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文科学的环境研究中，美学和环境价值哲学，以及具体文艺作品的批判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体现了这样一种意识：环境的变化需要自我(self)的变化。这种意识如今正在日益增长。因此，我要讨论的是一种环境自我美学，它至少可以把环境美学的三个领域、文学批判和哲学中的价值理论统一起来。近来，环境美学对自我没有太多的关注，因此，我将返回弗里德里希·席勒的《美育书简》，该书提出了美学的自我概念。（注：弗里德里希·席勒：《美育书简》，（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文中引用简称为《书简》。）
在环境美学中，席勒对自我概念的发展贡献良多，这是由于他坚信：当艺术体现在美育中时，就会发展出一种新的目的观，它促使人们去追求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和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后来，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令人信服地把席勒的美学同环境主义联系起来。（注：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波士顿：培根出版社，1966），文中引用简称为《爱欲》。）然而，为了把他们的美学和近来的环境价值哲学以及具体环境批判联系起来，我根据挪威环境哲学家阿纳·奈斯(Arne Naess)的环境自我实现(environmental self-realization)哲学，对席勒和马尔库塞的美学作了阐释。最后，我要对一个具体例子，即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和南希·纽豪(Nancy Newhall)的《这是美国的土地》进行考察，随后得出结论。在这部著作中，照片是对自我和自然的展示。（注：安塞尔·亚当斯和南希·纽豪：《这是美国的土地》，（旧金山：“山岭俱乐部，1968），文中引用简称为《土地》。）在文章中，我将主要探讨环境自我实现美学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自我的概念，另一个则是艺术作品如何表达环境价值和自我实现。
第一部分是对环境自我的探讨；即美育如何既改变了主体的合目的性(purposiveness)概念，又改变了客体的概念。被改变了的客体被称为和谐环境(harmony environments)，它培育了新的目的观和自我实现的观念，在某些环境哲学家那里，它们被称为自我的终极目标。
第二部分分析了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它们都关系到用艺术去表现和表达环境自我及价值。第一个问题，在某种审美情感(aesthetic emotion)理论中，艺术鉴赏的情感与其他的情感截然不同，而另一种理论则认为，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极为紧密，从艺术中获得的东西可以传达到生活之中，那么环境艺术究竟更认同哪一种理论呢？第二个问题，环境艺术究竟更认同下面哪一种理论，是艺术现实主义还是艺术理想主义？席勒和马尔库塞为这种论战提供了理论，而亚当斯和纽豪的艺术则为其提供了实践。
第一部分
康德和马尔库塞宣扬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purposiveness withoutpurpose)，席勒本人则宣扬游戏(play)观念，它是美育的中心观念，通过二者的联系，席勒美学中的目的概念可以得到历史性的说明。（注：康德：《判断力批判》（印第安纳波利斯：哈克特，1987），第84页；马尔库塞：《爱欲》，第176-177页。）可以这样看待席勒的游戏冲动，它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个第一层概念的第二层发展。
对于康德而言，尽管艺术使我们摆脱了一种目的观，后者涉及到我们与世界的实用关系，但是，艺术仍有它自己的合目的性，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不过，这种合目的性不可能等同于意志的因果过程，后者意味着利用手段改变物质世界（《判断力批判》，第65页）。席勒与康德一致同意，美学的合目的性不可能等同于普通的目的，不过，席勒认为康德过份割裂了两者。席勒提出他自己的游戏概念，即目的的变化造成了艺术鉴赏领域的变化，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世界中的斗争的变化，这时，游戏产生了。
根据(a)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b)席勒的游戏，自我目的的改变可以建构环境美学。一般说来，当自我在现实中寻找能达到实际目标的手段时，它会遇到限制，而在(a)和(b)中，目的的新观念解放了自我。因此，用一个更为普遍的术语来说，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和游戏的结果是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means/ends altering purpose)。
在某些段落中，席勒使用了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其他段落中，他则充分发展了游戏，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这一普遍观念可以解释这两种段落。不过，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环境有微弱的关系(weaklyenvironmental)，即：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可以依赖于培育它的和谐环境。与此相对，席勒的游戏与环境有较强的关系(strongly environmental)，因为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必然依赖于培育它的和谐环境。
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包含了(a)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或(b)席勒的游戏，但并不等同于它们。这两者都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在此，艺术脱离了日常世界，因此目的只能在纯艺术领域中被重构，与此同时，对手段和目标的限制减少或已完全消失。与此相对，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包含纯艺术领域，却不仅限于此。此外，它只能减少对手段和目标的限制，和谐环境为自我的目标提供手段，而后者则想象、建构或保护和谐环境。
把环境术语学和19世纪德国美学联系起来是很合理的：席勒认为，客体的内部变化导致了一种情境(situation)，客体就在这种情境中培育了“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阿纳·奈斯是讨论基本环境价值的现代作家，他把它视为典型的、培育了自我实现的和谐环境。对于美学和奈斯的环境价值哲学而言，席勒提供了一种理论：自我在与和谐环境认同的过程中，是怎样实现并决定它们自身的。
奈斯创立了“生态智慧学”(ecosophies)，并借此发展了他的自我实现理论。从字面意思上看，生态智慧学是指与家庭有关的智慧(oikos)，从引申意义上讲，家庭可以指涉地球，当奈斯使用“生态智慧学”时，它指涉一种基本的、通常是哲学的或宗教的价值，它使自我(self)脱离了自我(ego)，后者与广阔的社会、自然背景相隔绝，却又生活在这种背景里。生态智慧学源于更为具体的环境价值，例如，更愿意让自然遵循自己的规律运动，保持其整体性不受人类的非法干涉等等。对奈斯而言，对价值的认同会产生更伟大的自我实现，例如，认同环境中的自然整体性等。（注：阿纳·奈斯：《面向21世纪的深生态学》中的“深生态学运动：一些哲学的方面”，（波士顿：沙姆巴拉，1995），第79-83页。）
席勒和马尔库塞的美学提供了一种生态智慧学，它等同于奈斯的生态智慧学，因为只有当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与和谐环境达到某种程度的认同时，自我的目的才能得到实现。这暗示脱离了普通目的的美学与自然界中的实际行为可能存在着联系。因此，美学生活不再仅仅存在于思想中，或是像传统认为的那样，仅存在于艺术作品之中，而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中。
在席勒的《书简》中，前一种段落表达了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概念，后一种段落发展了游戏概念，两种段落之间有种张力。在前者中，席勒承认有一种更为狭隘的、局限于纯艺术的美学领域；在后者中，他通过艺术来达到对生活和自我整体的教育。
对席勒而言，古希腊艺术描绘了诸神对日常的忧虑和快乐的疏离，因此，它捕捉到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从神圣的诸神的额头上，他们抹去了使凡人脸上产生皱纹的辛勤和劳作，也抹去了空洞茫然的面孔上的轻浮笑容；使那些永远满意的神灵摆脱了与任何目的、义务、忧虑相连的枷锁，并使闲适和平成为神性的令人羡慕的部分——这仅仅是追求最自由、最崇高的存在的更具人性的称呼。（《书简》，第109页）
席勒对希腊诸神的描述与环境依旧只有微弱的关系。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段落来真正体现第二层的游戏概念，并且把与环境有较强关系的美学显示出来。席勒注意到，游戏和美学形式使自由和自我决定在物质世界中存在，因此他提供了这种段落（相反，在康德哲学中，物质世界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
因此，教育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让人即使在其纯物质的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那么，在这儿，在物质生活的中性领域中，人必须开始他的道德生活；在这儿，尽管他还是被动的，也必须开始他的主动状态……如果您允许我这样表达的话，他必须在物质自身的领域里同物质作战，以免与这可怕的敌人在自由的神圣疆土中作战。（《书简》，第165、167、169页）
游戏的概念暗示：只有依靠外在的东西，即被改变的客体，主体才能逐步加强对自身的限定。对席勒而言，被游戏改变了的客体即和谐环境，它为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提供条件。
游戏保证了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第二层次的发展。然而，被改变的客体是如何出现的？不得而知。因此，席勒的游戏经济容易滑回无目的的合目性。因此，马尔库塞对席勒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他清楚地揭示了游戏冲动概念的环境结果(ramifications)，他也因此强调了这一概念。真正的美学形式和游戏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既不同于我们被动定居的具体物质世界，也不同于主体的理想世界。因此，马尔库塞并未完全根据主动目的来定义自我决定，而是在主动目的和固定性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爱欲》，第188-189页；《书简》，第167-168页）用生态智慧学的术语来说，自我实现依赖和谐环境的发展，后者可以产生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因此，马尔库塞认为，越关注美学形式和游戏冲动，就越会谦卑地对待自然。游戏减轻了主动的合目的性和固定性的分裂，因此，它更加竭力地反对支配自然的倾向，当片面强调自我与世界对抗的积极性时，这种倾向就会产生。
后来，在《论解放》(1969)和《反革命和造反》(1972)这些后期著作中，马尔库塞进一步发展了美学形式之外的环境价值理论，并对之进行了详尽阐述，然而，其根据的并非是席勒的思想，而是康德和马克思的思想。一方面，借用康德的美学，马尔库塞认为，自由是必须要得到的，但却不是在使自然屈从于人的目的之时，而是在把“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根源归因于自然之时。（注：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波士顿：培根出版社，1972），第73页。）另一方面，借用马克思的论述，马尔库塞认为，当自我决定和自由丰富了自然，并因为自然本身而欣赏它的时候，它们就都有了主动性和接受性。（注：马尔库塞：《反革命与造反》，（波士顿：培根出版社，1972），第69-71页。）实际上，在对康德和马克思的论述的运用中，马尔库塞得出结论：游戏冲动必须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环境。可以认为，康德为马尔库塞提供了一种弱环境主义(weakly environmentalism)，但马克思却为其提供了一种强环境主义(strongly environmentalism)。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在人类创造出客体之时（在自然界中，这一客体表达他们的内心世界），外化(externalization)发生了，美感和内在世界的冲动被外化了。（注：卡尔·马克思：《选集》中的“经济学和哲学手稿”，（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第103-104页。）这样，由形式美学到源于它的和谐环境的飞跃就显得自然了，因为美学形式和感觉可以指涉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简而言之，当环境美学通过与和谐环境的认同来获得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时，它就可以提出美育的核心概念并自然发展。环境的艺术作品必须为自我显现和谐环境。但什么样的艺术品能最好地阐明环境艺术的概念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引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艺术作品如何表现和表达和谐环境，以及自我与和谐环境的认同。
第二部分
根据美育的环境学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环境培育了改变目的的手段和目标。但是对于认同这种环境的自我而言，艺术作品是怎样表现和表达它的？在席勒和马尔库塞的理想主义美学中，与表现和表达有关的两个问题产生了。第一，独特审美情感价值，它是脱离生活的；第二，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价值。
不能只把席勒看作审美感情的辩护者，否则就是夸大了他和美学形式主义之间的联系。只有利用现代主义内容与形式的分离，才能真正提出一种成熟的审美情感理论。这样，在阅读席勒的《书简》时，主要的解释学任务就是保持以下两种段落之间的平衡：一种段落强调艺术和生活的不同，另一种段落则认为，美学形式在艺术和生活领域都带来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美育的环境学阐释就有助于达到这种平衡。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联系得很紧密。在艺术中，与现实主义相对的是美学形式，而席勒极为重视美学形式，甚至以理想主义的观点看待它。这是一种典型的逃避行为，即审美情感理论家逃避现实主义。然而生态智慧学却不会达到这种程度，它虽然也强调理想主义，并且降低现实主义的重要性，但仍试图把两者的基本要素都加以运用。马尔库塞似乎想要解决席勒理论中有关自我实现和理想主义的二分法，但是，他在《爱欲》中论述的理论深处隐藏的依然是：审美情感与自我实现、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不相容。而生态智慧学美学则消除了这两对范畴之间的许多不相容性。
优秀的环境艺术作品，应该描绘不完全真实、又不完全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这种自我形象虽然丧失了日常生活中的某种稳定性，但是也不像许多理想的艺术形象那样任意飘荡。环境艺术作品从不脱离自然的背景，特别是自然进程的整体性。因此，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互相对立开始消失了。一方面理想主义依旧受到喜爱，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的现实主义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尽管处于次要地位，却有助于人们获得生活中的理想主义、审美情感和自我实现。《土地》以及它对国家公园的描述，基本上达到了这种目的。
环境问题被亚当斯和纽豪引入了美学之中，它不可能自我局限在现实主义中，而是要超越现实主义，在某些方面，它会使现实主义处于次要地位。《土地》阐述的生态智慧学美学延续了美育的基本要旨：(1)形式主义及审美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并辅以(2)通过与环境的认同而产生的自我实现，以及(3)理想。但是它利用更多的是(4)现实主义思想，以此来巩固和谐环境的概念，这种环境培育了改变(1)和(2)的目的的手段和目标。因此，审美情感和自我实现变得更加和谐一致了。与此同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依然保持着张力，其中理想主义稍占上风；此外，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环境艺术会使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得到更好的平衡。因此，生态智慧学美学指导着艺术作品的鉴赏，这些艺术作品表达了自我与和谐环境的认同，这是人们可以去想象、建构或保护的认同。【译 者】刘可欣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0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