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在谈及治学之道时，曾经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从“照着说”到“接着说”。所谓“照着说”即是依师道或典籍，通过深入传统学术的内部以建立学问之基础，而“接着说”则是要解决一个学术传统中前人没有完成的创造性研究问题了。这是我们普通学者通常要经历的为学经历。可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之思，并非由一种单层线性的同质性进化和异质转向所构成的历时性思想体，而是一个复杂的迷宫式的多层思想构境：海德格尔一生的主要劳作是在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尼采对全部西方文明的终结之后，使形而上学甚至人类“第一开端”启始的全部西方文化复基于被遗忘的存在，经过艰辛的努力，这会是人们有可能看到的被叫作“存在论”的幻境；我们看不到，也是海德格尔故意“扣留”后没有让我们全部知道的秘密，是他将被复基的存在本身在基始位置上宣判为非法，被打上“本体”之叉穿剌了的存在即蒙太奇般幻化为另一开端中的存有，而存有之真理则为遮蔽归隐中的弃让存在的本有诗境。也因此，海德格尔的学术思想实现、他的文本生产与保真，甚至他的全部生活都将是构境式的迷局。这不是他的故意，而是实现的存在、内省的存有和神秘的本有的客观布展。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海德格尔复杂的文本构境之中。
一、海德格尔遭遇的三个伪大他者
马克思说过，在人的社会历史生活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海德格尔是一个很棒的演员，当然他也是自己表演的第一观众。但在我看来，聪明的海德格尔很早就知道生存的非我性，活着，除了自己的需要，一定还有为了……什么，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说，叫“向着……活着（Leben auf hin）”。于是，人活着，总有相关的观看者同在。这观看者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具有暴力性的他者观众。这是拉康想清楚的问题。在拉康看来，人的一生，多为对暴力性他者的无我认同。[1]从这个独特的构境视角看，海德格尔被抛于世的全部生存中，遭遇过他都不喜欢的三个大他者（Other）[2]式的特殊观众：一是与生俱来的天主教神学意识形态，二是他一生在世所依存的西方学院式的形而上学体制，三是一时误认的政治纳粹。这三个大他者，是海德格尔在不同时期，并非情愿地为之面具似（Maskenhaft）存在的他性目光。从实质上说，除去纳粹曾经一度真的成为海德格尔认同的大他者以外，这三个大他者其实都是伪大他者，即海德格尔并不真心认同的虚假大他者。[3]只是出于不同的目的，为之表演和表现而已。我的追问是：我们的存在和思想是否也在向某种他者无意识地表演和显白？仔细去内省，答案可能会是肯定的。当然，与这些大他者共在的还有众多不同的尾随性看者，以及每一次观看所建构起来的神学、学术和政治的表演、表现场境。
首先，是作为神学大他者（大他者Ⅰ）的天主教神学意识形态。海德格尔有自己敬畏的诸神，但从来不是天主教中那个偶像化了的外部神灵。固然这是小海德格尔初生成“此在”，乍来这个世界时的伴生场境和思之基础。海德格尔自己说，这是与他自己的家庭、故乡和青春交织在一起的“原初来源”。[4]他很早就不情愿地看到，身为教徒的父母给他吃喝穿住，可天主教在圣马丁教堂中每日建构神性场境时的劳作，竟是他父亲换回一家物性生活条件的主要谋生手段。更要命的事实是，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他如果不依从神学，他就根本无法受到教育，更不用说进入学术生存场。这是让心比天高的海德格尔深感耻辱的内里伤痛。面对这个外部强加给他的神学大他者，他从不是无我式认同的信众，可是为了生存和求学，他不得已选择了假神学式的顺从性表演，而一旦有可能，他则一定会“离基”出走。我认为，青年海德格尔自始就有自己隐秘而独立的本真思想存有之火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常人信众的神学大他者只是海德格尔的伪神学大他者。有趣的是，我们身边的生活世界却正在从根基之处建构这种过去一度没有的神性大他者。
其次，是西方形而上学体制中的学术大他者（大他者Ⅱ）。从神学大他者的强制中挣脱，为的是个体生命存有的直接实现，在海德格尔这里，则一定表现为独特的诗性思想构境的丰容和圣境建构，可是，聪明的海德格尔十分清楚，他所被抛的世界中，唯一能够让他实现自己生命的场所，是西方形而上学体制这一新的学术大他者控制的大学学术圈。1950年，他愤怒地将其斥之为泯灭自由的“机构”。所以，他如果想维持在世生存，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期冀，他只有选择在大学学术圈中的面具性的规矩表演和可通达本真性的抑制性表现。在《回到马克思》一书1999年出版之后，我也深深地感觉到过这种外部无脸的学术场境的压力。我发现，数量不多的谋生式的假性学术的面具性（Maskenhaft）表演，通常出现在青年海德格尔所必须获得的学术承认之前，而一旦海德格尔的面具性身份获得学术世界的公认，他更多的学术努力往往是在传统哲学逻辑轨道上制造一些有限的深度爆破，这就是抑制性（弱）学术表现。这样，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学术大他者几乎自始就是伪学术大他者。在抗拒学术大他者的同时，海德格尔也秘密地生成着与全部形而上学传统根本异质的自己真正的本有哲学思想，当然，为了能让整个学术界能够知道他的思想努力方向并逐步能够有所改变，海德格尔也在形而上学话语中刻意透露（强表现）出一些与传统学术逻辑完全异质的新东西。所以，以我的构境式的解读图景，海德格尔自进入学术研究之后，就自觉地让“灵魂分裂”开来：显性精神存在中是给学术大他者观看和常人学术场能够接受、认可的思辨式能力表现，而在大他者无法察觉的隐秘彼处，海德格尔则悄悄地秘制着自己真实的诗性思想构境，并写下了众多并不想打算立即让世人知道的秘密文献。加一句话，归隐和保藏起来的秘密中还有让他心怡和心碎的爱情。随着他对学术传播场和理解接受度的历史进程，他才逐步向人们透露自己故意遮蔽起来的隐秘之思。而在远离形而上学大他者的艺术、诗学和语言的讨论中，他则顺势到时地让自己的本真思想直接现身。我下面会谈到，这种现身性文本在晚期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表现的更加复杂一些。
最后，是纳粹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他者（大他者Ⅲ）。在这一点上，我基本上同意海德格尔自己的解释，希特勒最初登场的光鲜显像，让绝大多数日耳曼人都错以为他会是新天地的开辟者，海德格尔当弗莱堡大学的校长，有世俗权力欲望的内驱力，但他更多地是将希特勒误认为可以实现他改变旧世界愿望的政治上的尼采。在这一开端中，纳粹并不是伪大他者！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可笑的误认。在海德格尔一生中遭遇的三个大他者中，这是他唯一暂短误认的他性镜像。他最初当校长的时候，他以为不再是表演，而会是真实地自我现身，可是，这种暂短迷途的结局还是沦落为不可宽恕的丑陋政治表演。不过，聪明的海德格尔明智地选择了坚决放弃：我不演了。但是，这次入世的“改变世界”的存在性玩火，却让海德格尔背上了永世的骂名。也让他对“改变世界”式的存在论本身恨之入骨。
向着三个大他者表演和表现，也就建构出海德格尔一生中几个最重要的思想秀台。
二 、文本构境论：写给谁看？
海德格尔一生的学术走秀在形式上是多样的，他不是一个仅仅宅在家中思想构境者和写作者，所以他会在不同的场合演讲、大量的学院式课堂教学（讲座和研讨）、学术会议发言和研讨、以及一对一、一对多的学术对话，还有少量的新闻采访。在我最新的构境论思考中，首先，每一个思想家最原初的思想构境都生成于单纯脑海中苦思悯想，这是一种当下发生和燃烧的思想和突现的思境，这是原境。其次，思境在物性文字中的逗留则建构成文本，文本写作是第二层级的思之构境，并且，文本写作对思境是整理和编织，也是重构和变形，不同用途的文本是思境异质性的物性实现。这一点，与我们这里对海德格尔文本类型的分析极为关键。其三，公共教学和演讲，通常具有外在的要求和指向，物性讲稿中思想构境会变为当下言说之思想场重建，并依听众和场合弱化为各种思之在场性传递。最后，对话通常是由他者线索构成的专题性思想重构，好的对话中会有思之角斗和新的思境之发生。有趣的是，如果我们上述三个伪大他者观众说可以成立，那么，这四种思想构境层就会立刻裂变为一个更复杂的思想构境族群。一想到这里，就令人心惊肉跳。最让人遗憾的是，作为后来者的我们都没有赶上海德格尔的这些现场性的当下思想构境，依我之见，这一切也已经不再可能真正地重现重构。在这个意义上，熊伟先生是中国不多的幸运者。而让我们庆幸的是，海德格尔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与上述在场学术思想构境相接近的学术文本。这成了我们唯一面对海德格尔思想的通道。
与我上述的思想构境论一致，我会对海德格尔留给这个世界的文本做十分特殊的情境建构区分。我应该说明，这里的文本区分绝不等于海德格尔对自己文本界划的完全自觉。这里我将提出的文本界划，显然不同于我在《回马克思》和《回到列宁》两书中对文本所做区分的四种类型[5]。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除去我所指认的现代性文本学以外，我现在自省到，那是典型的客体视位，即排除了文本作者的主观意图的读者式外部观察。而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虽然我已经从现代性文本学穿越到后文本构境论，但是这种解读性构境只发生在解读者的主观性构境一面。现在，面对海德格尔这样古灵精怪的文本生产者，除去我已经指认的通常发生的四类文本和两种视位，我还不得不增设一种新的文本区分法，即构境论意义上的作者主体视位：海德格尔有意无意让后人分时分层看到的不同文本。什么意思？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讲，就是追问文本写作的“何所向（Worauf）”，即写给谁看？在传统的文本研究中，成为“过去之物”的文本只是在对象化的“什么（Was）”的意义上被解读，包括解释学在内的全部现代性文本研究无不如此。而晚期罗兰·巴特和克利斯多娃所设置的互文性的生产文本，则干脆走向读者主观臆念。现在我想清楚的一个问题，是文本研究中更深一层的构境意义，即文本写作中来自作者主体视位的世界化向度！这是文本研究中从“什么”向“怎样（Wie）”的过渡。我以为，面对海德格尔的文本，决不能简单地将其变成一种存在者意义上的解释学对象，而是要构境式地找到其中的“何所向”，知道他的文本是写给谁看的，这样才有可能进入到文本生成中的“怎样”。
我知道，这种对文本的构境论追问，对一般熟悉解释学游戏规则的读者们来说似乎一下子很难理解，为此，我们不妨作一过渡性的比较式说明：转换到文本分类的构境作者主体视位上后，再深入到《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的思想史线索，我们能看到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发表的论著（第一类文本），通常除去外部意识形态强制（普鲁士王国的“书报检查令”）、学术圈的可接受度（德国思辨哲学及其变种）以及一些现实关系障碍（作为批判对象的“同路人”赫斯）所导致的变形之外，基本上还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即便在他们的一些思想阶段上，存在着某些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的理论他者，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第二类文本）中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话语，青年马克思也只是将其认同为自己的本真逻辑，无意识地生成他性镜像，但其中并没有逻辑故意。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笔记和书信（第三类文本）和阅读性批注（第四类文本）中，则多为自己本真性思想生成的直映。有趣的是，再到《回到列宁》已经自觉的理论构境之中，我们则会看到列宁在1914年的“伯尔尼笔记”中已经深入到黑格尔哲学逻辑的内部，达及马克思实践哲学之思的很深思考境域，可是，当他直接面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受众时，却有意隐匿了自己在学术上的重要发现和深刻领悟，并仍然使用了当时人们能够理解的流俗性观念形式。[6]在列宁这里，当然对“写给谁看”之问有一定的主观自觉。并且，列宁的做法显然是对的。正是列宁这种顾及学术理论传播和接受度的策略性做法，给之后的斯大林教条主义有了可趁之机。为了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列宁深刻而复杂的哲学思考高度被有意降低到一个容易同质性认同的史前水平（《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列宁的“伯尔尼笔记”倒成了他无意隐匿起来的“秘密文献”了，而斯大林则是出于意识形态控制的需要，却真的试图将其隐蔽起来。关注这一思想构境论中出无意发现的历史意外，正好可以使我们顺势进入海德格尔的文本游戏空间。
相对于一般的思想家和学者对文本的处理，不凡的海德格尔就大不相同了。海德格尔的现实生活开始于一个复杂的多重世界，他从不是一个没有内心世界并简单从俗物化于现实中的常人，能看出，他过早地、极聪明地意识到现实生存世界和内心精神世界的差异，重要的是，他竟然摆脱了学术常人们通常会发生的简单他性依存镜像，故支配常人心理构形和生活存在方式的大他者和小他者[7]都被他超凡地间距化和自觉弃绝。所以，他很早就形成了在现实生活中向伪大他者（教会与大学学术教席掌控者）表演，对亲近者（亲人与爱人）显白和在学术场中对接近者（教学对象和文本阅读者）进行逻辑表现，同时，将不同时期中自己真实内心隐匿保藏起来或偶而让其现身的多元人格结构。这也是他写作和设置文本的复杂构境论结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海德格尔多少都有些自省式的精心和主观上的蓄意，海德格尔显然有非凡的学术演出才能。
在海德格尔这里，初入现实生活场境时，年幼无助的他不得不进行顺从性的面具性（Maskenhaft）表演，他当然知道谁（大他者们）在观看并可以给予他物质上的资助和官方的学术承认；海德格尔的一生都在颠覆传统，可总是远远走在时代精神前面[8]的他，又不想过多偏离学术场的可接受度，因此，“狡猾”的他只是时机化地[9]在学术上表现出特定的那些有可辨识的原创和批判能力；海德格尔在内里灵魂世界里，他秘守着从小发现的源自乡土家园的纯真质朴本有，并在后来的思想运行中，找到了实现自己本有之思的彼岸式的诗境话语，暗地里写下了一大批极为重要的秘密文本，这是他一生现世表演和表现的真正内驱力和全新思想基底。可是，海德格尔的这些神秘思想，除去在晚年的艺术和语言研究论域（最后也在学术场）中偶然现身外，这个庞大的思想构境体，竟然始终被他完全隐匿起来，直到生命的尽头。因为在他看来，这些神秘的东西即便当时面世，也不会被任何人所理解。这是海德格尔依不同的思想构境层生成的性质各异的文本的根本缘起。
三、海德格尔思想史中的四类文本
正是在这个重构式的语境中，依我的最新看法，海德格尔的文本可依自己保藏的本真思想与专为不同构境层面他性观看所制作的“学术逻辑建构”，区分为被迫臣服式的表演性（vorführen）文本、争执式的表现性（Ausdrticklich）文本、垂直在场的现身性（Gegenwart）文本和隐匿性的神秘（Geheimnis）文本。
首先，面对伪大他者的被观看式的表演性文本。海德格尔的早期文本中，有一些是写给神学大他者（教会）、学术大他者（大学评聘委员会）和政治大他者（纳粹）看的，当然，也是写给在大他者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现世观众看的东西。在此，青年海德格尔可能是为了生存（中学和大学的奖学金），或者是刚刚入世的海德格尔为了世俗学术场中最初的承认（讲师资格、大学教席和学术界的地位）。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定性，这是一些“公开发表而仅仅是作为尽义务（pflichtmaBige）的叙说的尝试”。[10]这个“尽义务”点出了这类文本的实质，即是拿了教会的钱，得到了“老师们”的指点和提携，他不得不表演给人们看的作为性结果。这实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伪思想构境。当然，这其中还有在青年海德格尔上了纳粹贼船之后那些令人做呕的口号性文本。我愿意相信这是海德格尔错走一步后的无奈之举。这是第一种受制于他者的无奈式的表演性的文本，这也是非本真的面具式生存。以我的看法，这种表演性文本通常是在传统存在者（什么／was）意义上的惯性活动。在海德格尔留给我们的文献中，这种面具表演性的东西是少量的，它们主要集中在青年海德格尔早期初涉人世（1909－1918年）和特定时刻（1933-1934年的政治失足）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批文本通常表现为在神学话语的假装和信誓旦旦，也有在新康德主义构架和胡塞尔现象学语境中多少有些不真的假性认同。我以为，这些应景式的文本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学术价值。[11]如果读者仍然无法理解这种所谓的表演性文本，我可以再举一个我们身边常常发生的例子。我知道许多研究生在自己走进学术殿堂的初始时期，就会居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可是如果这种想法与指导老师和答辩委员会的主导意见不同，可能每一个学生都按学术场规则提供一种他性的东西以获得学位。我承认自己就曾经走过相类似的道路。其实，最可怜的是一些女性学生，在父权制仍然隐性地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学术界，理性构架会将在多数女性学者畸变为非感性的父权附庸。海德格尔曾经在《存在论：实际性解释学》讲座中专门讨论过这种常人支配下的面具生存。[12]
其次，海德格尔一生中主要的学术讲座、演讲、对话和大量公开发表的文本是明暗争执的表现性文本。这是他的学术文本中最难理解，并且很容易误认的东西。海德格尔的聪明，在于他对大多数世间事物的洞察，并且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向这个他并不喜欢的学术世界提交什么样的问卷和一定的引导性的答案。在传播学的语境中，往往一个文本中所包含的新信息量超过10％，这将是一个无效的信息传递，其被接受度和可理解性都会大打折扣。海德格尔不懂传播学，但他做到了思想传递中的最好。这是他从早期“秘密哲学王”到后来迅速成为影响世界的思想大师的成功秘决之一。早期，在大他者的目光之外，青年海德格尔对听课的学生、对亲近交往的女性，则会脱离故意表演的他者镜像空间，直接反对大他者的游戏规则，力图表现自己的非凡性和创造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类的文本通常还会在供很深的学术观看和搏击的传统形而上学学术场或思想场中抑制性地（Verhaltenheit）建构一种策略性的思想之境，用海德格尔自己的话来讲，叫“停留在表面（Vordergrund）”和“被放置在基本舆论（Grundstimmung）之内”的讲座文本或公开论文，这是一种“表现出来的东西（das Ausdrticklich Gesagte）”。[13]这一类文本被我命名为争执性的表现性文本。相对于我们前面所界定的存在者意义上的表演性文本，海德格尔的表现性文本的内趋力发生于他自主性思考的爆发点上，即存在性追问（怎样／wie）的启动。最早的表现性文本出现在1919年战时学期的讲座中，而这种表现性的思想斗争一直持续到海德格尔去世。应该说，一直到1989年海德格尔秘密文献的第一次问世为止，绝大多数海德格尔的追随者和敌人都逗留于这一理性逻各斯光亮之下的学术圈层。我还注意到，海德格尔的表现文本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在1922年开始，一直到1928年，青年海德格尔只是在形而上学的逻辑构架中与旧的学术话语构境层中进行争辩；而1936年之后，当海德格尔获得了自己本真性的思境，他更多地是以新的道说思境与形而上学进行公开或隐秘的争执（“克服形而上学”））。与前面我们提及的两种表现一致，前者为弱表现文本，而后者则是强表现文本。为了向读者进一步说明这种文本类型，我可以再以自己经历的文本生产事情为例。1998年前后，当我完成《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全部修改时，在交出版社之前，我删除了大部分对马克思历史局限性的讨论，以及我自己独立创造的一些概念，并且尽可能让此书的讨论域离当下的学术问题域和传统话语更近一些。必须承认，这是功利的表现性的努力，也是符合传播学规律的做法。结果，此书在当下学术场中引起较大的学术反响（固然其中多是批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2007年出版的《回到列宁》一书，此书中我第一次公布了自己的构境论观点，并且比较直白地讨论了我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看法，由于这种脱离当下学术场境的非时机化，此书的“影响”则自然小得多。道理很简单，人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Was）。
其三，就是海德格尔背着这个世界所有人写给自己的秘密文献，其中是他自己在不同时期对全部存有的真实想法。即便他将这种文字写给他人（如1918年写给自己的太太），但其实在海德格尔的内心中，它是没有收信人和读者的。因为无须面对大他者，也不再纠缠于被他透视和解构的传统学术构架，在这里，没有了任何被看的表演性和表现的欲求。所以，一切面具都成为多余，一切旧的学术轨道都被无视，跳出性的思想异轨必然生成全新的本真思想之境。这也是海德格尔最深最真的思想构境层。对此，海德格尔自己将其指认为一条“隐匿起来的探索（verhüllte Tasten）”道路，在这条隐匿的探索道路上，他秘密生产了向这个世界有意遮蔽起来的隐匿性神秘文本。首先，依海德格尔自己的判断，他的这些想法和全新思想构境截然不同于现存的一切学术传统和文化，所以他认定这些文本不可能被 “现在的公众（die jetzige Offentlichkeit）”所接受和真正理解；其次，在他所生成的诗性思境之中，真正的本有之境将是绝弃功用性的存在归隐于世外的神秘之思。这是海德格尔故意将自己获得的全新思想构境隐匿起来的根本原因。我注意到，这种秘密文本最早期出现在1918年，是海德格尔写给自己新婚夫人的信，那时，海德格尔还没有真正生成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构境，只是表达一种异质于传统话语的心情；而反映海德格尔本真思境最重要的神秘文本，主要生成于1936－1944年。这秘密文献竟然多达七、八部大型文稿。按照他的安排，这些秘密文献应该在全部讲座文稿出版之后再问世，然而，在他诞辰100周年的1989年，作为这种本真思境的第一本《哲学论稿——自本有而来》（1936-1938）第一次公开发表。海德格尔不幸言中，这一神秘文本的过早问世，并没有促进现世学术场中对他的理解，反而直接造成了海德格尔传统研究中的逻辑混乱和传统思考平台的崩塌。从我自己来说，肯定我没有专门写下什么秘密文本，但我有近三十年的思想笔记，其中自然会有我过于超前的想法。如果将来它们有可能面世，倒是对海德格尔秘密文献类型的一种佐证。实际上，在中国过去“左”的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就曾经有过不少无法出版的政治的或者文学的“地下文本”，不过，那只是外部强制禁止的结果，而并非我们这里讨论的学术上的不可理解和非时机化产物。
其四，是海德格尔让自己本真思想构境在特殊论域和时刻中的直接在场的现身性文本。1936年以后，海德格尔逐步获得自己本真哲学思境的生成和秘密写下一系列神秘文本，在他活着的时候，这些神秘文本都没有公开出版，但是，我也发现恰恰是在哲学研究之外的他域思考中，海德格尔也故意让自己的本真思境直接现身于世。这种现身性文本的雏形最早为青年海德格尔写于1910年关于克拉拉的评论文章，当时，那还是一种乡土浪漫主义自然流露，而现身性文本主要出现于1930年之后，开始是新思想之境在旧话语操练场中挣脱而出时的表露，而1936年当海德格尔决定将自己的本真思境归隐神秘之后，它则主要现身于他关于艺术作品、荷尔德林的诗歌和语言问题的思考之中。而接近海德格尔思想的晚期，他则开始在形而上学学术场中直接让新的思境出场，生成一种特殊的将表现与现身交合起来的表－现性文本。
在海德格尔那里，这四种类型的文本边界并非是刚性的，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它们之间往往是交互发生和转化的。甚至，一种文本会同时具有过渡性的多重性质。这是我们在进入海德格尔的思想构境时应该细心辨识的。
四、评点性边注、运思实录稿、多样化构境中的拟文本和造词赋义
回到我先前已经在文本学研究中提出的四类文本界划中去，我们会发现海德格尔的文本类型远远跳出了常人学者的自然文本生成。在文本写作、整理和发表问题上，海德格尔则自觉和精心的多。一定意义上，还存在着某种构境论意义上的主观蓄意。我以为，在面对海德格尔的文本时，至少研究者需要再注意以下几个重要区分：
其一，在原先我界定为离思想者真实心境最近的第三类文本的私人书信中，我们却同时看到海德格尔的表演、表现和秘神。比如在他早期神学学习时期给教会的信，明显带有无奈的表演性；而他早先写给青年姑娘（如胡塞尔的女儿、布洛赫曼等）的信中，显然在卖力地表现自己的深刻和才华；而我也发现他1918年写给自己新婚夫人的信，是一封没有读者的秘密文献。再进一步说，海德格尔还非常善于利用公开信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的某种意图，比如1947年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而他与自己比较接近的学者的书信，则是更复杂的有实有虚的思想构境，如他与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的书信往来。应该本真的私人书信，却在海德格尔那里，被建构成了种种不同性质和构境层的思想互动场。关于这一点，是否会使我们重新审视思想家们的书信文本及其功能？或者海德格尔恰恰是一个古怪的特例？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其二，海德格尔很早就有一个习惯，即在自己已经完成的手稿上以边注的形式回顾性地评点过去的思想。这种边注最早出现在他早期的讲座手稿上。并且，在海德格尔看来在思想进程中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文本，特别是在公开发表的表现性文本中他蓄意变形的历史性话语，他都精心地用边注的方式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构境“实验”。海德格尔肯定反对我用“实验、这样的科学话语来描述他的边注。准确地说，是隐秘的运思和构境。我注意到，这种特殊的思之边注开始于1919年，即青年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中讲稿文本。并且，在后来公开发表的论著中，海德格尔通常是在表现性文本的第一版校样上进行这种思想“实验”，可能只有少量现身性文本中也出现了这种的思之边注。并且，海德格尔在全集的编辑方针中，要求完整地收录这些思之边注，以告示人们他的思之道路之精密。比如，《海德格尔全集》第56／57卷中收入的边注多达250余个。[14]过去，我们已经知道阅读批注及其被建构的拟文本，但那通常是写在他人文本上的思之记录，自我批注并将其织入思想构境，海德格尔是开先河之人。
其三，我还发现，在海德格尔少数重要文本中，他还将自己多次复杂运思和构境层深化的情境用补页的形式直接记录下来。以供后人直观自己的运思之发生和推进轨迹。这也是极为罕见文本学自觉。比如在海德格尔自己指认的透露本有思想的《同一与差异》中，对其中的第二部分前言、《同一律》和《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分别记下了不少直接反映海德格尔对这些文本进行反省和历史性评点的大量运思实录。[15]这为我们能够具体地了解他思想构境的原初状态提供了几乎不可能的文献资料。这种情况也出现在《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16]
其四，在文本写作的具体过程，我发现海德格尔十分善于使用德语的复杂词性特征，使思想与语言的关系变成一种活的构境词语存在：一个语词根本不在自己的通常意义上存在，而是在越出原形后的重新意蕴构境。他使用的比较多的手段大约有如下几种：一是归基法，即摆脱和否定一个语词的当下语用，而返回原初辞源，通常是在古代希腊文中寻找所谓没有被后世存在化的语境。如海德格尔对自然、真理和逻各斯等词的著名诠释。当然，我觉得这种“归基”有过多的过度诠释成份。二是转喻链接法。这主要是将德语词根上接近的一些类词进行比对，让它们在一个生成关联中建构出新的联想隐喻。比如1936年之后，海德格尔对本有（Ereignis）一词所作的一系列转化生成的词组群列。三是弃用法。这是指海德格尔一些最关键的词语使用的特殊做法，比如在存在(sein)一词上打上叉，以表征对存在概念的省思，后来他干脆弃用此词，而重启一些从荷尔德林等人的诗歌中获得特殊意境的古高地德语中的“seyn”来直接赋义。而存在一词则成了败坏了的存在状态。我注意到，被海德格尔打上叉的词还有根据（grung）和存有（seyn）本身。四是强行赋义法。这是典型的构境论构词。海德格尔一是将通常的词语置于一个独特的思考之境中，让其突出一种它从来不曾拥有的关联与境（zusammehang）。最后，在这一切构境式的做法仍然不够给力的情况下，海德格尔还会自己生造从来不曾存在过的新词。
其五，海德格尔在写作文本中，通常比较善于使用特定的标点符号，这倒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可是，除去原来人们常用的斜体字（以着重强调，在中文翻译中通常改为重点号或黑体字）和双引号（以表示他性的概念或者自己否定的东西），海德格尔特别是在自己的秘密文献写作中，用短线分割了大量德文词语，以生成全新的意境，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da-sein”。而在海德格尔一些的原始手稿中，他竟然使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特定的记号，以生成阅读或朗读的不同节奏和重点。我在海德格尔家乡他的博物馆中，亲眼看到了他写下的关于荷尔德林的诗歌手稿，其中竟然用多种不同颜色的彩笔在文字下划线和加注符号，以构成复杂的思考层和思境。
最后，在海德格尔全集特别是第二部分（讲座和研讨班手稿）的编辑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种其他文本学术版不常见到的拟建现象：即用听课者的课堂笔记和讨论记录反补讲稿的构境式拟文本。我们无法得知，这是否为经过海德格尔本人同意的做法。比较典型的有全集第56／57卷中“1919年战时补救学期讲座”文本后所附的布莱希特笔记[17]、全集第十四卷《时间与存在》中所附古佐尼博士的讨论课记录[18]以及全集第63卷《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插入的布吕克笔记[19]等。这些他人笔记在一定的意义拟建了讲课现场的思想情境，比如布莱希特笔记中所复现的海德格尔在讲述现场所制的逻辑图表[20]，这一图表并且不存在于讲稿文本；再比如古佐尼记录再现了讲座文本中没有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关系，特别是关于本有思想在1947年之后四个文本中的现身。[21]更有意思的文本事件是，我竟然在这种编辑者无意识的构境复现拟建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构境层断裂：即海德格尔自己写下的原讲稿思想构境与现场讲授构境之间的差异化间距。显然，现场讲授更接近听者的信息可匹配性，在我这里的文本属性上则是更具体表现性，而多少偏离了此时海德格尔已经达及的本真思想构境状态。然而，选编布莱希特笔记的编辑克·施特鲁勃的主观意图，是发现课堂笔记的内容“超出了讲座计划，所以，附加课堂笔记是为了使讲稿“更加‘完整’”。[22]
【注解】
（原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