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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根友】道论在简本《老子》中的地位及道、德等概念在简、帛、王本中含义异同初探

郭店竹简出土,为先秦的儒道思想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是当前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出土的竹简本《老子》,推翻了本世纪初疑古派关于老子后出的观点,可以澄清学术界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这部分材料还不足以澄清老子其人与其书的一些其它问题,如老子是否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聃,先于孔子;一个是太史儋,晚于孔子;目前的简本《老子》是否就是一个完整的古本?老子思想的发展是否有不同的传承的系统?我个人认为,简本《老子》的出土还不足以澄清以上诸问题,故拟就道论在简本《老子》中的位置,及其与帛本,王本中道、德等概念的不同之处,以及个别句读和句子含义的不同理解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以求教于学术界。本文不同意郭沂先生的观点,认为简本《老子》是最完整的本子(注: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现行简本《老子》中仍有一些战国中期的注释文字,《老子》一书可能无定本,而只是一个不断被注释的开放文本。

一、简本《老子》中“道论”的位置

简本老子分成甲乙丙三组,与王弼本和帛书甲乙本的篇章结构大不相同,既不是以“道经”为先,也不是以“德经”为先,而是从社会批评入手,直接引入“视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政治方法。但与帛本与王弼本《老子》相比,简本《老子》没有太多激烈的批评文明退化和现实政治不公正的语言,带有鲜明的正面教导的特征。尽管简本中也有道论的内容,但主要是为这一政治方法的合理性提供形上学的论证。

在简本的开头,老子就否定了智、辩、巧、利、伪、作等枝节性的治国方法:“绝智弃卞,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作,民复孝慈。”(注:依庞朴先生的解释,参见:《初读郭店楚简》,《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接着,正面提出了“视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根本性方法。为了论证这种根本方法的合理性,老子用喻证和历史个案的双重说理法,申述这一治国之术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江海能为百谷王,是因为江海能处于百谷之下;圣人虽然在万民之上,但民众并不感到有统治的压力。所以当世的侯王要统治人民,应该从大自然的现象中获得启示,应该向古代的圣人学习。

但是,江海的形象和古代圣人的事例,只是为他的治国之术提供现象界的经验性根据。这种现象界的经验性的根据并不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为了使“视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方法更具有普遍性,老子又进一步地提出了守“道”的问题。

尽管简本中也有一些讨论道的虚玄性文字,但其一是解释性的:“又(有)@①@②@③成,先天@④(地)生,@⑤@⑥(穆),蜀(独)立不亥(改),可以为天下母。未智(知)其名,@⑦(字)之曰道,@⑧(吾)@⑨(强)为之名曰大……。”其二才是功能性的描述:“返也者,道僮(动)也,溺(弱)也者,道之甬(用)也。天下之勿(物)生于又(有),生于无。”相对于帛书本和王弼本《老子》中“道论”内容来说,简本《老子》中的“道论”还不居于中心的地位。从“返也者,道僮(动)也”和万物生于有,生于无关系的角度,老子反复论述的是当政者不可贪财,不可居功自傲的道理。因为统治者对民利的盘算太精明,对社会的等级划分得太细致,老百姓就没有利益;盗贼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统治者太重视巧、利,如果统治者本身就伪作不诚,老百姓就不可能回归到孝慈的道德品质上来。而巧、利都是多私多欲的表现,智、卞、伪、作都是非素非朴的。我个人认为,整个简本中的论“道”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其主要目的则是要论证侯王本人坚持“视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治国方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道论”只是为这种方法提供一个形上学的根据而已,在理论上还不居于中心地位。

帛书本《老子》出土后,曾对王本中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一句有过争论。高明先生根据严遵本,认为此句应该是“道常无为而无以为”,后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简本《老子》的出土,证明王本中此句还是正确的。因为,从老子的政治目的来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这一合乎“道”的方法本身也不是目的,而只是要通过这种示弱的方法,在老子看来也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才能达到“无不为”的目的。因此,从目的论的角度看,“道”所具有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神奇功能,其实也只是侯王“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无为”方法能够达到有为目的的形上学的保证,至于“道”本身是什么样子,在简本《老子》中并不是中心问题。

二、简本、帛书甲乙本、王本《老子》“道论”思想异同之比较

简本《老子》以治国方法开头,帛书甲乙本《老子》以“德经”开头,而王弼本《老子》以“道论”开头,这可能反映了《老子》三种解读方式。从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两篇来看,帛书甲乙本似乎有直接的先秦资料作为证明。按照有些学者的看法,从德到道的过程应当是先秦思想的发展基本线索(注: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而且也有先秦的文献资料作为证明,如《庄子·天下》篇中曾经明确地说:“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德”在“道”先是很明确的顺序。从周王朝的“以德配天”的思想看,“德”居于“天”之后似乎是最为符合历史的逻辑顺序的,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我们暂不管孔子所说的“道”与老子所说的“道”是否是同一个意思,但以孔子为坐标来看“道”与“德”的关系,则可以肯定地说,至迟在春秋末年“道”在“德”先仍然是思想史的基本事实,如孔子就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此来推理,《老子》一书中“先道”而“后德”的思想次序则正好与孔子的说法是一致的。而在简本《老子》中还没有简洁如孔子所说的“志于道”而“据于德”的先后次序,只是在具体的论述中体现了这种“尊道”而“贵德”的思想,这似乎更进一步地表明简本《老子》中“道先德后”的思想认识还比较模糊,因而是比较原始的思想,而孔子所说的“道”与“德”和“仁”与“艺”的关系是对前人思想的总结。因此,“道”在“德”先应该是有充分的思想史根据的,这比《庄子·天下》篇至少要早二百多年。如此来看,“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其思想史的根据似乎更为原始。依此类推,王弼本以“道论”开头就不是没有根据的做法,至少从文献上看是有历史根据的。

但是,从思想与时代的关系来看,王本《老子》又明显地具有魏晋玄学的痕迹,其中“有无关系论”的命题很突显。魏晋玄学的基本命题是“有无之争”。早期玄学主张无生有,现行王本《老子》正是从“道论”的角度来谈论“有无相生”的玄学问题。“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简本《老子》中虽然有“有无相生”的辩证法思想,但并没有“有生于无”高度思辨的生成论思想,而只有“万物生于有,生于无”的或然性的、主观辩证的生成论思想,这一生成论的思想还只是对万物产生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初步哲学概括,还没有在“有与无”关系的抽象层次上讨论孰先孰后的问题。换成今天的话说,老子还没有从本体论的层次上讨论有生于无的抽象问题,这一抽象的哲学问题不是老子时代的主要问题。老子时代的主要问题是统治者能否“尊道而贵德”的问题。只有行道才算是有德之君,不能行道者则是无德之君。所谓行道即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就是“为无为”,“欲不欲”,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所说的“道”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又具有一定的超时空性、神秘性和人格神的意味,没有达到纯正的哲学抽象,与孔子所讲的“天”具有类似的原始宗教特征,如孔子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也是既“崇道”又“隆德”的(尽管他们二人所讲的道与德的内涵不尽相同)。而孔子所讲的德政就是指统治者本人身正。因此,是否行道与有德,是当时学者衡量执政者的政治行为是否合理的两条重要标准。较早的《老子》一书应该是以“道论”为先,由“道论”再到“德论”。简本《老子》在讲治国的方略时,恰恰不是从“德论”入手,而是从“守道”的角度出发,讨论当政者应该如何守道,表明简本《老子》的思想逻辑比较原始。

孔子在讨论政治问题时也讲“道”,他说:“帮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邦有道则仕”。可见,以“道”为核心来评价当时政治行为是否具有合理性,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并不具有虚玄性,也不具有独异性。简本《老子》论“道”的思想与同时代稍前或稍后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它试图对“道”的特征作一恰当的描述,使人们对习以为常的“道”有更加深刻的认识;第二,他尝试着用“道”作为万物的总根源——“可以为天下母”,取代天、天帝、上帝等原始宗教人格神形象,标志着神学的宇宙起源论开始向哲学的生成论转化。这是先秦道家创始人对中国哲学的特殊贡献。

简本《老子》论“道”的文字有如下几段: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长)古之善为士者,必非(微)溺玄达,深不可志……,保此道者不欲尚盈。

道恒无为也,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道恒无名,朴虽微,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万物将自宾。

卑(譬)道之在天下也,犹少浴之与江海。

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⑤@⑥(穆),蜀(独)立不亥(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道员员,各复其堇(根)

返也者,道僮(动)也。溺(弱)也者,道之甬(用)也。

功述身退,天之道也。(以上为甲组中的道字,凡十三见)

长生久视之道也。

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或损,以至无为。

上士昏(闻)道,堇能行于其中。中士昏(闻)道,若昏(闻)若亡。下士昏(闻)道,大笑之,弗大笑,不足以为道矣。是以建言又(有)之:明道女(如)孛,@⑩(夷)道□□□道若退。(以上为乙组中的道字,凡九见)

古(故)大道废安,有仁义。

古(故)道□□□,淡可(呵)其无味也。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而不可既也。(以上丙组部分道字,凡两见)

从以上所引的道论文字来看,简本《老子》论道有以下几个层次:

本体论层次的:从构成论的角度看,道是实在性的存在:有物混成。从时间性看:先天地生。从与他物的关系角度看: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从其运动特征看:反也者,道之动。若以天道为例,天道是圆形的,最终回到其本初的状态,可以证明“返也者,道之动”的一般性命题。从其功能来看:弱也者,道之用。以上都是从本体的角度来论道。

认识论层面的:从人与道的关系来看,亦即从广义的知识论的角度看,道具有以下的特征:

道恒无名,人类创造的名言概念不足以很好地描述“道”。从感觉的角度也不能把握道:淡乎无味,看不见,听不到,也不能靠近。即使是最高明的“上士”,也只能勉强的在不知觉的状态中符合“道”的要求,中士闻道则若存若无,下士则根本不相信有道的存在了。

但是,“道恒无名”而可知,否则老子本人就根本无法谈论“守道”的问题了,也就不可能有“以道佐人主”,“侯王能守之”,“为道日损”等说法了。何以知“道”呢?老子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但从文本中所给出的一些譬喻性的说法中我们可以体知,“道”即是谦下、宽容,像大海容纳百川一样包容万物。

实践的层面:从实践的角度看,按照“道”的法则行事,人类事务则日益简易,故为道者日损以至无为,正好与为学者“日益”的行为相反。所以,在治理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大道荒废,仁义的规范才流行。也即是说,根本性的法则丧失了,枝节性的规则就大行其事。如果能够按照“道”的行为治理天下,则不必使用仁义礼等繁琐的方法,更不需要用武力去东征西伐了。

简本《老子》中的“道”论实际上是“守朴”的形上根据,而且这一作为“守朴”形上根据之“道”乃是当时人们所共同认可的,因为老子在谈论“道”的时候是直接引用的,其文章暗含的前提是人们都知道“道”的价值与作用,否则,老子是不会直接引用“道”来为守朴与无为的政治行为合理性作辩护的。或许由于当时的人们不太了解“道”的内涵及其特征,故尔老子对“道”的内涵与特征有所揭示与阐发。但抽象的“道论”还不是老子要关心的主要问题。

无论在帛书本《老子》中还是在王弼本《老子》中,论“道”的文字比论“德”的文字要多。但简本中所没有的“道论”内容大多是说明性的或解释性的文字,不是一种直接陈述思想的文字。由此,我推测帛本《老子》和王弼本《老子》中多出的论“道”文字,属于后来的注释性文字。兹以帛本《老子》为底本排列多出的论“道”文字: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夫礼者,……前识者,道之华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道生之而德畜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也。

道,生之、畜之、长之、遂之,亭之、毒之、养之、本覆之。

道者,万物之注也,善人之葆也,不善人之所葆也。

故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也。

天下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

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似万物之宗。

视之而弗见,名之曰微。听之而弗闻,名之曰稀。@(11)之而弗得,名之曰夷。三者不可计,故(捆)而为一。一者,其上不攸,其下不忽。……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将“一”与“道”联系起来)

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之为物,唯望唯忽。

故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

道,泛呵其可左右也,功成遂事而弗名有也。

从上文所列举的文字来看,多出的有关“道论”的内容,首先主要是论述“道”与“德”的关系,如“失道而后德”。“孔德之容,唯道是从。”“道生之,德畜之”。

其次是“道”与“一”的关系。在这一层面上,有“道生一”和“道同于一”两层意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所涉及的是“一与多”的问题;“道同于一”则是讨论本源性和混沌的不可分性的问题,但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来谈论“道”与人的认知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之上又分化出“可道之道”与“不可道之道”,很显然是对简本《老子》所说的“道恒无名”问题的深化。

其三是“道”蜕化为一种术:故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后人所说的君人南面之术正是这些后增的部分,也反映了人类思维的一般逻辑进程:化理论为方法。

其四是区分了天道与人道的不同,直接由简本《老子》建设性和引导性的“道论”发展出帛本和王本《老子》带有鲜明的社会批评性的“道论”。无论现存的简本《老子》是否为足本,由三种版本“道论”内容的差异可以推测得:简本《老子》的思想更为原始(但不能因此说是最原始的)。

三、简本、帛书甲乙本、王本《老子》“德论”思想异同之比较

简本《老子》中的论“德”的文字极少,全书只有11个德字,而且主要是讲如何能取得天下人的信任,长久地保有天下的问题。特别是像王本和帛书甲乙本《老子》中的对德的层次性的论述文字没有,而只有对“德”的不同类型及其特征的描述。下面是现行简本《老子》中论德的文字:

含德之厚,比如赤子……。(甲组)

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乙组,以下皆属乙组)

上德如浴,……广德如不足,……建德女(如),……

修之身,其德乃贞;修之家,其德乃有舍(余);修之向,其德乃长;修之邦,其德乃奉(丰)。(修之天下,其德乃@(12)

现存简本《老子》中,只有上德、广德、建德,而没有王本、帛本中的“上德”与“下德”之区分。而“道”与“德”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直接的文字说明。这似乎表明老子时代,“道”与“德”的内在关系还没有弄清楚。仅从文章中“道”与“德”出现的先后次序来推测,可能是“道”在“德”先。在《论语》中,孔子才第一次阐述了“道”与“德”之间的关系。而帛本与王本《老子》中关于“道”“德”“仁”“礼”之间相互递退关系的文字不见于简本,这些文字却是帛本与王弼本中的重要文字。我个人认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这段文字很有可能是简本《老子》丙组“太上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安有正臣”一段文字的释文,因而可以说是后来增加的。

像“玄德”一词在王弼本中出现三次,而在简本中则没有一次出现。简本《老子》只有“玄同”而无“玄德”。而解释“德者”的文字——“德者同于德”这句话,在简本中亦没有。这句话又显然是对“道者同于道”的模仿,“道者同于道”这句话亦不见于简本《老子》。而道者显然是得道者之简称,德者是有德之人的简称,这些概念可能是庄子学派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对老子思想发展之后新出现的。由此可以推测,“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的思想可能晚出。

另外,与孔子“报怨以直”直接相反的观点,即“报怨以德”的思想,在简本中也没有。这些具体的观念与思想的差异,似乎都可以证明简本《老子》中的思想比较原始。

四、从简本与帛书甲乙本、王本中其它一些概念使用率看《老子》一书思想之发展

很有意味的是,简本《老子》中没有作为命运意义的“命”字,也即是说没有哲学意义上的“命运”的思想,其中甲组的一句“民莫之命(令)天(而)自均安”之“命”字,显然是作为动词命令的“命”字。而帛书甲乙本中作为命令的“命”字也只出现一次,王弼本中“命”字虽然出现了两次,但其中的一次不是作为名词的“命”,而是动词命令的意思。因此,帛书本与王弼本中的“复命”一段是注释与发挥的文字,“复命”的思想是后人加上去的。帛本和王本中的“命”字是在简本甲组的一段文字之后出现的。简本的原文是:“至虚,恒也;守中,笃也。万物方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复其根。”(王本属16章)在帛本和王本这几句后面都加上了这样几句:“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在王本第51章中有“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一句,而这一句在帛书甲乙本中均写作“夫莫之(爵)而恒自然也”。从所引的文字来看,王本和帛本中的“复命”观念不是老子的思想,可能是后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道家学者引申发挥的文字。但此人具体是谁,目前还难以确定。

当然,这种“复命”的思想,也极有可能是受老子思想影响的早期儒家学者对老子思想所作的儒家的解释。因为在同时出土的《性自命出》一文中就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话。孔子讲君子畏天命,后来儒家都讲天命。因此,把“归根”与“复命”联系起来,很有可能是儒家学者对老子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复命”的观念反映了先秦儒、道两家在思想上的互动现象。

简本《老子》中“心”与“气”皆出现一次:“心使气曰强。”而在王本中则有“使民心不乱”,“我愚人之心也哉”,“心善渊”,“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等说法,凡七次出现。“气”字在王本中还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而在简本《老子》中却没有“阴阳”范畴。像心、阴阳这些概念、范畴在战国中期以后是非常重要的。这也似乎能说明简本《老子》中的思想大约为战国中期以前的。即使在王本《老子》中出现了较多的“心”字,但这些“心”字均不是重要的哲学概念,都还没有达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命题中“心”的抽象意义,更不具有荀子哲学中的“心能知道”的强烈的认知功能。由此可以推测,即使是王弼本《老子》的底本,其流传的时间也可能在孟子之前。

另外,简本《老子》中基本上没有战国初年以后的文物和制度现象。一般怀疑老子书晚出的两条文字,在简本老子中怡好没有。这两则文字其一是:“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这段文字,余明光先生认为正好证明《老子》是战国中期的作品,恰恰在简本《老子》中没有这一内容。其二是,余明光认为《老子》中的“万乘之主”(帛本作“万乘之王”)的军队规模,是战国七雄争霸时才出现的军事实力,而在春秋时代是不可能的。帛本和王本中均有这一段文字,但在简本《老子》中亦没有这段文字。余明光又认为,在春秋时代没有偏将军与上将军的称谓,而这种称谓只有在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由此证明《老子》乃战国中后期的作品(注: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今出土的简本中虽有“偏将居左,上将居左”的文字,但明显是一种解释的文字,它们应是对“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的解释。但仅凭这一段文字还不足以证明整个简本《老子》就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至多可能暗示简本《老子》也不是最古的本子。由此,我们可以从另一条思路来推测:《老子》可能是一个开放的文本,它在后人的不断阅读过程中而生成。因为先秦的其它著作如《论语》、《墨子》、《庄子》等都是这样的。

五、简本《老子》中一些句读问题之辩证

根据文义来看,现行整理的简本《老子》其中有些句读是有值得推敲之处的,比如像李零先生已经指出的那样:“其事好长古之善为士者”一句应断为:“其事好长,古之善为士者”,而不应该像现在出版的断为:“其事好,长古之善为士者。”除此之外,我认为,像以下几句的句读似乎也可以有新的读法:“信不足,安有不信。”“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安有正臣。”由于古文“安”字也可作“焉”字,而“焉”字既可以作为疑问代词,又可以作处所代词和语气词。如果作为语气词,则可以断为:“信不足焉,有不信。”“故大道废焉,有仁义;六亲不和焉,有孝慈;邦家昏焉,有正臣。”这种断句的内证是简本《老子》中有:“国中有四大安,王居其一安。”而作为平安意思的“安”字则有:“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因此,现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简本《老子》中“故大道废,安有仁义”一段,可以读为:“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安,有正臣。”这种句读的意思是突出大道和睦、政治清明的至上性,把仁义、孝慈和正臣等带有过分人为痕迹的规则看作是次一级的、不得要领的方法。如果按照现行的句读,则老子十分肯定仁义、孝慈、正臣的人为价值,与他的“为道曰损”(当然老子不一定反对孝慈,因为在甲本中有“绝伪弃作,民复孝慈”的话。)的基本政治纲领不一致。

“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这句话,在王弼本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在帛书甲本中汗漫不清,在乙本中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于无”。但若依简本的文句,在逻辑上也可以解释得通。比如说,社会中本来没有盗贼,可以说是“无”的一个特例,但他们从文明的“巧”和“利”企图中产生了。这是天下万物之一——盗贼生于“有”——巧、利的一个实例;民不慈不孝,是因为统治者缺乏诚信,故可以说天下万物——不孝不慈生于“无”——无诚信的一个特例。

而“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这段话,也可以作为“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大道废是“无”的典型形态,正是这一典型的“无”产生了仁义,后面两句也可以从“无”的角度来理解:即无亲和的家庭关系产生了孝慈,无清明有序的政治秩序才产生了忠臣;当然也可能说从“有”产生了“有”,那就是有了不和的六亲,有了昏乱的政治,才产生了孝慈和忠臣。因此,我认为,简本《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这句话正好体现了老子主观辩证思维的特点。如果我们将这句话理解成是“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则就涉及到无与道的关系。从简本来看,“道”是最高范畴,而且简本《老子》中最具有哲学生成论意味的思想是“有生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而不是“无生有”。在简本丙组后面紧接着的《太一生水》篇,应该看作是老子后学讨论生成论的代表作品。但此篇也不讲“无生有”,而是讲“太—生水”,“太一”绝对不等于“无”,因而还是“有生有”。尽管在简本甲组有“又(有)亡相生也”之句,但此句中之“无”字并不是本体上的“虚无”的意思,而是指由一种具体的存在到不存在(而变成另一种存在)的一种运动结果,这一段的原文大意是说:天下的人若都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则恶就消亡了;皆知善究竟是怎么回事,则不善的事情就消亡了。所以说:“又(有)亡相生也。”同理,“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所以圣人为无为之事而收有为之效,行不言之教而建有教之功。这正是老子带有相对主义色彩的辩证思维,是比较成熟的辩证法思想的最初级的、最直观的形式。春秋时期老子的辩证思维还没有达到魏晋玄学的精致程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戕的左部右加百

@②原字为虫的繁体字

@③原字为虫右加虫

@④原字为陧去日加宅

@⑤原字为兑右加攻的右半部分

@⑥原字为线的繁体字的左半部分右加穆

@⑦原字为丝的上部下加才

@⑧原字为虎去几加土

@⑨原字为弓右加(虽下加力)

@⑩原字为迟的繁体字

(11)原字为折的左部右加昏

(12)原字为忆的左部右加博的右部

 

(原载《江汉论坛》199910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