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仿佛鬼使神差地又转回到３０年代的文化讨论上来了。也许我们需要首先设定，这应该和可能是一个“更高阶段上螺旋向上后的回复”。历来，文化的自我批判总是伴随着一种深刻的民族意识危机，这也是时代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有中国社会的“第二次革命”，才会有燃着了的时代精神。可是，今天的文化热由于仅仅集聚在一个古老的表层创口上，在狠狠地热了一阵以后，冷却下来也是十分自然的。我以为，中国当代的文化研究只有在深层发生某种突破，才可能走出封闭的表层循环圈。在这里，本文试图从哲学认识论研究的视角，提出隐性文化心态圈的意识形态变形问题，并力求找到这种变形在社会实践格局中的亚意图惯性行为系统的同构基础，以说明中国文化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某种倒错机制。这也算是文化讨论的一种哲学参与，一种深一点的视界转换。

一、总体社会意识结构中的隐性文化心态圈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鲁迅等人对中国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进行了相当深刻和精辟的批判。重要的是，他们这种批判随即旋入了当时的社会激流中，用当下时兴的语言来讲，这种文化批判与现实的变革具有直接的同构性和匹配性。可是，倘偌我们今天一些论者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内容来重新操练一遍时，情形就显得有些糟了。再用一个新的术语来规定，就是出现了文化冲击的错位性。在当前这场文化讨论中，只需少许一些透析，我们就可以发现总存在着一种文不及意的潜在危机，这就是历史情境或视界的错位问题。众所周知，３０年代鲁迅等人抨击文化，因为旧文化直接就是旧中国意识形态的基本构架，打倒孔家店就是摧毁一代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可今天，历史情境的转换已经半个多世纪了，重要的文化已变参数起码有二：一是１９４９年以后（甚至更早些），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在我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开层中已遭彻底清算（几乎是虚无主义的！）；二是已有几代国人没有在系统教育中全面接受旧文化的教化。在他们中间，传统文化盲居多数。在这种情况下，抽象地从表面简单冲击传统文化，就很容易使这种冲击本身离开社会运行的真实本体，象浮在水面上的五色泡沫，成为哗众取宠的空谈。我们都清楚，在今天中国的现实社会存在中，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的确在起着隐秘的制约作用，可是，我认为，这早已不是正常的文化制约了，而是一种表层文化压抑后的意识形态变形制约。这是一种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之下的文化畸变。因而，我认为，当前文化研究的现实着眼点绝不该仅仅重复前人早已透析的某种文化批判，而是要找到旧文化在今天发生隐性畸变制约的微观机制。显而易见，文化研究的唯一出路只有向内转，向社会的深层本质跨出逻辑上的微观的一步。当然，这就需要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哲学认识论的理论投射。

我们看到，一进入哲学认识论的视界，原有的文化范畴本身立刻就被虚化了，因为它在人类总体意识系统中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系统特质。文化无非表征一定历史情境下源生于特定区域人群总体实践格局的集合文明圈。文化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实体存在，它是一种显现在各种人类实践对象化现象中的场存在。更多地，文化是社会历史主体生活特定结构的功能性特质。我们知道，实际上就是在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人们从来也只能从生活中提炼出文化，而无法确定文化本身的实体性规定。

根据本文的逻辑思路，这里我们对文化的界说可以首先从当代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克洪等人４０年代末曾提出的隐型文化理论开始。在克鲁克洪等人的论著中，文化被规定为标志一定人类群族总体生存样式的特征组合和整体关系框架的“精神气质”或“普遍心态”，这倒是十分贴切和精确的。文化再可细分为两类，其一是显型文化，这是指那种“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它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的”实在性文化现象（克鲁克洪：《文化的研究》，参见《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页。）。它既有实在的内容，又有显见的模式。其二是指隐型文化，相对于作为文化构架的显型文化，它“更类似于建筑师心理的构想”，这是一种“二级抽象”，是研究者本身引进的主题原则。它实际上是文化本身的无意识“隐义前提”和“背景现象”。请注意，克鲁克洪接下去说了一段会让我们十分感兴趣的话：“社会化的人对于自己的存在并不觉得新奇，不会以新奇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存在。他的感知能力和理解能力，被他有意无意地从自己的文化中吸收来的东西屏蔽和歪曲了。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总有一个不可见却强有力的中介变量，它存在于人的整个统觉系统中，而后者又存在于大部分更为普遍的文化形式中”（《文化与个人》，第２９页。文内着重号为引语者所加──本文作者注。）。克鲁克洪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文化的隐性规定，以及内在文化结构在社会生活中的制约作用。对这种意向我基本赞同。可是，克鲁克洪对文化类型区分的主观色彩过浓了。我认为，现实的文化结构只是隐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确是一种抽象。从历史上看，任何文化现象都仅仅是一种社会活动的场景效应（心态）存在，其自身特质的显性存在已经是他物。文化是显在于多种社会生活中的功能样式或特质（狭义的文化直接体现物首先是全部社会意识现象），所以离开了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文化即是无。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不是一种主观的“二级抽象”，而是一种二级结构。可以说，文化的本身就是一种隐匿很深的社会精神结构，即我所说的隐性文化心态圈。这是我们研究文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性规定。

那么，这种所谓隐性文化心态圈在人类意识总体中的逻辑地位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们传统的哲学解释框架中，意识总体的规定是被粗放式和宏观地确证的，先是将意识总体外在地抽象肢解为道德、宗教、艺术等可感表层形式，然后再去线性地描述它们的变迁。其实，现代的社会意识总体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功能性动态整体。从现代认识论的视角看，我们原有的研究恰恰忽略了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东西，这就是意识现象背后的深层制约结构，即人类总体意识结构。其实，这是一个多质多层面的整体系统网络，我们不妨用下列图式示意：

意识的显性存在（多种意识形式定在）

认知性科学深层语言结构

社理论框架

会心理图式认

意狭义经济

识理论范式效用性价值隐性文化知

总取向座标心理圈

体意识内部的结

整体制约结

构

社会意识形态

框架

（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

意识总体可分为具体存在的感性现象和作为从内部制约意识定在的深层结构。这个结构本身由多层复合子系统构成，一级结构是狭义的经济理论范式（实际上指生产劳动相关的技术理论结构，这其中包括处于主体能动状态的认知性的科学理论框架和效用性价值取向座标）和显现社会控制功能的意识形态框架。二级结构是被动型的隐性结构，一般主要指深层语言结构、心理图式和隐性文化心态圈。最后是人类总体的认知结构（我已曾多次指出过，意识深层结构制约理论固然源于康德的先验构架论，但意识形态框架（阿尔都塞）、科学理论框架（库恩、瓦托夫斯基等）、价值取向坐标（继伯尔、帕森斯）、深层语言结构（乔姆斯基）、隐性文化结构（克鲁克洪等）、心理图式（格式塔心理学派），以及认知结构（皮亚杰、哲学解释学）等主要学说，都是本世纪后半叶整体突现的理论成果。虽然大多数论者都在一个较为狭窄的视角上涉及这一主题，但这的确是现代认识论史上的一次重要飞跃。参见拙文：《论当代认识论研究方向的的重大转变》，《求索》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第５５页。《论科学真理的理论框架制约及其现实基础》，《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１９８８年第３期，第１４２页。）。必须指出，这里的结构的分层是一种逻辑本质的共时性抽象，实际上存在的是一个非线性融生耦合的意识系统。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意识总体结构本身也是历史形成的。远古时代，人们的意识整体只是庞杂的接近感性表象层的混沌体，随着人类认知功能度的不断提高，意识的深层功能结构才逐步生成，并分化组织为我们现在的描述的样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精细的过程。特别是社会意识总体的具有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等特征。对此笔者准备另文详述。

我们发现，在现代社会历史的有序进程上，特别是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意识深层结构总体中，与认知性科学理论框架相对应的是人的效用性精神系统，它从处理人与人的能动关系出发，形成特定的价值取向参照系，这种价值系统与科学范式由意识形态框架强化编制为某种刚性社会精神制约网络，并通过显性教化系统直接支配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历史的正常行进中，这种意识形态的背后，总是积淀并形成着一种软性的亚意识形态的具有自调节运转功能的二级意识结构，除去语言结构和心理图式，就是作为本文论说重点的隐性文化心态圈了。隐性文化心态圈是一种溶解在人的精神血液中的深层文化结构，它像人的社会上层文化活动中的一只具有特殊制约功能的“看不见的手”，在经过无数中介的灰色背景中操纵着社会生活，形成着特定社会和民族全部文化的特质。必须注意，这种隐性文化心态圈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滞后性和非建构性，在这一点上，文化结构不同于认知性科学理论框架和效用性价值系统的主动进取态势。隐性文化心态圈往往是一种积极建构后的积淀，文化是总体意识结构系统的集约。所以，文化现象常常表现出一种传统习惯的特征。确证这一点十分重要。

这里我们必须提示的是，本文论及的逻辑线索主要是从这个总体意识结构中的一个线性有序关系式出发的，即社会显性存在（显性文化实在）→社会意识形态框架→隐性文化心态圈。这也是一般文化现象在一定社会和民族历史情境中存在的基本联结链。一般来讲，任何文化现象似乎都是由特定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构架制约的，看起来意识形态的特定功能核团像“普照的光”，使全部文化现象为之变色，但是意识形态背后仍然有作为深一层背景现象的二级意识结构，即隐性文化心态圈的功能制约。这似乎是现象与深层本质的关联。

在正常的历史情境下，一定社会和民族的文化整体应该是同构的。比如旧有历史发展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是指几千年来经过长期社会生活的形成的我们民族特有的社会生存方式，它作为支配中国人生活和一切精神文化活动的内在范式深深隐匿在全部民族文化的遗产中。外在地看，我们可以从理性形态上将其视为一种以儒学为思想主体，道学和中国化佛学为辅助结构的多民族融合文化框架（中国文化虽不仅仅是汉文化，但却一直是以汉文化统摄其它民族文化的）。这似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说色调。由于这种传统文化形成于封建社会前期，并且有几千年封建生活的浸透，因而它的刚性社会形态即意识形态框架自然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这两者极为合拍。可是，文化积淀的最后落点是在意识形态背后的，即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文化心态圈。这远不是用哪一种思想理论、一种流派或一个朝代的意识形态就能轻易界定的。中国社会的传统隐性文化心态圈是一个功能性制约结构，它通过社会的亚意识形态范式使人们不自觉地遵守一种来自自我人格中的内趋力，这绝不是意识形态的外在强制，而是自我认同，是一种来自人内心的无意识压抑和控制（（现代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中也发现过类似的隐性结构（从“领导权”到“科学合理性”）。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葛兰西·马尔库塞和弗罗姆等人的有关著作。马克斯·维伯尔也曾描述过一种引发西欧资本主义形成的新教伦理心态，但当他将其归结为一种显性理论特性的宗教意识时，就离开了我们这里的确证点。参见维伯尔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隐性制约圈是怎样构成的呢？我以为，中国社会的隐性文化心态圈是一个表征中国人文化功能特质的群族，其主要规定有三：首先是偏狭的主体人伦特质。这是一种泛化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以人性的主体自恋为核心的人格模式。其次是封闭的操作系统格局。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结构更多的是一种内耗的运演术，任何中国文体现象的背景都可深化为一种“周易”式的、早熟的整体操作系统，它象一个主观“黑洞”，永远有效吞食（消灭）一切天上人间的对象。其三是抽象直觉的悟性境界。中国文化精神触角始终是一种从主体发出的内投体验，知情意归一于主体的悟性。这既是文化的起点，也是文化的终点。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主要功能特质，正是这些功能特质在文化运转中建构出某种具有自耦合、自调节的特定有序组织，构成了我们民族的隐性文化心态圈的硬核。这种特殊的功能结构通过其统摄的辐射环圈造成特定文化制约定势的内在场结构，再由意识形态的中介编配整个文化显性规定。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了。

我们看到，在中国旧有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作为封建文化运行的主体，在表层是意识形态制约下的各种文化现象，除去在早期新的封建文化建构初始，意识形态曾经直接外化为强制以外，更多地是一种文化运行中的亚意识形态认同。而人们能够多从灵魂深处自愿认同这一文化，这就是隐性文化心态圈的功劳。尤其是从同一社会质态中的意识形态断裂上（如农民起义成功所建立政权后的文化派生现象），我们可以再清楚不过地看到这个幕后制约力的现实存在。总之，在同一社会的渐进发展中，文化现象、意识形态和隐性文化心态圈的联结是基本同构的。当然，社会历史的质变自然也导致社会文化整体三个层次的由内向外的根本转换。这是文化历史变迁的常规状态。

二、意识形态畸变与文化的历史性倒错

在正常的文化历史变迁中，随着整个意识总体结构的转换，新的隐性文化心态圈也通过同构格式塔改变重新建构起来。新文化结构再经过意识形态的表层教化逐步派生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可是，这里我们要指出，文化的变迁由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也可能发生某种特殊的历史畸变。再具体一些说，即由于意识形态的非正常改变所引起的文化整体中显性形态与隐性结构的历史倒错。这正是今天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一个未被引起关注的视域，但却又极其重要的理论参照系。

可以确认，这种被我称之为文化倒错的特殊文化现象通常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况：在社会总体意识的转换中，新的隐性文化心态圈业已形成，但意识形态框架却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发生滞固，这时，显性文化系统只能通过某种改良以曲折的形式（甚至借用旧的意识形态），折射式地映透新的文化结构（如英国、日本等君主立宪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阶段的文化现象）。当然，随着新文化结构的成熟，旧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和显性文化层逐步被扬弃为一种纯粹的历史文化形式，而新文化结构已泛化为全部社会文化。这样，滞固型的历史文化倒错状态就宣告结束。

文化历史倒错的第二种情形，是社会整体意识结构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隐性文化心态圈自然也没有被根本触动，但意识形态却由于特定历史原因发生了超前性畸变，同时，显性文化层也从某种特定的主观理根状态出发被人为地制造成“新的”文化系统。这就造成了由意识形态支配的显性文化层与隐性文化心态圈的隐匿很深的内在冲突。当然，往往历史现实的结果是也只能是旧有的深层文化结构依然通过意识形态异化和社会文化的变开暗中操纵着整个社会文化，使文化的表层显性系统成为脱离现实意识结构总体的抽象规定，并以扭曲的形式回落到隐性文化心态圈中来。同样，随着文化结构的真实改变，显性文化系统与其隐性框架的背异最终会被历史地扬弃，复归于文化的正常进行过程。从而终结这种超越性的文化倒错。我以为，中国当代的文化非常现象更多地就属于这种类型。

有了上述这样一种新的重要理论认知参照系，我们当前文化研究的病症结就显露了。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以吸取西方文化，反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为目的的“五四运动”中，李大钊、鲁迅一辈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从政治上、文化现象上把矛头指向封建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冲击（不是文化转换，更谈不上断裂！）。“五四运动”是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变革客观要求的文化先声，因此我们说这种文化批判在当时是与社会冲击完全匹配和同构的。“五四”以后，虽然蒋介石没有放弃尊孔崇儒，但民族文化中的封建主义已从社会政治表面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中，一开始就是试图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无产阶级新文化”（列宁构想的直接继续）。随着新的国家政权的建立，一种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很自然地让人相信新的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变似乎的确发生了。然而，当今天我们再来从社会深层意识结构上反思这段历史时，这个文化转换的起始问题却变得复杂和可疑起来了。我们发现，在中国现代总体意识结构中，文化的转变不是一种正常的质变，而是一种以意识形态框架为裂变核心的强制性扭转。在意识结构的初级结构中，首先是意识形态改变了，价值取向坐标也有一定的非功能性变形，而科学理论框架却纹丝未动。在二级结构中，除去语言系统有一种非结构性的外在替换外，心理图式和处于关键地位的隐性文化心态圈竟然也没有被根本改变（请注意，这种文化转变的主体皆是文化体中人能够直接触及的部分）。人们改变了可视可感的一切，却无法改变（甚至是他们根本意识不到的）深层背景中的一切。这必然是悲剧的开始。中国社会几乎全部的显性文化现象都完成了某种革命，可文化背景结构中的应该发生的促动性的制约力却变成了一种滞固性的巨大下坠力。历史嘲弄了头脑发热的人们。

在１９４９年以后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中，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十分特殊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被接受不完全是以一种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态，而是以俄国人成功革命实践的“法宝”有选择地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相当丰富的理论中，只有引导被压迫人民走向一个美好社会的学说最有感召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论，这是砸碎旧世界，拯救劳苦大众的唯一途径。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反抗压迫、解放人民实践的指明灯出现的，这是一种实用的需要。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抓住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阶级斗争这一关键理论来指导政治斗争是十分正确的，民主革命的成功实践早已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强化为一种随乡入俗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斗争理论，比那种“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必要得多。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斗争实践，使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一些深入的科学研究和理论逻辑上的消化，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主体始终是一种单纯的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世界观），一种带有明显实用特征的政策手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信仰，一种社会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构架。这是十分可悲的。更糟的是，民主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超前冲动又使这种战争年代的特殊理论态度获得了一种普适性的色彩，因而它又很自然地延伸到今天来了。

其次，由于意识形态“左”的激变远离社会生活的实际，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部分地扭曲为一种抽象的教条。看起来马克思主义通过强制性的教化被普及了（“活学活用”、“大众哲学”），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了，丧失了它自身真正的科学价值。特别是当它被作为一种进行政治意图的宣传工具（语录战）和宗教式的条文（最高指示）时，马克思主义就名存实亡了。这就是现实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异化。

我们看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虽然我们整个社会显性文化系统无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光彩，但其文化运转的实际过程却发生部分畸型病变。从５０年代末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无意识发生的文体倒错成为中国文化运转的主现象。当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大跃进”中唱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时，都充分显露着农民小生产者的主观随意性的破绽；从“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王阳明的“破心中贼”），到原来写在封建旗帜上的“忠”字涂成红色，君主仍然“万寿无疆”，老百姓仍然为瞻天子龙颜而泪水横流，……人们的确在反对资本主义，但却是那只看不见的封建文化的“黑手”高执着大棒。最可悲的是，当我们虔诚地向革命领袖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当我们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以无限崇敬的心境在工厂、牛棚里净化自己的灵魂的时候，还以为在向一个新世界迈进。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倒错的现象。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场悲剧始终被厚厚的显性意识的帷幕掩盖着，虽然在１９７８年真理标准讨论时从政治意识形态（还是意识形态！）上掀开了幕帘的一角，特别是“两个凡是”的败北似乎宣告了一个旧的政治时期的结束，但我们至今尚未想起要找到社会文化逆动的真正幕后操纵者。

我以为，中国当代的文化倒错的根源，在于社会意识整体结构非整体转换中的意识形态部分畸变与隐性文化心态圈的反向有序制约。当我们离开社会意识的整体结构进行上层建筑意识形式的超前性“革命”时，虽然看起来是用最革命、最能代表人类未来的规定装饰了全部显性文化现象，可是在社会意识的深层结构中仍然压抑着与落后的生产劳动理论规范相一致的旧文化结构，即传统的隐性文化心态圈（所以，一旦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制放松，潜在的文化心理层的真实一面就立刻象洪水一样地从阈限下奔涌出来）。而正是这种我们根本看不见想不到的的隐性文化心态圈，从根本上以一种无意识的形式，象一只在社会文化场中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人们的意志（（需要注明的一点是，如果简单地认为，中国当代社会的隐性文化结构的全部功能特质都源于封建文化传统，这是不客观的。三十多年来，文化的积淀并没有中止。由于实践的失误和唯心史观的影响，除却没有根除的占主体的旧文化结构，新的作为畸变的文化活动又在不断地进行着内化和积淀，这样，隐性文化心态圈中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畸形特质。而把我们“附加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左”的一套外在地放在封建主义名义下来进行批判，这也同样是不恰当的。））。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异化和隐性文化结构的反向制约现象在今天的改革中仍然成为一种没有彻底消除的阴影。

三、社会实践格局与亚意图惯性行为系统

我认为，目前我们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最大的弱点，是哲学认识论构架之基础的虚构性。人们在与主观设定的旧文化系统进行着唐吉诃德式的搏杀，但却丝毫没有有接触到旧有文化在今天社会运行中的功能机制，特别是始终没有把锋芒指向旧有文化至今能赖以生存的社会现实基础。这正是目前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远离社会变革实际，显得苍白无力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也正是我们对文化进行哲学深化研究的重要入口。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总体意识系统的深层结构的基础只能是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人类总体行为的动态结构，即社会的实践格局。实践格局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的深层制约结构，人类社会生活正是人的总体行为功能结构的场景映现。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主体的实践活动，而不是物质实体量的聚合。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以社会实践功能度的历史提高为内在尺度的，这也是人类总体认知功能度的现实基础参数。这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硬核，也是哲学认识论的社会历史基点。

一般地说，我们也可以将社会实践格局划分为一个共时性的分列结构系统：社会实践是社会存在活的“本体”，社会生活本身不过是人类社会实践过程的场存在，而这种历史的场存在即由特定实践主体的功能性互动结构所制约的。社会实践的动态格局主要由生产结构、科学操作结构和社会行为方式构成，并共同制约社会总体行为过程。社会历史的变迁是通过社会实践格局的格式塔改变而从本质上完成的（即通常我们所看见的宏观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我们发现，处于一定动稳态中的实践格局，却往往是以“常规”性的惯性行为系统的扩展而完成其肯定状态和渐进过程的。这种所谓惯性行为系统即是由一定实践功能结构制约下的社会稳定自运动行为系统，它是一种社会总体行为结构，它是社会行为发生的隐框架。规范地说，这是一种社会亚意图的行为制约结构。惯性行为系统通常由社会实践动态格局中的建构中功能特质的结构性潜化，而逐渐形成，而潜化则是向习惯性感性行为的无意识的回复，它使实践格局有效地消融泛化在人们的行为中，从而成为一种无意图的先导性结构制约。这就是亚意图惯性行为系统的独特的功能作用（（在国外一些当代社会学家的著作中，惯性行为常常是微观社会行为分类中的一个非总体模式，甚至有人将其限定为“农业社会”的行为发生的特性。参见《国外社会科学》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当然，在一般的行为发生中，相对一个事件的具体意向，任何行为总是有意图的，但是相对于一个行为发生和完成的结构（形式），却往往都是无意识的，行为结构的无意识性正是实践格局潜化和隐性制约的结果。特别是在一定实践格局的支配下，行为结构本身的实现常常表现为一个感性经验水平的行为自动性，即实践格局制约下的类惯性的自调节自运转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现一个事件本身的结构意向往往具有潜在的先决性。在实际上，我们个体行为的发生，从结构完成上更多地是一种通过非指向性的惯性自运转实现的。所以，人们一般现实的“市民社会”生活，好象处于一种看不见的惯性行为的滑动之中。当然，随着整个社会实践格局的根本改变，这种制约人们日常行为的惯性行为系统也将缓慢地发生转换性新建构，直到新的行为自运转系统的确立。

我已经肯定地指出过，社会文化研究的现实落点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现实生活中去寻求。正如前文所述，文化结构不同于一般意识结构的特性之一是它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它只是集约社会意识结构各层子系统运转的功能特质，因而它是一种后发的传统。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隐性文化心态圈的直接依存基础正是人们现实实践行为中的自觉目的背后的惯性行为系统。这是一种极为奇妙的结构对应有序性。

让我们还是从超越性社会文化倒错现象的分析再向现实的本质走一步。我们发现，正当意识形态发生超前性畸变时，其社会现实中首先是社会（政治）行为结构出现了超前性改变，而社会生活的行为公开层的显性色彩似乎也随之变更了，这与全部显性文化的改变是完成一致的。可是，由于生产劳动结构特别是标志总体社会实践格局性质的功能度的非质变稳状，巨大的亚意图惯性行为系统的主体却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了。于是，人们的行为被分裂了：在社会公开层的交往中，人们的确按照被强行指认的虚化社会行为模式行事，可是是整个“市民社会”依然由惯性行为系统按照原有的实践格局的功能度的支配而运转着。这时，我们看到，在这里首先发生的不是文化的变形，而是社会现实行为的变形。超越性社会行为模式的畸变，表面上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行为结构，但其内在的功能机制却仍然是由生产劳动结构（“生产力水平”）的功能度制约的。特别是个体的行为更多地有意无意地在受到旧有惯性行为系统的操纵。这才是造成真正历史悲剧的关键。

从这里我们再回到社会生活中去时，表层的现象就容易被穿透了，而中国文化问题研究中的困惑兴许也会再化解一些。中国１９４９年的路是历史本身的选择。从这以后一直到１９５６年，我们在恢复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方面完成了巨大的跨越。同时，新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建构外在地模仿了他人，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简单地视为一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革命（甚至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是，由于经济运转的政治行为化，社会生产力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大规模的发展，这就使得１９４９年社会变革引发的巨大社会能动性仅仅虚化为一种政治实践，使社会变革一直滞留在政治革命的范围里，而没有造成来自社会深层经济（内在结构）的革命。从社会深层结构上看来，我们的社会深层总体行为模式又呈现一种怪异的情形：作为整个社会实践的内在基础，中国社会的历史实践格局并没有发生质的格式塔转换，这首先因为生产劳动结构（自然经济小生产的生产力功能度）的缓慢渐进和总体科学操作结构的凝固化。可是，偏偏是社会行为模式中的政治行为规范发生了大跨度“左”的激变，将自己膨胀为居社会结构首位的先导性制约体，并在社会结构中统摄着其他功能结构，直接造成了特定社会结构有序性的倒置（政治制约甚至取代经济！）。虽然政治行为泛化浮现在整个社会生活的公开层（表层），但实际上，由于生产力和实用科学技术的落后，社会的整个惯性行为系统自然没有受到根本的动摇。这样，中国社会的行为系统中的奇特现象出现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中，不是首先去发展生产力，而去凭空制造“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实又是历史倒错！），这就使得这种生产关系成为离开生产力水平的一具空壳，而最终变形为一种抽象的图有虚名的社会政治强制。它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通过倒错的消极作用极大地抑制了经济的突破性发展。最重要的是，与落后的经济运转相依存的旧有的惯性行为系统在社会行为的表层固然受到外在的否定（准确地讲，是建构新的政治行为模式时的无意识排斥，因为人们根本无法意识到这个深层行为结构），但在“市民社会”真实的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有自己来自感性经济传统的“生活准则”。当然，谁也没有察觉这是一种依存于经济现实（生产力功能度）的惯性行为系统的结构性支配。

于是，那种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就发生了，人们在公开讲马克思主义、干社会主义，可是意识和行为却身不由己地走样了。人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规范中活动，可在深层心理意识中和市民社会的现实中，却不自觉地按照另一组参数进行无意识的惯性运转。社会与人似乎都具有了双重人格，人们的文化和行为都被分裂了，人们的显性意识和公开行为与隐性文化心态圈和惯性行为系统形成了背弃关系。当然，在现实社会运转的终结点上，必然还是后者成为真正的主人，因为后者是以社会经济（生产力）客观必然性为依存基础的。所以，各种文化和行为的超越必然统统通过畸变主体的异化回落到社会真实土地上来。这既可以解释怀着良好的主观动机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大跃进”之失败，“文革”十年极左倾向背后映现的封建文化心态和行为，同样也可以透视今天各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对策”、“解释”对改革本身的扭曲。

我认为，也许这就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层突破口之一。旧的文化、旧的行为运转的根本原因仍在社会本身的深层结构，问题的根本解决仅仅靠“批判”是不够的，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的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真正的社会革命）才是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一个社会的真正发展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实践的历史功能度的改变才能真实改变整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才能形成一个社会新文化的格局塔转变，从而也最终结束这种可悲的文化和行为上的历史倒错和畸变。必须看到，文化的进步恰恰是在文化之外的。我们今天的全面改革正是从纠正这种社会历史的畸变入手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包括观念更新）的变革，其目的就是要使抽象超越的社会生存形式回落到生产力水平上去，从而消除倒错，让社会运行的隐性制约浮现到社会生活中来，再通过现实的历史努力造成真正的社会起飞（现代化）的基点。可是我们也要留神，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是在实现西方人几百年的历史进程，这必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如果我们再急于求成，再将社会经济本身的进步变形为一种主体的政治行为的洋跃进，在社会历史的畸变纠偏中不是不可能再造成新的倒错的。这将是更加可怕的事情。

中国的文化不需要毁灭，也不可能被毁灭，它需要一个新的有序结构。我倒认为，中国文化在传统的抽象形式中已经达到了文化的最高境界，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洞的无的顶点（“绝对理念”），它的实现缺少一个感性的具体的现实基础。如果能有一个新的社会实践格局，能有一个新的实践功能度的社会存在基础，中国文化会获得一种新生，我们也许用不着经过象海德格尔、马斯洛那样无限曲折的道路，达到人类文化的最终的具体完满和实现。这一文化建构的新的现实基础的出现，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成功。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