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一篇短文中谈到：20世纪的世界哲学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当国人刚从独断的睡梦中苏醒过来，得知有个“分析的时代”而肃然起敬时，实际上此时分析哲学已风光不再，步入了“后分析”时期。相反，曾被分析哲学、科学哲学非议过的一些流派却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以至于当前一些总结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史的著作，要将本世纪的哲学发展归结为“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曾跻身于分析学派的罗蒂甚至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哲学都是对海德格尔的各种回答，就像19世纪的哲学可以看作是对黑格尔的回答一样。
在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世纪，与之紧密相联的科学哲学、分析哲学却被看成是有过一度辉煌的插曲，这个情况当然要引起哲学工作者的深思。叶秀山先生在本书的《总论》中，用“分析哲学似乎在走向自己的反面”一语结束了对于分析哲学极简短的考察，也加深了读者的疑虑：分析哲学死了吗？研究分析哲学的意义何在？现在，《西方哲学史》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对这个困惑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说实话，我一直对哲学史是不够重视的。这首先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有关。在来到哲学所之前，我曾在一个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工作了多年，了解到科学探究的本意就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科学家不写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这是当代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高度发展的体现，也是人类智慧成熟的表现（尽管它缺少点浪漫和诗意）。这和文科领域以部头和字数为成果标准却实际上导致了文化垃圾的大量产生的情形，形成截然反差。
其实，我的这些并非全面的感受，在分析哲学中早有强烈的、理论上的表现。一般来说，分析哲学是不看重哲学史的，即使近期有些分析哲学家对哲学史重新关注，也主要是为我（分析）所用。分析哲学家不会赞同“哲学就是哲学史”的主张。20世纪后半叶最著名的分析哲学家蒯因就很厌烦（甚至要摆脱）让他开设哲学史讲座。他说，“与搞清休谟在想什么，再把它传授给学生这种教学方法相比较，弄清真理，再把真理传授给学生这样的教学方法更具有魅力”。（转引自丹冶信春，第68页）蒯因这里所谓“弄清真理”，是指用逻辑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找出所论对象的意义和逻辑关联。正因为他有这种功夫，才能够深刻地概括出包括休谟在内的“经验论发展五阶段论”，几句话就把经验主义的历史、现状和实质说得一清二楚。也正因为凭借着分析的方法，蒯因才能写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这样的20世纪英美哲学的“经典文献”。也就是说，与自然科学强调“科学发现”相似，哲学研究实际上也有一个“创新”和“发现”的问题，并不能归结为“照着说”、“接着说”、解释和再解释了事。
重视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和重视“哲学的发现”，可说是分析哲学的特点。从分析哲学的眼光来看，传统哲学中那许多“体系”、“原理”决不会因其“宏大华丽”而成为优点。相反，由于分析哲学家追求“理智上的诚实”，并力图给出种种规则来维护这种诚实，因而对那些“体系”中的神秘直觉或海口浪言往往是不屑一顾的。分析哲学是对哲学中迷恋“浪漫主义的深度”和“普遍主义的高度”所造成的弊端的一种抵制。这对于我国当前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建设有特殊的意义。这也是我对分析哲学同“普遍主义的高度”的关系作出和罗蒂不同评价的原因之一。
和分析哲学家不同，像海德格尔这样十分重视哲学史的人，也从不同的意义上对哲学和哲学史作出了明确的区分。对此，列奥·斯特劳斯深有感触地说：“海德格尔区分了哲学家与那些把哲学当成哲学史的人。换言之，他区分了思者与学者。我知道我只是个学者。”（转引自张志林等，第208页）
不赞成哲学等同于哲学史，并不等于说哲学史不重要，而是说应该对哲学史的研究和撰著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著者首先是哲学研究者，善于从哲学上思考问题。伊萨亚·伯林谈到：“有些哲学史教材质量很差，原因是，这些书的作者根本就不是哲学研究者，他不理解怎么样去思考哲学问题，也不知道他人思考这些问题以及被这些问题所困扰的动机和原因，也即他不能真正抓住哲学家们力图去回答、分析或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他的研究只是简单的抄写——他写道，笛卡儿这样说，斯宾诺莎那样说，而休谟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对。这全是些死气沉沉的东西。对于哲学问题除非你长期为之苦思冥想，否则你根本就不能说清到底是些什么问题”。（贾汉贝格鲁，第21页）
我想《西方哲学史》的主编们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因此才觉得有必要强调这是“学术版”，以便和那些“非学术版”、“非哲学版”区别开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称道的纯学术（纯哲学）的诉求，《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卷正是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取得进展的。
1.对“实证主义”的重新定义 以往通常把实证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观念，本书则明确指出“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方法，强调了这种哲学方法在形成实证主义诸流派哲学观念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作者认为逻辑经验主义者把逻辑与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排除了对经验的心理主义的解释，把经验本身解释为一种可以用符合逻辑规则来表达的、超越了个人直接感觉材料的陈述内容。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倡以物理主义统一科学，其目的是为了以一种具有主体间性的语言表达知识，达到客观可观察的结果。总之，逻辑经验主义者以现代逻辑为工具，以自然科学研究为模本，力图把哲学建立在精确科学的基础之上，由此开辟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方向。
2.对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互动关系的认识 以往在理解美国实用主义时主要把它看作美国的本土哲学代表，更多的是从人本主义的传统去理解实用主义。在该卷中，作者强调了实用主义的科学主义性质，由此揭示了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结合的逻辑必然性：分析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用主义承诺的兑现。而分析哲学固然对实用主义构成了致命的打击，但同时也挽救了实用主义，促使其转型。反过来，实用主义也在支持分析哲学的同时，侵蚀并在某种意义上瓦解了分析哲学。
3.对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全面认识 该卷抓住了当代实在论在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这两个不同领域中的演变，指出了这种争论的哲学意义。从思想根源上看，当代实在论的主要特征是柏拉图的实在论与近代经验论的结合。各种形式的实在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体现在它们的本体论观点上，而是体现在它们的认识论主张中。与传统的实在论相比，当代实在论对“实在”概念的理解更为宽泛。与传统实在论明显不同的是，当代实在论都涉及到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问题，带有明显的语言分析哲学特征。作者认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当代英美哲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4.对牛津哲学的系统分析 该卷对牛津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指出虽然牛津哲学家不像剑桥哲学家那样大多经过专业的数学和逻辑训练，但他们对日常语言用法的推崇和对古典文献的研究，使得他们更加注重语言用法上的精细差别。牛津哲学强调从形而上学中吸取合理成分，强调对语言的语用学研究，强调意义在于用法的观点。这些都与早期的分析哲学以及逻辑经验主义思想有很大的不同。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们开始接受美国分析哲学的新思想，逐渐关注对哲学逻辑和心灵哲学的研究，注重揭示日常语言用法中的心灵活动。所有这些都使得牛津哲学始终保持着新鲜活力，在整个英语世界的哲学舞台上一直扮演着导师的作用。
5.对当代科学哲学走向的分析 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在国内一直是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该卷在这方面最有特色的是对当代科学哲学走向的分析。作者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美的科学哲学领域基本上趋于一种沉寂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人在内的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都面临着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而后来哲学家的所有修补工作，都无法完全取代从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那里得到的关于科学哲学的研究模式。从总体情况看，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趋于缓和，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哲学的观点；第二，对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方法论研究，特别是一些具体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哲学问题引起哲学家们的思考，如医学、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并且这种科学哲学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6.对分析哲学新动向的关注 该卷用了20多万字的篇幅论述了当代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这在国内同类著作中是没有过的。作者对这些新动向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分析哲学对自身历史的重新关注。80年代以来的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全面关注自身发展的历史，不仅对早期的分析哲学家，如弗雷格、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成员等人的思想，给出了某些新的解释或补充了一些新的研究材料。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提出了新的理解，或者说对分析哲学有了许多新的定义，形成了新的分析哲学图景。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重新认识也来自对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比较。因此，分析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关注哲学史，特别是对与分析哲学有着密切思想联系的休谟、康德以及近代德国哲学给予了特别关注。作者认为，这种关注最初有两个目的：其一，对分析哲学家们来说，这是为了表明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不同，强调分析哲学的特殊性，如德国哲学家图根哈特的《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1982)；其二，对非分析哲学家来说，这是为了说明分析哲学并不是与传统哲学的完全决裂，而是继续着自笛卡尔以来的哲学传统，如罗蒂的《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较为极端的分析哲学家把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看作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
还有一个方面是当代分析哲学家对心灵哲学和知觉理论的强烈关注，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直接使得分析哲学本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蒯因于1951年发表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通常被看作既终结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信条，也开启了当代分析哲学的新思路、新视野。这种新视野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是完全遵从科学的要求，根据自然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修正原有的认识；其二是放弃了在认识论上固守一种理论观点的做法，强调要从人类活动的具体条件和要求出发不断调整认识步骤和进程。作者详细分析了这种转变的内在和外在原因，认为诸如当代心灵哲学的兴起，不仅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也是分析哲学家修正原有的框架、拓宽研究视野的产物。
以上几点是初读的印象。本卷无论在结构安排还是论述内容上，都表现出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特点，具有更强的学术研究性质，对现代分析哲学史的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若要谈到欠缺方面，有两点不能不指出。一是本卷的“中国学术视角”尚不突出：只介绍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中的工作和见解还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海内外一些中国哲学家如冯友兰、金岳霖、张东荪、牟宗三、叶秀山、成中英和刘述先等人，都立足于中华文化，对西方分析哲学作过许多深入的思考、应用或批评。因此，如能恰当地将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反映出来，将有助于增加本卷的中国学术特色。
二是思与史对话的力度不够。既然是总结百余年分析哲学发展史，最后应当回答叶秀山先生在《总论》中提出的问题：当分析哲学被实用主义整编之后，我们到哪里去寻求与整体经验之“混沌”性相抗衡的“理性”的力量？其实，这不但是叶先生针对分析哲学－实用主义进路的焦虑，也确实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困难处境，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部《西方哲学史》最终要向读者交待的问题。从《总论》的墓本立场来看，叶先生本人似乎仍把希望寄托在“形而上”的思辨力量（德国古典哲学是其典范）的发扬光大上。然而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对于对近代浪漫主义、激进主义及其最终导致的后果进行深刻反思的当代人来说，恐怕很难再把自己的情感和希望投向德国唯心主义。相反，人们将会继续沿着批判绝对唯心主义的道路向前迈前，在当代的生活实践中，探索重建理性的新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罗蒂的“协同论”是如此，本人探讨的“关系实在论”也希望如此。
（来源：《哲学研究》2006年05期。编辑录入：齐芳）