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习惯于把“知识”概念窄化为“科技知识”，因而把“知识经济”单纯理解为“智力经济”或”科技知识的经济”。与此相应，他们把与文化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视为远离经济发展领域的“非经济因素”。基于上述理解，在构拟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时便表现出“一重一轻”的倾向，即只强调科技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却相对忽视这种转化的制度性保障，更没有意识到这种保障归根结底取决于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能力。针对上述偏向，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论证发展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知识经济”是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经济
我们强调发展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首先是基于对“知识经济”的全面理解：即我们不单要关注“知识经济”的高技术特征以及表达这类特征的指标系统，而且要研究它的高文化特征及其表现形态。那种忽略“知识经济”高文化特征的偏向有其观念上的原因：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因果联系，而那些对人们的审美趣味、行为准则、生活信念和各种价值判断具有影响力的人文知识，却一向被视为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非经济因素”，甚至在“重本抑末”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它们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抑制性因素。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一向被视为“非经济因素”的人文知识，与作为传统经济内容的技术、产品和产业之间，发生了全新的、本质性的互渗关系。不止如此，在知识产业的框架中，人文知识直接成为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资源，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得到说明。
1 就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而言，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然而，在富裕经济时代到来后，由于技术对人类生存和环境的影响力日益增大，由于消费者口味和素养的提高，技术不再是一个封闭性的、按其自身惯性和逻辑发展的过程，而变成与人的趣味、时尚要求，环保意识乃至道德评价密切相关的活动系统。技术不仅要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且要越来越多地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样，开发和掌握技术的人，作为人力资本，不仅是技术人，更是文化人。总之，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唯一目标的“以物为本”的技术正在变为“以人为本”的技术。
2．就以知识为基础的产品而言，“前知识经济”的产品形态以“物”为主，其使用价值主要表现为其物理有用性，其产品寿命也主要决定于产品的物理损耗程度。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产品中的知识含量大幅增加，它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产品舒适度、美观性和文化意蕴的人文知识，包括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与人有关的知识。因此，一项产品的物理形态日益变成某种消费概念乃至生活时尚的载体，其市场生存能力和生命周期往往不取决于它的有形的物理性能，而取决于它的无形的文化性能。
3．就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而言，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运输、销售部门在GDP分布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在GDP构成中占主要部分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应该看到，这里所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除了指高技术产业，还包括以传媒娱乐（如广播电视、音像制品、报刊杂志、艺术表演、体育比赛等等）、旅游、教育、咨询、律师、服装设计等为代表的“高文化含量”产业，即高文化产业。因此，“知识经济”就是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经济。
4．就现代全球市场而言，文化市场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文化产业开始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影响：高技术推进了传统市场的全球化；在这个进程中，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手段所负载的高文化产品连同其价值观，也提高了对其他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的强势地位，不仅依赖于其高技术实力，也凭借其文化影响力。
以上分析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产品、产业、市场以及未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等概念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文知识”不仅作为渗透因素对现代经济各环节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直接成为有待干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产业对象。更重要的是，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文化创新能力、评价能力和传播能力，成为任何一个面向“知识经济”的国家不可不重视的、关乎国家兴衰的重要战略资源。鉴于此，我们如欲构拟自己的“国家创新体系”，不可不关注作为经济资源和战略资源的文化，不能不处理好高技术与高文化的关系。那种偏重高技术，忽视高文化的“知识经济”观念，说到底是以“前知识经济”的“知识”概念来理解“知识经济”。如果继续坚持这一观念，迟早会出现我们的高技术“搭台”，别人的高文化“唱戏的局面，实际上这已经成为今尺的部分现实。它将使我国在业已到来的全球文化角逐中处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项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工程
我们强调发展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还基于另外一个考虑：我国的”国家刘新体系”不仅要强调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这一战略目标，还要重视知识（尤其是人文知识）转化为制度创新能力这一战略主题，实现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
毫无疑问，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对我们这个后发国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单纯强调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唯一重要性，有可能使我们的“国家创新体系”方案统计带有重指标增长、轻制度建设的偏向。只有立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整体论”观点，我们才会清晰地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表现为生产力落后，还表现在各种制度创新水平和能力严重落后。
不是基于这种“整体论”立场，我们认为，构建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应该充分考虑如下三条基本法则。
1.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越来越取决于该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在“前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劳动供给能力和资本供给能力，这种“物质生产力”主要靠外延指标来衡量。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直接决定着该社会产出知识产品的能力。传统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将被“以知识为基础的生产力”概念所取代。对这种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不仅靠外延指标，而且靠内涵指标。
2．一个社会的知识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该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供给能力是由社会化、市场化的知识供给机制来保障的。我国不仅是个“前知识经济”社会，而且还是个长期拒斥商品经济的传统型社会。这个现实决定了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要承担双倍繁重的制度创新任务：既要全面确立和完善现代市场机制，又要确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创新、流通和 应用机制。这种知识供给机制应当是社会化、市场化的。这是知识 经济时代的本质要求。
3．一个社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以人文知识的研究水平和社 会化程度来保障的。我们知道，OECD文件提出的‘’制度创新”思想 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西方经济理论、社会理论等多种人文思想发 展的产规论文件的创制本身生动表明，现代社会的制度创新能力 首先取决于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此外，人文知识的创新能力取决 于它与社会的链接程度，取决于它的社会化、产业化操作程度。总 之，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如果是科学的，就必须以人文知识为基础 并由一个社会化的机制来保障。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我们这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国家来说， 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更应当具有整体论的战略眼光，以避免成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应急方案。因此，它一方面应当重视知识 （包括人文知识）与企业。市场的链接，以提高社会生产力2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制度创新过程的链接，以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概言之，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必然要求“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为条件。归根结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应与”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协调发展。
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以知识为基础的制度创新能力，得到制度保障的知识供给能力，这是“知识经济”概念的三大要素。可以说，如果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只强调发展物质生产力，而忽视制度创新能力，那它就仍是一个传统型社会的”国家创新体系”；如果国家的制度创新远离人文知识的深入研究，以非社会化方式进行，这种制度创新就不可能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
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化的四个方面
我们已经从两方面论证了发展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必要性：即从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来看，“知识经济”不仅需要高技术，也需要高文化；从具体国情来看，我们这个转型社会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双倍繁重的任务，这种创新尤其需要以人文知识为基础。换一个角度看，上述两种必要性表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并且应当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由于当代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每一重大突破，都可能从整体上对社会结构、生态环境、传统观念乃至人类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又由于经济发展对人的生命质量、生活时尚乃至国家利益的影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技术与经济发展日益需要在其领域之外建立一个理性的、以人文知识为基础的评估系统。通过评估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可能效果，它将直接影响技术与经济的选择性发展进程，这种评估系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变得尤为重要。
2．随着作为“朝阳产业”的文化产业的迅速拓展，人文知识将通过社会化和产业化运作方式，直接参与生产足以影响大众休闲趣味、艺术修养、道德规范乃至生活信念的高文化产品。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文化市场的迅速拓展，文化产业将日益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利益。
3．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呈现持续性动态调整与适应的过程，因此，制度创新决非一劳永逸的事，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要形成持续供给社会动态分析、制度合理性设计和制度合法性论证的能力。
4．当今世界全面进入“策划时代”，面对国内和国际的复杂挑战，像我们这样的大国既要有宏观开放、立足于现代理念的战略策划，也要形成前瞻性的危机应对能力，并进而具备影响乃至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这一切显然有赖于对国内或国际利益相关力量的透彻了解、分析、预测。它要求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国家长远策划的战略资源，更应成为国家危机应对的主要咨询力量。
以上描述概括了我国人文知识创新的四大领域，它们同时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化的基本内容。正是在这种社会化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存在形态、研究机制和社会角色都将发生变化和作出相应的制度调整。这种制度调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我们结合社会发展和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特点，进行专门研究和论证。
（原载光明日报第190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