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百年华诞，我们不能不思索北大的传统，追念北大的先辈。北大的优良传统有两个突出的方面或基本线索：一是倡导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的两面旗帜，最初由陈独秀明确提出也是北大的传统典型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蔡元培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教育 家、学者兼哲学家他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由此开创了一代新风正是民主与科学传统的体现。北大成为我国学术繁荣、人才荟萃的最高学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蔡元培的卓越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二是传播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他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第一传人。李大钊是我国现代杰出的革命家、 学者兼哲学家。他与陈独秀同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现代 史上有“南陈北李”之称。两个方面的传统都渗透着爱国主义的精神目标都在使中国人民彻底 摆脱长期遭受的压迫和灾难使祖国富强民族振兴。蔡元培和李大钊都是极富热忱的爱国主 义者。同时两个方面的传统又是相互推动的。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他所倡导的民主作风和科学态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占领阵地促进了李大钊等人的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广泛展开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也给北大的民主运动、科学 事业以及整个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两个方面传统的相得益彰对中国的革命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使北大的历史熠熠生辉。
这里只是就第二个方面的传统谈谈李大钊哲学思想的若干特点和至今可以吸取的教益。
李大钊于1913至1916年留学日本期间就积极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1917年冬来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后转为教授。他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朝气蓬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更促使他从革命民主主义率先转向马克思主义，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8年下半年，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和劳工阶级。接着又于1919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在我国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他先后发起成立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和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从1920年起他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要论》、《史学思 想史》、《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等马克思主义的课程或讲座。他不仅从正面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积极投入社会思想领域的斗争对各种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潮开展了批判与胡适进行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多次的论战中探索和阐述了有关中国民主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成为倡导和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先驱。在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与陈独秀相比在某些声望与影响上虽有所不及，但他有独特的哲学深度，理论上更为坚定而很少教条主义的痕迹。在党成立之后，他投身革命实践，深入工农和学生群众，多次亲临现场，实际领导和组织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从而遭到反动势力的记恨。1927年4月他被军阀逮捕，在严刑折磨下坚贞不屈，大气凛然，最后从容就义，时年不过38岁。鲁迅曾将他的著述誉为“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 上的丰碑”。
李大钊曾以北大为基本阵地，不遗余力地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和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曾经积极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我国随后涌现的一代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蔡和森、瞿秋白等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从李大钊崇高而短促的一生中从他卓有成效的哲学理论与实践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至今发人深思的鲜明特点。
一、倡导青春精神，为“青春中华至创造”而奋进的胜利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自古对人类文明有过辉煌成果和巨大贡献，但字近代以来，我们的国家在经济、文化上渐趋落后，备受列强欺凌而灾难深重。辛亥革命以后又屡逢封建专制复辟和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民族危机仍日益加深。针对帝国主义者诬我民族衰落、国内不少人缺乏民族自强心理的状况李大钊还在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独具匠心地提出了“青春中华之创造”的要求与号召，把这看作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历史使命。他认为依据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这一使命的实现必然经历许多艰难曲折，因而必须百折不挠地为之奋进。尽管对于依靠力量和采取的方式，他经历了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但他创造青春中华之抱负却是矢志不移的。他始终以卧薪尝胆、坚韧不拔的毅力去实现这种理想目标。1916年9月他在 《新青年》上发表了富于新时代气息的雄文《青春》。这篇文章曾被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村夫预言为一篇“震动中国民族魂灵”的论文。它曾激励许多青年对“青春中华”的美好憧憬引 导他们走上改造社会、振兴民族之路。文中表现出一种颇具特色的青春哲学包含着十分精辟而富于启迪的论点。
（一）把握今天抓住机遇
他把整个宇宙看作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和新陈代谢的演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对于时间和今天的把握因为时间与空间不同它是一去不复返的。他指出“宇宙大化刻刻 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又说“世间最可宝贵的 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 为渊源。”由此他批评了“厌今”、“乐今”而不知“惜今”的倾向他鼓励人们“惜今”“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想‘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所以他特别强调把握奋发图强的机遇, 尽现实的最大努力,以实现创造青春中华的理想。
(二)尽其所长,造福人群
以青春的宇宙观为基础他又倡导青春的人生观。宇宙的青春既然是无尽的，人的青春是无尽的应当以“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他认为，人生的价值就在于尽其所长有益于社会造福于人群。人应当“为其所当为所可为，所能为”。“盖人生之 有价值与无价值有意义与无意义皆在其人之应其本分而发挥其天能与否，努力与否，精进与否。”所以，他总是鼓励国民和青年，贡献自己的才智与力量，努力奋斗实现人生的最高价值。
（三）珍视青年，寄以厚望
青年是改造社会的中坚、振兴民族的希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都很重视青年的责任和作用。由陈独秀创办、李大钊参与编辑的著名刊物起初命名为《青年》后又改名为《新青年》。 李大钊把人的青年时期看作人生的最好时，期即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因此他指出 “人先失其青春，则人无元气，国家丧其青年，则其国无生机。”他还一语破的“青年者国家之 魂。”不过李大钊所说的青年与老辈并不是单从年龄上说的。他说“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他希望人们都有一种青春的活力，能够“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特别蔑视权富，即权势与黄金，认为权富与青春不并存“优于权富则短于青春”。他希望青年摆脱各种浮世陈俗的束缚，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
总之，为了青春中华之创造，他向人民和青年提出的号召是“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种万古长青的青春之气正是我国传统哲学中自强不息精神的发挥它是李大钊日后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慷慨捐躯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先进青年和北大人精神风貌的底蕴所在。
1981年，北大学生有感于中国男子排球队在香港顽强拼搏和转败为胜，四千多人聚集游行，高唱国歌，振臂呼喊我们民族在当今时代的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岂不正是当年李大钊倡导的青春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扬？！
当前，我们处于两个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们正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扬帆远航实现经济腾飞中华富强。我们民族的千年梦想李大钊的“青春中华之创造”的理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人的手中逐步实现。一百年来由于内部或外部的种种原因我们民族曾多次失去实现现代化和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造成了经济上长期落后的局面。痛定思痛，我们应当学习和发扬李大钊倡导的青春精神，牢牢把握当今空前良好的实现经济腾飞的机遇，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在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北大肩负着教育青年、培养人才、繁荣学术、提高民族文化水平和素质的崇高使命。 面对市场经济和现实生活中某些甚嚣尘上的权富之争、追求名利和物质享受的社会风习，我们应当尽力维护学术、文化圣地的尊严，以崇高理想、青春之气为精神支柱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努力塑造富于时代气息的民族魂，自觉抵制并扫除各种腐败、颓废和消沉之风克服各种困难和动摇矢志不渝地为经济起飞、文化复兴、政治民主、民族振兴而齐心协力地尽其所长、为所当为。
二、倡导中、西思想融合，走综合创新之路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学东渐和东、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我国学术文化领域发生过东西文化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李大钊专门进行了东西文明的比较研究，差异提出了一系列见解，这都属于学术探讨的范围。但他有一个基本态度，即既不一味地赞美西方文明而一笔抹煞东方文明，又不固守东方文明而排斥西方文明。他说“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因此他主张并倡导东西文明之间的互相调和与融合。就哲学上说他本来就继承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的相反相成、和而不同的思想，比较强调矛盾双方的和谐。他指出“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 荡漾而出者。”对于两种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作了甚为生动的比喻和说明“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此可见，对待不同类型和派别的学术或文化，他与蔡元培持一致的主张即“圆通广大，兼容并包”使之互相取长补短，互相融合。李大钊本人的学术研究活动就是在实行这种融合。比如他早期的青春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哲学的某些合理成分、西方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辩证法思想的融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也努力融合了古今中外各种哲学派别中的合理因素。尽管他的这种融合工作还包含着某些缺陷，甚至包含某些唯心主义的杂质，但他是在融合中西的合乎辩证法的方向上前进的。
更重要的是李大钊的思想和主张并没有停留在东、西文明的调和、融合上。十月革命后，他进一步认识到要挽救当前世界面临的危机，单是东方文明或西方文明或二者之间的调和都还不能解决问题，而需要实行东、西方文明融合基础上的第三种文明才能担负时代和历史赋予的重任。这就是说，要在东方封建文明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外创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这是他在当时讨论东、西文化关系的同辈学者中高出他人之处，也是他之所以能首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
李大钊的主张至今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经济、政治与文化应当是协调发展、互相促进的。就整个国家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时不能离开整个人类文明的成果。 因此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就至关重要而又相当复杂，以致也曾发生反复的争议。我们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文化本土化的片面性倾向同时，也不可忽视排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错误倾向。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融合中西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使我们所建设的文化既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只有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才能适应并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多种经济的繁荣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从事文化教育的学者或个人来说特别是在哲学、人文科学领域也有一个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十分 必要的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先进的世界观、方法论起指导作用而不能作为某种固 定的教条或框架去限制或代替学术、文化问题的研究在专业性的学术领域内应当努力使中、 西文化的优秀成果互相参照、互相沟通、互相融合在这个基础上开展创新性的探索。实际上一百年来在北大出现的许多斐声中外的学者、大师们都有融合中西、博古通今的特点，因而在专业研究领域内显得功底深厚、造诣非凡。当前我们的不少学者也是继承了这一传统特色的。但也应当看到我们存在的问题。在哲学人文科学领域且不说与理科各系之间，即使在同一系科之内，也常常发生“隔行如隔山”的感叹。比如说研究中国哲学的往往不懂西方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的又往往不熟悉中国哲学。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人有些满足于一般原理或原著的了解，往往既不熟悉中国的传统思想，又不熟悉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与现代成果。这样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就不免视野狭窄、思路单一很难触类旁通、游刃有余地进行综合性的比较和创造性的研究，甚至容易陷入贫乏、停滞、僵化的境地。造成这种状况，固然与我们的某些社会历史条件有关，但也与我们的某些教学制度、指导思想有关。要改变这种状况，维护北大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水平，需要狠下功夫。我认为，至少在哲学、人文科学领域内今后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研究生培养以及文科综合试验班等方，面都应当考虑沟通文、史、哲，沟通中西文化，着眼于综合培养提高比较和创新研究的能力。在研究生论文答辩、师资培养、高级职称评定等方面，应当在知识领域、学术视野和外语水平上从严要求。当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和中国化。这是时代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开放的理论形态，随着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向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转变，它有一个从经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问题。同时，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就必须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相结合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使之真正具有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从而有力地指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并且为广大人民所乐于理解和把握。 我们既要立足于本国、本民族，又要放眼世界面向全球，努力融合中西哲学与文化，勇于突破某些僵化的模式或框架，突破某些“禁区”、“险区”或“难区”勇于探索和综合创新，这样才能逐步形成无愧于我们时代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的新形态。
三、倡导历史观与人生观的统一，重视人生修养
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而且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则十分注重道德践履、人生修养。李大钊一生的活动是试图把这两种特点融为一体。他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点是唯物史观。他宣传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且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研究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参与各种社会思潮的论战指导实际的革命运动。他是卓越的理论家又是坚定的革命家，同时他追求道德理想讲究人生修养，躬身实践，言行一致。他使革命、治学与做人三个方面 高度统一起来达到了一种比较完美的境界。正如陈独秀对他的中肯评论所说“……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他对同志的真诚也非一般人可比。”他的高尚的品格和魅力，当时的人们没有不佩服的。就连他的政敌也只能攻击他的政见，甚至夺去他的生命，但对他的道德人品却无可挑剔。 如果说，李大钊在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试图把人生的规律与宇宙的规律统一起来，主张青春的宇宙观与青春的人生观的一致，那么在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便进一步把人生的规律与历史的规律统一起来，主张唯物史观与革命人生观的一致。
李大钊在当时的学术界，不仅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史学家，在史学方面他有精湛的研究，造诣颇深。他的唯物史观的坚定立场有着深厚的史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他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倡导史学革命批判旧的史学和各种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力图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就是他的一部比较成熟的史学，概论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李大钊的理论、教学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人生观、人生修养问题。他认为，一般地说学问的用处很多“但是，最要紧的用处是用它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我们要研究学问，不是以学问去赚钱，去维持生活的，乃是为人生修养上有所受用”。在实际教学中，他更特别强调历史观与人生观的统一。他一贯坚持的思想是：“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因为正确的历史观是人生的依据，在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河中，若不弄清历史的趋向，则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所以他认为，正确的历史观和深入的史学研究是十分有益于人生的。
（一）现代史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循环、停滞的，不是逆返、退落的，而是作螺旋状的前进运动，说明前途是光明的。这正是唯物史观所要揭示的历史趋势。因此马克思给了我们一种新的历史观，也就给了我们一种“乐天努进的人生观”。
（二）研究历史的目的还在于，进一步发现历史的法则而历史的法则，可以预示未来的新世界就，可以帮助人们寻找前进的道路。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谈到，鼓动人们研究历史学的兴趣，也就是鼓动人们“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
（三）史学研究对人生的重大影响，还突出表现在“史学能陶炼吾人于科学的态度”，而“所谓科学的态度有二要点：一为尊疑，一为重据，史学家即以此二者为可宝贵的信条”。这种怀疑、批评、求证的工作就可以培养、训练人们脚踏实地去研究去寻求真理。所以他说“科学的态度造成我脚踏实地的人生观。”
总之，李大钊把人生观看作哲学的一部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特点，无疑可以看作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尝试，至今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长期以来国内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中一般都不包括人生观的内容，大都着重讲物质或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不大涉及人本身。国外的一些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派别虽然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但也并不关注人伦关系和人生修养。然而现代中国和北大的一些老一辈学者却比较注重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比如蔡元培先生曾经为学生编写修身教科书。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形成的“新理学”体系中就有专门讲人生哲学、人生境界的部分。张岱年先40生在年代所写的“天下五论”的哲学论稿中就包括《品德论》部分试图把唯物论、辩证法与人生 道德理想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体系。可见李大钊把历史观与人生观统一起来，把人生观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据的，而且可能更有利于履行马克思的名言“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在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李大钊的观点和做法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至于他把历史唯物论的研究奠定在史学研究的深厚基础上，并且言行一致讲究治学与做人的高度统一，使专业与道德共同臻于至善的境界，就更值得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效法和学习了。
自李大钊在北大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整整80个春秋了。北大始终有着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光荣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在北大的校史上都可以找到光彩的印迹，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某些曲折历程也在北大有过深刻的反映。回顾百年沧桑我们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肯定重大成绩，也要记取沉重的教训，看到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既有利于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研究，而功利主义、短期行为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不无冲击。同时，知识结构老化、理论观念陈旧、外语水平偏低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长此以往，很难适应时代发展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中国化的要求。
当年，李大钊在北大是迎着许多挑战，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得很有威信，研究得很有特色的。今天北大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拥有一支长期形成的队伍，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拥有图书资料和国际信息的优势，并且拥有研究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但我们也面临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们应当学习李大钊等先辈人物，迎着各种挑战，振奋民族精神，改变某些落后局面，重视和选拔新生力量，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全面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在融合中西思想、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地开展创新性的研究。北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发扬长处，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甚至形成自己的学派在理论、学术的探讨上切实地展开百家争鸣，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和中国化的事业中，应当培养出一批新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培养出一批像李大钊所说“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学者、大师来。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录入编辑：佳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