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0年代末开始，“全球化”问题就取代后现代理论，逐步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的一个新热点。随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政治上跨国联盟、共同体的形成，国际互联网的方兴未艾，全球化问题日益在经济、政治、文化、伦理等各个领域凸现出来。而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交融的过程、趋势和结果。所以，研究各主权国家的交往行为，不同民族、种族、文化间的交往方式是分析全球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而在交往问题上，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过不同的分析和界定。本文拟以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交往观为出发点，从其各具特色的交往观延伸和梳理出他们不同的全球化理路，为分析和把握当今的全球化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域。

 

一、     交往观：生产关系与语言互动

 

在传统的历史哲学里，交往问题，虽已有一些思想家涉及，但还缺乏完整的论述。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交往范畴却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交往理论集中表述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简称《形态》）中。在深刻阐述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思想的《形态》中，两位导师多处运用交往范畴，含义甚广。如个人之间的交往、民族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等。但不管“交往”的含义范围有多么广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交往的核心理解是物质交往，即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物质交往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它受生产力的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人物中的重要代表。“交往行为理论”是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是他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依据。他所说的“交往行为”是主体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一种相互作用。这种交往行为是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以确立统一、有效的社会规范。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的核心。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作了语用学的解释，目的在于从经验过程的角度来分析理解过程的超验性，从而确证交往的社会本体论意义。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虽然在历史变革的意义上都确认了交往的作用，都谈到了微观行为的个人交往与宏观历史的社会交往，但他们共用“交往”这个概念所表述和指称的内容与实质是不同的。微观地来看，哈贝马斯的个人交往，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在语言上的交往，目的是为达到理解，形成以共同意志为基础的有效的社会规范，使整个社会的交往行为越来越合理。马克思所主张的个人交往，是指现实中的个人，即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个人的交往。这个交往既包括物质交往，也有精神交往，二者都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

宏观地来看，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在于劳动和交往行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规律，并肯定后者起着比前者更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片面追求工具行为的合理化，致使技术问题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社会进程相冲突，更要求人们道德——实践意识的提高，使公众能自由地讨论和交换看法，形成共识，通过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来拯救我们的生活世界。所以，在社会改革方案上，哈贝马斯也诉诸于两种知识的内在增长：一是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的侧度内，提高技术和组织的知识；一是在交往行为的侧度内，提高道德实践意识。据此，哈贝马斯批判马克思没有对交往行为和劳动的联系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把交往行为归之于劳动，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于工具活动。“这种工具活动成了一切范畴产生的范式；一切都熔化在生产的自我活动中。因此，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联系的天才洞察也就随即受到了机械主义的曲解。”[[3]]

马克思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来说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主张前者决定并制约着后者。马克思对“交往形式”的表述在许多方面是指一定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总是同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相联系，由它产生并受到它的制约。同时，交往形式也制约着生产力。所以，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人类的社会交往形式主要表现为血统关系的交往。近代西欧随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人类的社会交往形式主要表现为商业、贸易等形式的经济交往活动。同时，交往形式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一系列地理新发现，世界市场的开拓，使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商人资本迅速发展，而这些资本又通过充满着征服、压迫、劫掠和屠杀等暴力剥夺的交往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世界市场，使封建的生产方式逐渐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人类社会历史就在交往形式与生产力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中进展。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交往形式就会逐渐地成为桎梏，要让位于新的交往形式。但是这种更替或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不是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所以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只有当旧的交往形式已被新的交往形式排挤，那些旧的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才能诉诸于革命的手段被打倒。

哈贝马斯是把其抽象的交往解释性模式与具体的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体现了其道德实践哲学的特点。他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并强烈地意识到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他想通过人们道德意识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方法是软弱无力的。因为知识的内在增长确实能使人类运用理性去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但问题在于良好的社会规范能否解决社会制度层面的问题。

以法律制度为例，马克思在《形态》中谈到私法问题，认为私有制表面上是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这个概念对于所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即他的（滥用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对他的意志的关系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换的过程中并且不以权利（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4]] 也就是说，仅仅从人们的意志、意识出发来考察社会规范、法律制度，会形成一种幻想，好象这些规范制度的建立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不知道个人的选择总会受到一定阶段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制约。所以，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5]]

可见，交往行为在哈贝马斯和马克思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哈贝马斯的“社会实践”虽然包括“劳动”与“相互作用”两个维度，但他把劳动与相互作用割裂开，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看作与物质活动无关，认为“语言交往”中产生的互动力量才是社会进化最重要的动力。而马克思则更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他认为劳动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技术关系”，而且还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劳动既是物质生产活动，又是交往形式的基础。所以，二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交往行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哈贝马斯是在人们日常语言交往行为中形成社会规范的层面上讲的；马克思主要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形式的这个层面上讲的。二者有交叉的地方，但更多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个概念。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比较重视，认为马克思交往观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交往形式”，即后来的“生产关系”概念上，忽视了马克思丰富而深刻的交往思想。马克思在这里频繁使用“交往”和“交往形式”，与他集中论述“世界历史”思想并不是“偶合”，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交往思想除了具有“生产关系”的含义外，还有一些其它特点：1）它含义广泛，包含经济、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交往活动；既有物质交往，又有精神交往，是一种多方面、多范围（包括民族间、个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2）它重在“相互作用”，更具有主动性，是一种动态的范畴；3）正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普遍发展，才使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因此，对于马克思的交往观，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多面挖掘。

 

二、全球化理路：“世界历史”与“世界共同体”

 

交往观不同，必然会延伸出不同的全球化理路。马克思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为规律延伸出的全球化逻辑是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哈贝马斯通过他的交往行为理论试图建构的是一个没有强迫的，但又能保持民族国家主权独立的理想的“世界共同体”。

世界历史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规律为依据，科学地预见到，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竟争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并且可以经验确定的事实。他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6]]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的改变或加强，使各民族之间日益开放，互通有无，一国的机器发明或经济政策，马上会影响到他国的经济发展或政治政策，整个历史就不再是个体独国家发展的历史，而变成一个互动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历史。而且，这个转变不是精神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已变成现实生活中每个民族都可以实际体验到的事实。

实践向历史证明，马克思的这一科学预断在现实生活中已逐步应验。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时代的趋势和潮流。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相互投资及跨国公司的成立，使得一个牵涉世界各国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尽管这个体系还有许多弊端和不公正之处，但它在跨国配置生产要素、进行全球分工等方面起了实际的作用。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的互通有无，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转移，更使各国经济处于一种相互依存、渗透的互动关系中。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然，经济全球化时代并不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阶段。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但象征着民族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而且它还有消灭异化，实现个体解放，使原先具有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的维度。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必然导致普遍交往的形成。而普遍交往又必然会促使交往中的人们发现，“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和民族变革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就是使原先具有狭隘地域性解放意识的个人为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实现普遍解放的真正个人所代替。可以说，这才是马克思在描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真正目标和理想状态。即真正的普遍的个人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

但是，仅靠交往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实现这种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提出还必须依靠共产主义运动，即“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7]]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使人们不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而变成世界历史性的存在；2）要建立普遍交往，使各民族处于相互依存、互动的连带关系中，特别要在各国、各民族的生存状况，革命信息等方面有所了解、沟通；3）无产阶级必须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存在。他们不仅受本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受到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各国资本的奴役，无产阶级永远处于一种工作不稳定、异化劳动的状态中。在这三个条件中，马克思非常强调第二个条件，即通过民族间的交往，使市民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共同生存境况，促使他们统一的革命意识的形成。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为，形成政策性的共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哈贝马斯不是以废除，而是以保持和稳定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

在《形态》中，马克思多次谈到普遍交往，特别肯定了通过生产和商业的相互往来，使城市间、民族间的市民相互传递革命信息，共同感受被压迫的生存境况，从而促进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作用。如马克思在谈到市民阶级、无产阶级形成的时候，都谈到交往在这方面的重要作用。“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知道了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性居民团体中，逐渐地、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8]]两大阶级的对立和产生，也是随着城市间交往的密切，使得面临着同样条件，同样对立，同样利益的人聚集起来，形成集团。不同集团由于分工和资本的相互吞并，最后形成有产和无产的两大对立阶级。至于马克思所向往的世界历史理想更多的也带有这种逻辑。即“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9]]可以说，通过对自己生存境况的跨国了解，认识到自己“没有财产”的共同命运，从而激起革命的意识，是马克思普遍交往的根本目的。这样，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在各民族的响应下一举成功。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在后来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当时俄国的革命形势时，马克思依然认为，俄国这个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特别是在接到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号之后，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所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充分地表现出其交往观的特点：一是注重交往形式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另一是对普遍交往促使革命爆发，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乐观自信。三是消灭异化，实现个体的全面解放，使劳动转化为真正的自主活动，个体间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真正主动参与的交往。

哈贝马斯对全球化问题的思考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是密切相关的。1997年9月25日在奥斯陆大学威廉·欧伯特的讲座上，哈贝马斯就作了题为“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问题”的报告（现收在《全球化与政治》一书中）。2001年4月哈贝马斯来华讲学时，又作了一个“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报告。从这些报告和他的其它一些相关文章中，可以发现哈贝马斯更多的是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在政治、文化的层面上，探讨全球化问题。他对全球化问题的描述、担忧及提供的解决方案，都带有其交往观的特色。

哈贝马斯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使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种“国际性”的交换体系模式。尽管世界经济制度的这种结构性转变刺激了各国经济的增长，促使社会富裕、繁荣，但又不可避免地给各民族国家带来一些不受欢迎的社会和政治的副作用，如破坏了社会福利国家方案；破坏了自由的政治文化，背离了民主制。在哈贝马斯眼里，社会福利国家实行的政策尽管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但可以说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难以维持保护主义政策，那么，曾一度实现的社会福利国家妥协的历史局面将会告终。这样，各民族国家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把市场的配置和调节功能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结合起来的二难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把以前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内的经济效率和自由、社会保障等问题放在全球的范围内考虑，如何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政治共同体，实现一种“全球福利体制”？这才是哈贝马斯思考全球化问题的重点。但就目前形形色色的跨国机构或组织来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欧盟、联合国等等，哈贝马斯认为它们都“缺少一种能把受市场调节的跨国流通所造成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内的政治合作模式。”[[10]]

一句话，哈贝马斯所担心的是：全球化会使各个国家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等方面受到损害。由于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民族国家的决策政体会逐步转移到由国家间、各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也可以称作“地球村委会”。地球村委会虽然会在一方面促使资本在世界漫游，开辟不受限制的市场，给各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份额，但同时它也使各民族国家面临着失去自我控制和民主亏空的危机，即失去充分利用本国经济的税收资源，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面对这一挑战，哈贝马斯提出，要反对两种极端做法：一种是赞成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主张民族国家无条件地听命于一个借助市场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一体化；另一种是本领域化派别的观点，主张闭关守国，反对多样化、外来化、全球化。前者完全自由化的世界经济将会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急剧增加、道德标准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等后果。后者更是早为历史所证明的阻碍社会进步、国家繁荣的保守策略。面对这种僵持局面，哈贝马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在民族国家之间形成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它既可以平衡和补偿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又可以不失去民主的合法性链条。哈贝马斯很看好欧盟这个组织。认为欧盟可以超越目前国家联盟的现状，作为一个不是世界政府但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世界内部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跨国政治合作模式是把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拥有民主立法的共同体的成员，各成员可以在政治意志的构成方面，在世界经济秩序的政策方面，形成一个所有参与者共同期待的利益均衡模式。而这样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体的形成，关键还在于各民族国家人民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共同性、集体命运的相关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共识。只有各民族国家把自己视为一个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顾利益的共同体成员，世界公民意识才能形成。真正的跨国政治合作模式只能依靠各主权国家的自主、自愿，通过交往，达成共识，并把这种公共的意识程序化、制度化，才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与民主的二难问题。

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反对霸权主义，主张以宽容、开放、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的态度来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明确提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论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11]]

总之，哈贝马斯全球化逻辑的一个理想方案是：一个不要世界政府，却又能实行世界内部政治；既要和谐，但又不要强迫的一体化；既要去逐步克服社会的分化和分层，同时又不损害和影响文化的独特性。这个理想方案实际上是哈贝马斯用于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交往行为理论方案的延伸，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建立在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上的互动结构转换成国家间或国际间关系的交往结构。它们的媒介和目的是一样的，都在通过普遍的民主，用对话、交流的方式，来寻求一种交往合理性，一种政治上强大的世界公民的自我意识，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基于上述，我们发现，时代背景的限制使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以其不同的交往观延伸出差异的全球化理念。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注重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相互作用，渴望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各民族国家能通过传递革命信息、了解各自的生存境况，促进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成功。一旦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成功，被压迫的异化的个人获得解放，历史才真正进入世界历史的阶段。而哈贝马斯面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注重建立在主体间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渴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通过交往理性，促使兼顾相互利益的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一种世界主义民主制度的形成。它既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又能兼顾各主权国家的利益、要求和文化的独特性。

 

三、评析两种全球化理路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只代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全球化理路，尽管世界历史的美好远景依然是我们心中的理想目标，但历史实践已向我们证明，通过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来实现个人解放看来已成为历史的话题。哈贝马斯对全球化的思考及为之提供的理想方案是一个颇带“折中色彩”的理念。他的交往理性方案只为解决经济全球化后果问题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就其现实的可操作性方面来说是无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是怎样的？如何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等将会是我们持久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为了避免离题和混乱的比较，笔者首先澄清一下对“全球化”这个主题词的若干观念，然后简要比较和评析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在各自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路。

首先，国际化不等于全球化。国际化是指依然局限于领土、地域等因素，在几个大的洲级经济集团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它“不是全球的，而是限于地区、发生于各洲内部的经济交融程度的提高，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中心——边缘模式”[[12]]。全球化是指不再以领土、地域等空间因素为限制，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前提下，许多企业能超越距离的限制，利用各个国家或各个生产基地彼此相争而获取利益。此外，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及由此产生的全球风险、跨国康采恩势力的增强都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起了促进作用。

其次，笔者认为，一谈到全球化，应分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全球化的现象、问题或趋势。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说，一个全方位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但目前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些全球化趋势、现象却已出现。比如，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全球化的环保与生态问题、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以及作为强权政治的世界主义伦理的出现等等。二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人文关怀和哲学反思。如对未来合理的全球化过程的世界图景的设想；对全球化过程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的忧虑与思考；对是通过革命还是通过对话、民主协商进入全球化时代的选择等等。

从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全球化理路来看，他们思考的不仅是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活动，而且还立足于全球，建构一种未来世界的交往图景。从马克思建立普遍交往的根本目的来看——实现普遍的个人的解放，马克思不是局限于领土、国家的地域内的个人解放，而是追求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超越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人类的解放。因而，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就是一种全球化理路。马克思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举革命成功，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世界图景。哈贝马斯坚持重视个体解放、民主的精神，在他的全球化理路中，他立足于全球的立场，担忧与思考的是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民族国家主权的独立、竞争的公正、文化的差别性和独特性。他的交往理性方案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两难困境而设。所以，在这里，笔者是在上面所提到的第二个层面来比较二者的全球化理路的。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全球化理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例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不但对1845年欧洲革命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还深刻影响着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都曾被马克思所设想的美好的世界历史的目标所鼓舞。可以说，马克思为当时贫困交迫的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解放自己的革命道路。直到今日，马克思所提供的普遍交往下的全人类的解放依然是我们所向往的美好理想。哈贝马斯从其交往观中延伸出的全球化理路，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比如，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后果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所设想的世界共同体，在坚持全球化的同时，又能兼顾各国的主权、民主、文化的独立性，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也是结合当代历史特点的一种理性的思考。哈贝马斯为全球化所思索的发展方向也是值得重视的。

但二者的全球化理路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理想的、乌托邦的色彩。其具体表现就在于他们为实现各自的全球化理路所设想的方式或借助的媒介上。尽管马克思多次强调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前提，但他还是过分夸大了政治革命、交往形式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尤其是他过早、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认为通过革命信息的传递、交流，促使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一举实现就能达到世界历史阶段，这个设想是不现实的。从当前各国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和革命意识来看，马克思的这一设想也不太可能实现。但马克思关于实现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目标，从长远来看，则将保持永久的魅力。哈贝马斯试图建立世界共同体的媒介是语言，通过各成员国的民主协商、交流，兼顾相互利益，形成全球性的政策共识，以这种话语共识或世界公民意识为依据，规划合理的全球化过程。但问题是，仅有话语共识或世界公民意识并不能对全球化产生实际的作用。因为，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都需要制度。如何能将全球的话语共识形成制度是个关键？谁来监督这个制度的执行？正如卡尔·施米特所指出的：“民主的中心概念是人民，而不是人类。即使民主真的应当成为一种政治形式，那也只是一种人民的民主，而不是人类的民主。”[[13]]也正如德国的全球化问题专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如果缺乏一种政治上强大的世界公民的自我意识，以及相应的全球市民社会和世界舆论的机构，那么，（即使有种种制度方面的空想）世界主义民主将只能是一种（必要）的理念。”[[14]]这些就是哈贝马斯的全球化理路所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他的交往理性方案具有乌托邦色彩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交往、话语共识在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忽视甚至低估了各成员国的现实情况和复杂性。

总之，不管我们是欢迎，还是否定，全球化浪潮似乎已迎面而来。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为我们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全球化理路。在这两种美好的未来世界图景中，我们始终不该忘记的是：理论要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探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