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将“严格的科学”作为哲学的理想，并认为这一理想只能在他的先验现象学中实现。与此相应，他认为欧洲哲学的现实发展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已经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并将对这一危机的揭示和批判当作实现其哲学理想的理论准备。胡塞尔的上述思想构成了他的哲学观的重要方面，相关的论述在他的著作中多处可见，其中尤以《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和《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两部著作中的论述最为系统和明确。前者提出了严格科学之为哲学的理想，批判了自然主义对于哲学理想的危害；后者进一步指明了欧洲哲学由于客观主义泛滥所陷入的危机，为开辟新的现象学道路做出了尝试。本文将主要以这两部著作为依据，分析和概括胡塞尔关于哲学理想和欧洲哲学危机的观点，着重揭示其中蕴含的“人性”维度，进一步加深对胡塞尔的哲学观及其理论意义的理解。

一、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理想

众所周知，从《逻辑研究》问世(1901-1902)到1913年《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发表，是胡塞尔的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清除了《逻辑研究》中的心理主义残余，明确提出了纯粹(先验)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和取向，勾勒了现象学还原、构成原理、意向性结构和先验主体性等概念的基本轮廓。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一个具有独特的领域和方法、以追求严格的科学性为理想的先验现象学“学科”被确立起来了，而此后胡塞尔的一切理论探索，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所做的努力。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末的1911年，胡塞尔在《逻各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下简称《严格的科学》)的长文。这篇文章着眼于对哲学本性的刻画，在对哲学发展的历史分析中，明确提出了将“严格的科学”作为哲学的理想。而它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把实现这一理想的历史使命赋予了纯粹现象学，认为只有现象学能够克服长期以来在欧洲哲学与科学中形成的种种缺陷，使哲学真正成为“科学的”哲学。与胡塞尔同时期的其他著作相比，这篇文章没有纠缠于过细的论证推理和方法分析，而是对现象学的任务和前景提供了“纲领性的”论断，因此它也被人们称作现象学的“宣言”。[1]

胡塞尔将严格的科学作为哲学的理想，而在他的论述中，“科学”和“哲学”这两个概念经常交替或同时出现，有时使读者难以区分，那么，在胡塞尔看来，“科学”与“哲学”的各自含义是什么，两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对一位哲学家所用术语的辨明，最困难之处无过于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赋予同一术语以不同的含义，这种情况在一些西方哲学家那里时常可见。但所幸的是，尽管胡塞尔对许多概念的理解曾发生改变，但他对“科学”与“哲学”这对概念的理解在他的整个哲学生涯中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他认为，“科学”是与对知识的追求相关的，其目的是以知识为手段达到“统一的客观真理的体系”，因此，科学不是个别知识的胡乱堆积，而是一个系统的、融贯的“理论”，它有自己的根据以及按照严格规则将各项论证联系起来的理性方法，这些根据和方法本身都是建立在“明证”的基础上的。[2] 显然，这种科学观是与自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相吻合的：即真正的科学必须是在自明公理的基础上通过精确的理性演绎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胡塞尔接受理性主义的科学观既与他作为数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学术经历有关，也与他受柏拉图、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传统影响的思想背景有关。当然，胡塞尔这里所设想的科学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理想的形式，是科学自诞生之日起所一直追求的目标。除了这个意义上的科学以外，胡塞尔还将科学分为具体科学的子类，比如大范围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以及更细分的物理学、化学等。

那么，什么是哲学？胡塞尔认为哲学也是科学，但它不是局限于特定领域的具体科学，而是将各门具体科学包含在内作为其环节和成员的普遍科学。在“哲学”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哲学指的是“普遍的科学，”即“关于整个世界、关于一切存在的普遍统一性的科学”，[3]而且，它还是一门“彻底的”科学，“它在本质上是关于万物之本的真正开端或起源的科学”，因此，不论在对这种“最终起源”的追溯上，还是在本质方法的运用上，它都具有绝对的直接性和彻底性。哲学的这种直接性和彻底性是任何具体科学所没有的，因为具体科学正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它们是“不完全的”，它们的方法是“间接的”，而间接的方法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4]因此，虽然哲学与具体科学有同样的理想(至少在它们诞生之日)，但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哲学可以因其普遍性和彻底性而为具体科学提供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成为它们的“首脑”。当胡塞尔说哲学是“严格的科学”的时候，指的正是他的哲学观所设想的那种普遍彻底的科学。这一点将他与大部分近代思想家区分了开来，因为那些思想家往往按照数学和力学的模式构建他们的哲学体系和方法，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具体科学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胡塞尔对此前的哲学发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尽管西方哲学一直没有放弃“严格科学”的理想，但这一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哲学发展的任何时期，哲学都未能达到它要成为严格科学的要求。” [5]他进而宣称，只有他的先验现象学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是从先验现象学开始的。

哲学应当是“严格的科学”，这一信念贯穿胡塞尔哲学生涯的始终。众所周知，最初给胡塞尔以启发，使他确立这一信念的是布伦塔诺。胡塞尔承认，由于听了布伦塔诺的课程，才使他获得一种确信，即“哲学也是一个严肃工作的领域，哲学也能够以最严格科学的精神去研究，” [6]并因此选择哲学作为终身的事业。如果说布伦塔诺之所以能给胡塞尔以启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胡塞尔早年对数学方法严密性的推崇，那么，他后来对哲学的严格科学本性的思考，则远远超出了数学等形式科学的领域，深入到人类文化和人性本身的层面。他认为，人类永远有一种对“纯粹而绝对的”知识的追求，这种追求以哲学的“历史目的”表现出来，那就是它要成为一切科学中“最崇高、最严格的科学”；“人类文化的最高兴趣”就是要造就出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而哲学的“天职”就在于教导人类如何将人性的永恒事业进行下去。[7]当然，人类本性并不能先天地得知何种形式的哲学才是严格的科学，它需要通过不懈的哲学思维才能确定下来，这就是他的先验现象学。

胡塞尔从人性和人类文化的高度考虑哲学的科学性，表明了他关注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理论倾向，这一倾向的最高成就是他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通过对这一概念的阐发，他为先验现象学的实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虽然胡塞尔总是以“人类文化”的名义谈论科学及实现严格科学的可能性，但实际上他从来都是把欧洲的世界、欧洲的生活、欧洲的文化、欧洲的人类作为谈论的语境，他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哲学在内的一切非欧洲文化都看成是“前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将它们排除于创造新科学的使命之外，因此他说“哲学永远必须通过欧洲人来为全人类实施它的领导作用。” [8]尽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种种考虑，但他从这些差异中得出的结论却明显包含着欧洲(西方)文化至上的理念，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严重偏见。

二、欧洲哲学的危机及其理论表现：自然主义与客观主义

在写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下简称《危机》)期间，1935年夏，胡塞尔在一份手稿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作为科学的哲学，作为严肃的、严格的、甚至无可置疑严格科学的哲学——这个梦想已经完结了。” [9]胡塞尔的这段话与《严格的科学》中对实现哲学理想的乐观期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这是否表明胡塞尔已经对哲学理想的实现感到失望，甚至已经放弃了他的哲学理想呢？当然，结论是否定的。因为根据《危机》的写作计划，胡塞尔的目的是要通过对欧洲哲学的历史批判和反思，阐明从“生活世界”出发达到先验现象学的道路。这是他为实现哲学理想所进行的又一次新的、艰苦的尝试，他从未对自己的哲学理想动摇过。因此，胡塞尔的那段话不是就他自己的哲学理想说的，而是对当时哲学状况的评价：欧洲哲学正处于危机之中！

什么是哲学的危机？胡塞尔在《危机》中说，“科学的危机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和为实现这个任务而制定方法论的整个方式，已变得有疑问了。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哲学”。[10]胡塞尔不断谈到“哲学”的危机和“科学”的危机，实际上这两种危机的内在含义是一致的，只不过论述的角度和范围有所不同。当胡塞尔说欧洲哲学处于危机之中时，他主要是指欧洲科学和哲学中他所谓的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泛滥，使哲学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已不可能成为严格的科学。

在《严格的科学》中，胡塞尔着重批判了欧洲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他所说的自然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哲学观点，即把自然看成是时空万物的统一体，服从于精确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是物理的自然，不但一切物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然，而且一切精神的、心理的东西也都作为物理的东西的变种而附属于这个自然，服从同样的自然规律，它们本身不能独立于物理的自然而存在。胡塞尔认为，自然主义是作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后果出现的，它的目的是要用同自然科学一样的严格性来改造哲学，使其成为严格的科学。但自然主义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它所诉诸的实证科学，不论在原理还是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其主要表现是，自然主义不但将意识“自然化”了，而且也将一切与实践、价值、准则相关的“理性”“自然化”了，这使得它不可能解决与物理科学根本不同的精神科学问题。

胡塞尔对自然主义进行了批判，他的目的是要通过这一批判来重新阐明哲学发展的现象学方向。他的理论突破口是他毕生关注的心理学，其中着重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导向的实验心理学，因为在他看来，心理学是与精神科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而自然主义对精神科学的曲解主要是通过实验心理学来达到的。他认为，实验心理学本质上是关于心理事实的自然科学，即所谓的“事实科学”(factual science)，它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一样，是以对经验事实的观察、描述，发现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宗旨的。而它所研究的心理事实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精神领域，它具有自然的品格，也就是说，它属于人或动物这种自然物，是与人或动物的身体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来的，并以此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材料。因此，不论是明示的或暗含的，实验心理学必定与一切自然科学一样，包含着一个与主观精神相对立的物理自然存在的假定。而如果心理学实质上是一门关于物理自然的科学，那么，它就不可能成为对精神科学也适用的普遍科学。因此，自然主义试图通过精密的方法将实验心理学严格化，使之成为精神科学乃至形而上学的基础，这个设想是不能成立的。

胡塞尔还从现象学的立场出发，指出了实验心理学的种种局限。他认为，不论实验心理学运用何种精密的方法，不论它如何自称为“唯一科学的心理学”，它都无法回避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它根本取消了对“意识”本身的“直接的、纯粹的分析”，热衷于“间接地”确定一切心理学的或与心理学相关的事实，只满足于对这些事实的肤浅理解。实验心理学对意识的这种“外在性”，即对“内省”方法的反对，是它的运作程序上的重大缺陷。“如果没有一门系统的意识科学来探讨内在于意识的心理的东西，那么，实验心理学的事实和准则就不可能得到更深入的理解，或得到最终有效的科学运用。” [11] 胡塞尔着重指出，实验心理学方法实际上是对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方法的“模仿”，虽然它取得了科学的假象，但它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是不合法的，因为它忽视了意识现象的特殊性。胡塞尔通过对实验心理学的批判，进一步阐明了现象学方法的基本原理。他指出，任何对意识的现象学研究都是对“纯意识”的研究，这种“纯意识”是通过排除一切与物理自然相联系的存在概念达到的；与实验心理学的“间接”方法不同，现象学对“纯意识”的研究是“本质的”、“直接的”，它诉诸于“直观”而不是实验程序的设计和对实验结果的分析；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主观的”和“内在的”，它强调在意识的“意向性”关系中确定意识的“客观性”和意义。由上可见，在写作《严格的科学》的时候，胡塞尔对自然主义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阐明他的现象学构想，正如他在关于自然主义问题的结论中说：“把自然主义认作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哲学，并不意味着放弃一门严格科学的观念，放弃一门‘自下而上、有根有据的’哲学的观念。将心理学方法与现象学方法批判地区分开来，表明了后者是通向科学的理性理论的真正道路，而且也是通向充分心理学的真正道路。” [12]

胡塞尔在《危机》中着重批判了客观主义。这里的客观主义实际上是他早先所说的自然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有时他也称之为“自然主义的客观主义”或“科学的客观主义”等。胡塞尔之所以提出“客观主义”一词，更多着眼于它与先验现象学的“主观主义”的对立，他正是要通过对客观主义的批判阐明先验现象学的主观主义原理。根据胡塞尔所说，客观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它根据不言而喻通过经验而预先被给予的世界而活动，追寻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理’，追寻这个世界中对每一个理性存在都无条件有效的东西，追寻这个世界本身是什么。普遍地进行这项工作，是认识的任务，理性的任务，或哲学的任务。由此人们就达到了最终存在的东西，超出于此，任何进一步的发问都没有合理的意义。” [13] 胡塞尔认为，客观主义实质上是一种以追求客观世界真理为目的的认识论，它关注的是科学“事实”的发现，以此为自然科学提供知识的基础。它尤其为实证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成为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要求的理论依据。而在这种客观主义的框架中，精神被“客观化”了，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灵魂被当成了与自然同样意义上的实在，精神现象被赋予一种心理—物理的解释。在胡塞尔看来，客观主义的最大错误在于排除了人的主观性，它没有认识到，客观的真理、世界的存在、生活的意义恰恰是通过这种主观性才能够被获得、才能够被理解的。通过对客观主义的批判，胡塞尔针锋相对地阐明了先验现象学的基本观点：对于现象学来说，第一性的东西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能够预先赋予世界以存在，并将它理性化、客观化的主观性。而对这种主观性的回归和对“先验自我”彻底追溯正是先验现象学的根本任务。

由上述可见，《严格的科学》与《危机》这两部问世相距20余年的著作，它们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即都是要通过对“错误”理论的批判，阐明和深化现象学的原理。而同样明显的是，对于“错误”理论的影响所达到的程度，两者的估计有很大差别：前者只告诉我们，对于哲学理想的实现，自然主义是有害的“诱惑”，而后者则深深忧虑地指明，欧洲哲学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严格科学的“梦想”已经破灭。那么，胡塞尔为什么会有后者这样的估计呢？

三、“人性的危机”：欧洲哲学危机的真正含义

在对胡塞尔思想发展的研究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危机》表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从思辨层面向人类历史和社会实践层面的过渡，而他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出于他的“理论兴趣”而不是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如果仅就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本身来看，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它把胡塞尔在《危机》中开辟的从“生活世界”出发通向先验现象学的道路，看作其现象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相吻合。但说到胡塞尔的理论动机，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胡塞尔表面的理论要求上，而忽略了在这些要求背后暗含着的对人类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那是很不全面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遗漏了对理解胡塞尔的社会历史观点最重要的东西。就所谓的“哲学危机”而言，不论胡塞尔从理论上对这一危机的罪魁祸首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做了怎样深入细致的批判，他所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一危机背后真正意味的东西，即人类的“文化危机”、“生存危机”，归根结底是“人性的危机”。正是这些危机才促使胡塞尔在《危机》中系统阐明了作为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活世界”概念，把它当作通达先验现象学的新途径。

按胡塞尔所说，从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方面，而不是从理论的科学性方面来考察哲学的危机，是“整个考察方向上的转变”。[14]这一考察是历史性的，它着眼于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以及它与人类生存的关系和所发挥的作用。于是，“哲学危机”这个现代主题就被置于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关联中。胡塞尔认为，古希腊是“欧洲精神”的诞生地，哲学是“欧洲精神”的集中体现。与宗教和神话的文化形态不同，哲学超然于具体的实践目的，是一种以“理论态度”对整个世界及其统一性进行思考的普遍科学，它不以任何先入之见为根据，完全以绝对“旁观者”自居，冷静、公正地观察和认识世界。它将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包括知识论、伦理学、形而上学等涉及的一切方面，都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它回答人类生活所能遇到的一切的问题。这样的哲学理念在中世纪受到压制，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运动恢复了它的活力。以笛卡尔为开端的近代哲学正是要以严格科学的方式建立能够解决一切人类问题的普遍的理论体系。本来，近代初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为这种普遍哲学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但它随后的发展却背离了普遍科学的目标，走上了实证主义的道路。实证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只关注“事实”，即只关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什么”，而不关心与“人的生存”、“人的本性”有关的价值、理想、规范、理性与非理性等种种问题。这一错误在理论上的主要表现就是放弃了一切对形而上学的追求，其危害无异于“砍去了哲学的头颅”，[15]因为这意味着丧失了对普遍哲学理想的信念，丧失了对实现哲学理想的有效方法的信念，丧失了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信念，而这一切都意味着失去了对“人类理性”的信念。因为“理性”是赋予万物的存在、价值、目的、真理以意义的东西，所以随着对“理性”的信念的丧失，“对于世界由以获得其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于历史的意义和人性的意义的信仰，对于人的自由信仰，即对于人获得自己个人生存和人类共同生存之合理意义的能力的信仰，都崩溃了。” [16] 实证主义“只关注事实”，它只能造就“只关注事实的人”，在此情况下，还有什么人会关心人类的生存和人类的理性本质呢？令胡塞尔深感忧虑的是，恰恰是这种实证主义思想支配了欧洲人的生活，造成了欧洲科学与哲学的危机。在胡塞尔看来，哲学的危机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争端，而是与人性的命运息息相关。人类理性表现了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性本质，人因为具有理性而形成了人的哲学生活。哲学危机的真正含义是人类理性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人性的危机，因此对哲学危机的理解必须通过对人性的历史考察来达到。他断言，“我们时代的真正斗争，那些唯一有意义的斗争，是已经崩溃的人性，与虽然仍有根基，但正在为保持这根基或为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哲学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人性之间斗争的理论表现。[17]

如上所说，《严格的科学》和《危机》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但在后者，我们明显看出在前者看不到的胡塞尔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对人类生存和人性命运的牵挂。为什么会这样？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考虑胡塞尔在撰写两部著作时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总的来说，胡塞尔是在安定平和的环境中写作《严格的科学》的，他充满了对开创“新哲学”的乐观情绪和强烈渴望。而当他于1935年开始写作《危机》时，德国纳粹已经当政，纳粹的反犹运动使作为犹太人的胡塞尔深感生存环境的险恶和人性的堕落：他被剥夺了作为教授的种种权利，被禁止在国内公开发表演讲，他的著作不能在国内出版，他的友人也因纳粹的淫威而纷纷远去，他陷入了从来没有的孤独之中。当时的国际形势更使人类文明的危机成为最热烈的话题，而许多对此大放厥词的人恰恰是后来造成人类文明浩劫的纳粹主义者。在此情况下，胡塞尔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类的生存状况，关注人性的命运，他要阐明对人类文明的真正理解，要求恢复对人类理性的信念，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从理论取向上说，这一时期的胡塞尔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抉择。他虽然仍然坚持现象学的理论理性的品格，但他的许多学生因他的思想远离实践而与他分道扬镳，给他以很大的震动，其中尤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为甚。尽管他始终对存在主义取向抱怀疑态度，但他不能不从存在主义的广泛影响中意识到，人类生存的现实问题是现象学理论不能回避的方面，而《危机》正是这一理论实践的直接表现。胡塞尔在《危机》中甚至借用了一些存在主义的术语，由此也可看出他在理论取向上与存在主义的某种靠拢。

也许人们还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既然胡塞尔深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他为什么不诉诸直接的社会批判，做一个社会批评家，而仍然要执著于理论理性的哲学探讨呢？除了险恶的政治环境原因以外，这主是因为胡塞尔所持的一种哲学精英主义观点。胡塞尔认为，哲学是集中体现“欧洲人精神”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它的承担者是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类共同体，他们的职责就是通过观念的继承、批判和合作的特殊方式，从事对世界本质的科学研究。这样的哲学活动具有“研究”和“教育”两种功能，它不但能促进哲学研究达到“真实的准则”，而且还可以通过对非从事哲学的群众进行这种准则的教育，影响他们的观念，从而改变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整个人类生活的实践。哲学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领导着人类精神和人类生活的走向，而当人类生存面临巨大危机的时候，能够从根本上挽救人类的只有哲学家和他们的哲学。所以，胡塞尔说：“人类的哲学化及其在人的整个生存中造成的结果，决不只意味着一些私人的目的或别的有限的文化目的。因此，在我们的哲学化中……我们是人类的公仆。在我们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真正存在所具有的完全个人的责任中，即在我们的内在使命中，同时承担着对人类的真正存在的责任；后者必定指向一个终极目的，而如果它完全能够实现，也只有通过哲学——通过我们，如果我们是完全认真的哲学家的话——才能实现。” [18] 由此，我们对胡塞尔在人类面临生存危机的重大关头，仍执著于纯粹理论的哲学探索，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从另一方面看，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社会现实日益严峻的形势面前，胡塞尔寓于书斋的一角，一厢情愿地追求哲学的理想，且不说它是否能达到所谓的普遍科学的真理，不也是一种软弱和无奈吗？当然，胡塞尔关于哲学危机的论述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它为后来哲学家反思“科学理性”的意义和局限提供了借鉴，不过，这种借鉴是应该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历史语境下来解读的。

【注释】

[1] 参见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69页。

[2] Hus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s, volume I, Humanities Press, 1970, pp. 60-63, 70.

[3]Hussurl,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Humanity”,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if Philosophy, Harper & Row Publisher,1965, p.159.

[4]Hussurl,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if Philosophy,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65, pp. 146-7.

[5] Hussurl,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if Philosophy, Harper & Row Publisher,1965, p.71.

[6]转引自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24页。

[7]Hussurl,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if Philosophy, Harper & Row Publisher,1965,pp. 72, 78.

[8] Hussurl,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an Humanity”,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if Philosophy, Harper & Row Publisher,1965, p.178.

[9] Husserl, The Crisis of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89.

[10] Husserl, The Crisis of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3.

[11] Hussurl,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if Philosophy, Harper & Row Publisher,1965, p. 93.

[12] Hussurl,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if Philosophy, Harper & Row Publisher,1965, pp. 121-2.

[13] Husserl, The Crisis of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68-9.

[14] Husserl, The Crisis of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5.

[15] Husserl, The Crisis of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9.

[16] Husserl, The Crisis of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3.

[17] Husserl, The Crisis of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5.

[18] Husserl, The Crisis of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7.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