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析哲学的终结与后分析哲学时代的来临
1993年，美国哲学家瑞彻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报告《今日美国哲学》[1]，主要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深入剖析了当时美国哲学的状况。他反复强调，当代美国哲学的特征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甚至是四分五裂、群雄割据和大杂烩，如果用更好听的措辞则是百花齐放。就在十年前，理查德·罗蒂在同名文章中谈到美国哲学时，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哲学从哲学活动的科学模式向政治模式的迈进，历史进路取代科学模式而成为竞相追逐的目标。[2](P211—230) 而在罗蒂的文章发表十年之后，在瑞彻看来，像18、19世纪德国哲学那样由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等大人物构成的英雄时代，在北美哲学界已不复存在，单个的哲学家顶多是有代表性的，而不是决定性的，甚至也无法用几个主要的潮流或流派来描绘哲学的全景，因为这幅图景已成为一幅错综复杂的马赛克，由许多相互竞争的不同哲学进路组成。到了这个时候，谁也不能说美国就是分析哲学的天下了，分析哲学、新实证主义、维特根斯坦哲学、诠释学、海德格尔哲学、实用主义都是影响广泛的思潮。
如今距离瑞彻报告的发表也有十多年了，其间虽然发生了像“9·
那么，分析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变化呢？许多具有反思精神的哲学家都曾从总体上描述分析哲学的一般特征，其中最全面的总结之一当属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佩能伯格的分析。[3] 在他看来，分析哲学源于对语言、科学、逻辑和分析的兴趣，对哲学问题热衷于系统性的进路，而不是历史性的脉络。早期分析哲学家往往以澄清概念的区分，用清晰流畅的语句表达这些区分而闻名，但现在这一情形发生了变化，分析哲学转向了它镜子里的反像，开始越来越像它曾经反对的那种哲学了。具体地说，如下几个标准可以区分出分析哲学（这里加上了笔者的补充和评论）。
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对语言和意义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我们可以为此举出两个典范性的论据。早在20世纪中期，赖尔就作过这样的评论：“可以把全神贯注于意义理论描述为20世纪盎格鲁—萨克逊哲学和奥地利哲学的职业病。”[4] 而达米特在《分析哲学的起源》中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分析哲学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能够通过对语言的哲学阐释获得对思想的哲学阐释；二是综合性的阐释只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5](P4)
分析哲学家比他们的欧陆同事更偏爱字面意义上的“分析”，即“把某物分解为其构成成分”[6](P4)，至少也是“概念的阐释”。
分析哲学时常自诩具有清晰明快的风格，而与某些欧陆哲学著作阴郁晦涩、故弄玄虚的特征形成对比。追求概念、推理、表述的清晰性，力求区分意义与无意义，确实是分析哲学的特点。
为了保证清晰性，分析哲学家热衷于精细地定义他们使用的术语，区分术语的应用领域，阐明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作出清楚的区分，如分析与综合、观察与理论、认知与非认知、科学与伪科学、元层次与对象层次等等。
为了追求清晰性，分析哲学家常常使用逻辑符号和公式。而欧陆哲学家似乎对此兴趣不大，他们更关心概念的可变性和流动性特征。许多人发现，如果把欧陆哲学家的思想转换成命题逻辑或谓词逻辑的形式，会使之成为微不足道的工作，甚至导致想象的贫乏和思想的枯萎。
分析哲学家对经验科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热衷于夸耀与实验科学家的密切关系，感到科学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合格证，使他们的发现能够得到客观的验证，而不是纯粹思辨的产物。这使得分析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为科学主义。
在内容和主题上，分析哲学家要求有所选择，或者说避开某些主题，例如，形而上学的、社会政治的和宗教的。
分析哲学家对哲学史、历史问题不感兴趣，这一点被称为非历史特性、无历史感。
然而，许多人包括佩能伯格都已注意到，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英美哲学界的情形，甚至是分析哲学的情形已经完全与上述标准不同了，甚至走向了反面。兹举几例。
许多当代分析哲学家感兴趣的不再是语言，而是认知，“语言转向”似乎要被“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取代了，现在的意义理论很少像往日的逻辑或语言研究了，常常更接近于对心理表象和认知的心理学考察。我们似乎可以说，现在是心灵哲学—认知科学走红的时代。然而，按照分析传统共同的立场，思想只能通过思想在语言中的表达来确定，根本不存在可以独立于语言的结构而能被理解的思想结构之类的东西。认知科学家渴求的目标恰恰完全与这一语言分析哲学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7](P396)
现在许多哲学家不再把分析理解为分解，而是采取了语境论的进路（the contextual approach），流行的口号也从“分析”和“原子主义”变成了“综合”和“整体论”，诸如意义整体论、确证整体论、解释整体论、认识论的整体论、实用主义的整体论、功能性质的整体论大行其道。
清晰易懂也不再是分析哲学家的专利，许多非分析哲学著作照样清晰流畅，而近来许多分析哲学著作的风格却不易理解。巴斯摩尔在《哲学百年》的补编《新近哲学家》中，就对“难以捉摸的”戴维森和“令人生畏”的达米特发出了抱怨。[8](P674—675)
更为重要的是，分析哲学自身的基本概念也具有模糊性，或者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使哲学家的分析工作消失为稀薄的空气。
哲学与逻辑的关联越来越弱，逻辑已经从它的发源地哲学那里迁移出来，而向数学和信息学扩散。
分析哲学越来越重视对哲学史的研究，因为哲学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理解方式。
如果说分析哲学的基本特征和标准都寿终正寝了，那么分析哲学本身当然也难逃此劫。在另一篇文章中，瑞彻明确指出，分析哲学已从英美哲学的学术舞台上退出，但分析哲学已经造成了重大的变化，留下了巨大的遗产。因为分析哲学实际上可以分离为两个方面：一是它的立场和意识形态，这就是通过语言分析消解哲学问题，或将其归约为经验科学问题。二是它的方法、技术和步骤。在这一方面，它要求竭力将精确和明晰注入到哲学研究中去，而不要满足于模糊的观念和未经检验的假定，要努力使你的哲学承诺尽可能的清晰明确，将用于逻辑—语言分析的手段不断发展和革新，然后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以激活你的观点并使之具有实质内容和环境所能容许的说服力和明晰度。因此，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经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被证明是无限丰富和多产的，并且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部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9](P123)
在这个意义上，普特南说得很好：“我们可以从康德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康德的信徒……同样，我也可以从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奎因以及戴维森那里学到很多，而无须称自己为‘分析哲学家’。为什么我们不能只做‘哲学家’，而去掉那个形容词呢？”[10](P112—113)
二、“后分析哲学时代”的基本趋向
早在1985年，拉基克曼（John Rajchman）等人就编了一部名为《后分析哲学》[11] 的文集，收录了当时美国主要哲学家的13篇论文。实际上，这部文集反映了美国分析哲学界内部的一些哲学家对分析哲学自身的反思和质疑。文集通过这些文章所代表的倾向回答了这样几个问题：这些哲学家的工作是某种新的开端，还是一脉相承，抑或只是一时的破裂和转折？是意味着美国出现了新的哲学吗？这对其他学科和刚刚登上舞台的新一代哲学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其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后果是什么？当然，20年后，形势逐渐明了。“后分析哲学时代”这个称谓，一方面意味着对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分析哲学的批判和反思，例如对概念分析（至少是对概念分析在20世纪的过分运用）的普遍怀疑，意味着作为运动、学说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哲学已走向终结，新的哲学地图正在形成；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并没有另一种主导的替代者引领英美哲学的潮流，而是进入了百花齐放的战国时代，当然，分析哲学作为方法、技巧和风格仍然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具体说来，“后分析哲学时代”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更为严肃、深入的哲学史研究成为当代英美哲学家的亮点。当代英语世界在哲学史的研究和编纂上的重大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分析方法的应用。这种分析技巧与对文本的精细考察、对思想资源的深入挖掘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让哲学史的编纂别开生面。其中最为明显的特色是通过分析技巧重构哲学史中的关键性论证，力求使之清晰、融贯，同时也必然会暴露出其中的不清晰和不融贯之处。这种分析方法与对历史本来面貌的追求相结合，产生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既让传统的哲学论证得到深入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也充分反映出哲学思想的原貌，不断地澄清和摆脱偏见。尤为重要的是，二者的结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分析哲学逐渐摆脱了早期过分依赖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的认识论路线，从而把哲学史的维度纳入视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总的来看，在英语国家，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在规模和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2）形而上学研究的回归和繁荣。早期分析哲学是反形而上学的，“拒斥形而上学”乃是广为流传的口号。但事实上，无论是地地道道的实证主义者还是日常语言哲学家，都在宣称传统形而上学是成问题的、无意义的、混淆的同时，继续处理着传统形而上学所遭遇的问题，并隐含了另外的形而上学。到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反形而上学的态度普遍弱化，这得益于普赖尔（A. Prior）、齐硕姆、塞拉斯等人的工作，但主要还是美国哲学家奎因和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的努力和影响所致，前者对存在论承诺的研究，后者对描述的形而上学的构造，使形而上学开始复兴，使哲学家不必再隐藏自己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兴趣。
新兴的形而上学理论既回应传统的问题，也开辟了新的领域，但其核心是一贯的：形而上学是范畴理论。在英国，形而上学的复兴带有独特的康德风格。而在美国，形而上学兴趣的复兴是以更为自觉的存在论范畴来表达的，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差不多都是从追溯奎因开始的，先验的形而上学则随着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得到深入的研究。这种复兴是渐进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新一代哲学家出现，开始尝试建构全面的、系统性的形而上学理论，如齐硕姆、阿姆斯特朗、刘易斯、威廉姆斯（C. Williams）和普兰廷加。[12](P4)
（3）交叉学科研究趋势十分强劲。这广泛表现在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以及人文科学—哲学等方面。交叉学科的工作把涉及其他学科的“某某哲学”（philosophy of x）的课程和研究从一知半解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同时也有助于重新界定哲学自身的性质。例如，在美国的科学哲学领域，新的博士候选人必须熟悉一门专门科学；在人文科学领域，有些哲学家意识到叙事及其近似概念的重要性，对文学、叙事研究较为关注。心灵哲学家如坎贝尔（J. Campbell）努力整合心灵的先验理论与经验心理学的最新进展。语言哲学家威廉姆斯解释了形式语义学领域的语言学家的近期工作。
（4）语言哲学的两个主要趋向。语言哲学是20世纪的显学，也是分析哲学的核心，但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哲学子学科，而是涉及多个方面和层次。目前，其一，语言哲学对语言事实越来越重视。20年前，只是个别哲学家敦促我们要更关注语言学。而现在，通晓语言学已成为语言哲学的规范，这让哲学家得到了更大范围的材料，以得出哲学的结论。结果是，语言哲学开始从弗雷格对密尔式的争论中挣脱出来，与各个研究领域发生关联，所获得的方法和材料更加丰富。其二，将语义学与语用学之间的区分统一起来。语言哲学家曾经花了大量努力去思考语义学在何处结束，语用学在何处开始，许多语言哲学中的争论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结束。在这一方面最为突出的是布兰顿的工作。他在《清晰阐释：推理、表象与推论性承诺》[13] 中尝试提出一种将语义学奠基于语用学的意义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纲领性的、提纲式的，其中包含了体系的构造和理论细节的分析。他提出的关于推论实践的推理主义观点被誉为当代语言哲学中的哥白尼式转折。[14] 哈贝马斯称布兰顿的这部著作是“理论哲学中的里程碑，正如《正义论》在1970年代早期成为实践哲学的里程碑一样”。[15]
（5）心灵哲学的飞速发展。虽然广义的心灵哲学与哲学本身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作为哲学门下的子领域，则要到20世纪50年代才确立起来。此后心灵哲学的发展可以视为意义理论中的一种焦点转换：从日常语言到思想和心灵。奎因、戴维森、早期的普特南、克里普克都在谈论语言；福多、丹内特、丘奇兰德、米利肯（R. Millikan）等都在谈论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哲学把头把交椅让给了心灵哲学，退居次席。当代心灵哲学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源自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问题的反复深入讨论，另一方面也受到实验心理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影响。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从身心问题到心理状态、心理内容，从感觉、表象、知觉到思想和语言，从人类理性、人工智能到对行动、意向和意志的研究，还涉及人格同一性、自我知识等。可以说，心灵哲学涉及从形而上学到经验研究的各个理论层次，相关的理论、学说和“主义”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除了上述基本趋向之外，另一个与之相关联的显著变化是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甚至融合趋向。对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这很可能是更重要的。
三、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对话
费格尔和塞拉斯于1949年合编的《哲学分析读本》[16] 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分析哲学”这个名称的确立，而罗蒂于1967年编的《语言转向》[17] 则使这“linguistic turn”这一口号深入人心，分析哲学运动达到了鼎盛期。在世纪之交，哲学家也在不断地回顾、反思着分析哲学的历史，并为之画上了休止符。可以说，前者是在雄心勃勃地提倡、鼓吹着什么，而后者则略带悲壮地回顾、展望着什么。弗罗伊德等人编的《未来的往事：20世纪分析哲学传统》[18] 和索姆斯受到好评的两卷本《20世纪的哲学分析》[19] 便是代表。西方哲学家也多次集中讨论过“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关系”。事实上，在当今顶尖的哲学家中，不少人致力于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整体或某个方面的关联性研究，如德国的哈贝马斯、阿佩尔，美国的伯恩施坦、罗蒂、麦克多尔、布兰顿，英国的威廉姆斯（B. Williams）、皮科克（C. Peacocke）等等。
人们一般都承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是在非常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哲学传统中展开的，前者集中表现为分析哲学，后者主要体现在德国哲学和法国哲学当中。现在人们也注意到这样的事实或趋势：英美哲学和欧陆哲学或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种种根本性分野已然失效了，二者的沟通、交汇、对话则成为主流。梅伊甚至认为，二者的区分完全是肤浅的，那些用于区分的标准没有一个是有效适用的。[20] 里查德·坎贝尔也认为这两种风格的区分是令人误导的，遮蔽了两种哲学之间隐秘的形而上学差异，“欧陆哲学”这个词甚至包含着偏见，是被“分析哲学”想象出来的“他者”。[21] 比雷茨基认为，“分析”是涉及流派的概念，而“欧陆”则是地理学概念，二者是不对等的，分析哲学家并不必然在欧陆之外，如果把“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对立起来，则忽略了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分析哲学。[22]
按照惯常的思路，既然“分”已经不是当前的主流，那么就要深入思考“合”的可能性和实施路径。可是，这种思路是不适宜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在哲学领域，却不是简单的分分合合。在这里，我们赞同罗蒂的温和主张：以分析哲学—对话哲学的区分代替分析哲学—欧陆哲学的区分，并倾向于对话的哲学。对话为我们理解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分野和交汇提供了契机，也为我们走出各种哲学意识形态的壁垒提供了平台，更为我们绘制新版的哲学地图和新型的语言街区提供了可能性。
既然分野或裂隙是从康德和康德之后开始的，甚至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开始的，我们就需要重返哲学史，并把哲学史至少当作哲学本身的重要方面去研究。一方面，分析哲学家要走出自然科学模式的窠臼，不能认为法国和德国哲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顶多是“纯粹的”思想史研究，而与哲学家应当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的分内工作相去甚远[23]；另一方面，对于欧陆传统的哲学家来说，正如德国哲学家施奈德巴赫（H. Schnadelbach）在第15届德国哲学大会的开幕式上所强调的：哲学应超越人文学科的范围，成为人们在思维、认识和行为的基本原理范围内寻找思想定向的一种尝试，这也是哲学在当代的实际功用。[24] 双方都应当克服传统、专业化以及学术训练的隔阂，以宽容的态度展开对话，为多元化的哲学图景增添新的色彩。罗蒂本人的检讨非常值得借鉴：“从理想上说，我们这些哲学家都认为应当不断地质疑我们的预设；但事实上，我们并不比别人好多少。大多数分析哲学家都对大陆哲学持一种暧昧的轻视态度，同时又没读过多少那方面的著作。许多大陆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却未曾尝试搞清楚分析哲学家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23]
既然我们认定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存在着分野和裂隙，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各个角度出发去描绘这一图景，并尽力解释其成因；只有我们深入理解了“分”的现象和成因，我们才能把对话深入下去、扩展开来。西蒙斯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谁之过？分析—欧陆鸿沟的根源与可避免性》中[25]，清晰地勾勒了二者鸿沟的来龙去脉，将其主要根源归结为政治因素，例如两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等。他总结出七个教训，认为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形成几乎没有先天的可能性，而是属于历史的偶然事件，要在其中梳理出较为稳定的根本性因素，差不多是天方夜谭；没有单个的人或事件应为分析—欧陆的鸿沟负责任，其中的大量因素需要共同负责；然而，这一鸿沟不是绝对的，要想从地理学上描绘这一鸿沟，就非得歪曲和强暴实际的事实不可；最后，了解和解释这一鸿沟乃是我们的职责，而这也就是说，继续我们的哲学研究吧！我们不必完全赞同西蒙斯的勾勒和分析，但他的思路却是值得借鉴的：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分析—欧陆的鸿沟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哪些因素左右着实际的进程。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归约为事实如何，而放弃思想根源上的追问，但反过来不顾事实也是不可取的。
就关键性哲学家进行对话，或就重要论争展开对话。如果一定要推出双方各自的领军人物，而且这两个人物还具有超越派系的历史地位，能够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最伟大的哲学家比肩的话，则非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莫属了。海德格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德国哲学的面貌，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遭遇，也反映出分析—欧陆裂隙的政治背景。维特根斯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分析哲学的主要进程，并且还将以崭新的视野和方法继续塑造未来的哲学图景。对他们的研究，以及研究之间的对话，势必继续沟通曾经壁垒森严的对峙局面，为哲学地图的多样性、多元化和平等对话提供条件。
阿佩尔的工作是以康德的先验哲学、皮尔士的符号学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构建了先验语用学或先验符号学体系，在促进英美—欧陆的对话方面颇有贡献。布兰顿作为美国哲学界的后起之秀，其思想语境相当复杂，康德的批判哲学、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概念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塞拉斯的心灵哲学，甚至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都构成了布兰顿的思想要素和对话者。由于这种综合和包容，有人把他的立场统称为“推理主义—整体论—功能主义—实用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简称“IHFPR传统”。[26]
在20世纪，有几次关键性的论争引人注目。例如，1929年，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在达沃斯大学展开了争论，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传统展开了彻底的攻击，而卡西尔与这一传统的联系是最密切的。此后不久，卡尔纳普就严肃地研究了海德格尔的哲学，并于1932年发出了对海德格尔的论战檄文。[27] 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卡尔纳普早年对新康德主义的挑战，能否让我们作为焦点去真正理解分析哲学传统的发展呢？同样，我们能否聚焦于海德格尔与新康德主义的关系，去真正理解欧陆传统的发展，以及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分野呢？我们能否从卡西尔的思想中得到不断发展的哲学灵感呢？相反，也许更好的情况是，我们最终离开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而把我们未来的哲学活动定位在不那么系统化、而是更为多元化的路线中。[28] 此外，哈贝马斯与罗尔斯、福柯与乔姆斯基、塞尔与德里达之间的争论也都具有各自领域的代表性。通过对这些哲学论战的梳理和剖析，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沟通甚至融合，都将在更深的层次上进一步展开。
总之，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英美哲学正在经历从分析哲学时代向后分析哲学时代的转变，与此同时，在21世纪初，英美哲学界和欧陆哲学界都已经走出了昔日的壁垒，对话、沟通、融会取代了哲学意识形态的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也许目前我们还无法绘制未来的哲学地图，但我们有希望在这种多元化、多样性的局面中看到西方哲学的新形态、新潮流的出现。
【参考文献】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