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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教育

【郁慕镛】关于我国逻辑教学的若干问题

王路研究员在《金岳霖的孤独与无奈》(注:《读书》1998 年第1期。)和《论我国的逻辑教学》(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二文中讨论了我国的逻辑教学问题。我们欢迎王路的文章, 中国逻辑科学要繁荣和发展,必须在逻辑研究和逻辑教学两个方面开展经常性的讨论。

王路文章提出了四个问题:我国高校是否要教授普通逻辑?应如何教授普通逻辑?我国高校是否要教授现代逻辑?应如何教授现代逻辑?

王路认为,对我国的逻辑教学,“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是在大学里教授现代逻辑,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逻辑(我们简称他们为‘取代论者’)。另一种是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吸取现代逻辑的一些内容(我们简称他们为‘吸收论者’)。”王路认为:“我们站在现代逻辑的高度看,认识到传统逻辑最主要的问题是方法陈旧,错误很多,处理问题的本领差”,所以他坚决主张“取代论”,高校不应该再教授以传统逻辑为主要内容的普通逻辑。

我们同意王路对传统逻辑的评价,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是逻辑学发展中低级与高级的两个阶段,如同物理学发展中牛顿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关系一样。但是,我们不同意王路关于我国高校不要教授普通逻辑的结论。因为我们不是在讨论传统逻辑的评价问题,而是讨论如何遵循教育规律,面对我国的国情和大学生的思维实际确定逻辑入门课的问题。

中国先秦逻辑、古印度逻辑和古希腊逻辑是世界逻辑的三大渊源。中国先秦逻辑是中国逻辑史的顶峰,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但是,与其它两个逻辑,特别与古希腊逻辑相比,在一些重要方面却显得不成熟。何况,秦统一后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统治确立,中国逻辑发展中断了,两千多年里,中国没出现什么有影响的逻辑学家和重要的逻辑论著,所以,中国是一个缺乏形式逻辑传统的国家。近代西方逻辑与西方的数理化一起输入我国,开始了中国逻辑发展的新时期。但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中国传统的那种模糊笼统缺乏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却变化不大。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学过逻辑,受过逻辑专门训练的就更少了;另一方面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逻辑,乃至对西方科学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他们是从西方的船坚炮利中认识西方科学的,学西学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所以,学到了西方科学和逻辑中的“形而下”方面,知道了一些科学和逻辑知识,会解一些科学和逻辑难题,但却没有学到其“形而上”的方面,即把握科学和逻辑精神,当然更谈不到将这种精神融入自己的“灵魂”了。这就是为什么面对社会上种种反科学反逻辑的歪理邪说,某些“专家学者”却在扮演着推波助澜角色的原因。电脑要安装杀毒软件,21世纪大学生要有科学和逻辑精神。

毛泽东同志生前曾提倡“学点逻辑”,但放眼我国各报刊杂志、各种传媒,逻辑错误俯拾即是。我国的中学生接触到各种逻辑错误,而绝大多数中学又没有开设逻辑课,在数学和语文等课程里,教师很少从逻辑方面分析,以提高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进大学的学生在逻辑上是一片空白,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教育对象的实际。那么,逻辑入门课程应如何确定呢?普通逻辑与现代逻辑哪一门先教授呢?

王路承认传统逻辑“比现代逻辑简单得多”,中国人“具体的比抽象的更容易接受,不太抽象的比比较抽象的更容易接受”,那么,按王路的逻辑引出的结论就是先教授普通逻辑。既然要教授,就要去学习和研究,但王路说:“像普通逻辑这样的东西最好不要去搞”,这就自相矛盾了。

现代逻辑课上必然有详细和复杂的形式推导,只适合在小教授,根本无法想象能在报告厅里授课。不教授普通逻辑,对在高校大学生中普及逻辑知识显然是不利的。南京大学实践经验表明,大学生先学浅一点的普通逻辑,激发起对逻辑的浓厚兴趣,初步领会逻辑精神和学到一点现代逻辑知识,对他们以后再学现代逻辑等其它逻辑课程是十分有利的。实践经验又表明,普通逻辑课成为最受大学生欢迎的课程,学校领导就重视逻辑,就会腾出教学时数开设现代逻辑等其它逻辑课程。南京大学的现代逻辑课在主讲教授的精心教授下,教学效果越来越好,深受学生欢迎。

我们知道,形式逻辑并不等于形式化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形式逻辑,但不是形式化逻辑。在中国,在世界,形式化逻辑和非形式化的逻辑都有存在的根据和发展前途,它们将长期互补,共同为提高全民的逻辑思维能力服务。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MBA 入学考试的逻辑试题脱胎于美国研究生院入学考试GREGMAT的逻辑部分, 它考的是一种非形式化逻辑。对于MBA的逻辑考试,逻辑界的大多数人都很欢迎, 我们总不会也去“取代”吧!王路认为,“归纳与逻辑有根本区别”,这就是说,归纳不是逻辑,王路仅仅承认形式化的演绎逻辑,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逻辑观。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逻辑的定义和归纳是否属于逻辑的问题,但我们相信,王路会承认大学生懂得一点归纳、类比和假说的知识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些知识显然又不会包括在一阶逻辑中。这些都说明在高校中完全应该教授非形式化的普通逻辑。

应如何教授普通逻辑?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说,这20多年来普通逻辑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是普通逻辑教学内容的科学性问题。王路文章提到1979年出版的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以下简称《金本》),它当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作为金先生的后辈应该在《金本》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但是,非常遗憾,后来的一些大纲和教材不仅没有前进,相反在有些地方却倒退了。下面我们简要列几点:

1.《金本》里关于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定义是正确的,但是,在《普通逻辑自学考试大纲》(以下简称《自考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普通逻辑》(以下简称《普本》)、中国人大的《形式逻辑》(以下简称《人大老本》)、《逻辑学》(以下简称《人大新本》)和全国自考的《普通逻辑原理》(以下简称《自考本》),这些大纲和教材统统偷换成充分不必要条件和必要不充分条件的定义。

2.关于“蕴涵”与“推出”这两个逻辑科学上既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基本概念,在《金本》里,“蕴涵”未使用符号,逻辑符号“→”只表示“推出”。但是,在许多大纲和教材里,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却混为一谈了。例如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被表示为:

((pq)∧p)→q

在此式中,第一个出现的“→”读作“蕴涵”,表示“如果,则”;第二个出现的“→”读作“推出”,表示“因为,所以”。逻辑符号一义性原则完全破坏了,对逻辑一无所知的学生又怎样能分清这两种不同用法呢?

3.关于假言推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 如果p,那么q

p

───────

所以,q

《金本》所举的实例里,逻辑推理式中的“p”与“q”所指的完全相同。《金本》怕读者体会不到这一点,特别在后面又分析比较了两个例子,一个是:

如果任何一个数是4的倍数,那么,它就是2的倍数,

164的倍数,

所以,162的倍数。

另一个是:

如果164的倍数,那么,16就是2的倍数,

164的倍数,

所以,162的倍数。

《金本》指出上面的两个推理“形式是有些不同的”。第二个推理中的第二个前提是第一个前提假言判断的前件,而第一个推理却不是。所以,《金本》指出,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定义,严格地说,只有第二个推理是我们所说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而第一个推理则不是。但是,《金本》又指出,第一个推理的假言前提能够推出第二个推理的假言前提,因此,一般说来,把第一个推理“叫做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虽然是不够严格的,但也不能说是错误的”。

《金本》中的这些正确分析显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如《人大新本》中,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式举了下例:

如果物体受到摩擦,那么它就会发热

此物受到了摩擦

─────────

所以,此物会发热

按《金本》的观点,这个推理叫做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虽然是不够严格的,但也不能说是错误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人大新本》认为这个推理的推理式就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这就不是不够严格了,而是完全不妥了。因为这个推理的假言前提中的“物体”是指任何物体,任何物体受到摩擦就会发热,这是一条普遍的科学定律,因此,第一个前提是全称前提。而第二个前提是一个单称前提,特指“此物”。两者不同,怎么都能用“p”表示呢?同样的, 前提与结论中的“q”表示的也不同。这一例的推理式应为:

附图

数理逻辑的形式化要求对语言力求达到最大可能的确切性,相同的符号必须严格表示相同的思想。“所有的哲学家都是人”与“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它们表达的是相同的思想,除非有一个定义规定,“所有的A都是B”与“每一个A都是B”意义相同。

数理逻辑形式化的严格要求,经长期训练,显然就能使我们思考问题准确、严密,学会时刻合乎逻辑思维。像《人大新本》那样分析,那就南辕北辙了。应该说,它不是《人大新本》中的一个个别性问题,在假言推理和选言推理中这类问题很多。严重的还在于这类问题在《普本》和《自考本》中都是俯拾即是的。

4.如何区分相容选言判断与不相容选言判断?许多教材是根据各选言支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在客观上能否同真来判定的,这是给学生的误导,学生只要具有相关的知识,用什么逻辑联结词都无所谓。这样逻辑就给取消了。《金本》是根据不同的逻辑联结词来判定的,但是,《金本》认为汉语中“或者”的词义并不十分确定,所以要由后边另加短语给予明确。如果后边加“或者兼而有之”,就表明它是一个相容选言判断;如果后边加“二者必居其一”或“二者不可得兼”,就表明它是一个不相容选言判断。《金本》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判断:“这些作品或者政治上有错误,或者艺术上有缺点,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普本》居然认为它是一个有三个选言支的不相容选言判断。关于逻辑联结词“不是,就是”,《普本》和《自考本》里都将它定为不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联结词。这是不妥的。“不是,就是”中的“就”是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联结词,因此,“不是p就是q”,可表示为:“→pq”,按蕴析律,它等值于“pq”。也就是说,将它定为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联结词或许还可以,但决不能定为不相容选言判断逻辑联结词。

普通逻辑教学中的问题,王路看来是“吸收论”作怪。在我们看来,“吸收论”是各门学科在讲授古代和近代科学创造时的一种普遍方法论原则。20世纪末讲平面几何,难道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讲?讲经典物理,难道按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讲?同样的,讲传统逻辑决不能按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讲,当然应该从现代逻辑的高度正确传授传统逻辑的内容,所以,普通逻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正是“吸收”现代逻辑不够造成的。20多年来,普通逻辑几度流行几度衰落。流行说明社会需要,为什么又衰落呢?是不是有人写文章反对?不是的。危险在于自己搞垮自己。大纲和教材中充斥种种不科学的内容,学生越学越糊涂,这就与提高逻辑思维能力的宗旨背道而驰了。这也是近年有些专业自考取消逻辑的一个原因。逻辑界应自强。

在普通逻辑教学中,我们认为不仅要正确地传授逻辑知识,严格进行逻辑推理技巧的专门训练,而且要重视培育学生的逻辑精神。逻辑精神是一种科学精神,它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反对繁琐、反对诡辩,崇尚理性分析、崇尚在实践基础上的逻辑论证。21世纪大学生有了逻辑精神,就有了基本的思维素质。

我国高校是否要教授现代逻辑?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是,为什么在高校教授现代逻辑并不普遍呢?王路认为是“一些占居逻辑教学岗位的教授和教师…视现代逻辑为洪水猛兽”,这是很肤浅的分析问题。第一,逻辑界确实有几位老教授激烈的反对教授现代逻辑,他们可能影响一、二个高校,但决不可能影响全国的高校,何况他们有的已逝世有的已退休了。第二,他们认为在高校的某些专业不必教授现代逻辑,他们的观点可以讨论,但安上“视现代逻辑为洪水猛兽”的帽子显然不妥。第三,王路说:“有这20年的时间,即使是从零开始学习,现代逻辑也早就学会了”。谁不赞成王路的观点,谁就是无知。我们认为这不是学术讨论的正确态度,双方应互相尊重,平等讨论。事实上,我国大多数普通逻辑教师,虽不一定精通现代逻辑,但一阶逻辑是掌握的,备课后完全可以教授一阶逻辑。现在没有教授的原因是各校逻辑教师太少,普通逻辑教学已忙不过来了。

王路又说:“吸收论者不主教授现代逻辑”。被王路批评的“吸收论者”中我们不知道谁不主教授现代逻辑?王路引了“吸收论者”13处论述加以批评,独独少了“不主教授现代逻辑”这一关键的论述,大约找不到吧!拿不到直接证据就靠推理,“吸收论者主教授普通逻辑”,对这个正确命题加一个字:“吸收论者主张只教授普通逻辑”,于是就很方便推出“不主教授现代逻辑”的结论了。

我们认为,不仅在哲学系,而且在文科其它院系以及理、工、农、医各院系都应该普遍教授现代逻辑,目前主要困难在于缺乏大批合格的师资。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和中国逻辑学会委托南京大学举办了一期现代逻辑讲习班,当时的学员这些年来一直在为普及现代逻辑而工作。“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中国社科院和中国逻辑学会应致力于培养大批优秀的现代逻辑教师,这就为全国高校普遍教授现代逻辑作了切切实实的工作。我们希望大学校园里也出现在一学期里有上千学生同时学习现代逻辑的壮丽景色。

我国高校应如何教授现代逻辑?19937 月国家教委社科司编印发布《普通逻辑教学大纲》,根据这个大纲出的教材《普通逻辑》(增订本)和中国人大新版《逻辑学》,其特点是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合二为一。这些大纲和教材都是被王路称之为“吸收论者”写的,人们可以对他们的教授现代逻辑方案有不同的看法,但决不能认为他们不主教授现代逻辑吧!对这份大纲和教材我们没有执行。1984年前后,南京大学哲学系有两个年级的普通逻辑课使用诸葛殷同等编写的《形式逻辑原理》(人民出版社),它就是一本两者合二为一的教材。该课每周4 学时,讲授两学期,费力很大,但教学效果并不好。这使我们认识到,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各成体系,如合二为一,其结果是使学生两样都学不好。从此以后,现代逻辑就分开来单独开设。从讲授的内容看,无论在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超过那些合二为一的大纲和教材中的现代逻辑内容。我国高校的大学生在认认真真学了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后,又认认真真学了王宪钧的《数理逻辑引论》,就能打下扎实的逻辑基础。

王路文章中将“吸收论”与“取代论”对立,这两种观点对立吗?“吸收论”是就普通逻辑的教学内容而言的,与“吸收论”对立的观点就是按莱布尼茨前的面貌教授传统逻辑。“取代论”是就高校的教学计划而言的,与“取代论”对立的观点就是反对取代,先后开设普通逻辑和现代逻辑。不同关系下的两种观点如何对立呢?在王路看来,他赞成“取代论”,“取代论”主张教授现代逻辑,所以,谁反对“取代论”就是不主张教授现代逻辑,“视现代逻辑为洪水猛兽”;“吸收论者”反对“取代论”,就是不主张教授现代逻辑,所以,王路理应批评了。王路的推理是不合逻辑的。

王路说:“在我国不是逻辑学家而教或教过逻辑的大有人在。著名者如冯友兰先生教过逻辑。而在今天,有许多逻辑教师甚至是中文系毕业。这也是中国逻辑界的独特性。”从前后文看,王路认为逻辑教师一定要是逻辑学家,逻辑教师不能由中文系毕业。王路的观点不妥。“逻辑学家”与“逻辑教师”是具有交叉关系的两个不同概念,有的逻辑学家是逻辑教师,如先生,他是杰出的逻辑学家又是优秀的逻辑教师;有的逻辑学家不是逻辑教师,如当教师也是一个蹩脚的教师。弗雷格是著名的逻辑学家,但他在耶拿大学的同事和学生大多数未必承认他是优秀的逻辑教师;麦克斯韦和陈景润都是优秀的科学家,却都是蹩脚的教师,学生根本听不懂他们讲些什么。而我们,很惭愧,一生对逻辑学的发展没有增加一点新的科学内容,但在学生的眼里,我们是好的逻辑教师。教育是一门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研究机关的逻辑学家应到高校兼课,以提高高校逻辑教师的水平和高校逻辑课的教学质量,他们也能熟悉教育规律,尝到教学的酸甜苦辣。中文系毕业的为什么不能当一位优秀的逻辑教师呢?只要具备高中数学的扎实知识就能把握一阶逻辑,所以,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完全可以教好现代逻辑。至于进一步从事逻辑研究和逻辑教学,那么人人都要学习,补充自己知识的不足,即使逻辑专业毕业的,就不要继续学习吗?学无止境,人人都要活到老学到老。现代逻辑包括许多新分支,中文系毕业的研究语言逻辑就有他们特有的优势。在中国和世界,不少优秀的逻辑学家原来就是中文系毕业的。在王路看来,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不能当逻辑教师,那么,没有上过大学的就更不行了。在西方逻辑史上,布尔没有上过多少学,他是自学成才的,但他却是一位著名的逻辑学家。我们认为,王路讲的这些决不是中国逻辑界的独特性,中国逻辑界要团结,要宽容。

王路要我们认真想一想:“金岳霖先生培养出许多杰出的逻辑学家是用的什么教材?”金先生本世纪三十年代写的《逻辑》一书大家读过,它既有传统逻辑又有现代逻辑。王路自己也承认:“金先生讲的逻辑有两种。一种是传统逻辑,一种是现代逻辑。”可见金先生并不是“取代论者”,帮不了王路什么忙。王路又问:“普通逻辑也盛行20年了。20年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那么,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培养出来一个逻辑学家了吗?今天,我国年轻一代比较优秀的逻辑学家又有哪一个是使用普通逻辑教材培养出来的?”只学普通逻辑当然培养不出逻辑学家,但是,任何一个逻辑学家必须懂得普通逻辑,就像只学牛顿力学当然培养不出现代物理学家,但是,任何一个现代物理学家必须懂得牛顿力学。我国年轻一代比较优秀的逻辑学家许多人都是由普通逻辑入门再学现代逻辑等各种逻辑知识成长起来的。王路自己也说:“应该承认,我国解放后培养出来的逻辑学家大部分都是学习了传统逻辑,然后又学习了现代逻辑”。可见王路前面提出的质难是没有道理的。

“法轮功”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中贯穿的是反逻辑的诡辩,我们揭批时用什么逻辑?普通逻辑。可见普通逻辑还是有用的,高校教授它也是必要的。

当前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动向,那就是中学正在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伟大转变,一些中学正在开设或准备开设逻辑课以提高中学生的思维素质。中学逻辑教学当然不能照搬大学的那一套,必须密切结合中学的文理科学习和中学生的思维实际,讲得更加生动有趣。中学目前严重缺乏合格的逻辑教师,大学的逻辑教师应到中学去兼课,让普通逻辑广泛地进入中学课堂。展望21世纪,希望我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普及中学逻辑教学,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大学生一入学就可以学习现代逻辑了。

郁慕镛,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0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