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哲学？各有各的说法。今天我介绍一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
很多人把维特根斯坦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二十世纪下半期，哲学论著几乎言必称维特根斯坦。但维特根斯坦并不好读，早期著作和后期著作都不好读，只是不好读的缘故不一样。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不好读，一个原因在于它是用格言体写的，而且很多概念他都有特别的用法，有他自己特别的、“严格的”定义。晚期著作《哲学研究》也不好读，虽然那是用最平实的文字和句法写的，字面相当好读，但麻烦是，读者会觉得他东讲讲西讲讲，始终弄不清楚他真正的路向在哪儿。我听到很多人说读不大懂《哲学研究》，包括非常有理解力的人，他们感觉到某种东西，但抓不住要点。《哲学研究》不好读，要和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基本理解连在一起来考虑，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和我们通常对哲学的理解非常不一样。例如，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不是要提供理论。西方整个儿的哲学传统都是重理论的。例如语言哲学家提供了各种意义理论，意义的指称论、意义的观念论、意义的可证实论等等，维特根斯坦研究语言哲学，但他不承认自己提出了什么理论。哲学不是理论，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这不只是一种提法，他通过自己从事哲学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仅此一点就让我们觉得他的写法和主旨难以把握。
我下面的介绍，以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为准。这个介绍借用了哈克〔P. M. S. Hacker〕的很多表述。最后我还想对维特根斯坦哲学观做一点拓展。
哲学之为概念考察
如果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有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标准的定义是“哲学是概念考察”。但什么叫“概念考察”呢？
我们平常用的很多词，比如跑、跳、正义、人权、漂亮、美、合理，这些词我们都把它们叫做概念。①我们说话、讨论问题要使用概念且离不开概念。我们平常用概念说事情，却不考察这些概念。从三、四岁起，我们就会说跑、走、跳，我们说了一辈子，也从未用错过一次。但是如果现在你成为字典编撰者，或者从事什么语言学工作，让你来定义走、跑、跳，我相信你绝不是不假思索就能对这些语词加以定义的。也就是说，使用概念来说话和对概念本身进行考察、界定不是一回事。我也可以说是两个层次上的事。粗浅说，我们平常说话是一阶的，是用概念说事情，哲学是二阶的，哲学是对概念有所说。
现在我们回过头用概念考察这种提法来看看历史上的哲学。哲学一般认为是从柏拉图开始或者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反正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不大分得清哪些是柏拉图的，哪些是苏格拉底的。当然我们也说到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但是哲学作为一门系统的追问应该说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我们回想一下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对话，在那里，所谓哲学思考是什么样子的？柏拉图发问的形式是：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什么是知识？什么是善？可以说每篇对话大致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柏拉图是在进行概念考察。我们平时用美、正义、知道不知道、合理不合理这些词来说话，但我们不对这些概念本身进行考察。在柏拉图对话中，往往是先有人用这个词说了话，然后苏格拉底就想方设法，兜着圈子就把问题引到概念考察上来，逼迫对方回答，你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应当怎么界定？这样，苏格拉底的对话就把我们通常一阶上的交谈引到了二阶上的对概念的考察。
哲学是二阶思考，这种提法大家都不陌生。实际上，哲学家因此觉得他们应该用某种元语言来思考、写作。比如说太极、无极，比如说知、情、意，哲学家说到“知”的时候，包括我们平常所说的知道、了解、懂得、理解、明白等等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它们之间有相近、相邻或者有共同之处。我们在实际说话的时候，如果不是在写哲学，什么时候用“知道”什么时候用“理解”，多半要分清楚，否则语文老师就要说你不懂汉语了，但是在做哲学时，我们就倾向于用一个词把所有这些词都概括在内，甚至认为这个哲学上的“知”是所有这些概念的共同点的抽象。维特根斯坦把这样加工过的概念称作超级概念。几千年来，人们要进行哲学思考，就要建构超级概念，用超级概念来从事哲学，无论是好是坏，这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建构哲学理论的一种手段，也是建构哲学理论的一种标志。维特根斯坦拒绝用建构理论的方式来从事哲学，这种拒绝突出体现在他不用元语言来做哲学，不用超级概念来进行哲学探索。他说，
其实，只要“语言”、 “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的用处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97〕②
维特根斯坦根本不承认有所谓超级概念。按照这种想法，如果我的书里有一章叫知识，其中讨论了知道、理解、了解等等，那么，知识只是个总题，这个题目的意思是知识、知道、理解等等，是“知识及其他”，而不意味着知道、理解等等都是知识的子概念。
用一阶的方式来做二阶的事情，就是用谈论事情的方式来做哲学，这是否可能呢？维特根斯坦回答说：“正字法”不仅可以用来正其他的字，也可以用来正“正字法”本身。
我这样说有点儿空洞，你们要去多读维特根斯坦的文本会多些体会。
锅里的水在沸腾，蒸汽就从锅里冒出来；蒸汽的图画也是从锅子的图画里冒出来的。但若有人要说画的锅里一定也有什么在沸腾， 又如何是好？〔§297〕
我们说，这只狗害怕它的主人要打它；但不说：它害怕它的主人明天要打它。为什么不这样说？〔§650〕
这些是维特根斯坦的经典方式，叙述一件事，给出一个画面，引用一句平常的话语，让我们看到其中的“哲学问题”。
这就讲到了哲学之为概念考察的另一个界定。概念考察是考察我们已经使用的那些概念，或者用哲学圈子的说法，考虑日常语言使用的概念，考察自然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所以需要去考察这些概念，是因为关于应当怎么描述这些概念发生了分歧，产生了争论。〔有时甚至是关于如何使用这些概念发生了分歧。〕我们在这里出现混淆、发生争论，所以我们努力澄清它。比如说就人权问题发生了争论，一方说权利是这样那样，另一方说权利是那样这样，所以我们要澄清权利这个概念。如果你自己制造出一个概念，我们不使用它，因此对它不发生什么困惑，因此也就用不着去澄清它。
我说这个，背景是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之间的争论。在这里只提一下，无法展开。只是做这么一个结论性的东西：我们考虑的是自然概念，而不是考察那些自己制造出来的概念。而且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看法，哲学家不可制造概念。这个也和很多哲学家的看法不一样。很多人认为哲学家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去制造一些新的概念。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事情老是讲不清楚，讲不清楚是因为我们的概念出了问题，那么我们就发明一套更好的概念来描述这些事情，来讲这些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事情讲清楚。关于这条思路有很多可说的，但我这里只说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他认为，描述世界不是哲学家的任务，哲学家的任务是检验我们描述世界的手段或者概念，科学家可以制造新概念，哲学家不可制造新概念。
概念考察与科学理论
哲学是概念考察，这个说法的正面内容我做了一点儿介绍。但这话还有很强的针对性。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法？这样的提问，维特根斯坦视作追问概念。可是人们通常把这些问题视作对本质的追问，在追问正义的本质，追问法的本质。这些追问似乎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现象是纷繁杂多的，背后有一种稳定的、唯一的本质、机制、原理，哲学要做的就是找到这种东西。牛顿力学寻找力的本质，物理世界的本质，孟德斯鸠寻找法的本质，乔姆斯基寻找语言的本质。
什么东西的本质？法的本质？孟德斯鸠追问的是“法”的本质还是loi的本质？随便哪个比较法学家都会告诉我们法和loi的意思并不一样，那么，你追问的是法的本质还是loi的本质？也许本质恰恰是法和loi两个概念中互相重叠的内容？但我们也许应当把law也考虑进来，说本质是法和loi和law这三个概念之中共同的东西。诸位也许已经觉得不妙，因为还有第四种、第五种语言。你也许会说，干吗把语言扯进来？我们说的不是法的本质，不是loi的本质，而是那个客观的东西的本质。正是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和传统对哲学的理解发生了分歧。我们刚才谈到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柏拉图试图通过对我们的概念的考察达到事物的本质，正义的本质、美的本质。人们以为自己在揭示正义的本质、世界的本质，是在探索某种和我们的表达方式无关的客观的东西。但维特根斯坦认为，并没有脱离了表达方式的本质。人们把这种基本态度称作“反本质主义”。也许更好的说法是，维特根斯坦反对关于本质的某种理解。用维特根斯坦自己的话说，“本质表达在语法中”。
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因此奥古斯丁也在思索关于事件的持续，关于事件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各式各样的陈述。（这些当然不是关于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哲学命题。）
因此，我们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90〕
你也许会说，“本质表达在语法中”这一看法对法这样的概念是说得通的，但对力、空间、衍射这些科学概念是说不通的，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人们把本质理解为某种隐藏在现象后面的、现成不变的东西，一旦找到本质，我们就得到了一劳永逸、独立于任何未来经验的答案。然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不是在寻找深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或机制，这是科学要做的事情，却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哲学不是从现象进步到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是从现象退回到关于现象的陈述，退回到我们的概念方式。这一思路，后来蒯因称之为“语义上行”。
哲学不探求物理学意义上的事物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耽留在现象上。所以，有人把维特根斯坦视作现象学家。
哲学是概念考察，概念考察的目标不是提供新知识，而是澄清意义。我们现在的知识观是由科学主导的。在此，科学我是在狭义上说的，物理学、一些所谓社会科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定义着知识。希腊词episteme我们有时将之翻译成知识，有时候翻译成科学，几乎把这两者等同起来。在科学工作中，我们设计好多实验，进行很多观察，发现新的事实，一旦发现这些新的事实，我们就会承认或强调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些事实的存在。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些事实，然后基于对这些新的事实提出一些假说或者说建构一些理论。这些理论是否是真的呢？我们再通过设计新的实验，发现新的事实去加以验证。人们把这些工作称为经验工作，把科学称作经验科学，这个称呼未见得特别妥当，我只将就着用。
我们可以说，概念考察和经验性工作是两个层次上的事情。比如说就人权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个争执有一部分可能在事实方面，比如说，中国的人权记录有哪些内容，是否可靠，这个你要去做调查研究，你要去查档案，但这显然不是哲学家的工作。但这个争论中有一部分是关于人权这个概念的争论，来自于我们对这个概念的似乎有所不同的理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澄清它，连带要澄清权利、幸福等等概念。这是哲学工作。
再比如说，我们人人都会使用“为什么”这个短语。但有时我会说，这事儿没什么为什么。你说，怎么没有，凡事都有个为什么。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谈谈为什么本身了，例如弄清楚到底是不是凡事都能问个为什么。这你就不一定能讲清楚。我来上课，大家都坐在这儿，有一个同学过了半个小时才进来，我问，你为什么迟到？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听懂。但若我一进教室，大家都按时来了，我问好好坐在那里的同学，你们为什么不迟到？这个问题你们就听不懂了。你们答不出来，不是因为你们不够聪明，是我有点儿蠢，问出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弄得你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毛选里有句话，说是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些事情上你无法问为什么。但哪些事情能问，哪些事情不能问为什么呢？考虑这样的问题，就属于探讨“为什么”这个概念的结构。
再比如说，什么是感觉？如果你设想它是一个科学问题，那就去设计一些实验，用仪器去记录很多实验结果，就是说，发现一些新的事实，然后提出关于感觉活动的理论，再加以验证。但是我们平常比如在茶馆里争论什么是感觉，我们似乎并不是依靠发现新的事实。我们在茶馆里也无法发现新事实。我们依靠什么事实来讨论呢？依靠我们向来就已经知道的关于感觉的事实。我们向来知道很多这些事实，因为我们知道怎样使用感觉这个词，而且通常正确地使用着这个词。如果你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知道感觉是什么，你怎么能正确使用这个词呢？
在一阶的层面上，我们都知道这些语词或概念是怎么使用的，而且几乎没用错过。那么，当我们关于这些概念发生争论时候，我们是在争论什么？我们是在争论我们应当怎么描述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我们平常是 know how，知道怎样使用，but we do not know that，不知道怎样说出我们在使用中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概念考察和一阶使用不同的地方。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作为概念考察，它只追问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世人忙于贪新求知，哲学家不是这样，他逗留在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中。庄子说：“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老子甚至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在已知的事情里求道理，这是概念考察的又一个特点。就人们经常对经验这个词的误用而言，哲学是非经验的，简单说，它不依赖于发现更多的经验事实。
在这里拿维特根斯坦和康德来对照一下也是蛮有意思的。康德要为知识划定界限，对照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事业就是要为意义划定界限：哪些言说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不可言说的。
这里还可以谈谈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现象上的区别。科学从原则上讲是一个集体的工作，你打开任何一部科学史，我指的是真正从近代科学开始，从哥白尼、伽利略开始的科学史，比如说天文学史，你就会发现在其中出现无数多的名字，其中有些很有名，有些不是专门研究这门科学历史的史家就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是他所做的那个试验，他所发现的一项定律，却是我们现代天文学不可忽略、不可或缺的。科学构成了一种明显的积累和进步。但是哲学看起来却像是一些伟大人物之间的一场混战。当然可能有一个大哲学家，下面有一些弟子形成一个学派。但是大凡在这些弟子之中，又有一个成为大哲学家的，比如说，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成为大哲学家，把他叫做胡塞尔的弟子就像是一个太过拘泥的说法了。他们的哲学体系非常不同。每一个大哲学家都提供一个哲学体系，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提供这个体系，那么你就不是一个大哲学家。你说康德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尼采的哲学体系，相对而言，我们只有一个物理学体系。这还表现为另一种现象。哲学概念，似乎人言人殊，说到形而上学，我们常常会说，在康德的意义上，在黑格尔那里，在马克思看来，在石里克的意义上。科学术语很少有这么说的。科学在积累、在进步，这个积累和进步依赖于许多非常确定的知识。一个定律被发现之后，虽然它的意义甚至它的表述形式有时候也发生一些改变，但是从原则上说，也就是从积累的意义上来讲，它就成了科学中确定的东西。
哲学似乎永远在争论不休，这是实际情况。这被人们作为哲学不是一样好东西的一个证据。我们暂时不管好坏，只是想说明，哲学工作和科学工作很不一样，不管你最后对哲学持什么态度，但是如果你用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理解哲学和要求哲学，你恐怕可能从一开始便是在要求一个并不存在的东西。
再谈概念考察
哲学不像科学那样提供解释世界的理论，这就把我们引到维特根斯坦哲学观中的另外一个基本的提法。他认为哲学的功能，简单说，是治疗。这个提法也和大多数人对哲学的想象不大一样，大多数人大概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建构，而不是治疗。我也从几个方面来介绍一下治疗这个提法。
首先，我们有病才需要治疗。但为什么我们在进行概念思考的时候容易出毛病呢？上面讲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难免要对自己所使用的概念作一番考察，然而，我们平常更多是用概念说话而不是考察概念，可以说，我们没受到过概念考察的训练。于是，我们在作概念考察的时候就常常出错。概念考察不是我们的所长。我们两岁就开始问为什么，什么都问，天为什么是蓝的，爸爸为什么要抽烟，爸爸为什么不是妈妈，也许深刻得不得了，也许是瞎问。从三、四岁以后，哪些事问为什么，哪些事不会问为什么，我们就清楚了。但我们说了，要说清为什么在这些事上问为什么有意义，在那些事上问为什么没意义，却绝不是一件容易事。我们几乎从来不在一阶上用错概念，除非你小学语文课学得太差。其实，甚至不上一天学，很多人说话也说得很好。我愿说，说话对我们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概念考察却不是我们天生就会做的，是需要我们专门花心思琢磨才会做的事情。因此，在二阶的思考上，我们容易出错。
可能有同学反驳说，我们在一阶上也会产生疑惑，发生分歧，某种情形应该叫作经验还是叫作体验，某种政策应该说成是正义还是公平，我们可能发生分歧。这我完全承认。不过，像经验、体验、感觉、正义、权利这样的语词，天然就像是二阶词汇，我平常把它们叫作论理词汇，它们本来就带有强烈的理论意味。我等一下会讲到，哲学工作主要是考察这类概念。在这里，关于概念使用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关于如何描述概念的争论。我下面说到误用概念，通常就是指这类概念的误用。我们使用这些词汇，很容易引起分歧，而这些分歧把我们带向对概念本身的争论。我们经常争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合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我们一开始可能是在讨论美国人更幸福还是中国人更幸福，现代人更幸福还是古代人更幸福，但这类讨论几乎不可能是单纯事实的争论，几乎总是包含着概念层面上的考察。
顺便我说明一下，一个哲学问题之所以重要，不在于有些哲学家关心它。甚至我说到哲学家，也并不是指在学院里教哲学课的人，而是指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哲学家，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一部分，是我们进行概念思考的那部分。我们平常用概念说话，而不是去说概念，但是，说着说着，就可能碰上概念问题。我一开始说张三最近很幸福，他刚刚提了职称、刚刚挣了大钱、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但是你就说了，张三并不幸福。你我争论起来，这个争论有可能涉及的是事实的问题，比如说，你了解一些关于张三的事实而我不知道这些事实，我只知道他挣了大钱成天志得意满的样子，而你知道他其实正被警方调查，私下里胆战心惊唉声叹气。知道更多的事实，知道别人的好多私事，这个不是哲学家的特长。但有时候我们在事实方面了解得一样多，我们对张三是这么个样子并无争论，我们争论的是这个样子算不算幸福。要说这里的确有个争论，那么这个争论的结论就依赖于你我来澄清幸福这个概念，澄清：什么是幸福？我们现在进入到了柏拉图的那些对话所讨论的层面。幸福和快乐是不是一回事？金钱本身是否能让人幸福？幸福是个人的感觉还是要有社会公认？等等。你听农民讲话，听民工讲话，都常常“上升”到概念思考的层面上。这不是我瞎编的，是我常经验到的。总之，关于概念的争论并不只发生在哲学教授身上。其实，现在好像很少听到哲学教授谈论概念问题，多半都在谈论买房子、提职称之类很一阶的事情。
从哲学理论到科学理论
你说某人幸福，某人不幸，这时候你没有建构理论，但是当你在回答什么是幸福的时候，你差不多已经进入了理论建构的预备阶段，似乎继续追问下去就不得不建构一种伦理学。实际上也正是如此。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用一篇对话来讨论什么是正义？从此产生了政治学。我们用一篇对话追问什么是物质、什么是物质的运动，物理学就产生了。
人们想要理解这个宇宙，他们认为理解这个宇宙的最重要的方法，是建构关于宇宙的理论。我们要理解国家，理解人生，理解大自然，我们就要建构政治学、伦理学、物理学，通过理论，我们就会对这些东西有透彻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地方，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跟传统哲学观分歧最大的地方。若说传统上我们相信哲学是进行一种理论建构，那么维特根斯坦则认为哲学是进行一种理论解构。维特根斯坦本人好像不用解构这个词，我们就说消解。
我们怎么建构理论？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前，建构理论的方法就是通过考察基本概念。伦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善，和善连在一起的有正义、幸福、性情，然后有幸运、性格、目的、手段、意义、死亡，等等。你要想建构关于物理的理论，那么你就要对运动、变化、静止、动力、时间、空间这些最基本概念进行系统的追问和系统的研究。这些基本概念里似乎隐藏着世界结构的线索。当然，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我们会发现我们平常所使用的概念不大准确，那么我们就调整、改造这些概念。空气的气，我们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哲学家把它变成一个超级概念，用来指某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武器的器，哲学家也赋予它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哲学家用理、气、器这些概念建构一个关于宇宙人生的大理论。古代的理论就是这样建构起来的。古代理论家发明新概念的情况并不多，多半是通过对平常概念赋予某种新意义来建构理论的。
但是这种情况到十六、七世纪的时候发生了一个转变。十六、七世纪的思想家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这些人，造就了一种新的理论方式，近代科学的理论方式。这里不可能描述新理论的结构方式，但有一点很明显，新物理学的矛头指向亚里士多德或亚里士多德主义。新型思想家们发现，我们反复追问概念的深层内容，看似不断提出了新见解、新说法，其实只是在我们早已理解了的东西里面打转，并没有产生新知识。要推进知识的发展，我们就必须打破传统概念的束缚，大胆采用新概念。举一个最通俗的例子，即关于运动和静止的例子。我们都知道什么是运动，什么是静止，但是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改变了我们这些概念，新物理学宣称，我们平常看到的静止的事物，实际上是处在一种直线匀速运动之中，这个我们在初中物理学都学过了。新物理学改变了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概念，改变了我们描述世界的方式。
我们现在大概都承认，近代物理学是对的，它对世界的描述是正确的、科学的，是真正的科学知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错误的、无效的、应当被抛弃的。西方的理论冲动似乎终于通过伽利略、笛卡尔、牛顿找到了正确的建构理论的方式。
从那以后，哲学就开始面临着生存危机。危机感是逐步变得明晰起来的。在这之前没有这种危机，因为哲学家就是科学家，就是理论家，就是提供世界的正确画面的那些人。可是当这项工作由科学家接手去做，而且显然做得远为成功，哲学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就变成了一个让哲学家头痛的问题。我们有几个选择，我在说这几个选择的时候，我是用外在的方式说的，我并不认为它们都是并驾齐驱的选择。
一种是主张，我们有两种类型的理论，一种是科学理论，一种是哲学理论。比如说，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似乎是这样一个尝试。科学提供了科学理论，我哲学能够把整个事情重新说一遍。时间、空间、力、粒子、化合，这些都在我这个体系里面。现在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个体系了。实际上，黑格尔哲学在他身后很快成了“死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觉得他的世界体系太牵强了。最近几十年黑格尔重新得到重视，更多是由于他的政治哲学，总之不是他的世界体系又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另有一种选择，就是你科学做了很多理论，但是我们哲学家为你提供基础。康德的哲学在很大程度可以这么理解。很多人接受这个主张。但这个主张实在很可疑。似乎没有哪一门科学在熟读了康德之后才开始去建构自己的理论，也没有哪门科学熟读了康德之后重新改造过自己的理论结构。当然，西方的科学家比中国的科学家富有哲学思辨的兴趣，他们熟悉柏拉图和康德，这很普遍。这种思辨兴趣和科学理论有关系，关系很复杂，这里不去讨论。但我觉得没有证据表明哲学在直接的意义上为科学提供过理论基础。
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哲学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整体的概括。不知道今天还有哪个哲学家会这么想，你连一门自然科学都不精通，你怎么概括全部科学？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科学家管自然，你可以建立物理学的理论，化学的理论，乃至生物学理论、生理学理论。但是你不能建立人的理论，国家的理论和社会的理论。这种主张在很长一个时期似乎蛮有道理，可是后来，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科学似乎把人的领域也拿过去了，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这也是人们描述哲学和科学关系的一个常用的图画，就是科学不断侵袭哲学的地盘。如果你接受这副图画，应该说，到今天，科学没留下什么事情给哲学去做了。
理论与治疗
近代物理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没问题。不过，让我们回到起点。我们一开始干吗要建构理论？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科学理论是否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世界呢？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来问这个问题，有点儿不合时宜。但不管它，还是允许我胡乱问问。
我们原本对世界就有所理解，不过，我们同时也有很多困惑。比如说，我们都对时间有很多困惑。至少奥古斯丁困惑了，他说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时间，我们在谈论时间现象的时候，从来没有犹豫过，比如说，现在是下午三点，时间过得真快，时间就是金钱。这些话我们随口就说出来，一般不会觉得很难表达。但是当你问我到底什么是时间的时候，我却茫然失措了。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这个问法很有名，而且，在《忏悔录》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当然，他只可能通过概念考察来探讨这个问题，不可能用物理学的方法。
我们知道，时间问题的很多方面在物理学上已经解决了。例如，时间有没有开端。天体物理学说有，时间是从大爆炸开始的。我们也知道时间和速度的关系，速度越快，时间流逝得越慢，接近光速时，时间就变得极其缓慢了。我们在任何一本科普著作或科幻小说里都可读到这些内容。
但是物理学理论，这些极为成功、极为高深的理论，是否解决了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困惑或者我们自己的关于时间的困惑？奥古斯丁曾设问：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在干什么？他回答说，时间是随着创世一起创造出来的，因此，并没有上帝创造世界“之前”这回事。我不知道你对奥古斯丁的这个回答是否感到满意。如果你听了奥古斯丁的回答仍然感到困惑，那么，你听了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这回事恐怕也仍然感到困惑。这里的困惑恐怕不是能够通过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消除的。且不说，关于时间的困惑很明显是和我们对生死的体悟、感叹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在近代物理学的开端处就有了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牛顿的万有引力概念是近代物理学的一块基石。③但是物理学经过了大约一百年才把它接受下来。它这么难被接受，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反对者都是老糊涂。反对者包括笛卡尔派的科学家，包括惠更斯那样智慧的人。反对者自有反对的理由。平常我们会想，两个东西接触上了，一个东西才可能对另一个东西施加一种力。我把这个杯子打翻了，你可以肯定我的手碰到了这个杯子。要是我的手还不碰这个杯子就能把它打翻，你们会认为我是在弄气功。但是万有引力是怎么传递的，是靠什么东西来传递的？何况，传递似乎需要时间，万有引力的传递却不需要时间。再说，一个力是通过一个机制产生出来的，我要让一拳打出去有力，我要把胳膊弯起来，我要让弹簧有一个弹力，我得把它压缩下来。万有引力是什么机制产生的呢？这些疑问不仅反对者提出来，像牛顿那样聪明的人，他当然自己知道这是些问题。
我当然不是要否定万有引力学说获得的巨大成功。它提供了行星运动的力学解释，甚至还解释了地球上的潮汐运动，等等，但是，万有引力本身没有得到解释。〔经过爱因斯坦之后有一些更复杂的变化，这个我们可以不去管它。〕人们不是理解了万有引力，而是干脆把它接受了下来。
接受和理解有着复杂的纠缠，这里不谈。我只说，今天，我们早已接受了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了解了或理解了物理学为我们提供的物质世界画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物理学的这些基本概念已经取代了我们平常使用的概念。我们都受过初等物理教育，对匀速直线运动这种概念很熟悉，但是如果我指着街上一辆停着的车说它在运动，你会说我汉语还没学好。物理学已经成功地推进了几百年，我们还在用原始的方式说到运动、静止、日出日落，也许，我们还在以原始的方式为时间的起点感到困惑。今天有一种倾向，不假思索地认为，如果我们有什么不理解的东西，那么就去学科学，或者等科学家将来告诉我们。我们希望通过对大脑神经的研究来解决语言和思想的关系问题，通过对基因的研究来解决遗传与教育的问题，来解决自私和无私的问题，通过对生物择偶的研究来解决美感问题，解决幸福和不幸的问题。让我们想一想，这可能吗？
我们一开始希望通过理论获得理解，通过对概念的思考建构理论。后来人们发现，要建构一个能提供正确世界画面的理论，单靠对概念进行思考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概念，需要构造很多新概念。然而，等我们建构起这样的理论，无论它能帮我们理解多少事情，却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关于概念问题的困惑，因为这些困惑的根子埋在我们原本用来思考、言说的自然概念里面，而我们今天的科学无论怎么发达，我们仍无法抛弃这些自然概念，在直接和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仍然是在使用这些自然概念。
现在我们能较好地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了。维特根斯坦干脆说哲学根本不提供任何理论，提供理论是科学的事情。但是哲学也并不是无事可做，因为科学虽然提供了理论，这些理论并不能消除我们的概念困惑。哲学的工作是通过概念考察澄清意义。科学关心的是真理，哲学关心的是意义。哲学进行概念考察，而这个概念考察的工作不是用来建构理论的，我们已经看到，通过穷究概念建构起来的理论是些伪理论。概念考察的目的是进行治疗。往小里说，它治疗我们对概念的误用；往重大里说，它治疗我们希图通过概念描述进行理论建构的冲动。
哲学旨在消除我们对某些表达式的误解。上面我引用维特根斯坦，说某些误解可以通过表达形式的替换来消除。当然不是说后者就不可能引起误解了。误解总是特定的误解，我们在出现误解的时候想办法消除它。而不是，我们找到了藏在日常表达式下面的真正表达式，一旦立足于这种真正的表达式，表达就充分澄清了，我们就不会产生误解了。
我不指望诸位一下子接纳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实在与很多人对哲学的理解差距太大，在很多方面甚至正好相反。很多人今天仍然觉得要想理解就先建构理论，建构一个成功的哲学理论就是得到理解。我每个月都会收到某位哲学工作者或哲学爱好者寄来的一个理论。其中用一些概念定义一个核心概念，从这个核心概念又推出另一个概念，最后形成一个自洽的体系。我回信问，你在建构这个理论之前是感到某种困惑吗？你这个理论是否消除了这种困惑？当然，是否消除了困惑是个微妙的问题，无法多谈，但我想至少可以说，事实上没有哪个哲学理论获得公认，甚至像黑格尔、胡塞尔这么精心构造的理论，几乎只对学院里少数几个教授有意义，我们从黑格尔、胡塞尔那里学到好多东西，但这并不要求我们接受他们的理论体系。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需要任何理论，我们不作任何解释，我们只进行描述。很多人觉得这怎么可能呢？哲学不做理论还叫哲学吗？但这的的确确就是维特根斯坦的意思。的确，维特根斯坦挑战我们一连串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我今天只能提供一个初步的介绍，大家知道有这么一种挑战就行了，究竟他讲得有没有道理，还要靠自己去研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
几点诠释
我介绍了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几个要点。现在来讨论几个常见的疑问。
常有人批评维特根斯坦，说他总是在消解、毁坏，不是去建设。建构体系的哲学家是一些建设者，我们对哲学家如果还留有一点尊敬的话，是尊敬他们会建构体系，现在我们却期待来了一个破坏者。维特根斯坦本人谈到过这一点，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摧毁的只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118〕。一个更通俗的辩解我想是这样。医生是治病的，他们总是在去除某种东西，去除疾病，但你不能说医生是些破坏者。医生、医药的比喻，自古就有，柏拉图、卢克莱修都把真理比作药物。
医生去除我们身上的疾病，去除了疾病，我们的身体自己会好好生长。健康生长是我们身体的本性，疾病是一种例外的扰乱。说到智性的治疗，道理也是一样，其前提是我们自身有一种健康思维的能力。这样，维特根斯坦就把事情调转过来：健康思考的能力是我们自己有的，哲学家不能代替我们每个人思想，当思想出了毛病，哲学家进行治疗。
经过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回到了山是山水是水，这时候我们是回到了原点呢还是进入了“更高的境界”？这样高深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想：医生不仅治我们的病，而且他想了解我们的身体，而疾病实在是了解我们健康身体的最好的窗口。普通人只对有一个健康身体感兴趣，而想了解身体的人则对疾病格外感兴趣。
维特根斯坦自己更多把哲学比喻为心理治疗，而不是身体治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心理毛病，如果不是我们人人心中有个哲学家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治疗意义上的哲学。但是我们还不至于算作心理疾病患者。哪些人是智性上的典型患者呢？就是那些用概念来建构理论的人，就是那些我们平常叫做哲学家的人，他们是典型的病人，是最需要治疗的人。我们受伤时会说，我受伤了。哲学家会说，我的身体受伤了。他觉得他这么说更准确，因为有个理论支持他这种更准确的说法。我们普通人也会学着这么说话。前面说过，我们人人之中都有一个哲学家。〔从前人们更正面地说，我们都有形而上学冲动。〕
哲学是一种专门的治疗，有一种专门的批评和批判是属于哲学的。这种批判是针对我们的一些初级反省几乎不可避免会落入其中的那些错误，那些我们一旦开始对概念进行反省就几乎难以避免的错误，比如抽象的普遍性、共相、意义的指称论、语词意义私有论、感觉原子论，都属于此类。我们一进入二阶思考几乎一定会是那样的思考，不是因为你特别笨，特别古怪，这些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智性反思固有的倾向。简单地说，一般被我们称作哲学的东西恰恰就是哲学所要治疗和批判的。乃至可以说，“哲学”这个词有双重意义。这两者之间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对常识的反省，都是二阶的，然而，我们的初级反省倾向于上升为理论，成为坏的哲学。如果没有坏哲学，就不需要好的哲学。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就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词的，一方面哲学被当作要被批判的东西，一方面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哲学工作。其他一些人，比如尼采、海德格尔，也常在这两重意义上说到哲学。
我们继续拿他的治疗术和心理治疗相比，心理治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光是心理治疗师认识到病因还治不好病。医师要通过和病人的交谈，让病人自己认识到自己的病因，这个病才能被逐渐消除。哲学治疗也是这样，哲学家通过和“病人”之间对话，说服了病人，病人自己承认自己有这个毛病，哲学病才能够被治好。
这个比喻还可以再延伸。心理治疗不完全在于甚至不主要在于你在智力上了解了病因，妨碍我们看到自己疾病的主要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我们意志上的抵抗。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治疗也是一样，治疗的艰难主要不是因为患哲学病的人太笨，而是因为患哲学病的人对治疗有一种意志上的抵抗。
人们除了对治疗这个基本提法有不满，还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些特定的提法感到不满。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些话被广泛地引用，我相信，我们了解了他对哲学的一般看法，这些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维特根斯坦说：不要想，要去看。我们在初等几何里都学到过，在直角三角形中，斜边大于任何一条直角边。我们也学过怎样用欧几里德方法去证明这一点。维特根斯坦从一本印度数学书里看到过另外一种“证明”。以长直角边和斜边的顶角〔交点〕为圆心，以长直角边为半径画弧，弧线会与斜边相交，这就证明了斜边大于任何直角边。（见下图）这个证明与欧几里德的证明的路数很不一样，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你可把它叫做一种“看”的证明。
“不要想，要去看”这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动脑筋。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说，哲学思考更像印度数学家的工作方法，哲学思考要引导我们直接看到问题所在。心理医生要让我看到问题所在，才能够治疗，我在理论上被说服了，我的病还在那里。科学提供的则是欧几里德式的证明。这是一种巨大的证明力量，实际上我们现在对宇宙的了解，都是通过这种非常间接的证明方式来达到的。然而漫长的间接证明对我们澄清概念是没有用处的，间接证明的用处在于把我们引导到一种直观，让对方看见、让自己看见。你只有看见了，你才真正明白。
这一思想和笛卡尔的相关思想对照来看就更有意思。笛卡尔说：“几何学家通常总是运用一长串十分简易的推理完成最艰难的证明。这些推理使我想象到，人所能认识到的东西也能是像这样一个接着一个的，只要我们不把假的当成真的接受，并且一贯遵守由此推彼的必然次序，就决不会有什么东西遥远到根本无法达到，隐藏到根本发现不了。”④到这里，我引用他的一句也是反复说的话。这句话要么不被理解，要么就经常被误解，就是：“既然一切都公开摆在那里，也就没什么要解释的。而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感兴趣。”〔§126〕这句话要跟他的“不要想要去看”联系起来，意思应该是比较明显的。维特根斯坦有很多话被认作是像谜一般的。不过，这往往是由于我们对哲学的理解还那么粗浅，而且我们的成见很深。我再引用他的一句话： “无论谁愿在哲学里提出论点，都永不会有人同他辩论，因为所有人都同意这些论点。”〔§128〕他还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全部的关键就在于我不能告诉你关于语言的自然历史的任何东西，即便我可以那也不会有任何帮助。在我们所讨论的所有问题上我都没有看法；即便我有，如果它和你的看法不一致，为了论证之故我会立即放弃它，因为他对我们的讨论毫不重要。我们不断向我们有相同看法的所在转移。我所能给你的所有东西就是一种方法；我不能教给你任何新的真理。⑤
这些话好像特别不容易理解。我希望现在变得好理解一点了。哲学分歧是概念描述层面上的分歧，在这里之能够出现争论，是因为我们对概念的使用是一致的。如果一开始你用快乐指的是我所说的痛苦，我们就不可能争论什么是快乐。我们能够探讨该怎么对一个概念进行描述，已经前设了我们对概念使用的默会知识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发生争论，是某一方或双方对我们共同同意的东西发生了误解。如果你不同意我对这种共同的东西的描述，那没关系，我就放弃，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描述，直到你同意我的描述。那些争论都是不重要的，只有最后我们都同意了，就是说，我们都看到了同样的东西，问题才解决。就像上面说的，在心理治疗中，只有当你和我都同意这里有个毛病，这个病才能够被治疗。
当然，维特根斯坦并不是整天都在讨论哲学是什么。实际上，维特根斯坦的工作方法是这样，他直接就一个例子一个例子来进行概念考察，进行他所说的“语法研究”，而不是反复讨论什么叫概念考察。他关于哲学是什么的论述散落在实际考察工作的间隙之间。要了解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得去看维特根斯坦的handwork，看他实际上怎样进行概念分析。这些工作极为艰苦，极为细致精微，乃至很多高水平的读者都认为他好像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似乎失去了对哲学最根本问题的关切。
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和语言学家的语法研究有什么区别呢？维特根斯坦说， “这些〔语法〕描述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就是说，从哲学问题得到它们的目的”〔§109〕。在讲到哲学之为治疗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到，共相论、身心二元论、意义的指称论等等，这些初级反思所建立的理论，恰恰就是哲学所要消解的。维特根斯坦消解这些理论，不是用另一个理论来代替它们，他直接对一个例子一个例子进行考察，展示出这些理论从哪里开始欺骗了我们，怎样通过概念误用欺骗我们。当然，首先是欺骗了作者自己。我们都知道，他的考察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领域在数学哲学领域，一个领域是在所谓心理词汇领域。我们知道从一个角度可以认为哲学争论的主线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理性主义的一个常见版本是，概念构成了一个客观的世界，二加二等于四是永恒真理，它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而存在。经验主义主张从我们的认识活动来理解真理问题，而我们的认识说到底是我们心灵的活动。因此，真正说来哲学问题要通过心理学来进行。维特根斯坦通过他极其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根本上瓦解了我们对“数学真理”和心灵认识的误解。这些工作，我在这里无法细讲，只能说，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二加二等于四不是真理，它是我们谈论世界的一种语法规则。另一方面，像意谓、意指、知道这样的概念，它们根本不是在描述心理过程，不是在描述我们的心里发生了什么。在最根本的哲学问题的探讨中，我还没有见到比维特根斯坦更强有力的分析。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分析让人叹为观止。
维特根斯坦的这些结论我们记住也行，不记住也行，因为照搬记住也毫无意义。只是我选择了其中一些我认为比较通俗易懂的稍微讲了讲。
一点发挥
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史考试不一定得高分，但是他对西方文化的整个脉络有很深的了解。他并不是整日攻读哲学经典，但他有多方面的修养，对音乐、小说、哲学、科学、技术都有很深的理解。所以，我们把维特根斯坦对哲学本性的洞见放在整个西方的思想史中来看待，把他放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的传统中来看待，绝不是自说自话。我们可以回过头来通过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界定来加深对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思想史的理解。
但若一一检索西方大哲学家的工作，我们又觉得他对哲学的界定似乎过窄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主要工作似乎并不限于概念考察。不过我们已经说到，哲学和科学本来是不分的，哲学家们本来就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建构世界体系。黑格尔虽然出现在科学革命之后，但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哲学的惯性。我们不能把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界定直接应用于他们，这是很好理解的。我倒想说，科学和哲学分家后的全部后果，直到二十世纪才清楚展现，这时我们才能以一种新鲜的眼光来重新界定哲学，并且发现传统哲学对自身的误解。
然而，即使二十世纪的哲学似乎仍然不能完全合乎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界定。就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例。海德格尔的许多思想，就我个人所能看到的，是跟维特根斯坦相当呼应的。我不是说他们互相影响，这两个哲学家几乎根本不了解对方。倒不妨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来历相隔那么遥远，所以他们的呼应就显得更有意义，更发人深省。但我这里想说的是，海德格尔喜欢谈论西方的历史、西方的天命、西方的概念史，我们叫做宏大叙事。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看不到任何这类宏大叙事。我们了解了他的哲学观之后，就多多少少知道他为什么避免宏观叙事，因为哲学根本就不是一阶的描述工作。然而我们似乎不能因此否认海德格尔所做的也是哲学。这么看，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界定，虽然大有深意，但稍嫌狭窄。
我自己想，哲学的核心固然是批判性的概念考察，但往宽处看，哲学也包括观念批判。观念和概念这两个词，时间关系，这里无法细讲。一般说来，观念是笼统的、社会指向的，概念是就义理而言的。这不是我的定义，观念、概念这些词就是这样用的。我们说，近年来，大学生的就业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说就业概念发生了转变。就业观念是就其社会总体思想方式而言的，不妨说，就业观念是社会学家关心的，就业概念是经济学家去研究的。
我们前面引了维特根斯坦的一段话，说我们的语法考察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但说哲学的语法考察不同于语法学家的语法考察在于前者从哲学问题得到光照，这有点儿像是循环论证。我认为在这里可以稍稍拓宽维特根斯坦的提法。哲学的语法考察依傍于观念批判。观念批判既要求对社会现象的敏锐观察，又要求对概念义理的分析。更进一步，我们看到，像海德格尔那样着眼宏观历史的哲学家，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观念史家，他通过观念史的梳理来批判流行的观念。
狭义的哲学家就是那些专门梳理概念义理的人。概念考察构成了观念批判的核心。同样，概念史研究是观念史研究的核心，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概念史研究。
这么说，哲学有广义和狭义，观念批判和概念考察。维特根斯坦是完全在狭义上或者在核心的意义上界定哲学、从事哲学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必须同时容纳广义的哲学，这不仅使得我们对哲学的界定更切合实际存在的哲学家、哲学工作，更重要的是：正是观念批判才使对概念的哲学考察具有意义，获得了“光照”。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观念转型，这种观念转型当然就牵涉大量的观念批判。可以说，八十年代，活跃在思想舞台上的个个都是观念批判的急先锋。今天思想舞台上最活跃的是文化批评。在我看，文化批评，除去其中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就是观念批判。
观念批判既牵涉到社会观察也牵涉到概念考察，可说是两者的混合。那么当观念批判在学理上进行得比较深入了以后，概念考察工作就会被提到日程上来。当然提到日程上来并不一定就有人去做，我们明明知道应该去做，但是没人去做，这也没有办法。
我说到概念考察是哲学的核心，当然不是在社会意义上讲，而完全是在学理意义上说的。在社会意义上说，概念考察工作永远是非常边缘的，是那种永远坐在冷板凳上的工作。社会的思想文化热点永远是观念批判，因为它和我们普通人直接相关。我的经验是，普通人对观念批判更有兴趣，即使他们有时对概念分析也发生兴趣，多半也是把它当作观念批判来领会的，文化批判家或观念批判家则有时候对概念分析的内容真感兴趣。
【注释】：
,（来源：《现代哲学》2006年5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