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对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界各国的学者对这场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应对之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但着重的是经济政治方面的角度，而从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明显不足。本文着重从伦理文化的角度加以探讨，并根据当代中国的国情提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伦理文化对策。
一、金融危机也是伦理文化危机
（一）金融危机是综合性危机
金融危机的产生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探讨金融危机的根源，必须全面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金融危机，必须重温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段经典论述。恩格斯在他的1890年9月写给约·布洛赫的书信中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 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 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 即历史结果。” [1]在这里，恩格斯表达了三个紧密联系的重要思想观点：
第一，历史中的决定因素不是一个，而是多个。
第二，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
第三，历史的结果是各种合力的结果。
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得到了现代学者的佐证，一位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后明确指出，金融危机“不可能是一个原因导致的，而是两到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所致。不同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发展”。[2]那么，这些多个决定因素是什么呢？一般来说，可以分为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
一些学者从经济因素层面分析，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性，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美国经济政策等。一些学者从政治因素层面分析，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不力以及美国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了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但很少上升到文化层面，对此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二）消费主义是金融危机的伦理文化根源
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在美国，贷款买车买房购物是很普通的事，几乎人人都要经历。但由于贷款者的经济收入状况和信用等级的差异，又区分为不同的情况。收入不稳定或无收入的人因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的原因，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许多以次级信用贷款者为主要客户的贷款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惜采取购房“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甚至编造虚假信息使不合格借贷人的借贷申请获得通过。而一旦经济发生波动，大批次级信用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时，次贷危机开始逐渐浮现，最终彻底爆发。在社会谴责这些公司“见利忘义”行为的同时，也有必要反省一下次贷危机产生的文化土壤。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次级信用贷款者明知自己缺乏经济偿还能力，却对“零首付”、“零文件”贷款买房趋之若鹜呢？假如在其他文化传统的国家里，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吗？美国次贷危机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当代美国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已携带有潜伏病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禁欲苦行主义”只是它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来的先天性痼疾：“贪婪攫取性”。贝尔将这两项特征分别定义为“宗教冲动力”与“经济冲动力”。[3]在20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苦行精神式微了，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思想文化观念上。20世纪初，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流水线驶下了第一辆汽车。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的一个里程碑。大规模的生产必然要求大规模的消费，信用消费、及时行乐冲垮了禁欲与苦行所代表的伦理基础，消费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大行其道。“新教那种天国道德大多已被淘汰，人世间的俗念开始恣情妄为了。……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4]
对于消费主义，西方的学者都对此进行过激烈的伦理批判。这些批判主要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是从人性的异化的角度批判消费主义，例如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他们突出批判资本主义所制造的“虚假需求”以及消费主义造成的人性扭曲。二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批判。1962年卡森的《沉默的春天》首次对消费所引起的有关环境、公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剖析，她提出的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后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美国学者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等著作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些著作的观点归结到一点，就是消费主义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造成了生态环境危机，必须予以批判。
对于消费主义的评价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是理所当然的，但几乎没有人对消费主义会造成经济危机做过剖析，相反却更多地论证消费主义对于推动经济所起的正面作用。在西方，消费主义（consumerism）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运动，即要求在包装和广告上诚实无欺，保证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运动；二是指一种认为逐步增长的商品消费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三是指对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或财富的迷恋，崇拜并热衷于奢华消费的生活方式。[5]从这三种定义中也可以看出，消费主义的经济评价，正面的内容不少。本文所主要涉及的是第三种含义上的消费主义。过去，学者即使能够分析和预见过度消费产生的负面效应，也未必能把它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金融危机的客观事实表明，消费主义不仅扭曲人性、破坏生态环境，而且对经济发展也有着的巨大负面效应。因为过度消费可能酿成经济危机，危害人类社会的发展。消费主义是金融危机的文化土壤的观点，是有充分根据的。
现在，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和特点的时候，往往将它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相比较。这次金融危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经济危机，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有着许多共同点，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第二，都造成了严重的世界性经济衰退。这两次危机都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两者又有不同的特点。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主要是在生产领域中引发的，主要特点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带来了企业破产、信贷收不回来，从而引发经济危机。而这次金融危机主要是房屋次贷消费中引发的，由于消费者的过度消费，经营者的贪婪，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使消费信贷失控，引发了次贷危机，而后又演变成为金融危机。认定这次金融危机是文化危机，也是抓住了它的特点。对其进行文化的反思，并提出对策，很有必要。
（三）消费主义与西方的伦理文化病症
消费主义在现代美国大行其道，不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而且与美国的文化传统相承接。美国的文化传统源于近代欧美，并可追溯至古希腊。在古希腊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心物两分”，天堂是“心”的归宿，而人间是“物”的体现。因此，在美国，“把灵魂交给上帝，把肉体交给市场”成为人生的信条具有现实的文化基础。消费满足了人们的欲求，对享受的追求推动了消费，以致人们寅吃卯粮的借贷消费在美国社会比比皆是。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是相通的，消费主义推动了享乐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扩张。20世纪50年代，“美国文化已转向享乐主义，它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并带有典型的美国式强制色彩。”[6]可见，美国的次贷危机，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祸根已经深藏于美国文化的土壤中。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分析，美国的消费主义是西方文化病症的典型表达。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内部不仅存在着的经济矛盾，同时也存在着文化矛盾。在这些文化矛盾基础上形成了影响现代生活的西方文化病症。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西方文化病症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他指出，“虚无主义、对身体和欲望的倚重、感觉主义的流行”，是“刺激人们潜在消费欲望的共谋”[7]。本文从伦理的角度分析西方文化的病症与消费主义的关系：
第一是对传统的否定，打击了节俭的消费伦理观，使消费主义在西方获得了消费生活中的主导权。西方社会的节俭伦理植根于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两方面。在19世纪至20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发出了“上帝死了”的惊世之论，要重估一切价值。这种虚无主义的观点，直接冲击了西方基督教的伦理观念。新教倡导的节俭伦理被无情地边缘化了。同时，近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定“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8]在20世纪30年代后，这种传统的节俭观，受到了凯恩斯主义的猛烈批判。在消费伦理观上，消费主义或曰过度消费，与节俭是一对矛盾。节俭观念被抛弃和批判之时，也就是消费主义横行之日。
第二是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的盛行，为西方社会接受消费主义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任何文化都是成“套”的，消费主义与西方文化中的人性论是相契合的，并且是结合在一起的。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西方文化在人性中更注重人的自然性一面，更强调人生就是追求快乐，趋乐避苦是不二的选择。在商品和服务日益丰富的20世纪西方社会，消费、享受和快乐的实现有了更大的空间。商品和服务借助于现代广告的力量，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求，用追求享受和快乐（主要是感官享受）的人生之梦引导人们思考生活，这与西方社会对人性的理解相契合。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还得到了现代西方思想家的理论论证：“在当代法国哲学中，德罗兹、利科、拉康等哲学家，通过对斯宾诺莎、弗洛伊德传统的重新诠释，发展出一种欲望形而上学和欲望语义学，充分肯定欲望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乃至精神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与此相伴随的是‘身体’意识，它在尼采哲学中揭开序幕，通过当代法国哲学家梅洛-庞 蒂、福柯等人，在哲学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在生活层面和理论层面在西方社会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跟着感觉走”成为社会时尚，消费主义思潮的泛滥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伦理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步融入了全球经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导致美、日、欧盟等相继陷入经济衰退，中国也深受其害。我国外贸出口大幅萎缩，外向型行业尤其是中小型出口企业遭受重创，倒闭，停产、半停产中小型企业增多，就业压力加大。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考验。2008年，中国政府果断采取措施，投资4万亿元人民币，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获得了明显的效果，2009年GDP增速“保八”任务顺利完成。但金融危机是否已经结束，是否还会卷土重来？还是个未知数。中国必须从经济上、政治上，同时也从文化上反思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应对之策。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涉及多方面的问题，但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文化根源分析，消费主义是核心问题。本文着重从消费主义这一问题入手，试图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如何加强伦理文化建设，应对金融危机。
（一）充分认识金融危机后文化对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合拳”来建立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思路，用伦理文化的力量支持应对金融危机的各项政策与措施。
金融危机的发生有经济根源、政治根源，也有文化根源，那么在应对之策中包含文化的对策是应有之义。从经济上、政治上应对金融危机是重要的，但缺乏文化的对策、文化的支持，必然事倍功半。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通过出台有力的经济政策与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不看到，这些经济政策与措施还是沿袭传统的思路，用财政和投资的扩张来刺激经济。它存在着各种隐忧，有可能会带来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投资效益下降，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如此大力度的财政和投资扩张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沿用，必须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夯实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社会基础。
那么，如何扩大消费需求呢？现在，在中国，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消费需求不旺，是因为中低阶层的老百姓经济能力有限，特别是广大农民收入偏低。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首先增加中低阶层老百姓的收入，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但又不尽然。经济能力是消费需求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经济能力，老百姓肯定不能消费，但有了经济能力，也不等于说消费问题解决了。因为消费不仅有能不能的问题，还有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消费者的伦理观念对消费者消费多少、消费什么、在什么地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
来自于全球最大的消费退税运营商环球退税公司的调查表明，在法国购买退税商品排行榜上，2009年中国游客在法国购买的免税品总额达1.58亿欧元，比排在第二位的俄罗斯多出0.47亿欧元，成为世界冠军。1.58亿欧元，按照今年最高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15亿元，这样一个不小的数字也仅仅只是在法国免税店的一个消费统计。这份调查还指出，每个中国游客的平均购物额达1071欧元。[9]
一方面，把国内消费需求不旺归因于经济能力，另一方面，中国的游客却在国外大笔消费，消费需求走向了国外，很值得我们深思。从上述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出，尽管中国有许多社会全体收入水平不高，影响了消费，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到法国去购买香水等高档奢侈品。他们的这些消费行为受着复杂的因素的影响，这其中难道没有消费伦理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吗？购买国外高档奢侈品，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难以排除消费伦理观念的重要作用。
在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中，人们通过媒体看到的几乎都是经济的内容，文化的对策很少，几乎被忽略了。文化的对策应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是因为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将显性与隐性、眼前与长远结合起来，形成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合拳”。经济和政治的手段在“前台”是显性的，着重于眼前，而文化手段是隐性的，着重于长远。文化手段与经济、政治手段可以互相补充，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通过思想道德的引导等文化手段战胜各种困难险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在21世纪反思金融危机时，决不能忘记这一宝贵经验，要重视用思想道德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创造有利于战胜金融危机的良好社会风尚和舆论环境。
（二）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伦理文化对策。
金融危机首先是在美国爆发的，美国国内首先对金融危机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文化反思中，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消费过度的社会风尚，实现文化转型。美国一位经济学家指出，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文化转型正在进行，人们将更多地储蓄” （This is a cultural shift going on. People will save more.）[10]那么，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应该如何找到正确的文化对策呢？
中国的国情与美国不同。美国的国情是消费过度，储蓄率低，甚至是负数。而中国截然相反，是消费不足，储蓄率高。2007年即在次贷危机发生时，美国的储蓄率为-1.7%，中国的储蓄率为50%。2008年美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70.1%，中国为35.3%。两者明显不同，相差悬殊。文化传统的不同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之一。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都主张节俭。中国一些近代思想家试图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节俭观，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并未成功。新中国成立以后，崇尚节俭的观念在我国中依然处于主流地位，支配着大多数人都消费行为。节俭这种观念具有两重性，它对于建立良好的道德人格与社会风尚是有益的，但过于强调节俭，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在金融危机的反思中，中国的文化对策应与美国不同，就整体而言，应该鼓励消费和引导消费，实现消费伦理观念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贫富差距拉开了，人们的经济能力不同，消费水平也不同。不同的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状况差异，使不同地区的消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这一中国国情出发，消费伦理观念的变革必须分类指导，对于那些较为富裕的人群和地区，在鼓励消费的同时，要引导人们确立科学、健康和文明的消费方式。但对于经济能力较弱的群体和一些欠发达的地区，首先要发展经济，提高个体的收入，然后再讨论鼓励消费和引导消费，才更有价值。
在中国国情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两代人之间的消费伦理观念的差异。中国的中老年人崇尚节俭，平时消费不多。尽管其中的许多人，有较多的储蓄，但依然生活简朴，不乱花钱。而反观“80”后和“90”后，许多人出手阔绰，其中一些人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月光族”（收入月月用光），甚至成为“负翁”（举债度日）。这种两代人之间的消费伦理观念的差异，凸显了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特点。中老年人经历了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受到了民族传统的节俭观念的熏陶，从内心认同节俭的消费方式。而反观“80”后和“90”后青年人，是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市场繁荣，商品丰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加上受西方思潮的影响，消费主义在他们身上有更多的表现。因此，改变消费过度的道德导向，应该更多地针对青年人，而对中老年人人来说，要鼓励消费，改变消费不足的状况。
（三）以“适度消费”为伦理原则，引导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的社会消费风尚。
生产和消费是一对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矛盾体。生产是整个经济活动的起点和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它决定消费，而消费的增长又是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开拓广阔的市场，促进生产更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良性循环，必须解决好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需要双向调节，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要改变经济结构，适应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消费也要根据社会生产的状况加以调节。在金融危机反思中，人们不难得出结论：西方的消费过度，中国的消费不足，都是不可取的，适度消费是明智的选择。
金融危机后，扩大内需的根本是引导居民最终消费。这种基于个体和家庭的消费，需要充分发挥道德的力量。适度消费的关键点是如何掌握“度”，政府难以对居民的消费做出明确的规定，因为适度消费有相对性和动态性两大特征。由于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收入差距拉开了，不同的居民有不同的心理、性格和人生观，并在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消费习惯，难以“一刀切”。适度消费具有相对性特征表明，消费的“度”需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消费的“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具有动态性。简言之，但要做到适度消费，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不仅要依靠经济的力量、行政的力量，同时也要靠文化的力量。适度消费离不开道德调节，需要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
适度消费是对传统的节俭消费观的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儒家主张节俭，但是同时也将中庸之道贯彻到消费伦理中，提出了“俭而有度”的观点。尽管儒家在消费伦理中所说的“度”是以封建伦理为标准的，违背了封建伦理的“过”与“不及”的消费行为是要受到道德谴责的，但是这种观点却为后人思考消费伦理提供了可以继承和发展的思想资料。
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围绕着“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邓小平在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上，明确提出了消费“要适度”[11]。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中国生产力很落后，适度消费的含义更多地是要解决高消费的问题。但在金融危机后的当代中国，生产力的水平有了跨越式的发展，适度消费是要鼓励消费。落实邓小平消费“要适度”的思想，必须与时俱进，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把握其不同的内容。
度是质和量的统一。适度消费意味着消费不仅要有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量”，而且意味着在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必须有新的“质”，即消费内涵的新理解。鼓励消费一是要鼓励占用资源少的消费方式。消费的增长，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占用资源少的消费方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要提高消费的效率，即在同样的消费量情况下，达到更大的消费效果。例如，消费中的节约，人们常常把它与减少消费中的绝对量联系起来，但是现代生活中的节约还有新的含义，即在同样花费的情况下，达到了更大的消费效果。
（四）加强消费伦理观念教育，并将它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性工作。
在金融危机中，消费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0。消费主义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文化根源，消费需求又是走出金融危机的“瓶颈”。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消费问题的理解，人们更多地是从经济角度思考的。在消费教育中，往往把它落实到技术层面，落实到解决理财问题上，这是不够的。在现代生活中，消费中的文化含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人的消费行为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伦理观念的影响。消费伦理观念通过人的消费行为，通过消费的社会风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加强消费伦理观念教育，是一项应对金融危机的基础性工作。
消费伦理观念教育要有针对性，对于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们应有不同的教育内容，不同的发展时期也应有不同的重点。在抗击金融危机时期，消费伦理观念在价值取向上，应更多地鼓励消费。而从长远来看，必须强调对青年消费伦理观念教育，解决一些青年人消费过度的不良倾向。在中学的政治课中，消费教育是放在经济学内容中进行的，消费伦理观念的内容不多。在大学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几乎没有单独讲述消费伦理观念的内容。而社会的发展需要解决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必须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人之间普及健康的消费伦理观念，以有利于减少或避免金融危机等情况的发生。
消费伦理观念的教育与青年成长过程中的特点是相吻合的。青年人追求美好的生活，渴望获得人生幸福的体验。消费和享受，对他们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字眼。如何对待消费和享受，是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要诉诸于消费的伦理思考，也要涉及人生价值的追问。因为消费伦理观念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生价值观问题，消费伦理观念是人生价值观的具体化。消费伦理观念的教育要与人生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才能收到更好的实效。在消费伦理观念的教育中，必须贯彻这一原则。
青年人所处的21世纪，是大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影响不可小觑的时代。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指采取时尚化方式运作、以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对于青年消费伦理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其影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大众文化所创造的消费神话及其对社会风尚的引领，是消费伦理道德教育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大众传媒应该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并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样，青年树立正确的消费伦理观念才有良好的社会环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697页。
[2]田晓玲：《后危机时代尚未真正到来——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巴里·癌肯格林》，《解放日报》2009年12月23日，第10版。
[5]莫少群：《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10页-315页。
[10] Peter. S. Goodman:<Reluctance to Spend May Be Legacy of Recession>，<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8, 2009 .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录入编辑：红珊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