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课题在湖北省教委和武汉大学同时立项。这一课题的终审成果是重新编写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教材。为了保证教材的编写质量，现将我们编写教材的主导思想及逻辑结构说明如下，敬请各位专家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与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似乎是一部最难写的哲学史。其难点就在于，写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都可以纳入历史上的不同体系、不同形态的哲学思想，允许论述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富有个性的哲学思想，包括它们的内在矛盾、理论困境与相互分歧。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则不行，总要求把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作是一以贯之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积累。这就使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出现了一个困难：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之前，人们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什么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没有定论。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都曾被视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被认为是“正确”的，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但后来，他们分别受到“非正统”的列宁和葛兰西的批判，暴露了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曾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假”的马克思主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而是20年纪马克思主义诸形态中的一种形态。这种设定的前提与历史事实之间的矛盾，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撰写中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如果要撰写一部真实的、较完整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进程的哲学史，就要否定这个设定的前提，纳入那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如果坚持这个设定的前提，确定某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此作为衡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进程的标准，那就必然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撰写中删除那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或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描述为“真理”的积累和“正统”的延续，而这样写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又难以真实的、较完整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进程。要克服这一悖论，就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关系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理论体系，而是哲学人格和哲学学理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历史批判精神，就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人格和哲学学理的有机统一。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人格，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现存制度的不合理性进行揭露和改造的批判精神和勇敢投身于人类解放事业的献身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后继者们对于人类自古以来的优秀品德的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把这种精神提升为一种人格境界、一种哲学的理想。所以，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人格不仅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个人实践活动中，也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对人类解放的期望、对共产主义的憧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沉思考，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格精神的创造和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深刻性，就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格境界，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抓住了“人本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人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现代西方其他哲学派别的一个突出特点。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讲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人格境界，讲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理的历史感和时代精神，使同学们通过这门课的学习，能够较深切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较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进一步培养健康向上的人格心理和实事求是的人生态度，而不是只会记熟和背诵一些被视为“绝对正确”的知识性的结论。这就是本书编写的在本思想和主旨所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格境界和哲学学理的统一，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两个特点：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与所处时代紧密相联系。不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后继者们，都是从现实的历史出发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与现实的生活、实际的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也就是活生生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哲学。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的理论形态上，呈现为一种研究生活世界的哲学。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的理论形态上，呈现为一种研究生活世界及其实践问题的哲学理论，而不是像培根、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近代哲学家那样，仅仅研究概念和知识，呈现为一种知识论的哲学理论。与之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就是一部提出的解决生活世界及其实践问题的历史，而不是一种概念、知识积累的历史。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思想运动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是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更是对现时代思想成果的批判熔铸。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前人思想遗产的批判继承，也都是通过对同时代思想成果的批判熔铸而实现的。正如马克思的哲学是19世纪40年代欧洲思想运动的产物一样，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20世纪思想运动的产物。正是这样，时代的生活、时代的思想构成了马在思主义哲学史的活的内容和特定的理论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这两个特点要求我们在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必须贯彻历史主义的原则，联系时代的问题、民族的特点和哲学家个人的气质、知识结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代内容、民族气息和个性特征，从中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精神，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容。如果我们按照这一思路去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写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不是某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创造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时代气息、民族特色和哲学家个性特征的历史，是一部与现实的生活、现实的运动生息相关的精神探索和思想解放的历史，总之，是一部真实的、较完整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进程的哲学史。
遵循历史主义原则，研究和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我们编写这部教材的主导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当我们以历史主义原则研究和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时，我们首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主要理论问题作一清理，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这些理论问题的清理和重构，可概括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起源的重新思考。
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理论起源上，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多只谈到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联系，而忽视了他们与当时整个欧洲思想运动的联系。
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哲学时，并不是孤立的、单纯的接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他们是置身于19世纪40年代整个欧洲思想运动及其实践中接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的。正是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思想局限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他们在接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时，还与当时的历史哲学、经济学以及浪漫主义思潮发生着广泛的联系，这也使得他们的哲学一开始就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持有批判的态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者。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仅仅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而应该联系19世纪40年代的整个欧洲思想运动背景，尤其需联系19世纪40年代德国思想运动的特点，去考察和评价青年黑格尔派，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同时，也要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与其他哲学思潮、哲学传统之间的联系。
那么，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思想运动，尤其是德国的思想运动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19世纪40年代，是欧洲文艺复兴不同思想传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发生形态变化、问题转换的时期。恩格斯曾经概括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囿于小市民习气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上放射出光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页。）这是文艺复兴的基本特征， 也是这一时期思想家们的共同特征。但是，时代的共同特征绝不能泯灭思想的民族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创造他们思想的时候，绝没有脱离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直接从他们国家的现实出发的，是他们民族文化、民族思维传统的再创造。正是这样，在尔后的哲学发展中，各国的哲学家们创造出具有不同民族风貌的哲学思维传统。在意大利，维柯、克罗齐等思想家们创造出了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哲学体系；在英国和法国，培根、笛卡儿，建立了具有科学主义特征的哲学体系，形成了这一时期法国和英国的哲学传统；德国哲学可以说是这两种思想传统的汇合，到18世纪，德国不仅产生出了康德哲学，也贡献出了哈曼、赫尔德的充满历史主义特征的哲学。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哲学思想的这种多元发展格局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创造的丰厚历史背景，使马克思、恩格斯得以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哲学形态。可见，如果我们不去了解19世纪整个欧洲的思想背景及德国哲学的特点，不把马克思、恩格斯置于这一背景去理解和研究，就不可能真实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起源和实质。
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起源时，不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外在条件的分析，更不去简单地分析、拼凑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而是联系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思想运动，尤其是联系德国这一时期思想运动的特点，通过分析青年黑格尔派，揭示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马克思与历史哲学、浪漫主义思潮之间的联系，以及马克思对历史学、经济学，恩格斯对经济学、自然科学的研究，从哲学传统的创立和哲学形态变换的高度把握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本质，提示它们在当代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关于马克思哲学文本的重新思考
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提出这一定义，在于强调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联系，却忽略了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之间的联系，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的理解，仅仅停留于逻辑的、方法论的领域，而没有落到历史的领域，所以，他所说的辩证法是非历史的，或者说，他是以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思维范式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使马克思的辩证法带有浓厚的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葛兰西、卢卡奇正是由此而批判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主张以历史主义方法重新阐发马克思的辩证法，强调“历史”应该成为马克思哲学的首要范畴，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上是历史的辩证法。这就提出了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的文本，犹如库恩所说的范式。作为一种哲学的文本，马克思哲学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共同题解，其哲学问题和思维方式都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有着质的区别。就哲学问题而言，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作为哲学的中心范畴，以对实践的哲学反思，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探讨人的存在、人的发展和人的解放问题。就思维方式而言，马克思哲学继承了实践哲学传统，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从人的历史本身、社会本身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的解放的道路。这与近代理性哲学运用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考察人的认识问题有着本质的区别。
哲学问题和思维方式的这些差别，要求我们以否定性方法考察马克思哲学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关系，从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断裂点上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文本，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现代哲学的范式加以研究和思考。这应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线索的重新厘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线索是单一化的，还是多样化的？这个问题涉及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以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和哲学特点，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按照这种方法写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一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积累史。但是，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过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不仅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之间，而且也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一般性与特殊性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通过时代性、民族性和个体性三个层面展现出来：
在时代性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是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与时代相联系，具有时代哲学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哲学的个性、特殊性。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到20世纪，随着人类历史的变革，对不同时代的哲学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发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时期；第二阶段发生于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这一时期，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思考了帝国主义时代的问题，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第三阶段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思考的主要是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问题；第四阶段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区别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主要有两个特殊性：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除了与时代相联系以外，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及其内部争论都会反映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呈现出特殊的风貌；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就是实践性和哲学的批判性，这一哲学特性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地打破自身的教条主义的过程，亦是一个不断建构哲学理想、走向现实的过程，从而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道路。
在民族性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化过程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身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国，在世界各国蓬勃发展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发源于西欧的思潮，要在西欧以外的各民族的文化土壤上生根、长大、开花、结果，不是照搬照抄现成的理论所能解决的，必须与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相结合。恩格斯在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的通信中曾反复强调这一观点。早在1886年致左尔格的信中，他就明确指出：“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人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7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国的革命实践、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过程，必然产生出具有不同民族文化风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这些具有不同民族文化风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是同一过程，并且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特殊性为前提为。这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族性层面上有一般性与特殊性。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是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道路和与其相一致的理论特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民族化层面上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地反教条主条主义的过程形成了由一元而多元的发展，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恩格斯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的革命实践，创立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有：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由西方扩展到东方，首先形成了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典型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葛兰西、卢卡奇在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创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哲学形态的创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对把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的过程中，继承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创造出更为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如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在中国，经过70年代后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始了新的思想解放和哲学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过程的第三阶段，现在仍在展开之中。
在个性化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本身具有保守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创造活动则是在不断地打破体系化中实现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表现了这样一个过程。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还体现在同一时代、同一民族的哲学家之中。由于哲学家个人的气质、知识结构不同，也会创造出不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比如在19世纪后半叶的德国，我们就有了考茨基、梅林、卢森堡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法国，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了列菲弗尔、萨特、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的哲学观点也是不统一的，几乎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域，都表达了自己哲学的个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这三个层面形成的一般与特殊关系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丰富自己，不断地发展自己，从而构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十分复杂的格局。这些都需要我们多层面、多视角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而不是把它描述为一条简单的干巴巴的直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生命力是不可能通过这种干巴巴的直线体现出来的。
第四个方面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特点的重新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公开宣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列宁在反对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直接地成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可见，与意识形态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那么，我们应当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呢？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
一般地说，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可分为理论功能和价值功能两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是指意识形态选择什么样的哲学理论，或者把什么样的哲学理论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是指哲学理论为意识形态提供价值取向。所谓哲学理论为意识形态提供价值取向是把哲学理论的内在精神和哲学的理想转化为一种价值系统，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体现了哲学理论改造人的作用。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现实发生作用，必须通过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于是，价值功能就成为哲学理论对现实起作用的中介，如果抽掉了这一中介，把哲学理论直接运用于现实，就会把哲学基本理论变成指导一切、裁决一切的根据，这是哲学走向教条化的根源；同样地，理论失却了价值功能，也就失去了与活生生的现实的联系，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哲学理论僵化的根源。可见，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既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调节器，也是激活理论发展的动因。
我国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足，就在于只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常常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因此，尽管我们不断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实际上却找不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变成了远离实际的空洞理论，就是在应用哲学的引导下走向简单化、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研究状况，要求我们从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和价值功能及其相互作用的视野，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也有自己的理论功能和价值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功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发挥与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功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彻底性、深刻性，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时代，研究新问题，发展新理论。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识形态的价值功能不仅不阻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造发展，并且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为前提的。如果我们从理论功能和价值功能的结合和相互作用中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问题，那么，我们就不会把自己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具体哲学原理和理论，而是更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创造和理论的发展，并在这一创造过程中获得思想的解放。
厘清这一问题，我们就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有一个新的理解和说明，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是某一具体的原理和理论的积累，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发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精神和批判精神不断地激发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力，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创造的不同形态、不同理论的内在统一性。正是这样，我们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点，我们既不能简单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来说明，亦不能把它看作是某一哲学原理和哲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应该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和创造。
第五个方面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的重新理解。
从以上四个方面问题的重新理解出发，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不仅仅是哲学理论形态转化，更重要的是哲学精神的不断发展。
在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经历了理论形态上的转化：葛兰西、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科学主义倾向向人本主义化倾向的转向，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和意义；同样地，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出现，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化倾向。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意识形态和客观规律究竟哪一个更重要、更根本，就成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一争论中，形成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
面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发展状况，我们是很难用哲学理论形态的转换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的。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分析这些不同的理论形态，探讨它们的共性特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尽管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不同，但他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面对当代实践，从不同的方面探讨和思考当代人类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决断他们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谁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而应该把这些理论看作是从不同方面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的整体，从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发展的特点。
如果我们从这一理论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前前景，那么，我们的结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元化、个性化和自由开放、自由争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未来前景。这是我们编写本书的最基本的理论视角。
三、全书的逻辑结构
为了充分地体现上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解，也为了课程讲授的条理性和便于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掌握，我们拟把教材在结构上分为绪论和正文五篇，即：
绪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发展的特点；
第一篇：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
第二篇：19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欧各国的传播和发展；
第三篇：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四篇：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产与发展；
第五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分为这五篇，能够较好的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的发源地西欧拓展到世界各国，由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发展成为为在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世界性哲学思潮。这一过程以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为转折点，在20世纪与各民族国家的革命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创造出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最为典型的有：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分为以上五篇的历史依据。
在各篇的撰写中，我们尤其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性化和民族化的特征。在第一篇中，我们拟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分开来写。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说就他们所创造的新哲学而言，在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不同，哲学兴趣各异，在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上，也存在着许多的差别：马克思比较注意法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领域的成果，主要的哲学兴趣在于探讨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他的异化理论、法哲学、实践哲学、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都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和人的发展问题，从而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注重经济学、自然科学的成就，他的哲学兴趣更多地表现在对社会结构的研究和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他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说明、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都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独特贡献。同时，恩格斯也是第一个提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高度颂扬马克思的哲学贡献，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及未来前景。这些思想直到今天，还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各自的哲学兴趣和哲学贡献，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为多种哲学形态的可能性。正是这样，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是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还是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都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找到自己的思想渊源。鉴于此，我们打破以往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合起来写的办法，分别论述他们各自的思想及其哲学贡献，突出他们哲学的个性特征。在第二篇中，我们力图结合意大利、法国、德国的哲学传统，论述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化过程，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民族传统，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在第三、四、五篇中，我们力图结合时代的发展和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特殊问题，探讨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和研究的特殊问题和特殊性发展阶段。
我们在撰写各篇中，一方面强调准确地把握每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史料和理论观点，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吸纳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最新成果。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我们也不回避，而是力图作出自己的解答。
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导师
（原载《哈尔滨师专学报》1999年0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