的都是陈词滥调，了无生气。这些人，或喜、或怒、或哀、或乐、或忧虑、或嗟叹、或反复、或恐惧、或浮躁、或放纵、或作态，如同音乐发自虚器，菌菇出自地气，既无定理，也无根源。庄周既把这种种心理情状容为音乐发自虚器，可见是把学术界的这些争鸣之声视同“人籁”，而与地籁和天籁相区别。他提出地籁和天籁的用意，也就明白了：人们对知识的把握，应该忠实于事物本有的属性，并从中体悟自然的大自在境界。地籁的风来则鸣、风过则止，天籁的自然而然，都是人所应当效法的。庄周的这一思想，可以看作是老聃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思想的具体阐发。
在这一前提之下，庄周对学术界各执一词，久辩不决的争鸣作了哲学上的剖析。在他看来，争论的缘起，在于“成心”，即只取事理的某一方面而自以为是。这种因“成心”即有成见而造成的争执，其实早在争执之前，即有了“成心”之时，就已经形成。在庄周看来，在未有“成心”之前，并不存在是非问题。那种认为未有“成心”之前已有是非的观点，如同“今日适越而昔来”的命题，“是以无有为有”，将不存在的事情说成存在。
庄周借用惠施的“今日适越而昔来”命题，一方面揭示了争执起于“成心”，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成心”之前无有是非。可谓一箭双雕。在庄周看来，是非乃“成心”的结果，而非客观存在。“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无论“彼”还是“此”，都是道的体现。无论是站在“此”的立场上指责“彼”，还是站在“彼”的立场上指责“此”，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即以自我为衡量标准的结果。况且，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刻不停地变化发展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因此之故，也便造成了“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的结果。执于一物，执于一理，都不符合道的精神、自然的法则。造成这一偏执之见的原因，在于人的境界不高，站在物的层面上，而不是站在道的高度看待事物。站在物的层面上，往往只看到眼前，只看到自己；站在道的层面上，既可看到整个世界都是道的体现，更可看到世间万物都在按照自然法则变化发展。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4]庄周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正是“以道观之”的结果。儒家与墨家争论不休的原因，则是“以物观之”的结果。
观察世界的角度与方法不同，获得的结论也不同。庄周除了提出“以道观之”、“以物观之”而外，还有四种不同的角度与方法：“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梯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6]庄周列举了六种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方法，目的在于借不同角度的观察破除人们的偏执之见。在六种方法中，庄周推崇的无疑是“以道观之”。“以道观之”不仅是一种角度和方法，更是一种得道者的境界。但是，他也并不排斥运用其他一些方法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例如，他经常运用“以差观之”的方法，阐述事物之间大小差异的相对性；运用“以功观之”的方法，通过山木、社树、大瓢等对象的分析，阐述无用为大用的辩证思想。
在主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同时，庄周还注意到了人、事贵贱的条件性，事物属性的殊异性。人、事的贵贱，因时而异，远古时代的舜因为尧的禅让而传承了帝业；战国时期的燕王曾仿效尧舜的禅让体制，将王位让给宰相子之，结果引起国人不满、招致内乱，被齐国乘虚而入杀掉了燕王及子之。商汤和周武，都是通过战争夺得了王位；而后来的白公胜同样起兵夺国，却遭消灭。由此可见，同样的禅让或争国，结果却往往不同，原因就在“时”即历史环境条件的不同：“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不可以为常。”[7]所谓“时”，不是因为时间上的前后不同，而是时势即社会政治形势的不同，还有“俗”的因素即民心向背的作用：“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8]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也并不抹煞事物的殊异性。事物在技能与性能方面的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栋梁能用来撞击城门，但是不能用来阻塞小洞；好马能日行千里，但是捉老鼠的能力却远不如猫和黄鼠狼。这是技能不同。猫头鹰能在夜间“撮蚤，察毫末”，大白天睁大眼睛而“不见丘山”，这是性能不同。
庄周主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齐物思想，是要人们去除偏执之念，要全面地、本质地认识事物认识自然。他又分析事物的“殊技”、“殊性”，也是在进一步提醒人们，去除偏执之念，要“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发表议论时，不要“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9]
由于物的殊性及其变动移易，人们对其认识不可执著。学术界关于事物之理的争论不息，对于是非标准的各执一词，都是人为的结果。战国中期的学术界，围绕辩论的有效性问题展开过专门的讨论，其中以墨家关于“争彼”的观点最为典型。在墨家学者看来，辩论是否有效，取决于辩论双方的论题是否具有“争彼”关系：“辩，争彼也。辩胜，当也。”什么是“争彼”？“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10]“争彼”就是两组有矛盾关系的判断之间的争辩，其中必有一假，也必有一真。从逻辑的角度看，墨家学者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庄周从事物各有殊性及其变易的角度，即从辩证的角度看来，通过辩论决出谁胜谁负是不可能的事情。假使你、我两人辩论，你胜了我，就一定是你对我错？我胜了你，就一定是我对你错？还是两人都对或两人都错呢？凡人都有偏见，那么请谁来评判对错呢？如果请与我意见相同的人或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来评判，他既已与我或你的意见相同，又如何评判？如果请与我与你意见都不同的人来评判，他既与你我意见不同，又如何评判你我之间的对错？庄周由此得出结论：谁也不能评定谁是谁非。
庄周关于评判是非对错的上面这一番分析，并非否定人对事物之情的判断有对错，而是要人们不必过于执著于事物的殊性及其确定性，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以“时不可止”的理念看待事物的变易和转化。否则，难免要象惠施那样，“以坚白之昧终”。[11]
庄周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前者彰显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突出了人的尊严；后者强调了人与万物的平等关系。《齐物论》以庄周的一个梦境结尾：“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遂遂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一方面指出，人与蝴蝶“必有分别”，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与蝴蝶可以“物化”，即人与物之间的界限可以消除，物我融化为一。其原因无它：“道通为一”。人与蝴蝶，都是道的具体而微。
三、第三个话题：和谐
人是社会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道德修养旨在提升人的品位，固然重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涉及人的生存环境、生存质量，同样不容忽视。以人为本的庄周，在主张个体道德充实的同时，十分在意个体之间、个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
庄周主张从道的层面观察事物之理，把握自然规律，目的在于能够按照自然规律去生活。他反对从物的层面考察事物。以物观物，往往见物不见理，见近不见远，见小不见大。在知识与智慧两者之间，庄周选择智慧。他的理由很充足：“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12]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知识却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不免要吃败仗。这里 讲的“知”，不是指书本知识，而是指对世界的具体认识。他批评好朋友惠施“逐万物而不返”，“以坚白之昧终”，原因就在这里。
从道的层面把握自然规律，与从物的层面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境界，一旦达到这一境界，处理任何事情都能循着自然规律，得心应手，恰到好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不会有任何损害。庄周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表达了这一思想。文惠君称赞庖丁解牛技术好，庖丁告诉对方：“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是以道解牛，不是以技解牛。当然，庖丁以道解牛，经历了一个由物而道的过程：“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不以目见而以神会，以神御刀，顺着牛身上的自然纹理，劈开筋肉的间隙，导向骨节的空间，顺着牛的自然结构，就连经络相连的地方均无些微阻碍。从见全牛，到不见全牛，一直到最后的不见牛而神会骨节之间的空隙处，便是庖丁由物的层面进入道的层面的由技工进入神功的解牛历程。当庖丁进入了道的层面，他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他心目中：“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他把宰牛的刀刃说成是“无厚”即没有厚度，其实讲的不是刀刃而是心神的虚静，心境的空明，即他在另一处讲的“心斋”。
庄周通过这个寓言，是要表达养生之道。一个人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磨难，往往很容易疲累。尤其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更是伤人精神。在庄周看来，生活疲累是没有按照“天理”和“因其固然”的结果。倘若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如同蹩脚的庖丁刀砍骨一样，就会处处磨难、处处碰壁，不仅生活质量低，生命时间也会很短暂。倘若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如同优秀的庖丁刀割筋肉一样，不仅有较好的生活质量，而且也会享有较长的生命时间。倘若一个人完全顺应自然规律，就会象心境空明、以道解牛的庖丁那样，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游刃有余，不会遭受任何伤害，逍遥地生活，尽享其天年。
《人间世》中的一些故事，则直接向人们讲述了与统治者相处时避免伤害的应肆之道。第一个故事，是以孔子与颜回师徒两人的对话方式，描述了与统治者相处的艰难性。卫国的君主“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是一位专横独断、一意孤行的乱国之君。颜回打算用“端而虚，勉而一”即外表端谨内心谦虚的方法纠正和感化卫君。孔子认为，卫君骄气横溢，喜怒无常，压抑别人的劝告以求自己的畅快，颜回的这种方法肯定不能奏效。颜回便又提出“内直而外曲”和“成比而上”的方法，即内心诚直外表恭敬并引述古人的话来纠正和感化卫君。结果，仍然被孔子所否定。孔子告诉颜回，能感化卫君的办法只有一个：“心斋”。心志专一，由听之以耳到听之以心，由听之以心到听之以气，达到心境空明，与自然之理为一，这就是“心斋”。用之于实践，就是当一个人悠游于俗世之间而不为名位所动摇，意见能被采纳就说，意见不会被采纳就不说，有了这种心态，就能免受伤害。
另一个故事，关于楚国大夫叶公子高与孔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叶子高受命出使齐国，深感两难：办事不成，必遭人君的惩罚；事情办成，必定心力交瘁阴阳失调而生病。孔子告诉叶子高：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如实地去做事情而忘掉自己，这样就不会有贪生怕死的念头。大凡国与国相交，“交近则必相靡以信，交远则必忠之以言”。然而，传达两国国君的喜怒言辞，又是天下最困难的事情。喜悦之言，必有过度的恭维话；愤怒之言，必有过度的坏话。无论喜言怒言之中，都有失真之言；失真之言，又成为双方不相信的根源，而使臣往往因此遭殃。所以，聪明的使臣，要表达真实的言辞，不要传达失真的恭维话或坏话，这样，就可以保全自己。保持真实，顺着事物的本来规律，以悠然适意的心情去工作，而不要执意于君王的使命能否完成。这也是使臣的一种境界。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庄周借重于儒家的偶像人物孔子，抒发自己的观点。顺应自然，在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中尽可能地避免伤害，是《人间世》诸多寓言故事的一个共同主题。在人类社会中，风波险恶的最典型场所，莫过于政治舞台。他拒绝楚王的聘请入仕为官，原因就在这里。人生能否避免伤害，关键在自己，这是庄周的《人间世》告诉人们的一句真言。
个体的生存环境好坏，还往往取决于群体所处环境的优劣，其中包括自然环境。天人合一，即与自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个体避免中途夭折而能“终其天年”的关键。如何才能做到人与天地为一？首先要知道哪些属于“天之所为”，哪些属于“人之所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真要分辨清楚天然与人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分辨天然与人为的能力，叫做“真知”。有“真知”的人，叫做“真人”。“真知”不是知识，而是智慧；“真人”是具有这种智慧的人。
“真人”这个概念，庄周是首创。他从四个方面对“真人”作了描述定义。其一：“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13]有了这种宠辱无惊的坦然心态，便能做到“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就能“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热”。这是因为，他的智慧，已经达到了与道一致的境界。其二：“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做梦，无忧虑，仍是一种平常心；饮食不讲究精美，既不是墨家的“苦节”，也迥异于儒家的“食不厌精”主张；呼吸深沉，只有在虚静无欲的平和心态下才能做到：“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其三：“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无拘无束，来去自由。这是面对生死的逍遥态度，是得道者的境界之一。“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生与死都是自然规律，无论用智用力，都无济于事。明白了这一道理，方能“翛然而来，翛然而去”。其四：“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这是对真人的精神状态的描述。从表面上看，真人与常人并无区别，然而其精神所在，却是与众不同，为义而不朋、不足而不承、觚而不坚、虚而不华等等；进我色、止我德，则是人格魅力的描写；一方面，精神高远不拘礼法，另一方面又大智若拙大辩若讷。
庄周对“真人”的种种描述，归于一点，天人合一即真人：“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不相胜，就是不互相对立。天与人不对立，指的是人不与自然对立，人顺应自然和谐生活。庄周的这一主张，是有感而发。在《庄子》一书中，有两篇文章都讲到了同一个寓言。只是讲这个寓言的背景稍有不同。一处是在《大宗师》，是在详细描述“真人”这个概念之后：“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周本人在讲这个寓言，为他的“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的生死观所作的阐释，是一种坦然面对生死的态度。庄周在讲述了这个寓言之后，紧接着又说：“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意思是，顺应自然，则生死都可以两忘，人的是非又何必计较。
另一处在《天运》篇中，寓言出自老聃之口。老子讲这个寓言的背景，是孔子“语仁义”。在老聃看来，仁义如同眯目的糠，叮皮肤的蚊虻，使人不得安生。白鹤之白，乌鸦之黑，都是自然本质使然，而非漂白或染色的结果，人的道德高下，也是人的自然本性，而非仁义渲染所能改变。老聃用这个寓言，形象地把儒家的仁义关怀比喻为处于陆地上的一群鱼之间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在泉水干涸的情况下，鱼与鱼之间的“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并不能解决它们面临的灭顶之灾。只有冲出或改变恶劣的生存环境，回归自然，才能真正解除灭顶之灾的危险。在与天地为一的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不再需要相互关怀，仁义被人们遗忘是一件好事。
四、结语
庄周的学术，根植于老聃、关尹，而又发展为新枝。他在评述诸子时，不列于关、老而独立篇章，正是一种新枝的自觉和自信。老聃的“为道”，知雄而守弱，见白而守黑；庄周的“以道观之”，则已经齐物而逍遥。他“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又不“傲睨于万物”，真正做到了道与物的统一。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是类比。从《周易》以言明象，到惠施的善譬，庄周的寓言，可谓一以贯之。可是细究其间，不无差异。惠施的善譬，“以其所知喻所不知而使人知之”，由此物之理推论彼物之理亦然，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推理。庄周的寓言，则是由物之理推论出道，是一种物与道之间的沟通，是一种见物思道。所以，庄周的“以寓言为广”，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更是一种哲学思考。
庄周注重道，也注重人。他把人放到了自然世界中，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应与万物齐同，目的是在提醒人们要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正确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顺应自然规律。只有认清了人的生存环境，才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生存环境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其实就是物与道的关系。因此，庄周研究人性，最终目的是率性自然，与道为一，这与当时的儒家学者如孟轲研究人性在于激发善性的目的不同。一个标的自然，一个标的社会。从哲学层面而言，旨趣的高远显而易见。
庄周是一个超脱于现实政治的学者，他企图用哲学解救人类。因此，在他的学术思想中，没有孟轲那些规划社会的详细设想，甚至没有老聃那种理想主义的“小国寡民”蓝图。所以，他的学术思想，不可能为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所吸纳采用，只能在学术圈子里作为学者的精神食粮咀嚼消化，养育一代又一代的精神贵族。从此以后，每一次学术思潮的涌动之中，都可以看到庄周的身影，时隐时现。尤其是魏晋时代的玄学思潮，庄周的哲学思想得到了极大张扬。
庄周的哲学思想，如同超高营养品，往往难以被一般学者所消化吸收。于是，曲解、误解时有发生。不少学者，尤其是在仕途失意之后，把庄周的哲学认做掩蔽所、防空洞；积极进取、充满活力的逍遥游，居然成为隐逸生活的理由。
庄周哲学思想的不幸遭遇，更在现代。一个从道的层面鸟瞰世界的哲学家，居然被视之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庄周的生活空间，处于黄河与长江之间，他的思想，则属于长江文化而非黄河文化，是荆楚文化的杰出代表，反映了荆楚人的“荜路蓝缕，开启山林”的积极进取精神。【注释】：
[1]《庄子·逍遥游》。
[2]《庄子·齐物论》。
[3][清]王夫之《庄子解》。
[4]《庄子·秋水》。
[5]《庄子·齐物论》。
[6]《庄子·秋水》。
[7]《庄子·秋水》。
[8]《庄子·秋水》。
[9]《庄子·秋水》。
[10]《墨经》。
[11]《庄子·齐物论》。
[12]《庄子·养生主》。
[13]《庄子·大宗师》。谟，与“谋”同；士，与“事”同。
（原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