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构境论的研究中，我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回到列宁》一书中的关于思想构境论的表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完整的，虽然我也发表了关于历史构境论的论文，但其整个思想方法的逻辑叙事都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所以，我会陆续撰写一些新的论文，从不同的论说视角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性说明。在此，我只指出构境理论是一个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诠释基础之上的哲学思考方法，它不是一种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世界观，而是历史存在论的顶层构件。在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我希望用四个范畴来进行重新构境式的诠释，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自身的劳动塑形（shaping）、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效关系场中的系统化构式（configurating）、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ordering），以及在人的社会实践以及个人行为和语言活动中功能性地建构和解构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结构筑模（modeling），之后，才是我所说的存在高点上的现实生活与思想的构境（situating）。[1]
一
劳动塑形（shaping）一词，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明劳动生产过程时，具体指认主体对象化的劳动活动时提出的一个概念。[2]关于这一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已经做过一定的说明，在马克思此时的思考语境中，他是为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基于客体向度的物质生产重新回到主体性的劳动[3]，即“作为活动的劳动”。[4]此时他意识到，虽然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存在和变化的基础，但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对象和工具都不作为，其中的核心驱动力量恰恰是人有目的的主体性的劳动活动塑形。其实，这也就是承认主体劳动活动在物质生产创造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中的根本性地位。[5]我以为，这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6]从哲学逻辑上看，马克思再一次从主体向度出发，这也是他的历史现象学的现实历史原点。需要专门说明一下，这个劳动活动不是《1844年手稿》中那个应该存在但没有存在的理想化的人的类本质，而是在所有现实社会的生产中客观存在的劳动活动。[7]
依马克思的看法，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8]。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赋予形式”，是指物质存在在人的劳动中获得一种异质于自身自然存在形式的易逝性和暂时性的新形态。可是，主体性的劳动活动本身并不能独立地实现物质塑形，它必须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工具与劳动对象发生关联才能得以实现。这样，塑形总是由劳动发动的有目的的物质生产行为。工具，通常是人的劳动功能的物性延伸，这种由主体劳动经由工具赋予对象物的非自然形式、结构或形态，中劳动活动的对象化物性实现。所以，所谓塑形即人类劳动活动为我性地改变物性对象存在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物质是不能创造的，但劳动生产却不断地改变物质存在的社会历史形式。人的劳动在生产中并不创造物质本身，而是使自然物获得某种为我性（一定的社会历史需要）的社会存在形式。[9]用海德格尔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话说，就是不让物以原来自然的形态“物着”（存在），而是将物经由“此在”劳作的上手中成为一种人的用在性[10]物质存在。其实，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通过生产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存在最基始的过程。
在很多年以前，我曾经指出过：“马克思最终超出旧唯物主义的地方，正是把社会生活的本质看成是实践的。社会生活的基础应该是人的能动的不断向前的实践过程，这也是人类历史生存的本意。历史的实质不是物体上年轮的量的增加，而是社会主体实践流动的创化绵延。所以，社会的本质不能仅仅停留在物的机械性上，而是要从革命性和辩证性的角度把社会存在看成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燃烧着的活火’。”[11]现在看来，这种创造性的“活火”正是劳动塑形。依马克思之见，在生产过程之中，只有人的劳动才可能主体性地使自然存在发生改变。历史性地看，劳动塑形的出场路径是多样化的：其一，长期的自然经济过程中的农林畜牧业生产与再生产中，人的劳动只是通过为我性的优选对外部自然对象进行简单的塑形，比如自然经济中对自然条件的人为舍取，使物种区分为益害群种，在益我性的物种中出现了家禽、畜牧对象和五谷粮食，人类也通过工艺劳动仿生性地创造了替代动物皮毛的衣物和替代洞穴的村落式宅所。更重要的方面，是劳动历史性的改变了人自身的存在样式，这是最大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生活塑形。这一点，也是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论说的重点。其二，在工业性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塑形不再表现为自然物质存在形式的选择性舍取和仿生性简单变形，而开始着眼于物质存在方式的质性创造。工业现代性的本质，是整个自然界成为人类劳作的对象（海德格尔语）。并且，在工业生产中，自然界不再是模仿的对象，而是被支配性和征服性重组的质料。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劳动塑形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物质存在方式。在这里，劳作中的创意想法变成了科学，物性操作的工艺转化为技术，工具则系统化为机器装置。工业物质生产之上，才有了完全基于人类劳动的“社会财富”（配第－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充分劳动分工和交换之上的商品－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方面是，在工业生产的后期，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创造性知识劳动的逐步地取代物性体力劳动的地位，成为直接生产塑形先行性系统操控和创造活动，而原有的物性生产则转换为技术操控和的对象化实现进程。在后工业生产系统中，知识性创意、原代码创作、简单复制性编程，再到数控操作和体力安装，生产劳动已经演化为一个复杂的体系，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劳动塑形的本质。与此相对应，机器系统已经生成为一个接近亚主体性的自动运作和控制母体（MATRIX）。
这样，以劳动塑形为原动的物质生产与再生产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确认人类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一般基础，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础性范式。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思考从一开始就是两种生产的观点，即除去物质生产之外，还有人自身的生产，后者在远古社会中往往居主导性地位。物质生产只是发生附属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两点是，首先，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劳动并非鲍德里亚所指责的那样，是社会存在和人类主体的确立性本质[12]，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生产劳动都只是社会存在和人类生存的基始性前提。[13]人之生存立足于生产劳动域，但并不停留于劳作之中，人类超拔于动物生存的更高生存之境恰恰都在效用性的劳作之外。在这一点上，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思考确有正确的出发点。只可惜路走偏了。[14]可是，在进入对抗性社会历史形态之后，统治阶级却将劳动生产变成了他们非劳作生存的物性踏脚石和人间地狱。其次，在人们一般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非劳作的主体性塑形活动也是生活情境的最基础性的行为，以及艺术活动的基础性物性活动。后者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主体活动场境。
二
关系构式（configurating）是指人与物、人与人主体际的客观关系系列及其重构（再生产）。[15]这是人类生存超拔出动物生存最重要的场境关系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海德格尔和广松涉，以及当代的拉康和鲍德里亚其实都是这种“关系本体论”。[16]我还认为，这是长期以来被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严重遮蔽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即生产关系的劳作和技术层面的协动关系。与有目的、有意图的主体性的劳动塑形不同，关系构式往往是呈现为一种受动性的结构化的客观结果。它既是社会生活的场存在形式，又是社会空间的建构。列斐伏尔后来的“空间生产”逻辑即是由此缘起的。可是，关系构式却是劳动塑形和其它塑形活动得以发生的必然历史形式，并且以社会先验性的客观条件出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进行劳动塑形活动之前。这二者的关系，也是萨特所关注的个人活动的生成性与社会实践惰性结构，以及后来吉登斯等人讨论的原动与结构的最初基始的关系层面。[17]
首先，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关系构式表现为劳动协动关系以及生产结果的客观关系系列。
第一点，如前所述，劳动不能离开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独立发生，所以，它只作为物质生产过程的原动因素在场。更重要的是，劳动塑形活动并非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活动，劳动总是在一种特定的人与被塑形物、劳动主体际关系构式的场域空间中发生，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认的劳动生产关系中往往被忽略了的基始性层面。生产关系构式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社会（阶级）关系，而首先是劳作的上手性活动之间的构式，即一种为我性功能与另一种功能的链接和接合。这就是劳动生产的客观关系场存在。在工业性生产出现之后，这种劳动协动关系直接实现的复杂的劳动分工与协作。历时性地看，上手活动的关联性构式，在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生产与再生产中，通常是以代际的劳动工艺经验来传递和重建的，而后来的现代性生产与再生产中则由技术参数来复现、保持和重构。
第二点，人、被塑形物，在一个特定的功能效用关系构式中被建构成一种社会存在的物性基础。其实，这个特定的人与被塑形物环环相扣的构式有序链接就是社会存在的直接物性基本构成，它的直接结果通常是作为生产结果的历史性的塑形物和工具的特定历史关系系统表现出来。在劳动过程中，一种劳动塑形必然与另一种塑形活动相关联，在劳动塑形活动之上又生成更加普遍的社会活动链，以形成一个人类生存的最直接的生活世界基础，并且，作为生产结果的被塑形物，总是生成于一种以人类生存价值为中心的为我性的效用关系构式之中，它们同样环环相扣建立起来一种超出自然物质存在的周围物质世界。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活动与上手物“环顾”而成的生活世界，或鲍德里亚所进一步勘破的所谓功用性的客体体系（物体系）。这种上手性的物性世界，在自然经济存在中，表现为优选和加工后的自然条件物，而工业和商品经济王国中，这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造效用物的经济体系。鲍德里亚在《客体的体系》一书[18]中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当然，劳动生产塑形活动的关系构式的发生和重构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物质生产早期，劳动塑形的构式是通过物性操作的递接性关联实现的，而在现代工业的后期，塑形则从劳作的具体操作转移为技术构式操作，今天则是电脑系统中的虚拟构式和编码过程。从一般劳动塑形活动构式到技术构式的转变，是劳动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飞跃。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转换过程。与此相关联，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劳动塑形物和工具系统的有序性当然也是异质的。在此基础之上，才会有人们其他的社会生活塑形和构式。
其次，关系构式也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建构形式。这是建立在上述劳动活动和被塑形物的关系构式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现代性经济关系的所指。必然专门指认的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所指认的社会存在中的物，并非社会生活中持存的物质实体（包括历史性的被塑形物、物性工具系统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客观附属物），而恰恰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历史发生的客观社会关系场存在。其实，固然，赫斯将交往视为人的类本质[19]是不科学的，但人的相互交往和共在的确是建构社会生活的关键性路径。特别是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在商品－市场结构中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大大加深了身处此山中人的物象化误识。
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已经提出过比较抽象和总体性的社会实践场的概念，当时我觉得：“提出社会实践场的范畴，并不意味着将这种场存在视为某种原初的基始存在，而在于进一步微观地确认社会存在中物质实体相对应的更为重要的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确认社会存在中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功能效应网。所以，所谓社会实践场也就是指社会实践中主客体相互建构作用，主体共振所产生的客观效应整体，这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实践作用场。”[20]我这里观点，应该被看作是上述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三
生产创序（ordering，构序），对应的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力概念。其实在很多年以前，我就反对过将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力概念误识为实体性的物性要素的做法：即将生产力视为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三种实体性的东西之和。这是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错误地挪用马克思《资本论》劳动过程三要素来诠释生产力范畴的结果。[21]其实，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是实体性的物性生产要素，而是生产过程现实发挥出来的功能性水平和程度的概念。与主体性的劳动塑形和关系构式不同，生产力总是指一定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客观地发挥出来的物质生产水平。在一定的意义上说，生产力恰恰是对劳动塑形和关系构式现实运作的物质生产过程所作的功能化历史抽象。这一点，从马克思最早接触李斯特和赫斯等人的生产力范畴开始就是如此。
在李斯特1837－1841年提出的生产力理论（the theory of powers of production）中，生产财富的能力远远重要于财富本身，“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22]这使得生产力的观点实际上第一次真正摆脱了对社会基础的理解中那种实体性的看法，确定了社会基础的功能性的规定。李斯特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看到了不同国家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力的不同历史性质。这也是他用以反对在发达资本主义与后进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进而提出贸易保护主张的依据。[23]赫斯的观点也很有意思，在他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确认为人的现实本质之后，他直接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共同协作与交往看作是人的社会本质，交往就是个人实现、发挥自己力量和本质的形式，也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24]这是对劳动生产中关系构式的一种不准确的表述，因为他主要关注的还是主体际关系，而完全忽视了人与对象以及被塑形物之间的关系性构式。在1843－1844年，赫斯指出：“人与人的交往越发达，他们的生产力也就越强大，在这种交往还狭小的时候，他们的生产力也就低下。”[25]如果说在李斯特那里，生产力的概念还只是简单地表征为一种抽象的客观能力范畴，那么在赫斯这里，他则在生产力的概念中加入了人与人之间协同活动的关系本体论的元素。这两种观点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马克思。
马克思的生产力观念，生成于他从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进一步确认了物质生产实践作为社会历史存在的第一层级的基始前提。这是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步。我们可以感觉得到，马克思第一次确认生产力概念时，就指认了人们的“共同活动方式就是生产力”，这显然是参照了赫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是社会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动力因素。
其实，也是在二十多年以前，我已经直接确认过所谓“实践构序”的观点。当时我提出：“在马克思的哲学新视界中，生产力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这说所谓生产力就是人类主体利用工具（人的自然器官的延长），按照自己的目的改变自然对象为我所用的特定能力和水平。在这里，生产力的本质既不是作为生产结果的对象，也不是作为生产中介的工具，而是人类主体自身的物质创造能力。那么，什么是这种‘从主体出发的’客观创造能力呢？我认为，这就是人类通过具体的实践历史地构成特定物质存在层系的人的社会存在的带矢量的有序性。”[26]现在看来，在马克思那里，这个生产力的概念恰恰是李斯特那种以现代工业性生产系统的功能水平为核心的综合社会生产力（他甚至将文化也包括在生产力之中），再加上赫斯所指认的人与人的共同活动的生产力（这缘起于斯密的劳动分工所突现的生产率），被整合为一种呈现现代社会存在特定有序性的生产创造能力。不过，马克思在1845－1846年他所创立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将其指认为一般社会历史存在和运动中，由物质生产创造的特定有序关系。[27]
与主体性的劳动塑形活动和客观的主体活动关系、塑形物的链接构式不同，生产创序是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活生生表现出来的特定组织编码和功能有序性，或者叫保持社会存在消除其内部时刻发生的坠回到自然存在无序性熵增力量的有序性负熵源。社会历史存在中的创序能力是由劳动塑形为主导的整合性的社会创造能力，这种创序能力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复杂化而丰富起来。我注意到，马克思在其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将生产力视一种生产过程综合因素所突现的创造能力。在今天，生产创序这种的特定的社会存在有序关系的生成，越来越从物性生产操作中转移到科学技术实践中。
四
社会结构筑模（modeling），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核心的生产方式概念一种现代重写。原来，我将生产方式改写为实践格局，目的是为了打破对马克思这一重要范式的石化的在者式的理解。在马克思那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对自然的有序关系（生产力）和人的生产主体际有序关系（生产关系）的特定构式是历史的本质结构，其中生产力创序与生产关系构式都不是孤立的物质实体，而是人们在实践中的客观性的创序能力和功能性有序结构。被塑形物质实体（包括构式关系中的经济后果）都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附属物”，就像马克思在谈到社会上层建筑及其附属设施一样。社会生产方式这一历史的特定有序结构显然带有主体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动因，不是主观动机，不是离开人的物体，也不是抽象的人类主体活动，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构成的社会实践的能动创序结构。在那时，我将其称之为社会实践格局。[28]社会实践格局正是一定“社会实践场”的支配性功能结构，也是现实社会生活发生特定实践整合的结构性制约基础。实践格局是社会历史的深层制约结构。我们说，实践格局表现为人类客观活动的关系构成，但这不是一种实体或实体连带物，而是一种功能性结构。生产方式并不是外在于人类生存的实在形式（结构），它本身就是一种有序构造。传统哲学解释框架在理解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范畴时，重蹈了牛顿的覆辙，即把物质实在的存在形式视为独立的实体构架。这种理解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实践格局即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人并不‘处于’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29]。因此，实践必然是一种带结构的创造活动及其客观现实，它当然就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来体会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是关系的总和”[30]，人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31]之类命题，也许会更深刻一些。实践格局是一种融于实践之中的功能结构，它就是构序活动，正是它不断创造着社会存在和历史进化的负熵源。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物质实体并不创造历史，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不创造历史，而是作为积极进行社会活动的人类社会总体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32]这也是我在20年前写下的东西。当时选用皮亚杰的格局一语，就是因为要避开对生产方式的实体化和非主体化的理解，那个时候，我的思想直接受到了科学结构主义的影响，所以，虽然也力图想使生产方式确立了一种非凝固化的动态功能结构，但还是多有构架式的痕迹。
筑模（modeling）一语是从皮克林那里挪用的，而现在我觉得用它来指认生产方式一词是更贴切的。因为，当下地、功能性地生成一种模式，可以更精准地呈现马克思生产方式观念的意思。当然，筑模也同样发生在更复杂的思想逻辑建构之中。
五
最后，才是我已经提出社会历史构境和思想构境。[33]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我将构境论表述为关于人的历史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34]正是在上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写中，我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塑形、关系构式、创序驱动和功能性的筑模之上的人的不同生存层级，以及与这些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生活构境。很显然，在当代思想的形而上学内省和焦虑中，人们因为担心存在变成石化的在者、概念变成死亡的逻各斯本质，于是做作地在存在和概念的文字上打叉（海德格尔的“删除”和德里达的“涂抹”），而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的重建。当然，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镜像[35]与伪构境[36]（幻象）同体共在的。这是一个需要仔细考察的更复杂的问题。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意识与思想构境的实现，其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恰恰是历史性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实践性的物性塑形、关系构式、存在构序和功能性的社会结构筑模正是全部精神构境现象真正的本体性依托。显然，真实的社会存在不是地理环境和作为肉身存在的人口，它是人们当下活动和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人的生活过程。当我们用人的对象化活动（生产）所环顾起来的物性附属物取代了社会生活本身时，我们已经错过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存在。的确在今天，日常生活的基底中实存着各种不同的可以离开人而独立运转的物性系统，如计算机系统、网络系统、水电力系统、电话系统、煤气系统等等（晚上当人们进入梦境时，它们仍然存在和运转着），可是，这些系统是人们构成自己社会生活的物性有序组织依托，可是，它们的物性存在并不等于人的社会生活本身，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与相互作用建构出来的生活场境（关系构式、存在构序之上的生活情境），如果没有支配和建构这种行为场域的功能有序性（社会结构筑模），这一切物性条件在生活世界的意义上就都是非存在的。为了更好地说明社会存在的当下建构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社会”在夜晚是不存在。因为，每一天的清晨，都是人们用自己的工作和交往重新建构起来的的社会生活情境和复苏起来的文化思想情境。这是思想构境论的生活现实基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的社会生活构境每时每刻生成着文化思想构境。
也由此，与现代性的结构主义逻辑不同，我提出的思想构境理论不再是停留在某一种线性关系系统的统摄、先在理念支配构架之中，思想构境即是完整的意识现象突现，它表明了一个人、一种思潮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37]原来康德式的科学结构主义的理性构架座架和索绪尔式的语言符号系统编码只是思想构境的一个简单性呈现，因为相同的理性构架与符号系统中，不同个人主体和群体的意识情境生成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可是，思想理论逻辑本身实现为特定条件下的认识与意识则更复杂得多。信仰、情感、价值尺度，以及个体或群体的隐秘心理情结，都可能是构境的偶发性主导因素。意识和思想构境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全景式突现，人们只是在写作、言说和表意情态中显现了其可明示的理性结构、逻辑意向和情感冲动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构境往往会是无意识发生的。其中，不可言明的各种逻辑射线在思想构境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思想构境论的新近理解中，我主要思考了理论逻辑构境的一些微观机制，如意识观念中的逻辑凸状（convexity）[38]与凹点关系，我用凸状概念来描述认识活动和理论逻辑中的一种突显的可视观点和可理解视区。相反，逻辑凹点即是不可视和隐匿盲区。以及在思想建构进程中，从一般的词语塑形，到概念创造的有序性新增（“负熵”），再到一定的理论生产方式的筑模，最终得以获得全新的格式塔思想构境。这与社会历史构境的发生似乎是同构同序的。所以，我原先提出的那个构境论的思想史构架[39]就会有一定的改变，在一个思想家早期的他性镜像阶段中，他对他人学术资源的使用和认同，只是停留在词语塑形和无思的挪用上，而在自主性理论建构中，他性学术资源开始成为思者有序性创造的逻辑筑模的有机逻辑构件，而只是在思想原创的阶段，才会通达理论的的全新话语构境层级。
我更有意思的发现是，在后现代思潮一类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正好出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异质性逻辑，即反建构主义的非塑形、祛序和解构。拉康、德里达和福科均是如此。而鲍德里亚的逻辑几乎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的整体颠倒。
【注解】
[1]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选择这五个概念的英译对应词时，同时使用了加“ING”的动名词。这当然首先是海德格尔那个“Being”的影响，此外，我还直接受到了当代科学社会学家、美国著名学者皮克林先生的启发。他在《实践的冲撞》一书中，使用了诸如筑模（Modeling）一词。皮克林自己说，他在《构造夸克》（Constructing Quarks,1981）中就已经提出，“科学实践是筑模过程（process of modeling）的核心”。参见[美]皮克林：《实践的冲撞》，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17页；第64－65页；第13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1页。
[3]因为，马克思在面对资本主义复杂的物化经济关系结构时，他突然意识到，从生产来直接进行批判是存在问题的。生产只是对象性的物化，作为主体活动的劳动关系才会历史地发生颠倒性的异化。当然，这里异化不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种本真类本质的劳动异化，而是现实经济关系中工人活劳动关系的颠倒和变形。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6页。
[5]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1页。
[6]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是人们熟悉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
[7]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曾经概括地说明过马克思从《1844年手稿》到《1857－1858年手稿》的思想逻辑：“在总体的哲学逻辑上，马克思的思路正好经过了从人本主义的劳动规定到实践，经过生产再回到科学的劳动规定的历程。换种说法，即从价值主体到历史客体再回到历史主体的逻辑演变。用图式表述如下：
1、《1844年手稿》：劳动（类本质）异化→复归：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主体、伦理的价值批判；
2、《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实践→人的历史本质→现实：感性活动、实践唯物主义、革命的现实批判；
3、《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生产→一定的社会历史生存→生产方式：现实的个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经济学的实证批判；
4、《1857－1858年手稿》：劳动（一定社会关系的本质）→价值（‘类关系’）→货币（物化关系）→资本：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学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9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1页。
[9]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年版，第630页。
[10]用在性，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广松涉将海德格尔的Zuhandensein日译汉字，此词的中译通常译为上手性。
[11]参见拙文：《论社会实践场》，《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
[12]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中译文参见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13]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特别是“我生产故我在”本体论逻辑的证伪，可参见他的《生产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而我对他的反批判，参见拙著：《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14]参见[美]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60页；[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7页。
[15]我不久前刚刚看到当代建筑学研究领域中的所谓“空间句法（Space Syntax）理论”。空间句法是一种通过对包括建筑、聚落、城市甚至景观在内的人居空间结构的量化描述，来研究空间组织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和方法（Bafna, 2003）。它是由伦敦大学巴利特学院的比尔•希列尔（Bill Hillier）、朱利安妮•汉森（Julienne Hanson）等人发明的。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构式（configuration）概念，它原来的定义是指“轮廓由其各部分或元素配置决定的外形”（据美国传统辞典），而希列尔将构式定义为“一组相互独立的关系系统，且其中每一关系都决定于其他所有的关系。”（Hillier, Space is the Machine: A Configurational Theory of Architectur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5）。这已经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式，它表征了从感性物质操作向关系性结构创序的转换。
[16]不过，拉康和鲍德里亚都是反建构主义的否定性的关系本体论，相对而言,拉康则更彻底一些，他将不可能性的关系视为存在之真，而鲍德里亚则是反对效用性的使用价值和经济交换关系，主张复归原始性的象征交往关系之境。关于他们的这一思想，可参见拙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7－19页；《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序》，《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
[17]参见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中译文参见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295页；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18][法]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1年版，第1－8页。
[19]赫斯：《论货币的本质》，刘晫星译，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181页。
[20]参见拙文：《论社会实践场》，《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
[21]参见拙文：《论社会实践场》，《江海学刊》1988年第5期。
[22][德]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47页。
[23]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157页。
[24]赫斯：《论货币货币的本质》，刘晫星译，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1页。
[25][德] 赫斯：《论货币的本质》，刘晫星译，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7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181页。
[26]参见拙文：《实践构序》，《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27]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
[28]马克思要自己的文本中，多用“交往形式”和“生产方式”一类词语，他主要想表征一种社会活动本身构成的动态功能结构。由于结构、形式等词通常带有静力学的意味，我才选用了“格局”这一范畴。也因为格局往往表示一种动态过程中形成的内在功能态势和非实体变化结构。在这一点上，我受到皮亚杰行为格局论（action-scheme，又译行为图式）的启发。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
[32]参见拙文：《实践格局》，《求是学刊》1989年第5期。
[33]参见拙文：《思想构境论：一种新文本学方法的哲学思考》，《学术月刊》2007年第5期；《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构境》，《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4]在2007年11月台北的一次关于学术范式与学科整合的学术讨论会上，当我提及自己的构境理论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时，台湾中央大学的一位史学界的老先生在提问中将我误指为“唯心主义”。
[35]他性理论镜像：他性是拉康意义上的支配性误认，这主要是指一个思考主体依附于他者观念时形成的结构化思考方式。
[36]关于伪构境问题，拉康的大、小他者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鲍德里亚的拟真理论中都有十分深入的讨论。而我在此处借喻和重新建构的伪构境观念，除去拉康、阿尔都塞和鲍德里亚意义上的反指性意识形态质询关系以外，还指涉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史环节，即一个时期中被人们假定为存在真谛和真理的东西，在新的存在层级和认知阶段上被重识为伪构境现象。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
[37]先在理性构架统摄论的典型体现，是在新康德主义潜在影响下，于上个世纪50～60年代逐步形成的一种认知结构理论。它由几条不同论域中的逻辑线索构成：一是当代自然科学史学方法研究中的突破性，这由波普开创的科学历史学派和法国巴什拉的新认识论科学观异曲同工地体认出来，前者由库恩抽象为范式说以描述科学发展的结构性“革命”；后者则由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说以概括常识与科学的异质性历史递进，这一观点后来为早期的福科用“知识型”理论和阿尔都塞的问题式理论所共同标识。二是结构主义思潮的逻辑线索，这由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皮亚杰为代表的科学结构主义共同突显，前者强调了语言符号自身差异性关系系统的共时性支配结构，而后者则主张认知主体不断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功能性认知心理匹配结构。与结构主义思潮相关的理论线索还有认知科学中的西蒙的符码产生式和乔姆斯基的深层语言转换系统。三是当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复杂性科学，在系统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的基础之上，耗散结构理论主导了一种功能性的动态建构存在样态和系统结构，这也是理性构架支配观在当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最早消解。在上一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先在理性构架论在所有领域遭到解构，库恩的范式说经过拉卡托斯的软性特设说明，最后死于费耶阿本德“怎样都行”的知识无政府主义；福科的知识型毁于他自己新的话语布展逻辑的“手榴弹”之中；索绪尔的语言结构消解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晚期巴特－克里斯多娃的互文观、拉康－齐泽克的大他者理论和犬儒意识形态之中。所以说，今天认识论论域也可以被指认为“后范式时代”。有意思的是，当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个“范式转移”的研讨会上提及“后范式时代”时，大多数与会的文史学者们都显得十分的惊悸和木然。
[38]凸状概念也是我从现代建筑学研究中引入的，凸状本是个数学概念。连接空间中任意两点的直线，皆处于该空间中，则该空间就是凸状。因此，凸状是“不包含凹的部分”的小尺度空间。从认知意义来说，凸状空间中的每个点都能看到整个凸状空间。这表明，处于同一凸状空间的所有人都能彼此互视，从而达到充分而稳定的了解和互动。
[39]参见拙著：《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7页。
（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