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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
 

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终结了古代模式的“伟大帝国”,使之成为社会记忆,以至于人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去理解现实、过去乃至未来。其实,帝国体系曾经长时间地作为自然生成的社会制度而存在,民族/国家却只不过是现代的产物。

“帝国”这个概念在现代演变成为一个失去了自然朴实品质的改版概念“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到了19世纪后期才被创造出来的一个反思性概念。在很长的时间里,帝国主义被认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关心的论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帝国主义被认为是最大化资本主义的方式,从列宁主义到依附理论都假定控制海外资源和市场对于资本主义的自身最大化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现代化、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系列概念。可以说,帝国主义是基于民族/国家制度的超级军事/经济力量而建立的一个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欧洲传统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理念都是“以一国而统治世界”——背后的哲学精神是“以部分支配整体”这样的欲望,而民族/国家的概念使得帝国主义以民族主义为原则来重塑帝国眼光从而精神变得更加狭隘,不仅失去了传统帝国兼收并蓄的胸怀,而又把帝国的强权好战方面发展到了极致。

今天有迹象表明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体系,许多人相信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受到全球化的挑战(但并非所有人都相信民族/国家体系会被破坏),那么,未来将是一个新帝国时代吗?哈特和尼格瑞富有挑战性的热门著作《帝国》甚至认为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新帝国时代。这不是想象,而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人类所能够发明的社会制度种类并不多,所能够想象的世界体系形式也不多,事实上帝国是最典型的世界体系。

我准备讨论的是,在哲学的意义上,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对于任何一种可能的世界体系会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

与西方语境中的“帝国”(empire)概念不同,“天下”这一中国传统概念表达的是关于帝国的一种理想或者说完美概念(尽管具体制度和实践永远是个难题)。一般地说,它的基本意义大概是(1)地理学意义上的“天底下所有土地”,相当于中国式三元结构“天、地、人”中的“地”,或者相当于人类可以居住的整个世界;(2)进而它还指所有土地上生活的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比如当说到“得天下”,主要意思并不是获得了所有土地,而是说获得大多数人的民心。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天下”概念既是地理性的又是心理性的;(3)最重要的是它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它指向一种世界一家的理想或乌托邦(所谓四海一家)。这一关于世界的伦理/政治理想的突出意义在于它想象着并且试图追求某种“世界制度”以及由世界制度所保证的“世界政府”。

既然天下是个“有制度的世界”,那么,天下理想就可以理解为关于世界制度的哲学理论。它所想象的天下/帝国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各种帝国模式,包括传统军事帝国如罗马帝国模式和现代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如大英帝国模式以及当代新帝国主义即美国模式。最突出的一点是,按照纯粹理论上的定位,天下/帝国根本上就不是个“国家”尤其不是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一个世界社会。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天下是个关于“世界”而不是“国家”的概念。中国关于政治/社会各种单位的层次结构,即“家—国—天下”的结构,意味着一种比西方分析单位结构更广阔因此更有潜力的解释框架。在西方概念里,国家就已经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了,世界就只是个地理性空间。不管是城邦国家,还是帝国,或者民族/国家,都只包含“国”的理念,没有“世界”的理念。

西方一直到现代才开始有似乎比国家更大的关于政治单位的想象。例如康德关于“人类所有民族的国家”(civitas gentium)或者所谓“世界共和国”的想象,但这种想象并不认真,只是在康德的论文中被提及而已。康德认为比较现实的想象应该是弱一些的“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其潜台词是不能超越民族/国家体系(这个理由在当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终于变得直截了当了)。不过后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则是个关于世界政治制度的认真想象,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西方思想主流,相反几乎是个异端。从实践上说,现在的联合国看上去几乎是康德想象的实践,但只是个准世界性的单位,因为它不拥有在国家制度之上的世界制度和权力,而只不过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协商性机构,所以从实质上说就只是个从属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服务性机构。

天下概念的重要性表现为这一哲学概念创造了思考问题的一个“世界尺度”,它使得度量一些用民族/国家尺度无法度量的大规模问题成为可能。

“天下”把“世界”定义为一个范畴性的(categorical,康德意义上)框架和不可还原的反思单位,用于思考和解释政治/文化生活和制度。它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法论。按照中国的天下理论,世界才是思考各种问题的最后尺度,国家只是从属于世界社会这一解释框架的次一级别的单位,这意味着:(1)超出国家尺度的问题就需要在天下尺度中去理解;并且(2)国家不能以国家尺度对自身的合法性进行充分的辩护,而必须在天下尺度中获得合法性。

如果说西方对世界的思考是“以国家衡量世界”,那么,中国的天下理论则是“以世界衡量世界”——这是老子“以天下观天下”这一原理的现代版。民族/国家的视界注定了在思考世界问题时总是以国家利益为准而无视世界性利益。只有把世界理解为一个不可分的先验单位,才有可能看到并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

为什么在中国哲学中有着“天下”这个高于国家的利益、价值和责任单位,而在西方哲学中却没有?这非常可能与基督教改造了西方思想有关。希腊哲学虽然没有等价于天下的概念,希腊的世界概念虽然是单薄的而非全方位意义的世界,但它考虑到了“无序状态”(chaos)必须成为“有序状态”(kosmos)才能成为世界这样的普遍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它有可能在逻辑的路上进一步发现意义饱满的世界概念。但是基督教的胜利把分裂的世界概念带进西方思想,它剥夺了关于人间世界的完美的和永恒理想的想象权利,并且都归给了天堂世界,于是,世界就仅仅是个科学问题,而生活变成是个信仰问题,所谓世界观就停留在自然的世界观上而不再发展为人文的世界观。宗教的真正危害并不在于无神论所批判的虚妄性上(幻想是无所谓的),而在于它理解世界的分裂性方式,它把世界划分为神圣的和异端的,而这种分裂性的理解是几乎所有无法调和或解决的冲突和战争、迫害和征服的思想根源。

从根本上说,联合国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清楚的理念,它没有提供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生活理想。在缺乏相应的世界性理想的情况下,一种世界性的制度是可疑的和没有确定性的,它不能为自身辩护从而没有能力去解释和解决世界性问题,所以与其假定的身份不匹配。而就世界的理念而言,天下理念却是基本清楚的,它是个世界乌托邦,从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帝国,而是世界社会制度,它指望的是有着共同的世界理念却不存在着霸权的天下体系,在其中,和谐、沟通和合作通过一个共同认可的世界制度而得到保证。

天下模式预设了世界的先验一体性(Oneness a priori)。既然天下是个先验理想,那么,世界中的所有可能生活就被认定为天然合法的,因为生活方式的任何可能性都是世界一体性的可接纳部分,甚至是构成生活意义的必要条件。从理论立意上说,天下的概念默许了世界的多样性。把“多”看作是“一”的存在需要甚至存在的条件,这一哲学原则几乎是所有中国哲学所共同强调的。

与天下理论的单纯性不同,联合国模式表面上是众多国家的联合机构,但实质是二战后对世界权力关系的重新规划。联合国在发展其多种功能的过程中也发展了许多混杂的思想观念,其中特别包括了多元论和普遍主义这样两个有严重分歧甚至互相矛盾的原则。

由于文化上的偶然,中国最早思考了世界制度的问题,即“天下理念”。有一些西方现代思想家,例如从康德、马克思到罗尔斯,也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除了马克思,西方思想家并没有能够发现一个超越了国家眼光的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之外特别是在“东方”被接受并不偶然,因为尽管关于世界的理解不同,但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一种世界尺度的思维,这一点至少与中国思想在“形式上”有所沟通。不过,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并不太成功,就西方主流思想而言,民族/国家是人们更喜欢的概念。西方的这种主流思维在实践上表现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或国际契约,在理论上则典型地表现为康德—罗尔斯观点。

罗尔斯主要是继续了康德的工作,如果说多少有些新意的话,主要是突出了美国式的政治自由主义和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康德的思想则的确是开创性的,康德关于“世界公民”、“各民族的联盟”或“和平联盟”的理论基本上涉及了以个人权利和民族/国家权利为准则所能够想象的国际关系最优模式。罗尔斯在细节上发展了康德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提出了部分类似于一种世界制度的“万民法”(law of peoples),但他在康德没有考虑的两个问题上提出了非常危险的两个观点:(1)适合于国内社会的公正原则不适用于国际社会,特别是涉及分配公正的那一条有利于弱者的“差异原则”是万万不能在国际上使用的。在一个自由社会里,差异原则用来限制不公正的社会关系,即使不从伦理学上去论证,而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差异原则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因为维护弱者的生存条件是一个社会必需付出的代价和投资,否则活不下去的弱者就会成为破坏者。在国际社会中取消了差异原则,就等于取消了国际公正,也就鼓励了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2)假如给定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世界,那么按照弱肉强食的逻辑,弱者就没有义务与强者合作去维护强者的压迫和剥削,而一定会奋不顾身、不择手段地反抗。这样危险的世界从对等性上说也算是正常的和公正的。可是罗尔斯还是决心彻底取消国际公正,他另外想到了解决方法,不是让弱者不想反抗,而是使弱者没有能力反抗。在这一点上所依据的是“人权高于主权”的干涉主义。他说:如果必要的话,法外国家将被“强行制裁甚至干涉”,理由是“在万民法之下,自由和合宜的人民有权利不去宽容法外国家”。罗尔斯的理论等于主张了一种新帝国主义。这种新帝国主义就是美国现在所推行的,美国不愿意为国际社会的秩序而投资,却愿意为战争投资。其实康德关于世界契约的理论本来是相当谨慎的(尽管存在着民族/国家思维的局限),康德的头脑异常清楚,他已经提前反对了罗尔斯式的国际理论:“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被宣布为不义的敌人(因为这就得预先假定有一种法庭判决)”。

要保证一种契约的有效性就必须有制度的支持,而一种制度是有效的就必须是一个权力体系而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契约。在“个人”、“民族”、“国家”、“宗教”、“异端”等计算单位所构成的概念体系中不可能理解和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只有新的概念体系才能够产生新的知识体系。马克思曾经以“阶级”这一概念作为旧概念体系的突破口而发现了世界性问题,类似地,今天的哈特和尼格瑞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姿态通过“帝国”和“普众”(multitude)这些概念再次试图突破旧概念体系的框架来重述世界性问题,他们论证说,全球化会产生出“普众”来消解新帝国从而最后建立起全球的民主社会(这听起来有些类似于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自己生产出了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不过,即使是当年马克思主义那样狂风骤雨般的观念革命也并没有完全超越西方思维模式。阶级虽然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它以一种横切面方式解构了民族主义而制造了国际主义,但是仍然假设了世界的分裂性和斗争性(阶级斗争)。自从基督教征服了希腊文明之后,西方就形成了固定的异端模式思维,它以各种方式把世界看作是分裂的和战争性的。冷战的结束是“共产主义异端”的结束,亨廷顿马上就发现了新的异端和文明的冲突。

今天的全球化是否正在解构还是在加强民族/国家体系,这是个非常暧昧的问题。但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在今天,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问题都联系着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都联系着其它地方的生活:跨国公司、全球市场、网络、知识推广、文化交流、跨国迁徙和新帝国主义政治等。但是在“一个问题和所有问题”或者“一个事情和所有事情”的知识、利益和权力互动结构中,“世界”还不存在,一个没有世界制度和世界利益的世界仍然不是世界。而天下概念作为全方位的“世界”显然是重新思考今天世界问题的一条重要思路。

世界制度在现实性上尽管遥远,但它又是世界的迫切需要,这一点有些悖论性。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作为“问题世界”的集中表现。重要的是,这一事件说明了这个世界没有能力解决世界性问题。世界的无能在各种冲突还没有极端化的时候并不明显,因为人们似乎可以指望“对话”,尤其是哈贝马斯想象的满足了理想商谈条件的长期理性对话。但是哈贝马斯忽视了两个致命的问题:(1)“理解不能保证接受”的问题;(2 “时不我待”问题,它说明了在对话上的时间投资会导致利益上的损失。于是,当问题以话语的方式提出来总是不太严重的,而当问题以行动的方式提出来,世界就茫然失措,因为没有什么样的话语能够回应行动。这就是“对话哲学”的破产。

传统哲学曾经试图独断地给出关于事物的真理,但是各种文化和不同的知识体系的存在使得单方面的真理成为不可能,于是当代哲学的一个努力是把真理的证明转化为观念的对话,但是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对话哲学的破产。哲学在追求真理与知识然后又是利益和对话的路上走到了头,现在有理由认为,我们通常用来表述和分析各种问题的“概念体系”非常可能有着严重缺陷,以至于不能正确地理解事物。中国哲学更为关心的是关系存在论具有关系结构的存在论单位所提供的是关于幸福的逻辑,即它假定他者是自己的幸福条件甚至存在条件。基于“关系”而不是“个体”的哲学便形成了“无立场的眼界”而不是“特定角度的眼界”。这样的概念体系对于分析和解决世界性问题是必需的,否则甚至不可能发现世界性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过,传统天下理论还只是关于世界制度的初步理论准备,仍然有大量疑难问题存在,尤其是目前缺乏足够的实际条件来实现一种世界共同认可的世界制度。其中尤其缺乏的是能够形成世界性利益的社会结构。许多人追求世界各国或各地在政治社会制度的同质性,这种做法很可能无助于解决任何冲突,因为政治制度的同质并不逻辑地蕴涵实际利益的对等和公正。因此,对全球政治社会制度同质化的追求(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也许不是错误的,但非常可能是无效率的。各地人们所能够普遍满意的真实条件其实是物质利益和权力、知识和话语的发展水平的等量化,这样才能消解世界上的冲突、矛盾和战争。简单地说,凡是仅仅能够兑换成权利(rights)的东西都是虚的,凡是能够兑换成权力(power)的东西才是实的。

世界性利益不能仅仅是观念,而必须是实际存在的利益,否则没有人有追求它的积极性。如果在将来也不能慢慢地形成客观利益上的互惠结构,那么世界制度就遥遥无期而仅仅作为理想而存在。即使如此,理想仍然是重要的,它至少能够让我们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原载《对话中的政治哲学》,录入编辑: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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