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但是，这个话题的谈论者中间，人文学者似乎少了一点。科技创新的内容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但是，社会科学的创新问题似乎较少被人谈起．特别是，似乎还没有人认为社会科学还有一个应该加以创新的  “技术问题”。

是社会科学不曾创新过吗？当然没有人这样说，相反，人们常说，一些社会思想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巨大进步（如马克思主义）．那么，是社会科学不需要创新吗？也不是。人们也常说，我们需要思想解放，这无疑是指向社会科学的。实际上，社会科学创新的问题是它自身的特点，它的创新的难度。社会科学是人们对自身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反思，人们往往习惯于巳形成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性的话语系统，因而对于作为这些习惯的基础的一些理论和学说很难打破．无论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创新都是相对于守旧而言，对守旧的观念的察觉起因于问题的意识，即有什么问题无法为现有的理论所解决，以及有什么人正在固守这些理论的结论。自然科学的理论往往为一些科学家个人所固守，突破这些理论仅仅涉及到这些科学家个人的利益，但是社会科学理论涉及的是一定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理论的突破导致利益格局的变动，有时候还要发生社会革命。因此，在社会科学理论中，一些人的问题，是另一些人的结论；一些人的障碍，是另一些人的屏障。你要打破的东西，正是他要维护的。社会科学的观念为利益所强化，所支持，因此它更加难以创新。所以，不是社会科学没有创新问题，而是社会科学的创新更加困难，甚至不是社会科学的创新没有为人们所认识，而是这种创新活动更加难以实施。

关于社会科学的技术创新问题。人们习惯于将技术创新中的“技术”仅仅看作是自然科学的技术，这是大有问题的。实际上，更重要的技术创新发生在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由于社会科学的创新比较困难，突破往往在不为人所注意的技术领域首先开始。

近代以来，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技术”发明，或者说“一类”技术发明，实际上是市场交换技术。我们可以把“复式薄记”作为这一发明的开端，可以把股份制作为这一发明的特别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还理所当然地应该将前几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衍生金融工具”理论，看做近代交换技术的最新发展。

完全应该将商品交换术看作社会科学的“技术”。其实，亚里士多德就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过了，他将货市交换称为“赚钱术”。到了近代，可以说亚当·斯密是第一个将交换的目的抽象掉，从纯粹技术性的观点看待经济交往活动的人。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来说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通过与他们交换而来的。在商业交换中，只要有了契约，一切就都好办了，人们只需要将自己的花费算清楚了，再看看契约中的条件是否合适，就没问题了。这里发生的事与个人之间的友情没有关系，与个人的目的是否一致没有关系，完全是技术性质的。因此，商业契约是一种人们相互利用的技术。

人类社会的交往技术的进步，其重要性超过了一般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交往的技术的进步，才有了自然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那么巨大的推动作用。当年，当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从事教授的职业并撰写他的著作时，瓦特在同一个学校从事蒸汽机的研究。斯密著作出版前7年（1769年），第一台蒸汽机已经安装在离爱丁堡不远的卡伦炼铁厂。这两件事的关系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斯密是在构造他的交换技术理论，而瓦特在制造对工业的技术革命具有推动意义的装置。瓦特发明蒸汽机的过程几起几落，连续有三个投资人破产，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获得成功，原因在那里呢？就在于当时还没有一套支持技术创新的，令投资者降低风险的（风险投资）技术方法。今天，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一项新技术从发明到应用的转化过程的时间越来越短，我们已经掌握了一整套社会化的“交换技术”，人们现在习惯于把它称作各种各样的“机制”。这些机制的形成，使得创造性的思想从产生到应用于生产，投放于市场，并获得收益的过程得以在整个社会中顺畅地进行。

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技术手段的巨大发展，才造成了我们这个现代社会的巨大的福利，也才造成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本身的繁荣。但是，社会科学的技术也与自然科学的技术一样，出现了过度发展的问题。像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技术权威一样，社会科学界也出现了一些片面的“技术专家”，甚至是“专家治国论者”。他们陶醉于看上去和谐优美的社会科学技术体系，如经济学的数量化体系，社会学的统计分析方法等。他们为了完成美妙的公式，片面地强调量化，将不能数量化的一切变量都排斥在外不予考虑，在他们的社会观念中，人只是一种均匀释放着欲望的什么个体，变得十分的平面化。

伦理学家现在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过度技术化的倾向都是十分有害的。当自然科学家自我欣赏于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富源的无限开发潜力的时候，实际上已经使人类的社会共同体，甚至使我们生存的这个生物圈中的所有生物，都受到了威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那些研究现代金融交易手段的经济学家，刚刚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所操纵的基金会就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垮了下来。还是亚里士多德说得对，“赚钱术”发展得过头了，就会与经济本身的目的相冲突。因此，现在当我们讨论“技术创新”的时候，应该重新注意技术的“本质”问题，在技术发展中的人性目的问题等等，一句话，不能再从单纯“工具”的角度看待技术问题了。

具体到我们国家应该如何看呢？我认为，社会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创新相比，即使不是更重要的话，也是同样重要的。与此同时，就社会科学本身而言，还有一个策略性的考虑，社会科学的技术创新可能要比理论学说本身的创新更加应该优先加以考虑，因为，技术创新为实际生活所急需，容易形成共识，不会流于空泛的议论。举一个例子说，在人们熟悉了各种市场经济的交换手段以后，特别是掌握了个人进出于资本市场并方便地获利的方法后，如果再有人提出那种诸如“姓社姓资”一类的问题，就会使人感到滑稽了。

说了以上这些话，应该有一个结论。我的结论是三点。第一，社会科学的技术问题不能忽视，如果不是比自然科学的技术更重要，起码也是一样重要。第二，现在谈技术创新时弄清楚技术的本质，不要重犯近代以来技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技术）发展中的那些错误，忘记了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看不到技术的界限在哪里。第三，我们国家更急需社会科学的技术创新。

 

（原载科技日报1999年3月20日。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