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近代哲学思想史的进行逻辑中，科学观念的改变始终是形上思想构架质变的直接基础。特别是当代，在现代发达国家的社会实践结构中，广义的科学实验活动及其理论模式和数码、影像模式和网络操控的创化作用已经逐步替代了马克思所指认的物质生产活动中那种直接物性操控实践的主导性地位。[2]而上个世纪50－60年代，继波兰尼之后，西方科学方法论研究中的社会历史学派已经突显了传统科学知识论中“神目观”和线性发展观的弊端。特别需要提及，这一有着丰富思想内涵的新的历史性逻辑构境，在“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社会力量影响和建构科学研究的思境中达及它的最高点。[3]并且，我注意到在“SSK”新一代人物皮克林倡导的所谓“实践转向”中，一种更有意思的逻辑意向出现了，即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准确的无意识回归。更重要的是，在皮克林的“实践冲撞”理论中，晚期海德格尔和后现代的德勒兹的观念成为他逻辑构境的他性学术镜像，并与我自己目前的哲学理念相接近。
一
自上一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之后，特别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使科学研究场境中传统的客观主义神目观[4]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然而，西方学术界关于科学实践的历史性研究，其实是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1946年发表的《科学、信仰与社会》[5]开始的。其中，身为科学家的波兰尼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因为在他看来，传统科学观中的客观实证观和还原主义式的他性镜像消灭了作为科学主体的人本身，使科学成为一种毫无激情的非主体性的物的机械信息处理过程。这显然是一种神目观的意识形态幻象。受西方新人本主义思潮[6]的影响，波兰尼提出以个人为基点的科学信念、科学直觉的内在创造作为科学研究之基础的观点。他发现，科学家的个人判断和寄托是科学进化的重要动因，科学知识离不开人，热情、价值和雅美同样也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由此，波兰尼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与价值、科学家个人与科学理性权威的内在关系，以此成为科学历史学派的重要思想先驱。在1958年发表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7]一书中，波兰尼则更加旗帜鲜明地指出，科学从来就是由具有充分人性的个人知识构成的，科学研究是人的意会式（tacit）复杂构境的创造性活动，而不是物的外部静止投射和零度客观描述。波兰尼的所谓深层意会认知结构是由主体为调控者的“三位一体”功能性构境结构：集中注意的对象是认知主体的指向目标，而附带因素则是用来指向中心的背景构件和效用构件。波兰尼将前者称之为认知结构的远侧项（distalterm），后者为近侧项（proximalterm），仅仅当认知主体背负着附带因素功能地指向中心时（从整合的认知功能运转中建构成由主体发出的，并由附带因素支持的运动性指向结构），当下生成整合的意会认知结构，即认知场构境。而注意力转移到近侧项时，意会结构则随时解构，同时认知运行中断。[8]由此，波兰尼提出了一种新人本主义的个人意会科学认知论框架，并从中引伸出一个人学的科学本体论来。波兰尼极力主张科学与人应该是合一的，科学本身就应该是充满人性（个人情趣）的温暖的东西。在我看来，这是现代科学观之哲学内省中被揭开的全新一页。
同样是1958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 1924～1967年)发表了《发现的模式》[9]一书。不同于物理化学家的波兰尼，汉森的背景是理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的三料复合思考构境空间。相比之波兰尼，汉森的观点是更加具体而深入的，一直作为实验科学根基的中性的客观观察被去神圣性了，一义性的观察语言被指认出先在性的理论负载（theory-loaded）和渗透。在《发现的模式》一书中，汉森是从维特根斯坦对“看”的分析开始思考的。我们知道，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提出“逻辑脚手架”（Das logische Gerust）建构着我们所看到的世界，[10]所以，我们看到的往往是逻辑结构生成的图景本身，而非逻辑结构代理性表征的对象。这个“逻辑脚手架”，其实是康德先验理性构架的某种变形。这句话成了汉森《发现的模式》开篇的第一段引语。与波兰尼一致的地方，是汉森同样揭露了科学实验中观察的伪零度认知和伪客观性，“看是一件‘渗透着理论’的事情”[11]，因为一切观察中的看都已经受到“不同的理论、为同的诠释或者不同的智力结构的影响”。[12]假设，主张日心说的约翰尼斯·开普勒与固守地心说的谷第·布拉赫同样在观察东方的日出，太阳升起在他们二人的视网膜所留下的物象是完全相同的，可是，前者看到的是自转的地球正围绕太阳运动，而后者则看到了太阳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地球的环绕。这里的“看”中的相同与不同，实际上表明他们二人的观察并不是直达太阳的运动，而是有理论先行的。当然，这并非在说他们是先看见了同一个东西，然后只在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上发生了相异的见解。人们不是先接受一个视觉模式，然后再加上一个解释，“知识存在于看之中，并不是看的附属物”。理论对观察的渗透表现为一个当下的瞬间建构，“看”，已经是一种理论建构物，用汉森的话语来说就叫“瞬时诠释”。[13]其实，我倒认为，这并不存在人为的自觉的诠释，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经验建构。它属于更大的一个逻辑构境的底层经验织体和封闭性理论回路。皮克林后来十分强调这种构境式的瞬间突现性。
还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汉森与波兰尼冲击传统科学神目观的方向是一致的，可是二人的逻辑构境标的却是大不相同的。波兰尼强调的是科学家个人主体存在的感性生命特质对科学建构的普遍理性的尺度的动摇，它突现了新人本主义的个人对大写的科学理性逻各斯的反抗，显然这是一个来自于新人本主义的批判张力。有意思的是，波兰尼开辟的这一新人本主义科学观道路却没有直接的后来者。这一重要的逻辑线索跳跃式地为后来的SSK所承袭。而汉森的批判逻辑并非是承接波兰尼，他是倒过来突显了理性框构对个人经验观念的座架，从而直接动摇了支撑科学理性逻辑本身客观性霸权的实验（观察）基础。汉森的思考逻辑是维特根斯坦观念的科学重演和翻新。然而，维特根斯坦的东西又传承自更早一些的康德的认识论构架。康德逻辑是当代认识论中结构座架观的理论回路。[14]在康德那里，他把培根－洛克的科学是“拷问自然”的思想大大深化了，自在之物成了彼岸的上帝之城中的住客，我们所面对的现象世界不过是人类自觉地运用先验的理性框架来“统觉”感性经验材料和座架知性认识的结果，因此，在康德的眼里，科学的实质必是“向自然立法”！人类科学真理也就成为导因于自在之物，而构形于“为我”关系的先验理性框架的结果了。
我曾经指出过，在汉森之前，康德的先验理性构架支配说在科学研究中的推进，是上一世纪初由赫尔巴特和冯特从哲学走出去的心理学道路。著名的格式塔（Gestalt，完形）心理学学说反对冯特的感觉原素还原论和知识积累说，并把那种简单地连接知觉并决定心理整体的统觉理论发展成一种心理意识现象的深层整体构境理论。他们第一次提出了心理感知场境的突现性建构问题，指出了心理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主体意识内部的某种结构性建构完成的，而各种心理现象的确定和稳态状态（心理态势）都取决于特定意识背景的功能整体突现。但是，在现代心理学中真正自觉地高扬康德认识论的是皮亚杰。上一世纪70年代，他从儿童心理发生和生长过程入手，进而研究了整个人类总体认知系统的发生和运行，直接提出了理论格局（schemes）制约论的学说。
当然，面对现代科学的进步，重新在哲学逻辑上内省并加深这种理解的是英国哲学家波普。他在自己的证伪主义的平台上明确提出了“理论先于观察”的思想，汉森的理论负载转换为科学理论构架对实验观察的先在性。波普将培根开始的“科学始于观察”这种近代实验科学的重要原则称之为“过时的神话”，其理由是现代科学并非始于实验，而是基于特定的科学理论框架。波普尔从现代科学史的角度重申着康德的论断：从来就没有纯粹的观察，任何实验的观察都必然是依据一定理论参考系的观察，这是“一种有目的、并由一定的问题以及期望的范围引导的活动”。[15]在这一点上，波普尔和皮亚杰完全走到一起去了。在他们看来，所有人类的认识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理论框架制约下发生和发展的，一定的理论深层结构（或称认识结构和范式）始终决定和无形地建构着特定的认知活动，而这种理论框架的认知参考坐标系的改变也必将引起全部知识活动的格式塔场境转换。这就是现代哲学认识论中的理论框架决定论。这似乎是康德在新的科学基础上的重新复活。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索绪尔）与法国的科学认识论（巴什拉－康吉莱姆）合流，语言系统支配论与科学认识论中的常识断裂说交辉相映，生产了整个欧洲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在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早期福科和巴特的名字下，语言逻辑结构中心论成为显学。其实，这还有另外两条趋同性的并行逻辑线索：一是自然科学内部的以复杂性科学为思考中轴的功能系统总体观，二是认知科学中的知识结构化匹配说。
库恩的科学理论范式说是波普科学哲学逻辑的集成和在自然科学史方法研究中的具体对象化。在理论逻辑前提上，库恩自称直接受到了皮亚杰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16]而在另一条逻辑线索上，巴什拉的科学认识论思考构境中那种特定的科学思想与常识的“断裂”，在库恩这里被转换成科学自身的内在理论逻辑结构——范式（paradigm）的格式塔革命。巴什拉的两位学生早期福科和阿尔都塞，分别以更大视区中的知识型（一定社会历史形态中决定整个文化基本性质的逻辑结构）变革论和问题式（problematic,决定一个思想家如何提问和思考的理论生产方式）[17]转换说，在文化思想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演化和拓展了这一主题。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是“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18]在库恩这里，科学运动不再是一种渐进式积累，而是一种科学范式向另一个不可通约的新的科学范式的整体性转换之发展。从科学的常规发展到反常性例外集聚所导引的非常性范式质变，科学革命说成为一种新的科学史学观。甚至，它造就了后来拉卡托斯、劳丹一直到费耶阿本德的后现代科学观思考之全部理论基础。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当代SSK问题式生成的来自于认识论的隐性历史前提。我注意到，刘华杰博士比较全面地讨论过SSK思考的直接思想来源，即19世纪德国关于“教会编史学”的图宾根学派、20世纪曼海姆等人的“旧的知识社会学”和美国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思考以及库恩的科学范式革命理论。[19]
二
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当代西方学术舞台的登场，不再是传统科学哲学方法论研究中的认识论逻辑，甚至也不同于已经存在的从外部承认社会影响的科学史研究（“弱纲领”），SSK是从科学理论生成的内部机制突显社会力量的决定性作用（“强纲领”）。并且，它在英国经验论的历史语境中逻辑中，强化了科学研究的社会学田野工作方法和全新的建构主义维度。作为SSK大本营的爱丁堡大学，也是英国经验论始祖休谟的老家。所以，与波兰尼的个人认识论不同，SSK的逻辑构架实际上是科学发生学意义上的社会认识论。如果说，波兰尼是想说明科学家个人的情感、价值与信仰对科学认识的建构具有基础性的影响，汉森直到库恩是要说明理论逻辑构架对科学观念生成的统摄作用，那么，SSK则是想揭示存在于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科学家群体，在从事科学认识活动时根本无法摆脱现实存在的种种社会利益和欲望因素的隐性支配和建构性影响。皮克林后来反复讲，“SSK关注的不是直接可见的社会因素，而是试图挖掘隐藏的社会结构”。[20]SSK再一次回到人。于是，科学理论生产的一个被遮蔽的构境层面被揭露出来：科学不是对自然存在本质的规律性描述（牛顿），也非单纯的科学理论结构自我统摄的孤立结果（库恩），波兰尼强调的人在科学思想建构中的作用被重新关注了，不过，这一次不再是科学家个人的作用，而是突显了科学观念是被不同的人类社会力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共同制造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皮克林将SSK的科学观指认为关注人类力量的人本主义。于是，科学中的“所有的知识都包括某种社会的维度，而且这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者超越的”。[21]更具体些说，科学的对象就不仅是在实验室中技术性地被生产，而且是“符号性、政治性地被建构的”。[22]这倒很有现代意识形态话语批判的意味。有趣的是，SSK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式的理论逻辑断言，而且还是实证性的社会学经验考察。几乎所有SSK的文章和论著都有大量一手的实证性事例说明或者实验记录。我以为，SSK的重要一步，是从封闭的自然科学向社会现实跨出的。恰好，这一步不自觉地离马克思很近。
我认为，SSK的重要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垂直性突现的思想构境，只不过是20世纪西方科学思想史内省逻辑的一次重新布展。固然，SSK的思想家通常都喜欢将自己的思想谱系回溯到库恩的思考点，可是，库恩对此却万般拒斥。因为在他看来，可能与费耶阿本德一样，SSK不过是后现代疯子们“走向解构”的一种科学表现。库恩自认为，他仍然是在捍卫科学知识理论和追求真理的最后基础。我觉得，库恩拒绝的主要是科学以外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入侵，在经典科学范式中，社会历史性即为主观性。他意识不到的问题，正是SSK新提示的思考层面：科学认知构架本身恰恰是由社会建构的。我后面会谈到，SSK的这种指证是以不准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SSK所使用的大量关注社会历史存在的概念都是空泛和非历史的。在SSK那里，科学研究活动是不可能摆脱社会生活及其价值因素的影响的，所谓“科学事实”和对这种事实进行表征的科学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而非绝对客观的自然实在及其直映。这是由于，所有科学家群体总是在一定的历史与境（context）[23]之中以一定的社会利益结构介入科学研究活动的，所以，科学家指认的科学知识之真中，总会掺杂着某种特定的属于一定科学家群体或机构的价值判断和现实利益。这一论点显然与历史唯物主义相近。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自然科学中的真理，并非优越于“文学铭写”。这种观点，是让库恩大跳其脚的关键性指认。我个人认为，SSK在建构论基础上科学认知观研究中是向前走的，问题在于这种逻辑性的“元勘”[24]是否过头和片面了一些。
一定会令库恩更加疯掉的事件，是SSK族谱中新增加的所谓的“实践转向”[25]的一批新人。因为，他们直接就是受到后现代思潮影响的一代。不知是否受到法国情境主义思潮[26]的影响，拉拖尔引入了范内格姆和德塞脱的“日常生活实践批判”[27]的思路，科学知识制造的日常实践被细解为一种网络性的科学实验和陈述行动，特定的情境（situation）建构导致科学事实的不确定性和黑箱式的迷雾。林奇的观点是更加深入的，他已经意识到科学知识生成的本质远非仅仅指认社会利益和价值取向就能完成，他直接提出拓展社会建构论的“文化泛建构论”的概念。这很像阿尔都塞在“多元决定论”中的校正努力。当然，我以为最值得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关注的人物就是皮克林。在“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 as practice）的口号下，皮克林干脆将SSK推进到实践哲学或“实践本体论”。我觉得，他可能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自己正在走着马克思曾经踏上过的历史构境论的道路。据皮克林2003年7月给中国学者邢冬梅的邮件，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皮克林是SSK中真正具有一定思辨能力的学者，他可能不为传统的科学哲学家喜欢，恰好因之于他超越了爱丁堡学派和整个科学社会学的经验论层面。固然他也在自己的讨论中，尽可能保持了经验社会学的例证法则。但读起来，却很像是黑格尔《逻辑学》中的物性注释。皮克林思考的前提是当代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当然，他直接认同汉森、库恩和后现代的费耶阿本德的激进路线。[28]然而，皮克林竟能自省到，“科学远非‘怎样都行’这般简单”。这是一种重要的界限。他的思考建基于一种新的本体论之思，即科学所基于的“物质的、社会的和概念的秩序”（ material, social and conceptual order）构成的“实践的冲撞”（Mangle of practice）或“力量的舞蹈”（dance of agency）的突现式的世界。[29]其中，“概念的秩序”来自库恩，这是以科学逻辑范式的统摄作用建构的理性秩序；“社会的秩序”来自于SSK，这是社会力量建构科学的隐性（hidden）秩序；“物质的秩序”，是皮克林新注入的东西，即以物质实践装置、科学活动得以突现式发生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人之外的客观力量。不过，前两种东西都是被改写过的，库恩那种概念式的科学范式被指认为支配科学活动的理论逻辑结构——生成性模式，并且，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科学概念模式被去存者化（或者叫祛石化）了，所以，model被建构为 modeling。在名词后面加上“ING”，使之当下过程化、功能性和建构化，是皮克林思考构境中的一个海德格尔式的重要逻辑工具。所以，存在者意义的石化了的范式或模式概念变成了过程性的、当下建构着的功能性瞬间突现（temporal emergence）的“筑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SSK原有的社会建构力量，被限定为作用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多重力量中的一种参与性的人的非决定论因素。皮克林自指为“后人学”（post－humanism）即是此义。他要标举非人的物质性力量，这也是皮克林对SSK传统逻辑的纠偏，他要强调人的社会建构因素之外的客观物质条件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想恢复任何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统治地位，皮克林思想构境的他性镜像是“强调人与物相互缠绕（the intertwined emergence of people and things）的突现的海德格尔和德鲁兹”。[30]海德格尔是反对二元分立的关系存在论，德鲁兹则是去除起点和终点的逻辑冲浪。因为在他看来，这三种力量只是在一定的情境之中发生实践性冲撞，他的本体论是多重“力量的舞蹈”场境存在。科学，只不过是这种实践之舞中的一种动态的突现结果，科学理论逻辑只是一个历史性的观念筑模罢了。
首先，作为文化与实践的科学。初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空洞口号，但在皮克林这里，科学文化的概念用以取代传统的科学知识，它旨在说明科学是一个不仅仅是主观知识体系的派生物，而是在复杂的多元文化活动中“被制造的事物”（made thing）。“这种‘被制造的事物’的过程包括技能、社会关系、仪器和设备、以及科学事实和理论。”依我的理解，所谓的“科学事实和理论”是传统科学观的基础，只是皮克林将其从客观实在及其真理性表征（反映）变成了被制造的东西；“社会关系”是SSK的新东西，皮克林认为这种社会关系代表了人的主体方面；而偏重客观物质条件的“技能、仪器和设备”则是皮克林想强调的内容，这似乎表征着与人相对的客观物质力量的方面。请注意，这里皮克林并非是指认实体性的机器装置，而是强调由客观运转的科学设备在实验过程中突现出来的建构性客观力量。在这一点上，皮克林正在无意识地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更宽泛的意义上生产工具和马克思抽象出来的生产力的狭义技术层面（从事生产的“技能”），所不同的是，皮克林并不想指认这种同样是被制造出来的物质力量在科学活动中的决定性地位。这样，实践这个形而上学的哲学范畴出场了，交往性的实践成为科学活动的重要形式。在我看来，皮克林的实践概念是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返回到赫斯[31]甚至切什考夫斯基[32]。但皮克林的实践并没有上升到人本主义的本真存在性（praxis ）的高度，所以他不是葛兰西“实践一元论”和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同路。并且，它主要是人的总体社会实践中狭义的科学实践活动。
其次，科学实践冲撞中力量之舞的辩证法。在皮克林这里，实践恰恰不是马克思式的承认某种客观物质变革活动的基始性，而反倒是说明人、物、知识等不同条件、活动力量和因素在特定科学“制造”过程中的交互角力关系，由此，他才会找到一个超越传统反映论式（“裸眼”，naked-eye[33]）的表征逻辑的操作主义式的客观冲撞（Mangle）来说明科学实践的本质。我们都知道，实践概念在赫斯那里，表征了一种主体之间的本体性交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却是将实践确证为弥合了能动性（黑格尔）和客观物质力量（费尔巴哈）的历史性的创造性感性活动，所以，实践在历史中会走向更加基始的物质生产。在后来的葛兰西和南斯拉夫“实践派”那里，实践被再一次突显为新人本主义的主体性本质。我觉得，皮克林的不同力量角逐的实践冲撞概念，十分接近法国布尔迪厄的实践场的范畴，在后者那里，不同的社会场存在总是各种权力斗争的结果。经济场、学术场和艺术场等无不如此。[34]皮克林说：“我对科学的基本理解是：科学是操作性的，在其中，行动，也就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各种操作居于显著位置。科学家是他们借助于机器奋力捕获的物质力量领域的行动者。进一步说，在这种奋力捕获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以相互作用和突现的方式相互交织。它们各自的轮廓在实践的时间性中突现，在实践的时间性中彼此界定、彼此支撑。”[35]在这里，实践是科学活动中操作性的力量操控，此处的实践恰恰在于反对任何试图将人（科学家主体活动）或物（机器的运作）置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科学家能动地创造实验设备，但却在仪器客观运作的不如意“阻抗”中，科学家却反向成为被动的观望者，于是，科学家根据观察对仪器进行适应性修正，可是，他又在新的实验中再成为被动角色，循环往复。皮克林将这种人与物的关系称之为“阻抗与适应的辩证法”，或者是人与物力量相互作用的实践冲撞之舞蹈。同时，冲撞在这里是动词，即Mangling，它恰恰表示某种非决定论的不可预测的转换（unpredictable transformations），以表征一种偶然性的瞬间突现的性质。他可能并不知道，法国的阿尔都塞在晚年也有一个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36]皮克林甚至过于自信地宣称，“冲撞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形而上学”。当然，皮克林自己也指出，这只是一个隐喻，不能对此“太认真”。[37]
其三，科学活动的核心是一种实践性的筑模过程。皮克林自己说，他在《构造夸克》（Constructing Quarks,1981）中就已经提出，“科学实践是筑模过程（process of modeling）的核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认识。在皮克林看来，只有科学实践的冲撞，才可能突现出特定的支配科学活动的理性构架，可是，这种支配性的构架不再是库恩式的范式，而是在科学活动的种种力量冲撞中突现出来的功能性范式，一种存在于科学活动之中始终被当下建构着的动态知识结构，皮克林将这一过程命名为正在发生的逻辑筑模（modeling）。这一观点竟然与我的思想逻辑构境观有着一定的相近性，但在内容上却是异质的。我在新发表的关于历史构境论的论著中，直接借用了皮克林的这一概念。这个筑模概念替代了过去我曾经使用的实践格局概念，但我使用的筑模概念，即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和语言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结构筑模，与皮克林筑模范畴的语境已经相去甚远。在皮克林看来，所谓“筑型是一个没有既定目标的开放式终结过程，给定的模型不能规定它自身的扩展形式。……筑型实际上是一根链条，一根把现存文化和作为科学活动目标的未来状态连接起来的链条。但这种链条绝不是致因式的或机器式的：任何特定模型的选择，都开启一个不确定的广阔的筑型维向和目标空间”。[38]显然，皮克林的筑模概念主要意指结构开放性的可能性空间，而我所使用的社会实践筑模更着眼于非凝固的动态功能性。皮克林不承认科学活动中存在着预先确定的动机结构，他认为科学实践的新目标总是在科学实践冲撞中偶然突现的，科学结构是在实践中被不断构筑起来的动态模式。这又是一个基于本体论的普适性的思考：“我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对理论发展中隐喻和类比的作用的讨论中，提出了筑模的思想。我之所以倾向于讨论筑模是因为，我想把这个思想不仅用于物质领域和社会领域，而且用于观念领域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其他方面”。[39]皮克林自己认为，他的筑模思想是从库恩的范式语境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样板，可是我倒觉得，对于库恩的科学范式来说，这是一种根本性解构，概念体系被炸碎了，被库恩假想为一种支配常规科学活动的凝固化了的科学知识结构被确诊为现代性的幻象，因为支配科学运转的东西只是历史地发生着的科学实践中被当下建构起来的，模式始终在构筑，范式本身是一个功能性的过程。对我来说，从范式到格局，再到筑模，这是一种重要的逻辑深入。
其四，人与物双向运作的后人学的科学观。在皮克林看来，SSK所强调的社会对科学活动的影响正是人类力量对科学的作用，往大里说，这恰恰体现了一种人本主义科学观，而皮克林则自指为后人本主义，这种所谓的后人本主义主张科学实践中“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双向运作（works both ways）”。[40]与传统SSK恰恰注重种种社会力量对科学家、科学活动与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不同，皮克林突出了客观物质力量与人的主体社会力量的并行关系，在这种并行关系之中，人的力量与物的力量在相互交织（intertwining）中瞬间突现出一种特定的耦合情境，正是这种非决定论、祛中心的突现性质决定了科学活动的本质。当然，皮克林也专门界定到，“瞬间突现绝非等同于‘怎样都行’”。他固然同情后现代，但并不赞成费耶阿本德式的虚无主义。于是，“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41]人类中心主义，似乎是皮克林始终保持戒备的批判对象。
最后，科学认知的开放性驻足点。最有意思的是，皮克林自觉到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库恩以来整个科学哲学进步所突显的科学知识的历史性本质，他组装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开放性的驻足点（open-endedness）。[42]在现代性及以前的所有科学家和思想家那里，人们总以为真理在自己的体系和定理中被终结（be ended）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幻象，科学和真理总是在一代代科学家和思想家那里被重新打开并历史性地推进。黑格尔的终结被马克思的历史性打破了，牛顿的终结被爱因斯坦相对性打破了，全部形而上学的终结被海德格尔“在途中！打破了，现代性的终结被德鲁兹逻辑“冲浪”打破了，一切思想观念都将是历史性的认识，一切假想性终结（closure）里的“正确”和“真理”都是相对一定的历史性情境才具有效性，所以，“终结”总是开放(open)的，都是科学认识在途中的暂驻点。皮克林的这个概念是我们时代哲学之思中来自于科学思考的重要认识。“筑模是一个没有既定的目的的开放式终结（open-ended）过程。”[43] 这是一切科学认识和思想的非本质的本质。
我不得不说，皮克林是我们这个时代中非常深刻的科学哲学家。
三
我以为，SSK是科学认知理论在当代的一次重要进展，然而，这些出身自然科学的学者并不精通整个思想史，所以，在他们踏足于自然科学之外的社会历史领域时，特别是当他们试图进行某种形而上学抽象的时候，做了不少并非应该受到责备的想当然的事情。
首先，SSK手中的社会历史概念基本上是经验层面的狭隘臆念，作用于科学的社会力量、社会利益和人的因素统统被锚定在科学家个人和群体的直接实验和实现研究成果的具体事务之中，正确的与境（situation）概念成为一种偏狭的科学制造场景，他们看不到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总体，以及决定这种社会历史存在的特定性质的现实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基础。其次，在SSK谈论影响科学活动的社会历史因素时候，历史恰恰在他们之外。这是因为，科学本身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的历史发生，科学技术在现代性工业中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生产力，而在今天，科学活动构成全部符码和信息社会的主导性力量，都不是一个“现成在手”的抽象的普遍性命题。他们津津乐道的一切，在14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和19世纪的亚洲、非洲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科学实验室以及实现科学研究成果的行动网络，只是今天现代性－后现代工业体制中特殊实践筑模中的子系统；他们所认定的“制造知识”的隐性社会力量；并非就是昨天牛顿时代的科学真相。其三，现实资本逻辑对科学的根本性制约被严重遮蔽了，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体制之中，物化在航天、核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中的科学研究不过是更大尺度中国际资本的奴婢，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政治利益和民族利益被大大地弱视了，SSK将科学研究和活动孤岛化了，这成了一种不自觉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假象和同谋。
皮克林将SSK推进到科学的实践哲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为实践的科学”（Science-as-practice）。我以为，科学活动的文化与实践冲撞中突现的意义在于皮克林对当今时代哲学精神的深刻体悟。海德格尔、德鲁兹，还有福科，都是他有意无意认同的他性镜像。所以，在人与物之间、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他都从一个科学哲学家的角度做出了令人鼓舞的努力。他已经知道“我在这里称之为科学本体论的东西，绝对是一种历史的产物”。[44]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内省。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批评“传统哲学的实在论则驻留于知识和世界本身之间的无时间演化的反映关系”。[45]这个无时间性的指证是极为深刻的。皮克林甚至要当一个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的主张“万物皆舞”的现代朱熹。他的志气和智慧都是令人敬佩的。
当然，皮克林最让我们关注的还是他在超越传统SSK观念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无意识地接近，例如在狭义科学活动中被捕捉到的实践、主体科学行为的社会化“规训”、机器运作突现出来的客观物质力量和不同力量交互作用的辩证法。表面上看，皮克林似乎真的是在讨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践辩证法！可是，仔细去思忖，我们却发现皮克林的大多数貌似形而上学的概念竟然都是非反思的东西。
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在思考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的过程中提出过所谓科学理性框架（framework）与现实社会实践格局的历史关系。我当时提出：科学理论框架的直接现实支点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人类社会的总体实践格局，也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社会行为的历史运动和动态结构构成了科学真理形成和发展的唯一真实的最终制约基础。这一观点，与SSK以及皮克林的理论逻辑构境在方向上是相同的。所不同的地方，我是自觉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线索中拟建这一观点的。
首先，被SSK和皮克林作为“现成在手”前提的实验科学活动本身就是人类特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历史产物，它只是现代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培根的“拷问自然”和康德的“向自然立法”，只是在工业生产建构起来的现代性社会存在情境中才是合法的，因为，在整个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之中，人不是质性地改变自然条件，而是不做主地“靠天吃饭”，只是在真正把整个自然界在工业生产中变成改造对象（海德格尔语）之后，或者说，只有人的直接生存基础不再是天然的自然物质条件，而转换成人工事物（西蒙语）之后，以控制自然（后来扩展到社会）为目的的科学才真正获得合法地位。如同成为皮克林的无意识他性镜像的费耶阿本德一类的后现代科学观、晚期海德格尔、晚期福科和德鲁兹的后现代形而上学思考，也只在工业社会在现实发展中转换为后工业－信息社会之后，才可能获得反对石化基始本体论、非总体性的逻辑构境支撑点，也才有可能喊出“人之死亡”的拒绝人类中心主义的口号。我注意到，在对后现代思潮的体知中，皮克林恰恰没有发现更具颠覆性的阿多诺、拉康和鲍德里亚。这也就是说，决定和影响科学活动发生和发展的现实社会基础本身是历史生成的。这也就意味着，SSK面对科学时提出的所有问题，都只能是在今天时代中才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且，SSK和皮克林所发现的影响科学活动的“社会利益”或“人类力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中其实只是一种十分表面的派生现象。因为全部社会历史存在的建构是一个更宏大更复杂的总体。我们可以做一个反例说明，比如按照莫斯－巴塔耶的历史构境逻辑，人类社会最理想的生命存在状态，恰恰是没有功利价值关系的象征交换结构，他们在今天仍然现实存在的澳大利亚原始部族生活中找到了这种社会生活范例：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一切自然物质存在都不是面对人的利益（for us）的功效性对象，社会生活中也不存在工具性的经济价值交换系统，用一句话来表述，这里根本没有利益和价值的存在。当然，我是反对这种草根浪漫主义哲学的。所以，当皮克林声称自己的“冲撞”观念具有普适性（YOE, a theory of everything）的意味时，这就是一种逻辑僭越。因为，SSK和皮克林所说的一切社会力量也同样是特定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副现象，没有现代工业基础之上的现代科学体制，没有充分分工基础这上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就不会存在所谓科学研究的基金体系，也就不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实验室中的任何利益支配关系，更不要说皮克林所指认的在科学范式中对人类力量的“规训”以及多重力量的“实践冲撞”。简单地说，SSK津津乐道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中对科学活动产生影响的社会利益和力量，在今天的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科学活动中就未必存在。
其次，影响科学认知活动以及理论“筑模”的根本性条件，并非只是发生在科学活动过程之中的种种人与物的力量，当皮克林深刻地指出：“知识产生的空间是与情境相关的”[46]时，这个具体的situation恰恰基于科学之外的一定历史时期中社会生活实践的历史构境。我曾经指认过，现代科学认识论中从波兰尼一直到库恩对科学认知结构的关注，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其实，SSK和皮克林都不曾经注意到，这种关注在自然科学研究之外，20世纪的人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深层语言结构对语言的整体统摄（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注意到文化系统背景对一定理论本文的决定作用（从伽达默尔到巴特），注意到社会意识形态框架对全部社会意识的根本制约（从阿尔都塞到齐泽克），这倒都一个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理论构境物。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整个后现代思潮恰恰是对这种理性构架制约论的激进反抗。并且我也指出过，科学认知结构的现实基础恰恰是一定社会历史实践的格局(schemes)[47]。20年前，我将这个所谓“社会实践格局”看作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实践理论的深化。那么，什么是社会实践格局呢？“实践格局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从事创造性物质活动的总体动态结构，它是人们进行实践活动所遵循的方式和行为参考系统。它是直接制约人们‘如何生产’和‘生产什么’的基本程序，这也就是相当于马克思在广义上使用的社会生产方式。实践格局是具体的历史产物，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形成的人的实践活动模式，必然客观地积淀为一种制约物（人工自然）和人的社会存在的‘格’。这个不断随着实践发展而变动的‘格’，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上会物化为一种客观的社会行为互动系统的结构（格局），这就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遵循的劳动和生存的形式。”[48]这里所使用的“格”（grid），是列宁在“伯尔尼笔记”后期标注逻辑结构的概念，他认为，逻辑的格积淀于人们千百万次实践活动中的动态结构。我这里使用的实践概念中比皮克林的科学实践概念显然要更宽泛一些，这可能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当然，我现在得承认，皮克林所使用的筑模（modeling）概念比我当时使用的格局（schemes）要更准确一些。如果换用这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正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着的社会实践筑模（包括在生产实践基础之上的其它同构的社会实践筑模）是全部意识筑模（认识筑模）现实的直接制约基础。人们只能按照人类的全部实践（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活动筑模的性质、水平、视角、广度去认知客体。一方面，人们不断在实践中认知客体的属性，另一方面，人类认知事物的有序度也制约于人类社会实践本身的有序度。
时至现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我则希望用四个范畴来进行重新构境式的诠释，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的劳动塑形（shaping）、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构式（configurating）、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ordering），以及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和语言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结构筑模（modeling），之后，才是我所说的存在高点上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的构境（situating）。[49]这里的构境与诺尔－塞蒂纳所说的与境（context）[50]是根本异质的，与境是从文本学中特写上下文关联情境中导引出来的具体情境性，而构境则是指一种突现性的全新建构之境。筑模（modeling）一语是从皮克林那里挪用的，而现在我觉得用它来指认生产方式一词是更贴切的。因为，当下地、功能性地生成一种模式，可以更精准地呈现马克思生产方式观念的意思。当然，筑模也同样发生在更复杂的思想逻辑建构之中，皮克林所说的科学活动筑模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具象层面。
与皮克林根本不同的认识在于，我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社会实践筑模随着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不断改变其基本形态。在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由于人的活动范围和创造能力都十分狭小和低下，被物质条件限定的人的体力劳动塑形就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那时，也根本不可能出现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实践。一直到出现大机器工业生产，社会实践筑模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类第一次开始从对自然存在的依附中解放出来，工业生产实践开始成为一个社会整体，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人工自然环境。也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所生成的巨大欲望链中，人类开始利用这种人化的自然来征服对象世界，人类不仅是利用自然规律，并且开始形成“人工自然”的运动法则和自觉认知社会发展的规律。于是，实践筑模的重心，从物性操探的生产工艺开始逐步偏向人的主体创造性活动。而在今天，社会实践筑模的本体已变成科学实验（实践）的有序构成，人们的科学创造力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因，人类开始自觉地在一定物质发展水平上选择最优化的实践形式。并且，只是在现代生态伦理的痛楚视角中，人才不再去一意“征服”自然，而去试图寻求人与自然对象科学的平衡关系，社会历史的主体与客体开始科学地结合了，人类已经在用合理的系统的原则安排和调节全部生活。这才是皮克林强调人与物谐调相处的后人学科学观的真实历史构境基础。科学实践冲撞中偶然瞬间突现出来的皮克林，只是在今天英美大陆的科学历史情境中才会出现，才会有真正的学术影响。
我觉得，皮克林在SSK的经验筑模中，达及了一种形而上学之思境，这是一种哲学意识的突现，对他而言，很可能这种理论构境是科学与哲学“冲撞”中的偶然所得，但是，它却有着现实的社会历史构境基础。“冲撞的历史主义”所说的内在的历史性[51]，实际上只能是特定社会实践筑模的必然结果，特定时间中的历史性偶然突现背后的着现实社会进程的必然性。这还是当代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及历史构境论。
【注解】
[1] [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Agency and Science）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翻译出版。
[2]当然，即便如此，这也并没有根本改变马克思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指认的物质生产作为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基础的“自然必然性”。在这一点上，鲍德里亚对物质生产基始性的简单否定是错误的。
[3]SSK为当代欧美学界最重要的科学哲学思潮，其学术发源地为英国爱丁堡大学。其早期主要代表人物为爱丁堡大学的巴恩斯（Barnes）、布鲁尔（Bloor）和巴斯大学的柯林斯（Harry Collins）。1966年，爱丁堡大学在社会学系正式成立“科学研究所”（Science Studies Unit），后逐步影响和扩展到欧美其他国家，其有影响的学者先后有法国的拉拖尔（Latour）和美国的皮克林（Pickering）、林奇（Lynch）、夏平（Shapin）等人。
[4]来自上帝的无偏见的观察，用以比喻传统科学观中的绝对客观主义。
[5][英]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王靖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波兰尼的一般情况，请参见我为此书写下的代译序。
[6]指自施蒂纳、克尔凯郭尔以来，拒斥以抽象理性为本质的类主体，高扬个人有限生存的人本主义，这种新人本主义观念，历经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在后现代思潮中的“人之死亡”中走到尽头。
[7][英]波兰尼：《个人知识》，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8]参见拙文：《波兰尼意会认知理论的哲学逻辑构析《江海学刊》1991年第3期。
[9][美]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
[10][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6页；第40页。
[11]美]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2][美]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3][美]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等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4]理论回路：回路一词原本为指一电路上电流通过其他介质后回流的通道，回路一般也叫闭合电路。在脑科学中，回路也用来说明神经网络中突现的意识生成途径。我在此用理论回路来表征一种存在于理论确证中的认同式他性思路。此概念的使用，最早是在《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
[15] [英]波普尔：《无穷的探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16][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ii页。
[17]参见拙著：《问题式、症候阅读和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章。
[18][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19]最近我也才看到，皮克林自己也明确自指了波兰尼、汉森、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历史线索。参见[美]皮克林编：《作为文化和实践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0][美]皮克林编：《作为文化和实践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版社2006年版，中译版序言，第3页。
[21][英]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向》，艾彦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中译版序言，第2页。
[22][奥]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王善博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中译版序言，第3页。
[23]Context在现代西方学术话语中，缘起于文本学研究中对文本上下文关系生成的特定语境，在语言学、文学理论和文本学研究中，译词通译为“语境”，这是恰当的。而在SSK的研究中，此词的所指已经扩展到科学活动中实验和社会活动的特定情境，所以意译为参与活动的特定情境之意的“与境”也是很好的。
[24]刘华杰先生将SSK的“Science Studies”意译为“科学元勘”，这是很有哲学意味的。
[25]其中最重要的学者为拉拖尔（Bruno Latour）、林奇（Micheal Lynch）和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皮克林自己将SSK“实践转向”称之为“后SSK”，我以为这是不准确的。在一般的学术讨论中，“后”(post-)即反对或拒绝，但皮克林等人的研究是在拓展SSK的逻辑疆域，至多，可界定为“新SSK”或“实践的SSK”罢了。皮克林的说法，可参见他为《作为实践的科学与文化》一书所写的中文版序言，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6]法国情境主义思潮是20世纪60年代影响广泛的一种左翼先锋艺术思潮，其重要代表人物为德波、范内格姆和德塞脱。关于这一思潮的情况可参见 [法]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7][法] 范内格姆：《日常生活革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 德塞脱：《日常生活的实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9] [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中文版序言，第3页。
[30][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中文版序言，第3页。
[31]赫斯（M·Hess，1812—1875年），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主要论著有：《人类的圣史》（1837年）；《欧洲三同盟》（1841年）；《行动的哲学》（1843年）；《论货币的本质》（1844年）等。
[32]奥古斯丁·冯·切什考夫斯基（August v. Cieszkowski，1814－1894年），德国哲学家。主要代表著作：《历史哲学引论》（1838年）。
[33]这个naked-eye相当于绝对客观性的观察，有如来自上帝的无偏见的神目观。
[34]布尔迪厄的观点可参见[法]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布尔迪厄的实践场境观点与我的历史构境论的关系，我将另文讨论。
[35][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36] [法]阿尔都塞：《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晚期著作，1978－1987》，威尔索，2006年。
[37][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注37。
[38][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39][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注30。皮克林在2008年又主编了一本文集，题目就叫《实践中的冲撞》（The Mangle in Practice: Science, Society and Becoming ，Duke University Press,2008）。
[40][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其实，皮克林所自指的“后人学”同样是不准确的，他并不反对人学，只是将人的力量放置到科学活动中恰当的位置罢了。再者，皮克林在科学哲学的狭隘讨论域中使用“人本主义”（humanism）这样的大概念纯属多余。即使用人本主义，也是科学人本主义，而非后人本主义。
[41][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42]有的论者将open-endedness译为“开放性终结”，其实，开放就不是终结，皮克林的深刻之处恰好他解构了终结的非封闭性，假想性的终结只是历史性的认知驻足处，所以，此处的open-endedness译为“开放性的驻足点”更好一些。
[43][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44][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45][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46][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19页。
[47]schemes ,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中使用的概念，也有人译作图式。但从皮亚杰的本意看，他主要是想说明一个动态的结构，而图式则让人想起静止的构架。所以，我当时想译作动态的格局更贴切一些。
[48]参见拙文：《论科学真理的理论框架制约及其现实基础》，《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3期。
[49]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选择这五个概念的英译对应词时，同时使用了加“ING”的动名词。这当然首先是海德格尔那个“Being”的影响，此外，我还直接受到了皮克林先生的启发。
[50]参见[奥] 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51][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41页。
（原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