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著述，的确很早就成熟起来，并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普烈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现实斗争中，愈来愈站在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高点上。可是，在哲学理论方面却不尽然。列宁的理论起步不是哲学观念，而恰恰是俄国革命的现实，他对哲学的关注也是因为对现实斗争与科学世界观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前苏东学术界传统研究中，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理解缺乏真实的历史时间性，为了建构和维护一种同质性的“列宁主义哲学”，不惜抹煞列宁思想过程的具体理论质性，而以平滑的同质连续逻辑总体对其进行非历史的思想史定位。特别是在关于列宁最重要的黑格尔哲学研究成果“伯尔尼笔记”[2]的思考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基于主观预设的“计划构想论”占据着支配地位，二是将列宁二十年的读书研究过程变成一个目的论的实现过程。今天看，这显然是一种基于主观主义的平面化的线性逻辑。对此，我在最近的研究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即必须承认列宁哲学思想的深刻历史变化的逻辑进程，本文依据作者最新的思想构境方法，仅就“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哲学思想的质性认识转换逻辑作一概要的梳理，以其更多深入的关注和思考。

　　　　　　　　　　　　　　　　一

也是针对前苏东学界因列宁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我提出列宁哲学思想是一个包含一定的非连续性的分期断代认识。依我的看法，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大约是在19世纪末开始的，这一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进程从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段：一是早期列宁哲学思想发展阶段，这应该是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以下简称为《什么是人民之友？》）开始，一直到1906年以前。在这个时期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理论学术上的研究和进展，而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在现实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二是1906年至1913年这一时期，我觉得，这是列宁研究和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除去日益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列宁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哲学理论，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中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三是1914年开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体部分是列宁在1914年到1916年间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专题哲学研究，即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不断变化着的革命性哲学思考。

我认为，即使是从1895年一直到1915年，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的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的思想发展，也呈现了一个复杂的转换和深入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会另文专题讨论，在此，我们只是集中地来重新梳理一下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特别是“伯尔尼笔记”的内部逻辑进展线索。关于这一时期的列宁思想发展，在前苏联学者凯德诺夫那里，生成了对列宁哲学思想的一种带有先验目的论色彩的解读模式。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支配我们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伯尔尼笔记”）的传统模型，即所谓列宁写作一部唯物辩证法学术专著的计划构想论。[3]正是凯德诺夫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参照模型，影响甚远。然而，以我自己对列宁二十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文献深入探讨和分析的结果，现在可以断定凯德诺夫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完全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伪构境。这个伪构境以非历史的拟像，制造了列宁关于写作辩证法专著这一并不存在的理论思想史假象，这个理论构境是经不起严肃的文献学和理论学术追问的。

固然，列宁从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开始，在普烈汉诺夫等人的指引下，就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许多重大现实问题上，他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成功地运用到对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去。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列宁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上就一定都是成熟的理论家。我认为，哲学，就是列宁起初并没有高度重视的思想领域。所以，在1908年以前，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了解，相对于政治和经济学等方面，总的说还是不系统和不够深入的。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认识，主要是依存于他的老师普烈汉诺夫等人的。在这一阶段，列宁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哲学学术研究和创造的现实动机和可能性学术基础。这是其一。其二，1908年，为了反击和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错误，促使列宁进行了第一次对哲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和研究，这种学习也只是使他在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可是，与整个第二国际理论家和普烈汉诺夫一样，列宁此时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唯物辩证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性地位。于是，凯德诺夫所说的那个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计划”根本没有存在的思想条件。这种状况，一直到他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通信之后才被彻底改变。加之现实斗争的实际需要，这才触发了他在伯尔尼下决定认真研究黑格尔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思想，从而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伯尔尼笔记”。

而拿“伯尔尼笔记”来说，列宁面对黑格尔哲学那种艰难的极为复杂的思想实验进程，被凯德诺夫漫画式地改写为一个外在的理论搭建过程。以我现在的看法，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只是一种简单性叠加的伪复杂。我的新问题是，在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读书过程中，他的思考逻辑是否总是同一的？或如同凯德诺夫所判断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制作唯物辩证法体系的“计划”形成和实现过程？我现在的研究结论是否定的。我发现，“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前期阅读的思考逻辑是一个他性的同一，而不久，在列宁的阅读和研究深入中，这种虚假的同一性就消解了，列宁自己的思考逻辑中不断出现矛盾甚至是逻辑分裂，其直接结果是列宁自己获得的重要认识飞跃。而在全部研究结束时，列宁在自己的理论小结中又无意识地建构了一种新的非同一性。

    面对列宁“伯尔尼笔记”的读书过程，真实地看，是他十分投入的一次思想实验，这个实验的思考焦点是辩证法。在我看来，相对于专业哲学家也是思辨哲学大师黑格尔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列宁的这次阅读和研究过程并没有展现他足够的哲学积累，列宁真不是一个经过专门训练的哲学家。固然他很早就已经接受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立场上完全不同的地方，但他并没有完全进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思境。即使，在他完成全部黑格尔哲学研究并达及很深的思想境界时，也不能轻易地言称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客观地说，列宁通过研究黑格尔，进而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观念和基本思考逻辑，在一些问题上他超越了马克思的思考。这恐怕才是一种事实求是的精神。

 

　　　　　　　　　　　　　　　　　二

 

其实，整个列宁二十年的读书和思考进程都没有这么简单。为了反对前苏联学者对列宁此处哲学思想实验的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预设，我这里提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即文本学解读的空间化和立体化拟现和重新建构，我将其命名为思想构镜论。在我的新的方法作用下的研究情境中，列宁这一重要的思想实验则呈现为一个极其复杂的功能性变换的逻辑空间，这种逻辑空间并不直接是列宁的，而是由我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思想之境。[4]依构境式的解读语境，我现在开始认识到，就每一个原创性的思想者来讲，独创性思考之境的生成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情况。不过，我发现，比较多见的思想史范例可以显现的一个一般模式，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思想家的理论逻辑生成过程，大约都是一个从他性镜像经由自主性思想构境，再到独创性的思考构境的转变过程。

不过，我发现，比较多见的思想史范例可以显现的一个一般模式，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思想家的理论逻辑生成过程，大约都是一个从他性镜像空间经由自主性思想构境，再到独创性的思考构境的转变过程。

所谓他性镜像空间，即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建构表现为其学术思考的支配性话语，主要是对作为他者镜像[5]在场的他性学术思想逻辑（文本）依存和自觉或不自觉的挪用，一般而言，他性思想构境会以一种或多种未被激活的理论资源（学术记忆集群）和他性理论问题式，作为理论建构有意图或者亚意图的支撑构件，由此激发出一种特定的接合式的思考。挪用和改写一下克莉斯多娃的话语，这是一种简单的互文性。的理论生产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通常表现为他性理论构架对主体的结构化支配和观念锚定，而主体的思考空间则呈现为一种简单再生产或封闭式的理论回路。由此生发出一定的生产性和相对的理论独立性，此时被激活的突现思考之境，从根本上说，还是镜像式的无意识认同。更复杂的是，他性思考空间中的学术记忆常常会是以理论误认的形式重现的。我发现，这种他性逻辑建构通常发生于一个思想家的早期学术发展时期。比如我们这里研究的列宁早期哲学思想，虽然他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和现实政治斗争领域的思考，已经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他的早期哲学认识却多为他性认知结构中的产物，即依托普烈汉诺夫、狄慈根等人的哲学观念。这一现象，还出现在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初始阶段上。当然，普烈汉诺夫本人的哲学思想始终是处于他性结构之中的，其中很少的独创性却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如地理环境决定论。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是，在整个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和在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架下，他性结构成为思想存在的唯一方式。在那里，思想是停滞和死亡的。

而自主性思想构境，则是一个思想家开始走向成熟的过渡性的思想发展环节，在这个时期里，思想家通常开始摆脱他性理论构架的支配，开始立足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固然还有深层的互文思考，但多数情境下都会将原来作为外在镜像的他性构架转化为我性学术思想生产。在理论生产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思考主体会开始较多地否定性地生成主动的建构活动，迫使原有的理论学术资源更多地服务于新的思考场景。他性思想空间中的封闭式的理论回路与简单再生产，开始受到新的思考向度的挑战，主体建构性地改变理论逻辑构架为创造性的理论生产式成为必然，由此，为我性的理论生产和开放式的理论回路成为思想构境的基本内容和运行方式。比如，1844年前后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是同时受到多重他性思想资源的影响，深层逻辑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直接对话层面上的青年恩格斯和赫斯，以及否定语境中的古典经济学，可是我们发现，青年马克思从来不简单地屈从于任何他性构架，他总将别人的东西转变为自己的理论逻辑构件，所谓劳动异化理论就是这种更深意义上互文性的自主性思想构境结果。当然，虽然青年马克思已经站在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可他所居有的理论问题式却仍然是他性的，即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这是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独创性的思考之境则是指思想家通过原创性的理论生产，建构出自己独立的整体理论生产式和思考空间的过程，这当然多发于一个思想家的理论成熟期。在此时，思想家一般会以批判性超越自己原有的他性思考构架为前提，将前人假性解决的终级答案扬弃为一个他性幻象。学术记忆，则从原来那种无意识的镜像认同和误识伪相中摆脱出来，通常是在有意的变形和转喻的意义被激活，并在一个全新的话语或自主性的理论生产式中深化前人的思想，直接建构自己新的独立的思考空间。这个时刻也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变革的时刻。在这个思想变革之后，甚至全部思想史都会在一种新的理论回路中随之改写或重写。当然，从后现代语境来看，绝对的思想原创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这种所谓原创性的思想构境，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更加高级的互文性的思想编织（巴特语）和整合罢了，我觉得，思想史上一些最伟大的理论学术原创大都发生在这种逻辑整合的构境之中。

当然，就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发展全程来讲，无论在任何一个思想生产时段中，都可能发生不同思想构境的整体转换，但最重要的思想空间的转换，还是从他性镜像构境向自主性思想构境的格式塔转换。这个转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性构境不断地让位给自主性的思考，思考主体从被动的地位转向主动建构和积极独立思考的状态。当然，不数不多的原创性思想家，才有可能最终确立独创性的理论生产式。同时，也不排除相当多的学者会始终停留在他性构架之中。比如我最近正在研究的早期鲍德里亚思想，在1969年至1973年间，他的表层思想表现为对列弗斐尔、巴特和德波的理论挪用，进而较多地开始将索绪尔的话语作为重要逻辑参照，还有从肯定到否定语境中的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可是，他的思想深处实际是由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他性话语所支配。鲍德里亚几乎没有一个简单的他性思想构架支配的阶段，他一开始的学术出场就是具有自主性观念构境的。而到了《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鲍德里亚通过拟像－拟真范式突显出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构境。

这个新的观点，同时也应该算是我目前最新的思想史解读模式。我们这里关于列宁的研究，显然与第一、二种思想情境相关，况且，又还是关于“拟文本”思想实验的研究。我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已经大致区分了马克思文本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完成了的正式文本，通常是作者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著和其他作品；二是生成性文本，这是指作者生产文本过程中形成的各类手稿和未完成作品；其三是发生学意义上的拟文本，这里主要是由摘录性笔记和各种思想理论提纲构成。这三种文本类型是我原先已经界划性的确认的，这里我只是重新命名这三类文本。因而，研究的情况也许会更复杂一些。列宁研究哲学时给我们留下的文本，主要是以摘录笔记、随想式的心得、思想提纲、读书批注和少量未完成的文本的形式的前两类文本，即拟文本和生成性文本。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列宁自己的哲学思想发展，恰恰也是以一个从他性镜像思想空间向自主性思想构境的转变过程。这是我的重要理论发现。

以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和心态来重新面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前苏东学界的那种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预设就必定会被消解。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线索。

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过程并不是一个平滑的同质性逻辑进程，在这一认知进程之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也并总是完全正确的。在我看来，“伯尔尼笔记”映射出列宁的思想经历了多重思想认识转换和重大认识飞跃。仔细分来，可界划为这样几个异质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列宁在他者镜像语境中以否定性的观念面对黑格尔的认识阶段；第二个阶段为不同逻辑认知构架激烈冲突的思想矛盾时期；第三个阶段是列宁哲学思想在自主性思考中产生重大思想转变和认识飞跃的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他对自己哲学研究的思想小结。

我认为，在进入列宁“伯尔尼笔记”研究之前，至少有如下几个需要自觉思考的方法论问题：首先，在最初进入黑格尔哲学的阅读时，列宁自觉地建构了一种他性的阅读构架，借用拉康的大他者理论，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外在地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普烈汉诺夫、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镜像他者。按拉康的话语逻辑，他者为一个不是我的外在显像，可是我却在失却自己的过程中内居他者之中。[6]但是，我这里使用的他性镜像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贬义概念，而是一个中性的判断，它只是指列宁此时的在面对黑格尔哲学的某种外部理论权威参照。这个他者镜像由三个部分构成列宁面对黑格尔的认知情境：一是没有被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说”的抽象能指；二是由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观念建立起来的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立场；三是由普烈汉诺夫转述和重构的质量不高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有误认的理论诠释。其中，第二、三个理论构件是第一个抽象能指的支援背景。要命的是，列宁在开始阅读的时候，他的思考主体却是由这种他者询唤建构的。他以为这是自己正确的阅读参照系，可是，结果却事与愿违。这种外在的镜像他者建构着一种列宁前期阅读中的理论回路，在前期阅读中，他几乎每一次文本改造的定性判断都来自于这个不断返回的立场和原则基础的闭合式的思路。所以，可以断定列宁在前期阅读中的理论思维场境的主体运作实为一个他性思想空间。

其二，黑格尔的巨型思辨哲学逻辑以及列宁开始对它的简单定性判断，以及后来逐步对个思辨逻辑体系的接近和理解。这里有原生的黑格尔的思辨学术情境，在列宁的前期摘录中，它们多半处于没有被激活的状态，更不要说再现式地生成黑格尔的原初逻辑情境了，当然，其中也有列宁对这种理论逻辑的另一种激活，这至多是一种外在的理论成像。只是在列宁的思想发生重大思想转换后，列宁才开始真正激活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情境，并通过它达到对马克思哲学语境的重新认知和激活。我以为，不能说简单地认为列宁最终已经完全重合性地把握了黑格尔哲学。在这一点上，我们会看到由于不同的认知构架，列宁的思想中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理论构境。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列宁对它的理解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是列宁已经接受和理解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他在阅读黑格尔哲学之前就已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当后来列宁说，“20世纪，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时，我们不难发现，列宁的思想话语情境中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重要深化进程，这个深化不是阿尔都塞式的“认识断裂”，但却表现为一个飞跃式的认识进步。我以为，这种认识进步并不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的直接解读之上，而是基于对黑格尔哲学逻辑的正确激活和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新构境之上的理论思考之中的。由此，列宁进入了马克思哲学之思的另一个更高的思考层面。

 

　　　　　　　　　　　　　　　　三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列宁“伯尔尼笔记”中，他的哲学认识发展基本进程：

在列宁最初开始阅读黑格尔哲学第一个阶段中，他所建构的一个研究性的阅读空间里，存在着最基本的两个重要的话语线索：

一是作为历史文本形态的黑格尔哲学逻辑，它存在于未被激活的《逻辑学》、《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讲演录》之中。二是列宁已经理解并认同为自己理论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

在第二个话语线索之中，列宁又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系，进而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哲学和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仔细分析，列宁的这一话语线索又隐匿着多重逻辑思考支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关于这一点，列宁开始的理解实际上只是一种外在的他性理论镜像。二是列宁关于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解镜像，这主要由费尔巴哈、狄慈根的哲学文本，以及普烈汉诺夫的误认性诠释构成。这里的关键逻辑支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和外部自然界。这倒成为列宁前期阅读中颠倒黑格尔的一个重要透视点。

由此，在这两种话语线索在列宁的前期阅读中发生解释学意义上的关联时，列宁并非打算现象学式地进入黑格尔哲学，即在黑格尔所设定的理论逻辑构件之上重建绝对观念之思境，因此，列宁一开始就是以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立场拒斥承认黑格尔哲学逻辑总体的合法性为前提的，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获得一个完整的黑格尔哲学语境的想法。这也就是说，列宁与黑格尔的相遇是建立在一种总体否定性之上的解构活动，列宁面对黑格尔哲学，只是想从这种解构了的唯心主义废墟中选取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用的辩证法成份。后来他称之为辩证法的要素。这样，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最初的定性判断是，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神和上帝的观念）是胡说。他并没有意识到黑格尔哲学逻辑中的真正秘密。在这一证伪性的话语相交中，在列宁前期阅读的逻辑运思空间中根本没有黑格尔哲学之境被激活和完整建构的任何理论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列宁所关注和选摘出的黑格尔哲学观点，常常是从一定的逻辑语境碎裂中获得的非激活的理论要点，并且，再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颠倒，其思想观念原有的系统质已经不复存在，而且部分内容即使是在列宁的思考逻辑之中也无法重新确立起来。我认为，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前期阅读，总体上是在一种外在的他性镜像支配下发生的并不成功的思想实验，这是一种封闭式的理论回路中发生的假性阅读。因为，如果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理论逻辑不在场，如何谈得到对其辩证法思想的真正获得？

不过，这一状况在列宁读书的第二阶段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从文本的内在逻辑走向看，这种变化开始并不是列宁的直接意图，而是他在阅读进程中的一种被动摄入，他越是走近黑格尔，《逻辑学》等文本固有的总体逻辑所产生的新的理论思考场就越是使他靠近马克思。在列宁的阅读进程中，似乎要出现另一条新的读书思路，在列宁原来的阅读思路中，黑格尔是被置于马克思的对立面的，而在这个新的思想情境中，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不是唯心主义!） 被放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同一思路上。在进一步的读书过程中，列宁的这一重要的理论意向被不自觉地不断加深了，可是，他自己原有的阅读构架仍然居主导地位，所以，在处于第二阶段读书中的列宁思想中，经常会出现两种阅读构架发生冲突的理论逻辑矛盾现象。我认为，列宁这时的读书视界中已经开始内含着两条不同逻辑的冲突。但在此时，前者还是居统治地位的逻辑，用时髦一些的话说，叫权力话语，而后者不过是一种新的否定性罢了。显然，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的第二阶段的理论构境处在一个双重逻辑矛盾的无意识交织进程中，当然，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相互消长过程。在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之后，新的具有激活作用的点点思想火花终于爆燃为一个全新理论情境。由此，列宁重新建构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语境。

在第三阶段阅读中，列宁的哲学思想发生了极为重要的革命性思想转变，这种思想转变由两次重要的认识转变构成。

以我的判断，第一次认识转变，发生在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概念论”的“推理”规定阅读和思考中，在此处，列宁通过一个复杂的革命性思想实验使一种新的读书逻辑——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认识和评价的基本看法——突现了，这种思想飞跃正是建立在对原有解读框架的总体否定之上。由此，两条阅读思考逻辑的矛盾和冲突被彻底解决了。然而，原有的读书思路不是被判定为错了，而是成为新的读书逻辑构架中并不和谐的无意识子结构。列宁仍然在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的哲学，但这种批判无疑被大大地加深了。同时，列宁终于发现，马克思全部理论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唯物主义改造了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逻辑。一旦列宁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后，原有的阅读和思想实验所构筑的理论逻辑空间则随即发生重要的格式塔改变，原来作为他者镜像的一般唯物主义被解构了，这种解构的结果是以分裂的形式实现的：一是被深刻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逻辑第一次在场了；二是被超越的普烈汉诺夫为代表的被误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物；三是这种理论诠释物直接转变成了批评对象，甚至不如黑格尔“聪明”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和狄慈根）。四是列宁发现有必要从辩证法加深对康德－马赫主义的批判。我们会发现，当这些重要的理论逻辑参数发生重要改变时，列宁的思想理论构境自然也会重组。这种新的思想理论构境表现在列宁一系列新的见解和思考中。其中最重要的认识是，列宁意识到通过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才更深刻地接进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视域。列宁第一次如此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思想，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这种科学的理论（逻辑）去认识世界、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在新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视界中更深刻地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最终超越旧唯物主义，实现哲学的革命。

我还发现，在第三阶段的阅读和研究中，列宁思想还出现过第二次认识转变。这主要表现为，列宁在新的理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真谛的真实获得和创造性的发展，由于对黑格尔哲学态度的转变，使列宁在对辩证法总体结构的把握上也随之发生了突变：一个崭新的辩证法理论视界突现了，这就是客观的、现实的实践辩证法的出现。以我的判断，这一次转变发生第一次转变之后不久，即在列宁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第二篇（客观性）第三章“目的性”之中。在这里，列宁第一次以对比的方式，把自己理解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了总体结构上的对置。列宁的这一重要发现的逻辑前延的接口是上述关于哲学本体规定上的主体参与性，这种参与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理念，而是实践，实践是作为本体论的辩证法基础出场的。我以为，这是理解列宁“伯尔尼笔记”中第二个认识飞跃的关键。他第一次在读书进程中初步领会了人的能动的、客观的实践辩证法在人与对象的关系和外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其思考语境中，列宁已经达及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哲学新视界的深层理论逻辑：我们周围的自然是实践的结果，客观的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真实基础，而这一切，又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则。并且，在不久之后的第二个对比性的思考中，列宁进一步意识到了实践在绘制客观世界图景，这是最终确定实践辩证法在哲学本体层次上的重要地位。人的客观世界图景不是对外部对象世界的直映，其认知经纬线的基础恰恰是改变外部现实，即根据人的目的（需要）变更客体的这些或那些方面和质。

“伯尔尼笔记”的第四个阶段，是列宁对自己这一次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小结。这个小结启始于《逻辑学》一书研读的最后（“绝对观念”章），它首先以“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的形式出现，然后陆续散落在多篇摘录性笔记、札记和心得之中。

与凯德诺夫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十六要素”并不是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有意识的建构，而不过是对他已经获得的关于唯物辩证法认识的归纳，而且仅仅是对主观辩证法的归纳。离开这一特设语境将其抽象地拔高，特别是把“十六要素”直接作为客观辩证法的结构，是不符合列宁在这里的思考原意的。最有意思的是，列宁在这个小结式的理论要点中，完全没有涉及到他已经在研究和思想实验中发现的新东西，即实践的逻辑。依我的看法，列宁此处的小结并不是打算作为自己正面建构一个唯物辩证法理论结构的供进一步发挥的写作计划，而只是简要地概括一下在读书进程中黑格尔哲学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东西，特别是在辩证法（和认识论）方面的观点。所以，他没有深一步提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实践基础问题。而在不久之后列宁开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著作的阅读中，列宁则再一次确认了自己不久前发现的实践辩证法。他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即人的主观辩证法与客体辩证法在运动着的实践辩证法的中介下构成特定的基本逻辑构架。在这里，主观辩证法并不与客体辩证法直接同构，而是与实践辩证法结构同步，并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列宁深刻地注意到，主观辩证法并不直接映射客体辩证法，而是要通过不断发展的实践辩证法（“技术、历史”），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功能度中，人们才能在认识的“一定环节”上反映客体辩证法的一定规定性。

列宁在结束对黑格尔哲学的阅读之后，集中地写下过三个思想小结，即《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以及《谈谈辩证法问题》。依我的看法，其一是读书小结，其二是对辩证法理论结构形成的再评估，其三是列宁自己关于学习辩证法和想要展开说明的心得。我认为，其中《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列宁对自己全部读书活动的逻辑整体构析。在这篇文献中，列宁更清醒地认识到，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是人类主体认识结构的逻辑映照，他的错误正是把这个主体的主观认知结构唯心主义地确定为客体存在结构的基始性本质，我们批判性地改造黑格尔，决不是再把这个主观认知结构直接说成是客体结构本身，而是要在主体中重新确定主观认知结构的真正基础，这就是实践!人的主观认知结构（逻辑） 是由人的客观实践进程的结构和逻辑制约，黑格尔所描述的逻辑递升有序度只能是主体走向客体的实践掘进度!!客体结构只是透过实践结构的中介才历史性地表现出来。我认为这是列宁在阅读黑格尔哲学著作进程中所达到的最高点！也是在这一点上，他极其深刻地从总体上把握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质。

最后我还想说明的一点是，列宁哲学思想场境在“伯尔尼笔记”中的这种格式塔转换并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他多年以前认真阅读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已经公开发表的重要文本，这一次，他却是通过他真实力图否定的黑格尔哲学逻辑场境，激活了他对马克思哲学逻辑更深刻的总体性理解。照此看来，表面上似乎是由于列宁读懂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而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革命批判精神，但从根本上看却并非如此。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性驱动环节其实是每时每刻困扰着列宁的现实革命实践和斗争。我们知道，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道路，始终面临着来自自己的老师普烈汉诺夫和整个第二国际的批评和质疑，俄国的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现实生产力基础，难道能够达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吗？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留后世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真的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而在阅读黑格尔哲学最令他激动的高峰理论构境中，他恰恰发现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中那个实践创造和改变存在的命题。应该说，对于列宁的哲学思想改变来说，这是一次无意识的学术话语异轨。当他激动地说，20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并非仅仅是指哲学理论，而恰恰是指作为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辩证方法。

 

【注解】

[1]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科学研究基地重大课题“列宁的社会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05JJD710128）的阶段性成果。

[2]“伯尔尼笔记”是我对列宁在1914～1915年写于瑞士伯尔尼的一组哲学笔记的重新命名。这由八个笔记本组成的摘录性笔记中，其核心部分是列宁弄懂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习性笔记和心得，而非先前人们所认定的关于唯物辩证法专著的未完成手稿。

[3]凯德诺夫：《列宁〈哲学笔记〉研究》，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378页。凯德诺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4]参见拙文：《思想构境论》，《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

[5]拉康的概念，但他那里，他者又分小他者（other）和大他者（Other）之分，前者为个人主体自我确立初期，对自我的镜像投射的存在论误认；后者则是整个语言符号系统对个人主体的质询性建构。参见拙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6]参见笔者新作：《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章；

 

                     　　　　　　　　          （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