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伟勋】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节选）

去年（一九八二）七月初旬曾去母校夏威夷大学参加陈荣捷教授所主持的国际朱子学会议，前后十天，将近百位学者来自世界各地，济济一堂。开会前夕，在东西文化中心餐厅得与闻名已久的韦政通兄初次见面。政通与我又在开会期间聚餐痛饮、促膝畅谈多次，结为良友，算是个人参加此次大会的最大收获之一。惜别之后我们常以书信联络，交换心得。政通亦曾寄赠《中国论坛》半月刊两次，这才知悉台湾已有如此相当的水准的刊物。他在去年十二月初的书函，盼我能够忙里抽闲写出几篇文章出来，等在中国论坛。最近我对他表示，一有空暇甚愿先写两姊妹篇《西方哲学的挑激与中国哲学的回应》与《哲学探求的荆棘之路》，分从哲学探求的客观性课题与主体性历程的两个侧面公开个人多年来钻研中西哲学的一写经验谈。政通体谅我在美国的教学忙，劝我先就主体性历程撰写《荆棘之路》。我就借此机会谈谈三十年来研讨哲学的个人体验，希望不久再写客观性课题的另一姊妹篇，也刊登在《中国论坛》。

近代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曾描写他本人哲学探求的艰苦历程为一条“荆棘之路”。任何读过他那划时代的三大批判书以及其他重要论著的哲学同行，都不得不点头康德此语恰当不过。我们可以说，哲学探求本身就是荆棘之路，毫无捷径可言。《论语·泰伯篇》曾子有云：“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我们如改“仁”字为“哲学探求”四字，曾子此语的内涵可以扩充而为“哲学探求是任重道远、死而后已的荆棘之路。”在西方，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本世纪的怀德黑、海德格等真正第一流的哲学家固是如此，中国哲学家自孔孟直至熊十力以下当代几位大儒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当然不是康德般的天才，但我自认是诚挚的哲学探求者，愿借康德自述之语简述个人摸索再摸索，苦思再苦思的内在奋勉与生命试炼过程。我的甘苦经验对于立志以哲学探索为己任的年轻一代或有切磋琢磨、抛砖引玉的教育意义。

 选走哲学路

我进高中之后开始对于哲学发生兴趣。在高二时偶尔读了日本近代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几本论著，如《善的研究》、《思索与体验》、《日本文化的问题》等书，印象特别深，因而决意报考台大哲学系。在那时侯的台湾，市上多是大陆出版的左派书刊，有关纯哲学的中文书籍很难找到。我自己也不过看到已故殷海光教授（后来我在台大哲学系与他同事）年少时所写的一本浅显的《逻辑学讲话》与范寿康教授（大学二年级时为中国哲学史一门的老师）的《中国哲学史通论》而已。当我决定报考台大哲学系为第一志愿之后不久（即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台湾新生报专栏读到牟宗三教授的一篇短文《哲学智慧的开发》（此篇后来收在三民文库《生命的学问》一书），读后整个心灵大大手震撼，也因此彻底坚固了终身以哲学探求为己任的决心。此文所提柏拉图、康德、庄子乃至宋明大儒，那时的我不甚了了，但他所说的哲学气质一点，却深深地打动了我少年的心。后来在台大研究所二年级时，同一寝室的同窗好友刘述先（现任香港中大哲学系讲座教授）带我去郭大春家拜过牟先生一次面之外，我从未有过直接受业的缘分。但是牟先生那篇文章对我日后治学的方向确有决定性的影响。此事我的师友（包括述先在内）与学生都不知道；我只在三年前给牟先生高弟蔡仁厚兄的一封信中稍稍提及而已。总之，牟先生与西田几多郎这两位分别代表中日两国哲学水准的哲学界老前辈，对我个人哲学探求的方向影响至深。如何彻底消化这两位的哲学著作，又如何批判地超越他们独创性的哲学理路，一直成为我哲学探求历程上的一大课题。

当我父亲听到我将报考哲学系时，就对我说：“你毕业后想在新竹摆八卦桌，以算命谋生过一辈子吗？”那时的本省同胞几无例外，鼓励子女做医生、工程师或律师。报考文科的已是寥寥无几，想做哲学家的更等于是疯狂。象多半人一样，我父亲也误以为命相家为哲学家。后来读庄子书，至应帝王篇壶子向神巫季咸四门示相吓跑这位命相家的一段，拍案叫绝；同时回想以前父亲所说的话，又是感慨万千。

我在高三时，家道已在中落。因为报考台大的旅费无着，只好出售大姐出嫁时留下的老风琴，凑起台币三百元，坐了火车北上台北，从此开始了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生活。

 大学阶段

从台大哲学系一年级到哲学研究所毕业，我一直是清寒学生，靠几种微薄的奖学金与家教赚来的外快维持了六年学生生活。外在生活虽然如此贫苦，由于哲学这门不着实际的专行是我个人实存的抉择，我在精神上可以说是十分愉快的。那时的我是道道地地的理想主义者，既不考虑毕业之后职业如何，也从未想过留学的可能性，我脑子里充满的是文学艺术的幻想与哲学宗教的玄思。

 两位为我扎根的教授

在大学一年影响我最深刻的两位教授，是已故方东美师与中文系的王叔岷师。方师所教的哲学概论，在那几年是哲学系与外文系学生的必修课程。他的讲课极富哲学灵感，有如天马行空，又有启发英才的一种魔力。在知识论，他从詹姆斯的实效论跳到柏拉图的理型论，从柏拉图又转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再从康德往向十九世纪的数理哲学、马赫的感觉主义、量子论、相对论，乃至整套科学的哲学。在形上学，忽尔搬出印度奥义书与吠檀多哲学，忽尔描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境界，又忽尔提论黑格尔辩证法。方师可以说是善于旷观宇宙人生的美感哲学家，因此论诗境，论艺术，论“乾坤一场戏，生命一悲剧”，他无疑是第一流的大学教师。我从方师所学到的是庐山顶峰展望诸子百家的哲学胸襟与不具我执我见的玩赏能力。方师给我的是一百条哲学道路，我也只能从这百条道路暗中摸索出自己的一条道路了。老友述先在他一篇《高风亮节怀哲人》中叙述有关方师教书的神情极其生动，又在《中国论坛》近期总论方师毕生的哲学成就，淋漓尽致，都是我所同感又能同意的，我就不必在此详述我们这批哲学系学生从方师如何获益了。

据说已故台大校长傅斯年先生亲自规定过，台大新生一律要念孟子（全文）与史记（选读），用两个学期的国文课修完。我那一年上国文课，与中文、历史二系学生同班，担任教授是以校勘学著名的王叔岷师。王师讲授孟子与史记，义理当然不放过；但可贵的是，他必字字解释，句句析义。我虽不是中文主修，却从他严谨戏迷的考证训诂作风真正学到了日后攻治中国哲学所必需的专门训练：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缺一不可。也许那时我已隐约感到总有一天会从西方哲学转向中国哲学吧，在王师循循善诱的指导下委实对于中国校勘考据之学下了一番苦功。二年级以后也继续上他的庄子与淮南子两门以及已故屈万里教授所教的诗经与尚书，打下了一点国学的基础。离开大学生活以后，所以一直喜欢翻阅着清代乾嘉学派以来直至当代梁启超、于省吾、刘文典、顾颉刚、罗根泽、高亨、张心澂等有训诂考据方面的国学论著，可以说主要是王师的影响，毕生难忘。我在十一年前开始构想自己的一套哲学方法论，包括“创造的解释学”（creative hermeneutics），就有熔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的意图在内。

 藉日文钻进哲学知识

二年级以后上过系主任洪耀勋师所讲授的西洋哲学史与印度哲学史，对于整个世界哲学的发展线索开始关心，也了解到哲学史的研究在哲学探求上的重要意义。台大哲学系特别规定该系学生必修中、印、西三大哲学史，共二十学分。此一规定正确不过。美国大学一般哲学系则无此规定，因此美国的哲学主修学生总抱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印思想不算是哲学了。由于我自幼通晓日文，在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方面的研修方便不少。我那时能够读通文得尔班的《哲学史教本》与《近代哲学史》等西方哲学史的名著，都靠的是忠实畅达的日译本。在印度哲学史方面，我从日本学者的著作获益更多，包括宇井伯寿的《印度哲学史》与六大册《印度哲学研究》，木村泰贤的《印度哲学宗教史》、《印度六派哲学》、《原始佛教思想论》、《小乘佛教思想论》、《大乘佛教思想论》，和辻哲郎的《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等一流论著。我大学时期的英文阅读能力不强，且正开始学习德文，根本无力大量捧读西文书籍。中文方面的哲学书籍又少的可怜，而多半水准很差，我就只有依靠日文哲学书籍增加我的哲学知识了。我这二十多年来研读西方哲学，早已毋需日文著作；但当时的我如果没有哲学系极其丰富的日文图书设备，我在整个大学阶段的哲学探求恐怕要受很大的限制了。

 体验了“欲速则不达”

虽然日文书籍帮助不少，真要摸通以概念分析与逻辑推理的方法论步骤擅长的西方哲学，对于当时喜好文学胜过哲学的我来说，处处感到困难重重。记得大一时由于几次无法听懂方师的哲学概论，跑到台大总图书馆借了一本浅显的日文哲学概论书，翻阅几遍，仍搞不通唯心论等专门名词。在大二时，又有一次雄心勃勃地想以急快速度念完天野贞祐日译的康德三大批判书，结果整整花了十天；读后只觉茫然，一无所获。初次试读康德，真正体会到孔子“欲速则不达”一语在治学上的深意。也同时得到一个宝贵的教训：研读西方哲学名著，必须慢慢咀嚼，依循逻辑思考的步步开展慢慢推敲，慢慢学到随后体验原哲学家从问题设定到发现解决线索整个哲学探求过程的一种思维工夫，这样才有寻获其中诀窍的可能。大二阶段研读康德三大批判书的失败经验，对我日后培养小心细读休姆《人性论》、海德格《存在与时间》、沙特（萨特）《存在与无性》（《存在与虚无》）等等名著的耐性与功力帮助很大。譬如后来我读《存在与时间》的序论部分，摸索起码十遍，然后再去读结构严密的完整名著，回过头来重读一次序论，忽觉豁然贯通，而手舞足蹈，真是大快我心。我相信任何诚挚而又严肃的哲学探求者都有这种个人体验。

 理性与感性间的抉择

我在大三以后逐渐缩小研究范围，兴趣渐从广泛的哲学史凝聚于康德到黑格尔的的国观念论与齐克果（克尔凯郭尔）与尼采到沙特的实存主义（又称存在主义）。由于我对德国哲学兴趣特浓，自然也开始加强德文阅读能力。起初我对实存主义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文学的阶段，想从文学作品获得实存的感受，做为未来专攻实存哲学的预备工作。在大学最后两年，我对十九世纪到第二次大战为止的欧洲文学主要作品与潮流曾下一番苦功。因此之故，我当时怀疑自己可能选错了路，也许应该转向文学。我个性之中理性（哲学探求）与感性（文学感受）强度相等而又相剋，一直困扰我到依利诺大学获取学位为止。不少朋友都看出我的这个特性。譬如在去年朱子大会结束后，仁厚兄从东海大学寄来短函，谓“此番檀岛之聚，觉得兄在会中是理性人，在会外是感性人，而感性一面之印象特为鲜明。”政通兄、高明教授与赵玲玲来函亦有类似的话语。述先在研究所时有一次就对我说过，我是感性很强的人，也许在文艺方面更会成功。但是我自己隐约觉到，正因为我的感性常常胜过理性而难驯，我非强制自己接受理性的安排不可。就这样我还是勉强走了理性之路直到今天。回顾这三十年来的一番生命的试炼，自觉没有走错了路。中国传统的一阴一阳相剋相成之理，或可用来解释个性扩充生命历程吧。我也有时根据自己个性发展的经验，从较道德实践更为广阔的角度去了解张载以下宋明儒“变化气质”之说。

在大学最后半年，我对雅斯帕斯的实存哲学兴趣大增，就选了他的主著《哲学》三卷的首卷《哲学的世界定位》做为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雅氏主著的第二、第三两卷分别题名《实存照明》与《形而上学》。）我这篇毕业论文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粗糙而无创见，不过总算是在中国首次论介雅斯帕斯哲学的长篇了。

 用德文再打开一扇门

研究所毕业之前述先还为我特别介绍香港《自由学人》杂志主编李达三先生，把整篇全文登在其中一期，算是我处女作的首次出版。当述先带我去见牟先生时，牟先生认为我懂德日两国语文相当难得，建议我把雅氏主著译成中文。也许我对有创造性的及批评性的哲学思考兴趣较大，始终没有试过译过任何西方或日本哲学著作。如从哲学教育的观点看，我对名著中译的工作应该是责无旁贷的。我没有从事此类工作，做一个哲学教育家颇为内疚。

 结语

三十年来我的哲学探求所经历过的道路，既充满荆棘又多迂回；我却庆幸自己没有寻走捷径。根据个人的探求体验，我愿奉劝年轻一代的中国哲学探求者，以梁任公所云“以今日之我克昨日之我”的大无畏气魄攻治自己所不喜好、不擅长但极有益于超克个性、扩充视野的哲学思想及其方法。牟宗三先生曾倡“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我愿加上一句“哲学探求是一番生命的试炼”。我衷心期望年轻一代的读者们能从我的哲学探求的成败经验谈获取正反两面的教训，超越我们这一辈的思维局限性，开拓更广更深的哲学理路出来。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