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1]（以下简称《回到列宁》）一出版，我就寄了一本给好友王金福教授。在前不久的无锡会议[2]上，金福已经在主席台上向我当面宣布，要公开批判我的“主观主义倒退”。当时我也表示，一定配合他的批判，提供他所要的所有资料文献，必要的话还可以当面交流，以便他的批判之剑所指获得更大的精准度。回来不久，我便传去了关于“历史构境论”的文章[3]，同时，也收到了他完成的批判文章的第一稿。几天后，金福来信表示，看完第二篇文章，感到我的错误“已经超出了解释学的范围而进入认识论和历史观了，这样就更加危险”。在读过他的文章之后，我觉得对所谓思想构境的理论观点，的确需要再做一些必要的说明，也算是答复王金福教授的批评。

一

王金福教授批评我的论文标题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论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什么是‘思想构境论’”？其中，他首先肯定了我在《回到列宁》中提出的一个合理的要求，即我的批判者“至少应当首先设法读懂他们所批判的对象。”[4]因此，在开始批判我之前，金福开始了“设法读懂”思想构境论的尝试。金福先摘录了我在《回到列宁》中的很多表述，并在其后都做了一些简单的评述，然后认定他对“思想构境论”的基本观点的理解是正确的。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从何处退却，退向何处？”。因为我在《回到列宁》中曾说过，我的“思想构境论”是“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5]第三部分是“符合还是背离理解人类的实践？”。他这后两部分论说的中心思想是认为，我从《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时期的解释学的客观主义立场退到了一种今天的主观主义的观点上。

首先，我对金福的主要观点进行一个简单的评点。我认为他的提问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的文章让我意识到，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来的“思想构境论”的确是仓促而不全面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详细说清楚思想构境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是什么，还有，我也没有把那些在传统的哲学话语中人们很希望了解的东西说清楚。集中为一点，就是金福在他的论文中强调的一个悖论式的问题：在解释学语境中，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解释是“不正确的”，那么还要解释做什么？金福认为我在《回到列宁》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在解释列宁的东西，但又认为我自己的解释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是“主观”构境，而不直接等于列宁的思想。

实际上，王金福在他的这篇文章里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情，即把我的思想构境论和《回到列宁》的方法论重新拉回到解释学的语境当中。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质性逻辑边界为，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最重要的一个断言是，我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那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解释学立场。《回到列宁》一书的方法论根本就不再驻足于简单的解释学的语境。所以，他的判断也是对的，就是说，如果在传统现代性解释学的立场上，我至多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其实，我之所以在《回到列宁》中使用了“后文本学”这一概念，恰恰因为我觉得此刻自己的思考语境与《回到马克思》出现了某种异质性的改变：我已经从原来的那种假设自己所思所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立场，退却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再固守自己的话语判断是绝对正确、绝对客观的立场上。比如说，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大多数思考情境中我都无意识地假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而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则以为自己今天所理解的列宁的哲学逻辑，并不等于真实存在的列宁的思想，而只是我立足于自己重构思考空间的基础上，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所建构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主观认知结果。这种认识是不是正确，实际上并不是由我自己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成为正确的，而是在和其他人的理解相比较的参数中，由人们去判定它是否拥有一种和列宁原来的语境相接近或相似的状态。金福不能理解的地方，是在后现代文本语境中，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说远一点，当康德给予主体认知设定有限前提时，当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上承认个人主体不过是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时，当波普尔将科学真理的标准从证实转换为证伪时，科学认识论是在从牛顿式的绝对客观真理退回到有限的主观认知论，可是，谁的认知更接近客观现实呢？

这让我想到，当代科学哲学家皮克林在他的《实践与冲撞》[6]中使用的这样一个概念：“open end”，即开放性终点，或者叫始终被认定为不是真正完结的认知结果。也就是说，在传统现代性的解释学理论中，不管怎样，它试图追求的都是一种理解的结论或终点。而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则在考虑自己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认识结论时，就已经把这种暂时性的结论开放了。我不再宣布说我对列宁思想的逻辑重构是与原初语境最接近的，我既不用“最接近的”，也不自我假设它的客观性。所以，回到金福对我的判断来看，我其实已经不在现代性解释学的构架当中来讨论解释学的问题。通过金福对我的这种理解，也反证了这个事实，因为，这恰恰说明了我的构境论在理论逻辑上的一个层面，即人们在试图理解一个思想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话语平台重新建构起别人的观点。显然，以我为解读对象的金福并不是真的要“现象学”地进入、“读懂”《回到列宁》的原初语境或逻辑空间，拿我的构境论来说，金福为什么反对它？因为他根本不打算按照构境论原有的逻辑去进行一种同质性的思考，而只把我的这个构境论重新座架到他自己所认定的解释学语境当中，并按右派和左派来划分：“客观主义”是左派，而“主观主义”是右派。

二

读过金福的文章之后，我发现不得不回答一些自己原来觉得可以不用去讨论的问题。比如说，在我们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我承认，文本本身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它的作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针对特定的思考对象，经过他所背负的某种可以言明和非言明的理论构架，有意图和亚意图地建构起特定的意蕴语境。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个语境就作者本人来讲当然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这一点上，我跟金福之间没有异议，只是金福所谓的“客观意义”可能略微简单化了，而我的考虑可能更复杂一点。我甚至觉得，传统解释学所讲的原初客观语境，其实都过分简单化和线性化了。因为，这种文本原初语境的“客观存在”是极其复杂的：文本与作者真实的思想之间总会存在着某种断裂或距离，也可能这个文本在生成和实现过程当中产生了某种变形，还可能由于作者隐性的思想构架和显性意图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在他的主观意图和意义情境所实际产生的文本客观意义的断裂，而这恰恰可能是作者并未意识到的东西。所以，所谓文本的客观意义和原初语境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有一些“客观意义”是作者本身在其显性意图里都未达及的，它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这就使这种所谓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因为它本身是多义的，有着多重的复杂性，所有的读者面对这个文本的时候，在达及所谓一义性的客观立场上，本身就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说，绝对地达及文本所谓原初的这种客观意义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里面，包括在语言符号学和形形色色的结构主义相当多的文本研究（从结构主义的文本研究一直到中期阿尔都塞），甚至包括上一世纪70年代的认知理论（如西蒙的产生式理论、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转换说和皮亚杰的图式建构说），还有科学认识论（从波兰尼、汉森到波普的历史学派，库恩和拉卡托斯以后的科学理论结构的制约说等），以我的理解，他们都是在工业文明的最后阶段清晰地、非常典型地反映了现代性的文本观。而哲学解释学只是当中的一种形而上学反映而已，而且按照我现在的理解，解释学的立场只是这种现代性认识论的最粗线条的一种。我认为，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已经达到它的顶端的现代性文本学，很重要的一个取向还是依托了整个现代性的工业体制、现代性的经济体制。那么，这种现代性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性？以我看来，它不是金福所指认的那种（在解释学中）有一个固定存在的客观前提，一个实体性的东西，而我们的任务不过是客观地达及它。这种现代性本身已经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这是一种结构化的、功能化的、流动性的现代性。可即便如此，这种现代性仍然在文本学和认识论的基本立场上同样还是假设了一种抽象的本质，假设了一种不变的社会本质，假设了一种认识的对象性本质。现代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尺度是，虽然人们已经看到了现代性当中的流动性，但是在基本的认知取向上，还是力图去还原和逼近这个本质。就是说，它的基本的逻辑取向是逼近和逼真，而且总还是假设自己为真。这是现代性文本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而在《回到列宁》这一本书中，我承认自己的文本解读方法已经受到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虽然我在整体上对后现代思潮也持批评和总体否定的态度。因为我认为，当代西方发达社会的确已经由工业文明转向了后工业文明，在媒介和文化观念的尺度上，在我们身边的生活中也能明确感知到后工业文明的冲击，即对社会存在中凝固性支配构架的消解性。它迫使我们放弃现代性的认知构架，在我看来，这种构架体现为在文本研究中文本原初意义的优先性和至上性，而我们阅读和理解的过程也就是返回和尽可能返回这种原初性。虽然，我们知道解释学已经在讨论这种绝对解释的不可能性，但它的基本逻辑取向同样还是如此。我觉得，这种从神学解释理论发展而来的学说，最终还是没有摆脱神正论的阴影。金福的批评逻辑恰恰证明了我的这个判断：他如果不把我的“构境论”放到他自己的逻辑立场和理论视阈中重新油炸、重新编织，然后甚至给我扣上一顶很高的、和他的逻辑话语相关的帽子，他就没办法往前说。这里有意思的逻辑前提是，他从来都没打算把我的构境论新观点当作一个“客观的”认知对象，而且他是事先假定了：只要和他的立场不一致，那就是错误的。这就是金福所讲的，他对我的理解的“正确”和我的“错误”。

总而言之，我本身已经超越了（现代性）解释学的立场，却被金福生拉硬拽回到解释学的语境上。所以，金福对于被他拉回到解释学立场上的《回到列宁》的所有批评都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就站在解释学立场上被重新构境了的《回到列宁》而言，金福的批评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三

当然，我也已经意识到，在说明“思想构境论”的过程中，我始终忽略了或丢弃了一个同样应该事先说明的基础性的理论前件。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不论是在讨论“思想构境论”[7]，还是 “历史构境论”[8]的说明中，我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遭受到了批评。我得说，这绝不能说我的所有的质询者在理解上都是有偏差的，退一步讲，如果我的批评者的理解有误，那么首先是跟我自己表述上的不完整有密切的关系。显而易见，我先前关于构境理论的表述本身带有极大的缺憾性。这可能是由于，当一种新观点表述出来的时候，常常会因为我自以为不用说明的东西的缺失而造成观点本身的无根性，这一点是我必须承认的错误。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前年上海举办的一次“哲学与历史”的对话研讨会[9]上，当我说历史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几个历史学家纷纷质问我，“拿破仑是男的”，“我是我爸爸的儿子”等这些事实是不是被建构的？我在前年台北的一次会议[10]上发言后，台湾中研院的一位历史学家也公开批评我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这跟金福的感觉完全一样。这也让我不得不反省一个问题，构境论本身在表述过程中到底缺失了什么？所以，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在这篇文章里再交待一下构境论本身直接逻辑基础。

首先，我的构境理论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或者倒过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构境论的重要逻辑前提。然而，我所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已经是在我的逻辑构境空间中的一种被重组映现的立场，它会把我和包括王金福在内的其他的许多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界划开来。当然，我可以明确告示的是，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已经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而是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构境论式的当代阐释。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哲学解释构架中，历史唯物主义往往是被实体主义化的，历史唯物主义被界定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唯物主义。而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作部门哲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俗称“唯物史观”）。很多年以前，前苏东哲学界跟着狄慈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在自然领域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然后才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进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逻辑伪构境。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将另文（《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异同》）详述。

在我看来，马克思所创立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恰恰不是部门哲学，而就是他新的哲学世界观本身。这种全新的历史性的科学超越了所有传统的哲学方法，其中，也包括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唯物主义，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曾经指认过，这种所谓的社会唯物主义，已经不自觉地在承认我们周围的世界是一个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新的经济王国的事实，这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作为主体的我们与自然对象边界明晰的二元分立。因为，此时处于工业现代性之中的人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的全新的关系性社会生活、全新的场境式的社会存在方式，这个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时代完全是异质的，其不一样之处在于，工业生产创造了一个以人的劳动成果为基础的全新的人工物质系统，这个系统中所有的物质存在形式都不再是自然界所本来居有的，特别是工业性生产之上的商品－市场经济结构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架。正是这种客观经济活动成为了现代性交往社会生活的直接基础，这是社会唯物主义的本质。这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哲学方法论上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然而，这却又恰恰是他们自己所不自觉的方法论无意识。[11]我以为，这也是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深刻地批评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实质上是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费尔巴哈在工业性历史存在在场之后仍然假设了自然存在的一种抽象的实在性和对象性。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实体与主体的对象化关系不过是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的特定产物：在那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恰恰是外在对立和边界分明的（这是金福在论文中经常讲的主体立场和客观立场的现实基础），我是我，工具是工具，对象是对象，而劳动生产的产品（农林作物和畜牧业）总体上是属于实体性的自然物质存在的。可是，工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经济则彻底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因为，人的现代性的社会生活不再直接基于自然经济，而是立于人通过工业劳动生产所创立的经济社会生活之上。我之所以将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方法论指认为社会唯物主义，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经济学研究中已经承认了一个由人的劳动活动创造的全新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不是浮在空中的，而是建立在自然物质基础之上的，但是自然物质不再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直接的基础，它经过了巨大的工业化生产实践和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交往关系的中介。

在此，我想再一次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加了所谓黑格尔的“能动性的辩证法”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变革基础只能是来自古典经济学中隐性存在的社会唯物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否定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那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而上学普适性逻辑，他们就会从客观历史的实践建构情境出发，从一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特定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水平出发，从特定生产方式中活动的现实个人出发，并由此建构起观察世界的历史性（现代性）全新方法论和认识论。这就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在这种新的观察世界的注重历史情境特殊性的方法视域中，我们今天生活中所能把捉的感性物质对象都是被社会历史实践所不断中介的，同时，都是被当下社会实践所不断历史性建构和解构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界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新的哲学方法论最重要的提问方式，是如何去历史性地介入哲学基本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对传统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或重复。这样，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得到了重新的解决，而解决的方式是被特定历史的实践情境中介了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人类关于自然的看法、关于社会历史存在的看法，以及关于思维方式和认识机制的看法，都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在描述这种历史科学的自然图景时，恩格斯说，过去的哲学一方面过多地注意自然，一方面过多地注意主体性观念，而他和马克思新哲学所思考的东西恰恰是我们主体实践性地造成自然对象改变了的结果。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的自然观。

其实，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深刻的思考，正是我的全部构境论的逻辑基础，我从来没有放弃这个基础和根本性的立场。但这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和传统所有的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等于前苏东学界跟着狄慈根、普烈汉诺夫开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即那种将历史唯物主义诠释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应运的部门哲学，所以我才会提出哲学唯物主义、社会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

四

其次，我觉得，在我们基本完成前苏东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认真对待的“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学研究之后，今天再去面对马克思思想的时候，更应该关注如何给予马克思的思想以一种现代性或当代学术话语方式的表述，这也是一些学者提出的“马克思如何走向今天”的任务。我也说过，在没有实现“回到马克思”的基础性工作之前，这种对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论说没有其合法性。并且，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极为重要的具体实现。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就用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并不一定准确的术语，如以“实践场”来描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这个概念。[12]社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实际上应该是人们的社会活动交互作用当下构成的一种的客观的社会性场存在，而不是一种实体性的物性存在的叠加。与上述我们讨论的社会唯物主义语境相近，现代性和工业性情境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不是实体性的东西，而是建构性的社会关系场。并且，社会存在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存在性质的东西，也不是什么社会历史中的某种物质实体式的东西，而是由物质生产和再生产中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的、创造性的能力和水平，我当时将其描述为“实践构序”[13]，或者说“劳动和生产的构序”。就是说，构成我们人类社会生活本质和真正发生变化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有别自然存在的社会历史有序性。同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功能性的构架——生产方式的表述，我当时用了一个概念是“实践格局”。[14] “格局”和“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方式”总是给人一种凝固化了、方框化了的感觉，而“格局”是一种变动中的势，就像下围棋中的局势。下过围棋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下棋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边角打了一个劫，整个格局或棋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战争也是如此，在两军对战的时候，由于某一个战略性战役的胜败导致的变化就会使两军的整个战争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含义在于，它是一个动态的、人们在活动过程中构成的一个规律性、功能性的构架，这个构架不是可视的实体存在，而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中，在被马克思称之为“生活方式”内部的更基础性的层面上，由生产和再生产建构出来的活动结构，或者说是生产的历史性功能格局。我当时的一个想法是，现代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更精确的对现代社会的描述，所以，我们有可能用一些新的概念更精准地来表达马克思的思想，并使它不在宏大叙事的话语中被误解。

时至现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我则希望用四个范畴来进行重新构境式的诠释，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的劳动塑形（shaping）、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构式（configurating）、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ordering），以及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和语言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结构筑模（modeling），之后，才是我所说的存在高点上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的构境（situating）。[15]关于这个诠释系统，我还会以专文（《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关于构境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逻辑袭承））详述，所以在这里只是非常简单地点出其中的基本要点。劳动塑形（shaping）一词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明劳动生产过程时，具体指认主体对象化的劳动活动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已经做过一定的说明，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考语境中，他是为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基于客体向度的物质生产重新回到主体性的劳动[16]，即“作为活动的劳动”。[17]此时他意识到，虽然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存在和变化的基础，但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工具都不作为，其中的核心驱动力量恰恰是人有目的的主体性的劳动活动塑形。其实，这也就是承认主体劳动活动在物质生产创造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中的根本性地位。我以为，这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关系构式（configurating）是指人与物、人与人主体际的客观关系系列及其重构（再生产）。[18]这是人类生存超拔出动物生存最重要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海德格尔和广松涉，以及当代的拉康和鲍德里亚其实都是这种“关系本体论”。[19]我还认为，这是长期以来被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严重遮蔽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即生产关系的劳作和技术层面的协动关系。与有目的、有意图的主体性的劳动塑形不同，关系构式往往是呈现为一种受动性的结构化的客观结果。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场存在形式，又是社会空间的建构。列斐伏尔后来的“空间生产”逻辑即是由此缘起的。可是，关系构式却是劳动塑形和其它塑形活动得以发生的必然历史形式，并且以社会先验性的客观条件出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进行劳动塑形活动之前。生产创序（ordering，构序），对应的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就反对过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概念误识为实体性的物性要素的做法：即将生产力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三种实体性的东西之和。这是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错误地挪用马克思《资本论》劳动过程三要素来诠释生产力范畴的结果。[20]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实体性的物性生产要素，而是生产过程现实发挥出来的功能性水平和程度的概念。与主体性的劳动塑形和关系构式不同，生产力总是指一定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客观地发挥出来的物质生产水平。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生产力恰恰是对劳动塑形和关系构式现实运作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功能化历史抽象。这一点，从马克思最早接触李斯特和赫斯等人的生产力范畴开始就是如此。社会结构筑模（modeling），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核心的生产方式概念一种现代重写。原来，我将生产方式改写为实践格局，目的是为了打破对马克思这一重要范式的石化的在者式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对自然的有序关系（生产力）和人的生产主体际有序关系（生产关系）的特定构式是历史的本质结构，其中生产力创序与生产关系构式都不是孤立的物质实体，而是人们在实践中的客观性的创序能力和功能性有序结构。被塑形物质实体（包括构式关系中的经济后果）都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附属物”，就像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上层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一样。社会生产方式这一历史的特定有序结构显然带有主体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动因，不是主观动机，不是离开人的物体，也不是抽象的人类主体活动，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构成的社会实践的能动创序结构。筑模（modeling）一语是从皮克林那里挪用的，而现在我觉得用它来指认生产方式一词是更贴切的。因为，当下地、功能性地生成一种模式，可以更精准地呈现马克思生产方式观念的意思。当然，筑模也同样发生在更复杂的思想逻辑建构之中。

我想说，正是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表述成为我自己所谓“历史构境论”的直接逻辑基础。

五

我不能肯定，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当代话语重构，是否会使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很容易说明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更精确的表达，拟或是相反？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客观上，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至少我自己认为，在理论逻辑的深层基础上我是忠实了马克思的精神，但是从实现形式上，要用我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在我非常粗糙的概念模型中被重新构境了。我倒认为，虽然我用了一些新的甚至让一些人反感的概念，可一旦人们真正能够去理解它们的时候，就能更加深入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理解那些甚至在马克思那里都没有被说透彻的观点。这是接着马克思，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往21世纪往下说的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必然。我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把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或其他话语编织进来这一条路径，以中国今天社会发展实践的新鲜经验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以自己的当代话语深化马克思的思想可能会是更重要的方面。所以，按这种思考路径往下走，必然会关涉到我对整个社会历史的看法，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构境论”。

其实，现在我已经体认到，历史构境论也仅仅是讲了人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顶端层面，一个高峰体验的情境部分。并且，原来自己在讲这个历史构境论以及思想构境论的时候，都是讲了社会生活的最上面的一个层次、思想过程和认识过程最上面的一个层次，但是我却把这个层面呈现出来的时候无意将其泛化和扩大化了。实际上，我应该表明，自己并不是在描述一种从本体论开始的完整的哲学理论逻辑，而仅仅是描述了一种存在论顶层的观点，这种观点只是代表了我所讨论的一种狭义方法论的立场。比如说，在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过程中什么才是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生存情境？我觉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整个现代性的复杂的社会生活过程的一种理解，对一种功能化的、关系性的、生产方式的格局的理解，以及社会生活本身特定的被建构性，然后经过法兰克福学派、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化思潮以及科学方法论和后现代文化的冲击，已经使这样的图景更加丰富多彩了。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在面对今天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时的言说。

历史构境论的前提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即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构成的功能性的生存基础、社会生活被当下建构起来的过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仅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被历史建构起来的，而且自然认识史中的对象也是被历史性地建构起来的。回到金福的讨论语境，我们怎么可能去完全复原已经一个不复存在的社会生活和特定时空中人们与自然具体的实践和认知关系呢？我们可以找到的是过去人们生活所依据的物性依存物，或者文字的记载，包括人类个体的骨头、服饰和他吃过的谷物，古代的建筑，我们甚至可以找到一个事件被建构起来的物性依存物。例如一具出土的残骸，骨骼上插了一把剑，我们可以想象他是被用剑杀死的，甚至我们会想象那个生活的片段（搏杀的场景）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有可能彻底复现那个生活吗？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研究历史中的曾经存在的社会生活和实践性自然关系的过程，都只能是根据我们今天的生活重新建构那段历史。我们作为复现那段历史场境的根据是什么呢？文字记载、物质遗存物，通过考古等重新建构一种假设的历史中的生活，这就是金福这里面讨论的最大问题，客观的解释学立场在真实的历史研究里面可能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在《历史构境论》那篇文章最后一部分讲到，在所有的社会生活过程中还存在着阳光下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巨大断裂。国王、英雄以及现在的影星的生活是被我们关注的，但那些光亮的生活背后都有被隐藏起来的东西。所以，我们怎么能说我们忠实地反映了历史真实的过程呢？所以，这已经不是在原来的简单的解释学的意义上，虽然是同样的解释学命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这是我提出历史构境论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有一个更深的问题是，生活过程当中，我们真正建立的一种存在的高峰体验是个人的，或者在一个隐秘圈子里面所达及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感性活动和精神交往构成的生活本身，可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同的关系情境的，比如说亲情高于一般的社会情境，而在亲情场境当中，父母之于孩子的这种直系的血缘关系又会高于一般的亲情关系。更甚者，当两人恋情世界构成的时候，这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关系场境，二人世界与恋爱过程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进入的独特情境，他们的存在构境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21]一书，正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描述这样一个复杂过程：情爱关系只会生成于青春冲动中的朴素吸引之中，当你用理性构架来座架情爱的时候，情爱就不存在了。再比如，南京的当代艺术大师林散之先生的书法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所有去观赏他的字画的人都会与他的字画构成一个欣赏和被欣赏的情境，实际上，这种被欣赏相当于解释学意义上的被理解。林散之先生的字画并不被大多数人看懂，特别是他的草书，直观地去观赏，他的字就像初学者写的一样，与颜体的方正雄浑、刚劲有力不同，也和王羲之的行草的干净秀丽不一样。但在现代书法当中，林散之草书的功力和艺术造诣极高。林散之的字好在哪呢？那是一种极高的艺术情境，它们根本已经不是停留在外部形式的直观性层次，而是达到了一种很深的艺术神韵。在观赏林先生的作品时，重要的是观赏者本人是否居有进入深层艺术情境的构境能力。

同样，像西方当代艺术中达利和毕加索等人的画，以及印象派之后的一批重要画家的画都是不能在传统美术透视法中去简单直观的。在西方油画的发展过程当中，中世纪是神性，文艺复兴以后是拟人的现实主义，比如俄罗斯列宾的油画，非常逼真非常漂亮，一些人物肖像作品甚至比今天的摄影作品还生动。我在冬宫曾经看到过俄罗斯十九世纪的一些现实主义的优秀油画作品，有一幅油画描写的是一个穷孩子要饭时向贵妇人伸去的一只小手，让人震撼无比。可是到了现代艺术，越往后走，绘画就开始变形了，印象派中先是通过大的色块来引起视觉上的冲击和统觉思境中的联想（就如西方音乐到了德彪西以后），按照我的说法，这是从外部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内在深度构境式的欣赏空间。我们一般人要是不能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和自身的思考能力，在那些作品面前根本看不出什么门道，相反，这些画作在直观上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比如莫奈、梵高等艺术大家的绘画，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我觉得。这种艺术情境是欣赏者和创作者共同构成的一种艺术场景。如果在解释学意义上，这也同样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它的创作动机已经不是现实主义的模拟性再现，而是一种主观性地变形抽象，通过这种抽象来表达画家的某种特定感受和独特思想，所以，这些作品的艺术构境显然已经无法还原到客观的自然对象和生活场景了。从前现代性的立场上去看现代性的作品，就像习惯了听古典浪漫主义音乐的我们，是听不惯勋伯格、阿多诺的无调式音乐和后现代的偶然音乐作品的，这是一个巨大的断裂，我们没办法进入那种无调性的、没有旋律的、冲撞性的、反映了当代生活的后现代音乐空间，我们建构不起来这种音乐情境空间。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发现我所讨论的这样一种构境论的观点恰恰突破了传统的西方文化的对象性的、物性的认识图式。按照我的说法，构境论是东方文化中的一种现代表述，过去王阳明说的世界就在我心中，这是一种主观镜像论或唯我论的，而我这里的表述实际上和东方的表述模式是一致的，也和后现代西方思潮的整个新近的发展是一致的。人活着，首先必须吃饱，但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方面恰恰不是吃饱，重要的是在吃饱之后能真正去理解人存在的意义，即进入一种真正的生存情境。

其实，我所讲的现代社会生活本质的被建构性，在今天我们身处其境的网络生活里，已经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如果说过去的社会生活被建构起来的方式是一种人对人、面对面相互作用的形式（当然，更大跨度的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空间跨度），而现在，在个体的生存过程中，主体的结构和他的生活本身，比如网络生活就是一种极为典型的现代生活情境，包括网络符号等。我经常举的例子是我的一个学生A在网上给穿了“马甲”我上黑格尔的课。原来我们习惯了的那种面对面的教与学的关系，可到了网络时代就不一样了。A是我的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很低调，上课也不大发言的，平时比较内向，表达能力比较差劲。但是到了网上，他却是一个全新的思考主体。网络中的主体际关系场是更加复杂和变异的构境。

六

我得再说明一下，所谓的思想构境论的基础实际上是我的历史构境论。实际上，我关于思想构境论的这个想法是和我以上关于社会历史的关系性和建构性的理解相关联。当然，也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一直延续到当代的后现代文化思考相关。离开了这一基础性的思考前提，孤立的思想构境论的确是难以得到科学确证的。

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去阐发的自己思想构境论的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与《回到马克思》的讨论语境不一样，后者的研究还是依据了很多马克思公开发表的文献，而前者几乎全都是我称之为第三类文本的笔记，甚至第四类文本，即被建构起来的以“读书批注”为主体的拟文本。这类文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身不存在，在阅读当事那里，只是留下了一些简单的批注和符号，现在我们的编辑在事后把这些批注和符号搬到了印刷品上，人为地建构成了一个可阅读的文本。这个文本，在原始文献的意义上本身是不存在的。对此，我已经有一定的说明：“读书批注是读者在最初接触和解读文本的过程中留下的东西，通常，阅读批注是资料性摘录笔记和思想心得笔记的前提，一般来看，阅读批注都是直接写在被阅读的文献之上的，它往往表现为各种记号（标记书签、折角、下划线、符号）或者少量的文字。之所以说它是前文本，是因为它尚没有形成一般文本结构中的意义逻辑构架、完整的话语系统以及表达文字的织构。所以，在文本的原初意义上，它实际上又是不存在的。通常，拟文本本身被编辑、排版和印刷成可视文本的过程，就已经是一种对象化式的文字重组和阅读空间的再构境。可是，当我们面对这种特殊的、也有一定物质承载的意义符码时，通过细心的解读和能动的情境建构，我们还可以基本再现原读者此时的思想语境和拟建我们的质性判断。”[22]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也有大量的读书批注，1980年代初所确定的留有马克思恩格斯阅读痕迹的藏书共有655种，36,650页。原来MEGA2的第四部分第二编准备用近30卷的篇幅来出版这些文献，后来因前苏东事变而受阻，新的编委会目前只是用了一卷“先行本”来粗线条地反映了这一文献情况。[23]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大量珍贵的读书批注至少目前无法实现为我们这里所说的“拟文本”。

再回到金福的讨论语境中来，这些拟文本在他所主张的解释学语境中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说马克思和列宁在他们的批注背后所代表的真实思想构境在当时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一思考过程除了少量批注和符号之外，它们就再也不可能完全复现了，特别是在原阅读者去世以后就更不可能了。这个问题与金福所说的解释学的前提是根本矛盾的。马克思和列宁在看书的时候形成他们自己的想法，但很多想法都没有写下来，只有一些很简单的批注，而这些批注不足以反映他们当时的客观立场。因此，可以明确回答金福的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批注集从解释学的立场和原初语境来看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说它们存在，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在阅读的时候肯定有他们的想法；说它们不存在，是因为他们没有留下足够的记载说明它们的存在，那些批注的记号和符号不足以重新复原式地建构一个客观的场景，因此，在面对这类文本的时候，我们对它们的阅读本身就只有一个重新构境式的向度。并且，在我们阅读和理解它们的时候，解释学的逻辑本身就成了非法的。因为没有了解释学的前见，我们怎么用解释学的方法来研究拟文本呢？这是我可以直接回答金福的一点。也就是说，特殊的对象性，即由于以列宁为主体的整个文本是笔记型和拟文本的，才会导致了我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但实际上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解方法上的变化。我之所以提出历史构境论，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往下走，它不过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认识上的结果而已。刚才我提到了历史研究的问题，解释学里面的两种视阈的假定，实际上边界都必须被打破，所以这是我后来放弃解释学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金福想把我拉回去，同样是用解释学来建构我，用解释学的逻辑来宣布我的非法。可到底是谁非法呢？

构境理论所强调的方面是什么呢？这是与我前面讲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在基本性质上应该来说是接近的。人们的观念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功能性的建构和解构同体存在。而思想构境论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理论活动本身的发生，或者说理论本身的建构和解构。在这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列宁的思想和我的思想都不是一种既成的东西。金福的问题在于，他在解释学的立场上假设了一个存在那里的不变的东西。退回到解释学的起点上，它是存在的。列宁在看书过程中形成的笔记，证明了他有他真实的想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在我的理解当中，由于对象的特殊性，我会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当下建构和解构的现实思想活动，每一次去读列宁，我们都根据自己的思想去重新复现和建构列宁的思想。所以，构境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与现实生活的建构与解构是同体的。在这里，我还想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正如我们不能把生活视为实体性的东西一样，理论本身也不是凝固化了的概念体系，不是放到了书本里面的现成东西。实际上，我们的任何一次研究，任何一次认识，都不过是我们基于既有的一些学术立足点和学术记忆而激活起来和当下发生的认识活动过程。因此，不仅我们不能在现实中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最早的辩证法给我们的告诫——而在人的认识过程当中，我们也绝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种认识。对于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如此，我们的每一次表述都会发生变化，这是就是我所说的从主体立场本身来看的观点。金福对我的主体立场和方法论的变化感到不习惯，要求我固守原来的方法，这样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怎么可以要求我退回到我已经放弃了的立场上去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孩子气的说法。我恰恰没有重复我自己，我放弃了既有的东西，然后建构了一个新的东西。在他的意义上可能是不能接受的，但却是我自己的一种主观努力。

当然，我也能察觉到，整个《回到列宁》中的思考只是我的这种新观点的最初的表述，其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复杂的缺失环节，因为这种理论构境和逻辑构境本身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在该书的导言中专门做了一个分析，比如说文本研究的三个递进阶段，我也认为构境论是发生在最后一个阶段的。在一个思想家成长的历程中，也不是一上来就有原创性的理论构境，不可能的，一般要经过他性镜像、自主性的建构空间，然后才到原创性的理论建构。当然，这个过程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细致说明。

【注解】

[1]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2008年11月在无锡举行的长三角地区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年度交流会议。

[1]张一兵：“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历史研究》2008/01。

[3]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0页。

[4]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作者的话”，第16页。

[5][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6]张一兵：“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学术月刊》2007/05。

[8]张一兵：“历史构境：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历史研究》2008/01。

[9]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主办的“哲学与历史学的对话”研讨会（2007，上海）。

[10]由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联合召开的“二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第二届年会（2007，台北）。

[11]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章。

[12]张一兵：“社会实践场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基础范畴”《哲学动态》1989年第02期。

[13]张一兵：“论科学理论框架与社会实践格局的有序结构”，《齐鲁学刊》1988年第04期；或“实践构序: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动力学描述的微观确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01期。

[14]张一兵：“实践格局: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深层制约构架——一种关于哲学新视界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第04期

[15]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选择这五个概念的英译对应词时，同时使用了加“ING”的动名词。这当然首先是海德格尔那个“Being”的影响，此外，我还直接受到了当代科学社会学家、美国著名学者皮克林先生的启发。他在《实践的冲撞》一书中，使用了诸如筑模（Modeling）一词。参见[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

[16]因为，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复杂的物化经济关系结构时，他突然意识到，从生产来直接进行批判是存在问题的。生产只是对象性的物化，作为主体活动的劳动关系才会历史地发生颠倒性的异化。当然，这里异化不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种本真类本质的劳动异化，而是现实经济关系中工人活劳动关系的颠倒和变形。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6页。

[18]我不久前刚刚看到当代建筑学研究领域中的所谓“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空间句法是一种通过对包括建筑、聚落、城市甚至景观在内的人居空间结构的量化描述，来研究空间组织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Bafna, 2003）。它是由伦敦大学巴利特学院的比尔•希列尔（Bill Hillier）、朱利安妮•汉森（Julienne Hanson）等人发明的。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构式（configuration）概念，它原来的定义是指“轮廓由其各部分或元素配置决定的外形”（据美国传统辞典），而希列尔将构式定义为“一组相互独立的关系系统，且其中每一关系都决定于其他所有的关系。”（Hillier, Space is the Machine: A Configurational Theory of Architec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5）。这已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式，它表征了从感性物质操作向关系性结构创序的转换。

[19]不过，拉康和鲍德里亚都是反建构主义的否定性的关系本体论，相对而言,拉康则更彻底一些，他将不可能性的关系视为存在之真，而鲍德里亚则是反对效用性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交换关系，主张复归原始性的象征交往关系之境。关于他们的这一思想，可参见拙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魅》，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0]参见拙文：《论社会实践场》，《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

[21][法]巴特：《恋人絮语——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汪耀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2]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1页。

[23]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Vierte Abteilung. Exzerpte・Notizen・Marginalien. Vorauspublikation zu Band 32. Die Bibliothek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nnotiertes Verzeichnis des ermittelten Bestandes. Bearbeitet von Hans-Peter Harstick, Richard Sperl und Janno Strauss. Unter Mitarbeit von Gerald Hubmann, Karl-Ludwig König, Larisa Mis'kevič und Ninel' Rumjanceva. Herausgegeben von der Internationalen Marx-Engels-Stiftung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9), 共738页（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梅加2版）。第四部分。摘录、笔记、旁注。第32卷先行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藏书。附评注的已查明藏书目录。编辑：H.-P.哈尔施蒂克、R.施佩尔和J.施特劳斯。参与人员：G.胡伯曼、K.-L.柯尼希、L.米施柯维奇和N.罗姆扬塞娃。发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柏林：学院出版社，1999年。共738页）。以下简称为MEGA² IV/32 (Vorauspublikation)。

　（原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